亚父是谁？亚父是历阳侯范增。《史记·项羽本纪》：“亚父者，范增也。”亚父文化涉及范增以及亚父城、亚父冢、亚父山、亚父庙等多处亚父遗迹和景点，涉及关于亚父的诗文及其对亚父的评价。

一、亚父--范增的官职称谓 (一) “亚父”一词有关解说

《史记》一句“亚父者，范增也”，令后世颇费猜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亚父是尊称，次于父亲。“亚父”一词最先解释是《史记·项羽本纪》裴骃《集解》引如谆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 犹管仲称仲父。”《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也持相同意见：“项羽得范增，号曰亚父，言尊之亚于父，犹管仲，齐谓仲父。”叶永新等先生认为范增确系项羽的亚父这一观点影响久远，目前各种有关亚父的解说基本持此观点。^[1]

第二种观点认为亚父是范增的字。吴仰湘^[2]、陆精康^[3]等先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范增不是项羽的亚父，亚父的亚是字，父是美称。

第三种观点认为，“亚”的本义其实是指人的背部弯曲隆起，《说文》曰：“亚，丑也，象人局背之形。”“亚”是范增的体形特点。^[4] “亚父”是一种外号，意思是背上长包而驼背的男人。^[5]

上述观点，似不正确。就《史记》原文来说，并没有明确说，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也没有说亚父就是范增的字，更没有说亚父是范增的形体特点。因此需要讨论。

1. 说亚父是字，不符合《史记》的人物传记写作的体例

按照传记叙述人的惯例，如果是字，则在人物传记之始，就有所交代。例如：《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

但也有的传记没有交代“字”，或许人物没有字或者未弄清楚。例如《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项羽本纪》在开始叙述范增时没有交代其字：“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根据《史记》人物传记写作的惯例，如果亚父为范增字，则应交代：“居鄛人范增，字亚父。”而这里没有，显然亚父不是范增的字。据《巢湖市居巢区志·人物》记载有“范增，字”, 可见亚父不是他的字。

2. 亚父不是“次于父亲”的尊称

从《史记》看，项羽没有一次称范增为亚父。司马迁只在叙述人物座次时才交代出亚父，用的是判断句，不是项羽称呼范增的用语。从“亚父者，范增也”看，司马迁并未说是项羽对范增的次于父亲的尊称。

我们考察一下项氏家庭情况，《项羽本纪》：

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楚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楚左尹，就是楚左丞相。可见项伯官职高，又是项羽叔父。古代兄弟排行为伯、仲、叔、季。季父为最小的父辈。

鸿门宴上的排列为：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

这里的座位排次，余姚黄宗炎分析精辟：

天下臣庶，贵者，东向；贱者西向，虽居家无敢正位。南面者，惟人君，则衣裳拱已向明而治至。秦汉尚然。《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是时，项羽几天子自居，以怀王尚在，犹不敢南面也。亚父、沛公乃侍坐尔，不嫌其僭也。又韩信得广武君，坐之东向，是信欲执弟子礼而求教于广武，亦以东向为极重也。《周勃传》：勃不好文学，每诸生说事，东乡坐，责之趋，为我语言，其不以宾主待诸生，而自贵也。《田蚡传》自坐东向而坐，其兄北向，是则骄蹇。若蚡使兄侍坐矣，犹不敢南向也。夫子许仲弓南面，竟称其可为王者也。

如果亚父就是次于父亲的话，即仲父，那么范增应与项羽坐在一起，因为项伯是季父，身份没有范增高。古代这种伦理性的排位十分严肃而很有讲究。就鸿门宴上的排位看，亚父不是次于父亲的尊称。

再则，如果亚父是项羽对范增的次于父亲的尊称，则别人不能称范增为亚父。如：

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

“详惊愕曰”的主语应是汉王。

又如《汉书·高帝纪》：

亚父范增说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

笔者用叙述语言，称“亚父范增”。查遍《史记》，有汉王、张良、陈平等人称亚父，司马迁的叙述语言称亚父，但没有一处项羽称范增为亚父。可见，亚父并不是项羽对范增次于父亲的尊称。

