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是吴乔诗歌理论的灵魂，“诗必先意次局次语”，吴乔在阐述诗歌之“意”时，除了注重“意”与“词”“意”与“法度”的关系外，吴乔也主张以“境”达“意”，《围炉诗话》中说：“人心感于境遇，而哀乐情动，诗意以生，达其意而成章，则为六艺，《三百篇》之大旨也。”^[1]469众所周知，“意境”说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那么，吴乔诗学的“意境”说与传统的“意境”说存在哪些异同，吴乔的“意境”说又有什么独特的内涵，本文将拟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意境”论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对“意境”的论述，虽然早在刘勰和钟嵘的论著中已初见端倪，但唐代才是“意境”理论基本成型并最终成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主要是引入佛学之“境”来论诗的结果。“意境”作为一个诗论概念最早出现在今署名为王昌龄的《诗格》中，王昌龄提出了“三境”说，实则是诗歌境界的三种不同的层次，一为物镜，一为情境，一为意境。对于“意境”，王昌龄阐释为：“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2]172这是一种心灵活动。“这里的‘意境’与后世的‘意境’并非一个概念，王昌龄‘三境’说中的‘意境’指的是诗人内心意识的境界，它侧重于主体的精神状态，而现代意义上的‘意境’则多从‘意’与‘境’的并列关系上言，强调‘意’(诗人的主观情致)与‘境’(审美客体)的交融互渗。”^[3]144如果“意境”之“意”是指诗人的情感﹑情志和思想等主观因素，那么这个“意”需要借由“境”来体现和表达，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意境”又被称为“境域”或“境”，“境”的本义是疆域，《说文解字》释“境”为：“疆也，从土，竟声。”^[4]291“境”后被引入佛学概念中，佛教对“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其中主要围绕着“识”与“境”的关系，大致来说，原始佛教中“境”作为“心之所游履攀缘”的对象，是与“心”相对﹑与“识”分离的，直到唐代的玄奘从印度游学归国，翻译了大量佛经，引入了瑜伽行派的“唯识无境”等学说，并创立了大乘唯识宗之后，“识”和“境”的关系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唯识无境”说认为不同的人对同一外在境界的认识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同一个人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前后也有差别，“境”是随着“识”而变化的，是“识”的产物。^[5]172在“唯识”学说的影响下，“境”并非单纯的客观环境，而是在人的主观中作为感受而存在的，因而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虚幻性。“境”在佛教的影响下，被用作诗学术语，是诗僧皎然提出的，其《诗式》中有“取境”条，其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6]232皎然在此用了“至难至险”“意静神王”“静思”等词语论说了诗歌创作中“取境”的艰辛过程，在皎然看来，诗人“取境”是在“强调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诗人要通过构思，于心中缔造出诗歌的艺术境界”^[7]177。诗人要取的这个“境”也并非纯粹的客观之物，而是“识”所产生的“心之物”。至此，“意境”之“境”者，乃是诗人主观“意”中之境也。

在后世的文论中，都侧重于对“境”的主观性作出解释。元人论“境”说：“耳闻目击，神寓意会，凡接于形似声响，皆为境也。然达其幽深玄虚，发而为佳言；遇其浅深陈腐，积而为俗意。复如心之于境，境之于心。心之于境，如镜之取象；境之于心，如灯之取影。亦各因其虚明净妙，而实悟自然。”^[8]280元人用很形象的比喻论述了“境”与“心”的关系，“心”对于“境”来说，是摄取镜中之“象”的过程，“境”对于“心”来讲，是灯下取“影”的过程，“境”是外在之物投射在人的心灵或者人生经历体验的主观产物。清代的邵远平在《戒山诗存》中对“境”的概述也表达了类似的含义，他说：“诗生于境者也。自来诗人篇什，每多出于羁旅征行，山川历览，盖藉境生情，发情成声，所谓时至则鸣，有莫如其所以然者。”^[9]730诗意由“境”而生，但“境”并非仅仅是浏览山川和旅途征行，“境”是融合外在之物和人的主观意识的过程。王国维是“意境”说的集大成者，他在《人间词话》中表述了对“意境”的认知，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10]329王国维将“情”与“景”看作是“意境”的两大要素，但是在他看来，“境”因“情”而生，“境”是诗人心中主观感情中的境界。