次于父亲的称谓应是“仲父”，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原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於关。”

这里对人的尊重用仲父、叔父，而不用亚父。而且有“吾”“寡人”等第一人称代词呼应。语言叙述显明而清楚。

《史记·吕不韦列传》：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这里用“尊”“号称”等词，称“仲父”，不称“亚父”。称仲父符合伯、仲、叔、季伦理排列。除这两处用仲父词外，其他处叙说句称吕不韦，而不称仲父。这是《史记》的例子，其他史书的例子如：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

《三国志·蜀书八·许麋孙简伊秦传》：

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宓称疾，卧在第舍，纂将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谈，宓卧如故。纂问朴曰：“至于贵州养生之具，实绝余州矣，不知士人何如余州也？”朴对曰：“乃自先汉以来，其爵位者或不如余州耳，至于著作为世师式，不负于余州也。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击颊，曰：“原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

可见古代称次于父亲的称谓是仲父，而非亚父。

3. 亚父不是背上长包而驼背男人的绰号

说亚父是背上长包而驼背的男人，是范增的绰号，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文中说亚父，显然是一种尊称，突出范增在项羽面前的地位，而非嘲笑之语。《史记》用生理缺陷称人，几乎没有。

(二) 亚父--范增的官职称谓 1. 鸿门宴时范增的官职

亚父一词出自《项羽本纪》鸿门宴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没有称“亚父”。范增最先从项梁，后从项羽，当项羽为次将时，范增为末将，未被称“亚父”。

《史记》鸿门宴部分，通过张良嘴交代范增的官职是大将。《楚汉春秋》交代更直接。《史记》的楚汉部分的材料大部分采集《楚汉春秋》。而《楚汉春秋》为陆贾所著，陆贾为刘邦身边的谋士，此材料应该是可靠的。《史记集解序》班固有言曰：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只是到了南宋时，这本书已经失传了。

《楚汉春秋》点明鸿门宴时，范增是大将：

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

“大将亚父”，明确点明亚父是“大将”。张良称“大将军”，其说法一致。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西汉时，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军，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此时楚汉相争之际，官职权力大致相当。可以推知范增权力不小。

2. 亚父的“亚”是掌管军旅与祭祀官职名称，“父”为老年人之称谓

现代学者郭沫若从文字学考察，认为：“殷有官职曰亚。”卜辞中“亚”之职掌主要为军旅，同时也司祭祀。其地位异常尊崇，深受商王之倚重。^[6]115“亚”字，是殷商时代官职名称，主要掌握军旅、祭祀等，且异常尊崇，深受商王之倚重。似与大将军一样的地位。

范增当时在项羽集团是从末将到大将，足见有很大的军旅之权的，请项庄舞剑，可见他是掌握军旅的，否则，项庄是不会听命的。

《楚汉春秋》云：

项王在鸿门，亚父进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彩相纠，或似云，或似龙，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

《项羽本纪》“鸿门宴”部分也有类似记载，可见范增是主掌祭祀一类活动的。范增一开始就深得项羽信任。故用亚字。父者，是老年人的称谓，如田父、渔父。范增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故用亚父称范增，应该是很恰当的。

司马迁为什么在此时交代“亚父”呢？其意在突出范增在项羽集团里的政治地位。鸿门宴是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参加人都是高级别的领导，当时位居都尉的陈平无资格参加。项羽集团只三人，项庄是范增召见而进帐的；刘邦集团，只有两人，樊哙是张良召见而闯帐的。可见会议是高级别会议。在重大场合或重要会议一般称官职，鸿门宴是重要会议，称项羽为项王、称项伯为楚左尹，称刘邦为沛公，称樊哙为参乘，称曹无伤为左司马，都是称官职。称范增为亚父，当然也应是官职。这里补叙，用判断句，特意点明。

再者，从刘邦与张良留谢的言辞对应关系看，亚父是官职：

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

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

刘邦称项王，张良称大王足下，刘邦称亚父，张良称大将军足下。所谓亚父，就是大将军之类的官职。刘邦献礼，一是项王，一是亚父。在叙说时，亚父常与项王相对举，如“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汉书·陈平传》)。

由此可见，“亚父”是官职称谓，是大将军的代称，是非常尊崇的官位。

3. 称官位符合《史记》称谓的体例

《史记》称刘邦为沛公、汉王、高祖，称项羽为项王，称韩信为齐王、楚王、淮阴侯，称萧何为相国，等等。例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淮阴侯韩信，淮阴人。”“萧相国萧何，沛县丰邑人。”

用官名称人，是借代手法，是古籍书常用的手法，应用比较广泛。例如称刘备为豫州，称李白为翰林。欧阳修《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李白曾任翰林学士，故有翰林之称；韩愈曾任使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翰林、吏部是官名，在这代称人名。称亚父，就是代指范增。

后人用亚父命名历史遗迹，如亚父城、亚父井，也是用官位借代范增，以示纪念。

二、亚父城

《明一统志》对亚父城记载：“亚父城在州境，刘禹锡记：城高而坚，亚父所营。亚父，楚范增也。”《江南通志》“亚父城”条也说：“在州境，唐刘禹锡记云城高而坚亚父所营。”从《明一统志》《江南通志》看，最早记载亚父城应该是刘禹锡。换句话说，亚父城在唐代还存在。

《和州刺史厅壁记》云：“城高而坚，亚父所营。”^[7]103《历阳书事七十韵》：“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8]577从刘禹锡的记述看，历阳城为亚父所封之城，又为其所建。

亚父城，显然与范增被封历阳侯相关。

现在讨论的是：范增何时被封为历阳侯？何时建筑亚父城？历阳城与亚父城有何关系？

(一) 亚父城建于公元前206年

范增被封历阳侯当在公元前206年，建亚父城也应在此时。

亚父范增被封为历阳侯具体时间，《史记》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依据资料作一合理推断。

项羽什么时间封分诸王侯？《项羽本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这段文字记载封王侯最详细。很显然，范增参与项羽封分王侯一事。从“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等句可推知，范增参与了分封诸王侯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封王的具体时间不明，二是未见到范增被封侯的记载。

封分诸王侯的时间，在本文段落的下段有交代：

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

可见项羽封分诸王侯在汉之元年四月。汉之元年，即公元前206年。此时项羽自立西楚霸王，于这年四月“出之国”，诸侯“各就国”。

但是本段文字没有范增被封历阳侯的记载，是司马迁的疏漏呢，还是别有他因？

不过，在后文却有明确记载，在叙说“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时，提到范增的历阳侯：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

“汉之三年”，为公元前203年。现在问题是，范增被封为历阳侯是公元前206年呢，还是公元前203年呢？或者在其他时间？

据《史记》材料和上引《楚汉春秋》材料，项羽、范增的官职依次应是：宋义为上将时，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当宋义被杀，怀王任命项羽为上将，范增官职不清楚，可能是上升次将，随项羽而升。鸿门宴上，项羽是上将，而不是王；范增是大将，兼有主管祭祀之类事。辅助作用大，是为亚父。但叙说范增时，未见称“历阳侯”之词。

此前，若范增被怀王封为历阳侯，则在叙说“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时，应该补叙一句“封范增为历阳侯”。此处没有，足见历阳侯不是怀王所封。

项羽封分诸王侯后，未见再有封分王侯之事；项羽封分诸王侯时，范增又参与封分，此时不可能自己不被封分。因此，范增的历阳侯，应该在公元前206年4月。司马迁未能于此叙述范增被封历阳侯，可能是疏忽。

那么，亚父城何时所建？据《史记》“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句，亚父此时到自己的封地去了，亚父城应该是汉之元年(前206)四月以后兴建。