蒋寅先生说：“‘意境’是作者在作品中创造的表现抒情主体的感情﹑以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方式构成的符号系统。”^[11]24在传统的诗论中，常常用“情景交融”来衡量诗歌的意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吴乔也强调“寄情于景，融景入情”^[1]480的“情景浃洽”，《围炉诗话》中说：“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唐诗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1]478在吴乔的诗论中，常常用“境”来代替“景”，他在评论杜甫《秋兴八首》之二的尾联“请看塞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时说：“日斜吟诗，诗成而月已在藤萝芦荻，只以境结，而情在其中。”^[1]585蒋寅先生分析，这里的“只以境结”其实是惯用的“以景结情”。^[12]但其实在吴乔看来，“境”和“景”并不能相提并论。他说：“余与友人说诗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无通篇叙景者，情为主，景为宾也。情为境遇，景则景物也。’”^[1]480他还说：“诗以道性情，无所谓景也。”^[1]478诗歌以“情”为主，“情”即是“境”，它们都属于诗歌的主体层面，而“景”则为“宾”，“景”只是外在的﹑客观的景物。关于“境”与“景”的区别，同时代的金圣叹在评杜甫《游龙门奉先寺》中的“阴壑生灵籁，月林散清影”这两句写景之句时说道：“此即所谓招提境也。境字与景字不同，景字闹，境字静；景字近，境字远；景字在浅人面前，境字在深入眼底。如此十字，正不知是响是寂，是明是黑，是风是月，是怕是喜，但觉心头眼际有境如此。”^[13]6金圣叹认为“境”深而“景”浅，“境”比“景”有更加深远的内涵，这种内涵在吴乔看来即是：“景”在没有达到“情景浃洽”的境界时，只是客观的景物；而“境”却包含着诗人的主体情感。“凡诗对境当情，即堪压卷。”^[1]678这里的“境”和“情”属于同一层面，与客观之“景”不同，“境”融合了诗人的主观感受，突出了诗人的主观情感，这一看法是对传统“意境”说的继承和深化。

因此在吴乔看来，诗歌中只写“景”，便不足为道。他说：“宋僧道潜《临平道中》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清颖极矣，尚非唐诗，景中无意故也。”^[1]609宋诗不如唐诗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宋诗只写景，不含情。而有的诗句虽然只写景，却能看到诗人的“身境心事”，《围炉诗话》中云：“六朝尚有本非诗人偶然出语绝佳者。如刘俣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风霜早。’十三字说身境心事如见。”^[1]528刘俣的这句诗是写景的，但却蕴含着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吴乔用“身境心事”来评论，这再一次证明，在吴乔的诗论中，“境”与“景”不可同日而语。

吴乔在《答万季埜诗问》中说道：“诗不同于文章，皆有一定之意，显然可见。盖意从境生，熟读新《旧唐书》《通鉴》《稗史》，知其时事，知其处境，乃知其意所从生。”^[14]30他认为诗歌之“意”由“境”而生，这里的“境”即是“境遇”，是指诗人的生活处境和人生经历，吴乔明确指出：“读渊明﹑康乐﹑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己，境遇学问。刘伯温﹑杨孟载之集亦然。”^[1]490而“史书﹑稗史”等均成为了解诗人境遇﹑经历的参照。诗为心声，并没有固定的体例，只是随着各人境遇的不同，发而为诗，从而产生不同的诗“意”。吴乔认为作四言诗者多受《诗经》体例的约束，唯有曹操和《太平广记》里的这位庭中饮酒的女子所创作的四言诗不受《诗经》的束缚。《太平广记》中女子的四言诗描述了当时“良宵醉饮，欢娱不终”的场景，而关于曹操的四言诗，明代的钟惺说：“夫《风》《雅》后，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两派：韦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韦有韦之失；曹公壮，去三百篇远，而曹有曹之得。”^[15]37钟惺认为曹操的四言诗不拘泥于三百篇的旧法，是“去三百篇远”，而“曹有曹之得”就在于曹操用四言诗记录了汉末动乱的历史事件和曹操本人的现实处境，以《短歌行》为例，该诗描述了曹操对于时光流逝﹑生命短暂的感慨和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吴淇评《短歌行》曰：“劈首‘对酒当歌’四字，正从《古诗》‘今日良宴会’之‘今日’二字来。截断已过﹑未来，只说现前，境界更逼，时光更促，妙传‘短’字神髓，较《古诗》更胜。”^[16]101吴淇认为曹操《短歌行》的首句“对酒当歌”是从《古诗十九首》之一的《今日良宴会》而来，但“对酒当歌”截断过去和未来，只强调当下和眼前，比《今日良宴会》更妙。而吴乔评述的“各言其实境”中的“境”就是指诗人用诗歌记录了当下的场景和处境。

吴乔在提及“境遇”时，还提到“本事诗”一词，吴乔认为诗歌之“意”需由“境遇”获得，而他又提到“试看本事诗，篇篇有意”。“本事”一词，出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17]74所谓诗歌的“本事”就是介绍诗歌产生时的事实。在这里，吴乔强调诗歌之“意”需由探寻诗歌的“本事”所获得，而他将“境”与“本事”相提并论，至此，“境”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是指诗人在特定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中的处境和经历。清中期的翁方纲在其诗论中提出“事境”一词，他说：“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于实际出之也。……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实，理味益至。”^[18]695张健先生认为：“所谓事境，是指诗人在所处的特定的时空，所处的人事的背景。诗人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之中，总是处于一定的人事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不是纯然外在于主体的，而是‘我’在其中的，是‘为我’的环境。”^[19]696这里的“事境”类似于吴乔的“境遇”说，而翁方纲评价杜甫诗歌“事境益实”的说法，早在吴乔的诗论中就有所涉及，在《围炉诗话》中吴乔用较多的评述来探寻杜甫诗歌中所描述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或历史事件中杜甫的生平经历和政治处境。

以杜甫的《秋兴八首》为例，《秋兴八首》是大历元年杜甫寄居夔州时“以其生平之所郁结, 与其遭际, 暨其伤感, 一时荟萃, 形为慷慨悲歌, 遂为千古绝调”之作。吴乔评论《秋兴八首》其二时说道：“子美在夔，非是一日，次篇乃薄暮作诗之情景。……依南斗’而‘望京华’者，身虽弃逐凄凉，而未尝一念忘国家之治乱。‘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与范希文同一宰相心事也。猿声下泪，昔于书卷见之，今处此境，诚有然者，故曰‘实下’。浮查，犹上天，已不得还京，故曰‘虚随’。”^[1]585《秋兴八首》之二的原诗如下：“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罗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杜甫晚年在饱尝战乱之苦后，辗转入蜀，依友人严武寄居成都，不料严武不久离世，杜甫只能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到达夔州，滞留于此。这首诗写诗人身在孤城夔州，从黄昏坐到深宵，翘首北望，长夜不寐。吴乔评述中“今处此境，诚有然者”是针对“听猿实下三声泪”这句诗的，金圣叹在《选批唐诗》中说：“此是身历苦境，故下一实字。”诗里的“实下”是“当下”的意思，而“今处此境”的“境”就是对杜甫此时远离长安，辗转漂泊至夔州，想到自己一生饱受蹉跎﹑壮志难酬，听到猿声，不禁落泪的苦难遭遇的概括。

此外，吴乔对《秋兴八首》其八的评论是：“‘昆吾御宿’三联，皆叙昔之繁华，必玄宗时事，肃宗草草，无此事也。‘彩笔’句，追言壮年献赋，及天宝六载就试尚书省，并疏就房琯事也。献赋不得成名，就试乃为林甫所掩，奔迸贼中，万死一生，以至行在，仅得一官。又以房琯事被斥，忍饥匍匐以入蜀。幸得严武以父友亲待，而武不久又死，孑居夔门，进退维谷。其曰‘白头吟望苦低垂’，千载下思之，犹为痛哭。”^[1]588这首诗是杜甫追忆自己当年在长安和岑参兄弟游赏渼陂之乐的情形。诗歌的前三联追述了当年畅游渼陂的美好时光，最后一联则是抒发无限感慨。吴乔的评论侧重于诗歌的最后一联，论述了杜甫晚年在经历了一连串遭遇后的处境。而“以房琯事被斥，忍饥匍匐入蜀”是指杜甫在好友房琯罢相后数次上疏力谏，为房琯辩护，结果却招致贬官一事。吴乔在《围炉诗话》的另一段评论杜甫诗歌的文字中提到此事，他说：“《别房太尉墓》云：‘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亦有三层苦境苦情。‘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上句意中事也，下句不知从何而来。在今思之，实有然者，当是意因境生耳。”^[1]540《别房太尉墓》是杜甫在房琯死后两年，路过阆州，祭奠房琯时所作，“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是该诗的首句，《瀛奎律髓》云：“第一句自十分好：他乡已为客矣，于客之中又复行役，则愈客愈远，此句中折旋法也。”^[20]943方回的评论着眼于诗歌的句法，而吴乔评论“亦有三层苦境苦情”，是对杜甫在房琯事件后颠沛流离﹑四处漂泊的艰难处境和对政局担忧的焦虑心境的概括。“苦境”即是杜甫在亲历的历史事件中的境遇。