(二) 历阳城与亚父城的关系

《明一统志》记载：“历阳废县，在州城内，本秦县。项羽封范增为历阳侯，即此。新莽改曰明义，东汉以来仍为历阳县，本朝并入和州。”这里将亚父城同等于历阳城，但与“和州城”不同，从“在州城内”可知。

在明代，历阳县被称“废县”，是指秦时的历阳县城。

1. 先有历阳城，后有亚父城

历阳城建立具体时间难以考定，但可以确定大致时间。历阳城在春秋时代尚未建立。

《越绝书》记载：

吴古故陆道，出胥门，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颈，过犹山，奏太湖，随北顾以西，度阳下溪，过历山阳、龙尾西大决，通安湖。

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这里“历山阳”“历地”均为历阳县所在地，但未出现历阳县。可见这时还未有历阳县。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记述：

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

“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这里的“江上”就是《越绝书》的“出渔浦”的“渔浦”，专家考定就是现在和县城第四中学之地(和县一中旧址)。由此可见，此时历阳城尚未出现。

历阳城应是战国时期楚国一个县城。1974年在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一批战国时期的金币，其中一块方形金币是“爰”。专家考定，“爰”是战国时期楚国在历阳铸造的货币，其地即今安徽和县西约三十里。^[9]蔡远章先生经过考证，也认为“爰”是战国时期历阳铸造的货币。造货币的地方应该是不小的城。所以历阳在战国时就存在了。秦统一，就为秦的县城了。

但是，刘禹锡叙述为“城高而坚，亚父所营”，“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好像历阳县城就是范增建筑的。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范增被封历阳侯之前，应有历阳县，而且这个县应该不小。怀王任命时，明确任命侯的是沛公：“封为武安侯。”在项羽分封诸王侯时，明确记载分封侯的有：“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范增被封历阳侯，应该不低于沛公的武安侯，因为当时是项羽、范增共同谋划分封的。

2. 历阳县在秦汉时为九江郡武装驻地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范增为什么不封为居巢侯而封为历阳侯呢？

我们再看看《汉书·地理志》地记载：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莽曰延平。属扬州。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

县十五：寿春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浚遒，成德(莽曰平阿)，橐皋，阴陵(莽曰阴陆)，历阳(都尉治，莽曰明义)，当涂(侯国，莽曰山聚)，钟离(莽曰蚕富)，合肥，东城(莽曰武城)，博乡(侯国，莽曰扬陆)，曲阳(侯国, 莽曰延平亭), 建阳，全椒，阜陵(莽曰阜陆)。

历阳属九江郡，在汉时为“都尉治”。什么是“都尉治”呢？

都尉治源于郡尉治。《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就是郡尉治。《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都尉，掌管一郡武事，与郡守同列二千石官。据此可知，秦之际，历阳为九江郡郡尉治所，在西汉为都尉治所，也就是说历阳为九江郡军事武装所在地。

又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可推知，历阳后又为淮南国的治所之地，《淮南子》称“历阳之都，一夕而成湖”可佐证。东汉时，历阳为侯国、刺史治。《后汉书·侯国四》：“历阳，侯国、刺史治。”

这样，我们就能顺理成章理解范增被封为历阳侯而不是居巢侯的原因了。当时居巢为庐江郡的县。历阳为九江郡都尉治所，九江郡“户十五万五十二”，封历阳侯的食邑不少于“番君将梅鋗十万户侯”。

3. 范增回到历阳对县城重新修建--始称亚父城

弄清楚历阳城的情况，我们就清楚亚父城与历阳城的关系：历阳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其城；秦属于郡尉治，为九江郡的军事所在地。与当时九江郡的政治所在地寿春应具有同等重要位置。历阳本是楚国的县城，范增是楚人，回历阳，享受侯的封地，是顺理成章之事。

范增为历阳侯后到历阳，对旧城重新修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亚父文化

亚父一词，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现象，值得认真探究。

(一) 关于亚父的一些历史景点与遗迹，显现人民对亚父的纪念，其物化特点明显

根据现有的典籍记载，不少地方有范增的景点与遗迹，如亚父山、亚父祠、亚父冢、亚父庙、亚父井，这些景点与遗迹体现了千百年来对亚父范增的纪念，这是亚父文化的物化，随着时光还会继续延伸下去。

1. 亚父山

亚父山有多处，反映巢湖一带人民对亚父的纪念与追怀心理。

一是亚父山在巢县东八十里。《明一统志》记载：“亚父山在巢县东八十里，亚父，范增也，增居此山之阳，故名。”

一是在巢县东十里。《大清一统志》记载：“亚父山，在巢县东十里。《隋书地理志》记载：襄安有亚父山。寰宇记：汉时范增死于山傍，故名。以形似旗，亦名旗山，又有鼓山，与旗山相对。”

一是在巢县南三十里。《左传折诸》记载：“秦为居巢县，范增为居巢人，有居巢山，在巢县南三十里有亚父山。”《通鉴地理通释》记载：“巢湖亦谓之马尾沟，东流经亚父山。”

一是在巢县东十二里。《方舆胜览》记载：“亚父山，在巢县东十二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阳。”一是在巢县东北二十里。《江南通志》记载：“亚父故居，在巢县东北二十里。”亚父山，《皇览》云：“吏民祭亚父于居巢庭上，长吏初视事，必祭而后从政庭中。又有亚父井。”

《合肥日报》载《巢湖鼓山(亚父山)山人共名交相辉映》一文说：“距离巢湖市区中心3.5公里东郊的亚父街道境内耸立着两座山，一曰‘鼓山’，一曰‘旗山’，两山之间是秦末扶楚灭秦的千古谋臣范增故居所在地，成语“旗鼓相当”即来源于此。因为是“亚父”范增的故里，鼓山又被人们称为‘亚父山’。”^[10]

古今记载有明显差异，但共同点是都在巢湖市(巢县)四周。因为范增是居巢人，人们为了纪念亚父，就将巢县四周山命名为亚父山。

2. 亚父井、亚父祠

《大清一统志》：“亚父井在巢县治内亚父祠前。”《江南通志》：“范亚父祠，在巢县治内祀范增，又一在县东七里。”《水经注集释订讹》“居巢亭中有亚父井，吏民亲事，皆祭亚父于居巢亭上，后更造祠于郭东，至今祀之。”

3. 亚父冢

亚父冢据记载有数处。

《水经注集释订讹》：“又经亚父冢东，《皇览》曰：亚父冢，在庐江县郭东。今在徐州城南。”

《咸淳临安志》：“亚父冢，在皋亭山。”“今显灵其地，有祷皆应，世传为亚父冢。”这其实已经神话了亚父。皋亭山，又名半山，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北郊。

《剡录》：“亚父石迹，亚父山在礼义乡。昔山中老农遇神人，曰:吾，亚父也，当宅兹山。明日，见崖石中有足迹甚大。亚父事，出《神异经》。”这两段神话与其后浙江台州亚父隐居民间传说似有联系。

《江南通志》：“北史云：世祖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

据360百科发布，范增墓有两处：一是徐州范增墓，范增墓在徐州市彭城路乾隆行宫后的土山上，即古代彭城范增墓。一处巢湖范增墓，据载范增死后葬在亚父山，郭沫若诗中“空余孤冢在湖濡”即指此。现山上有古寺庙遗址，山下村中有两口“亚父井”。^[11]

(二) 民间传说、民间活动显现人们对亚父尊敬与怀念的文化心理

据中国台州网发布《天台民间流传九遮山为天下第一谋士范增的隐居地》：

在天台，跟“天下第一谋士”范增有关的文化事业很丰富。2002年3月27日，天台县街头镇举行大会，隆重纪念范增诞辰2279周年。从此，此地有一个著名的风俗节，即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会举办亚父庙会活动，期间有“三盘铳”迎范增等庙会节目，现已成为当地百姓每年最盛大的节日。