吴乔探寻杜甫诗中的“境遇”，是推崇杜甫用诗歌写时事，具有“诗史”的功能。吴乔在此进一步强调了杜甫诗歌的“诗史”地位，并将“诗史”分为实纪其事﹑为尊者讳﹑史载其事和补史之阙四种类型，吴乔认为诗歌应该体现出历史精神，甚至还认为诗歌记录了历史没有记载的事实，从而起到补充历史的作用。着眼于诗歌的“补史”功能，吴乔认为除了杜甫的诗歌外，李商隐的《无题》﹑温庭筠的《过陈琳墓》﹑韩偓的《惜花》诸篇，皆是作者“一生身心苦事在其中”。温庭筠的《过陈琳墓》是作者凭吊陈琳墓时有感而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表面上是凭吊陈琳，实则抒发自我身世遭遇之感。诗的三四句云：“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这是将陈琳被曹操所赏识，“霸才有主”和诗人“霸才无主”的境况作对比，流露出作者生不逢时的悲凉心境。吴乔评述此诗道：“温飞卿《过陈琳墓》诗，意有望于君相也。飞卿于邂逅无聊中，语言开罪于宣宗，又为令狐绹所嫉，遂被远贬。陈琳为袁绍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谓酷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视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将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陈琳，以便于措词，亦未必真过其墓也。……‘词客有灵应识我’，刺令狐绹之无目也。‘霸才无主始怜君子’，因今日无霸才之君，大度容人之过如孟德者，是以深羡于君。‘石麟埋没藏春草’，赋实境也。‘铜雀荒凉起暮云’，忆孟德也。此句是一句是主意。”^[1]500吴乔虽然也认为该诗是感怀兴寄之作，但他对诗歌所写之“境”的阐述依旧侧重于温庭筠被令狐绹所嫉，遭遇远贬，满腹委屈的政治处境。关于韩偓的《惜花》一诗，吴乔说：“余读韩致尧《惜花》诗结联，知其为朱温将篡而作，乃以时事考之，无一不合。”^[1]496吴乔还认为韩偓的“昨夜三更雨”一诗，“亦是伤时之作”；“拥鼻悲吟一向愁”一诗，描述的则是“天复二年，昭宗在凤翔，宰相韦贻范遭丧图起复，偓不肯草制，忤李茂真意”^[1]498之事。韩偓曾在唐昭宗蒙难之时救驾，得到唐昭宗的信任，后朱温把持朝政，韩偓因不阿附朱温，故遭受排斥贬官，遭遇这样的政治处境，而作诗记录。所谓“身心苦事在其中”，就是作者将一生中亲历的种种现实境遇，尤其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处境写入诗中。

吴乔不仅强调杜诗和晚唐诗歌的“诗史”功能，他在评述其他时期的诗歌时也着眼于诗人对时事境遇的阐述，这里试举几例。“王粲《从军诗》曰：‘讨彼东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戍子曹操败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裳衣’，‘愁思当告谁’也。其曰‘相公征关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韩遂﹑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动’者，当是十八年进军濡须，相守一月退军之事，故又曰‘鞠躬中坚内，微画无所陈’也。赤壁﹑濡须事，措词得体。”^[1]515《从军行》原是乐府旧曲，《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而王粲一反旧曲之意，由苦而乐，五首《从军诗》均表现出对曹操的赞颂和对自身功名的渴望。而吴乔关注的则是《从军诗》中关于赤壁之战和濡须之战的时事记录。“阮公《咏怀诗》云：‘驾言发魏都’，是司马未篡时所作。又曰‘修竹隐山岑，射干临增城’，是为曹爽﹑贾充。其曰‘葛藟延幽谷’，必言夏侯玄﹑荀勗辈也。又有‘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言罹祸者且自危也。阮公一生长醉，而诗不言酒。”^[1]516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余首，以“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为主要内容，颜延之谓：“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15]178阮籍身处乱朝，诗作写法扑朔迷离，诗旨隐晦，但吴乔依旧能从中找出阮籍描写历史时事的蛛丝马迹。

吴乔认为：“风、雅、颂中时事不少，《诗》本经史之学，汉诗此意已微。人读经史，需知是诗材，读诗须回顾经史。”^[1]497诗歌和经史本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他将“经史”与“诗材”画上等号，诗歌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诗人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吴乔“意境”说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