农历二月十四日为“亚父庙会”。据该园文字资料记述：亚父园历史悠久，后周显德四年(957)在岩坪建亚父宫。宋朝皇佑元年(1049)刺史何郭扩建庙宇，尊亚父为仙皇佛祖。明朝洪武年间亚父庙宇遭火毁，崇祯三年重新建造庙宇并塑像于现在的庙址。清朝乾隆四十年大殿重修，建庙房四年，由三保共管。道光十三年改建楼房，各村舍田资助银两招收主持。光绪九年，在庙的前面，建戏台、厢房十一间。从此，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天台周边有万余人前来举行范增诞辰纪念大会。会后，按本地习俗举行“范增佛像迎会”活动。

“范增庙”建筑分布：庙围墙左侧是“清节门”，右侧是“神策门”。庙宇坐东朝西，建筑雄伟。大殿称“仙皇殿”，正中是“仙皇佛祖”范增的巨大神像，佛像庄严而慈祥。旁有对联：“进则医国退则医民到如今秀谷村中又怀大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叹当日鸿门宴上未遂雄图。”墙体上刻有多次重修范增庙的序文。其中一文为：“盖亚父者乃西楚霸王之相父范增是也。”^[12]

(三) 歌咏亚父的诗文显现亚父文化的流动性与传承性，彰显亚父文化的内涵 1. 为亚父而感叹

《宋诗纪事》载有吕定定一首诗《登彭城楼》：

项王台上白云秋，亚父坟前草树稠。山色不随人事改，水声长近戍城流。空余夜月龙神庙，无复春风燕子楼。楚汉兴亡俱土壤，不须怀古重夷犹。

“亚父坟前草树稠”，感叹无人凭吊，有十分惋惜之情；“空余夜月龙神庙”，正是照应无人凭吊，只有夜月相伴。“楚汉兴亡俱土壤”，楚汉相争当年事，现在都已成为历史的粉尘了。

2. 认为范增是人杰

惜其未用亚父，似总结历史憾事。苏轼是其代表。苏轼论曰：

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

汤鹏论曰：

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作者认为这些贤者未能重用，是“左右谮愬之罪也”，并上升为“此乾坤憾事也”的高度。蒋济对此有同感：“项羽若听范增之策，则平步取天下也。”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五十(宋杜大珪编)：“故屈平怀石，亚父疽殒，贾谊忌鵩，张昭塞户，而汉唐以来，公卿大臣以废放不用，而颠沛若无，以乐其生者比比是也。”

将亚父与屈原、贾谊、张昭等贤者同列，足见惋惜之意。

3. 对亚父持批评态度

王安石、洪迈是其代表。王安石：“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鄛人七十漫多奇，为汉驱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陈孚《范增墓》云：“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竒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批评似有嘲讽之意。

《史记疑问》对范增在鸿门宴行为予以批评:

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哙覆盾按剑切而啖之，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沛公先破秦遣将守关，而王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彘肩，自庖人来或自席上来也，安得生者耶？且二王相会，末辄敢肆言，且曰窃为大王不取，此时之项王未有以应，此刻之亚父亦无一辞，直俟沛公遁去而始曰：不足与谋，王怯，增騃，不应至是。

洪迈对亚父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范增不是人杰：

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纵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徒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

陈郁论曰：

范增为羽上客，岂不知羽残忍多忌，非人君之度，而从之与汉王争。至其言皆不用，乃曰：‘孺子不可与谋，夺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后疑间一行，竟以疽死。何觉之晚耶！不及一妇人远矣。

赞扬也好，批评也好，亚父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令后人产生许多深思与评论。民间的纪念活动，反映了人们对亚父的怀念与尊崇。亚父的历史悲剧为后人提供了历史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发掘、总结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