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谈立志在《春秋》绝笔400年后撰写一部上接《春秋》下讫当代的历史著作。但因其“故发愤且卒”，唯恐不能如愿。于是在临终前“执迁手而泣”，给后人留下的“命子迁”：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3295

司马谈先以商量的口气与司马迁商量：“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也许察觉到儿子略有迟疑，便转换语气：“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随后再引用孝道格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予以开导，又列举周公、孔子立言扬名以显祖先的典范再加激励。最后从“史记谢绝”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的社会责任角度，给司马迁留下了在文化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遗嘱。

司马迁深知：“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礼记·中庸》)面对父亲的重托，“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面对家族的、历史的、时代的重托，以及“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神圣使命，诺诺连声应承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一、司马迁的孝道及《史记》中孝文化的内容

在西汉“孝治天下”思想的熏陶下，作为读书人的司马迁必然会遵从孝道来顺应西汉统治者的需要，孝道思想便印在了司马迁的心灵深处。

(一) 司马迁的孝道

孝道，指引导人为“孝”的规范和原则。学者虽然没有给出“孝道”准确的定义，但总结了孝的内容：“善事父母，养亲敬老；爱护身体，扬名显亲；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顺乎亲意，绝对服从；忠孝合一，移孝忠君”^[2]22；“家族和睦，累世同居；容隐父母之过；父母丧，哀伤不已；延续家族，继承父志；为亲复仇”^[3]134-135。

司马迁的孝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尊祖追宗

《太史公自序》追述了司马家族上自唐虞到周，下自司马谈，自述为史官后代，史官乃“中正之德以记事的人”，以司马氏世典周史和名耀诸侯而自豪，以家族对历史的卓越贡献而骄傲，缅怀祖先，景仰功业，传承家族优秀观念和治史良方，勉励和教育后代。司马迁学习和继承了祖先的优秀思想和治史的方略，对其著作《史记》影响很大。

2. 事父继业

(1)尊父顺父。曾子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4]1467-1468指的是尊敬父母是尽孝的内在准则。《国语·晋语一》“敬顺所安为孝”^[5]94，指恭敬顺从父亲所安乐的事为孝。司马迁早年尊父志作修史助手，期间接受父亲安排师从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文献典籍和儒学经典，游历全国各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敬顺父亲的事业，接受父亲的教导，做父亲想做之事，可谓顺孝之至。

(2)继承父业。父亲临终前交代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3295父亲的嘱托令司马迁深感继承祖业责任重大，便将继承父业当作使命，于是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3295“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3296，下定修史的决心，在身受宫刑后，依然坚持继承父业。

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6]2458司马迁继承父志体现在《史记》撰写中的写作主旨和结构安排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史记》断限的修正；二是遵照父亲修《史记》的宗旨，即：效周公“歌文武之德”、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1]3295，还包括将《史记》命名为《太史公书》，《自序》和论赞皆用“太史公”称，也体现了尊父的意思，标明了《史记》是父子相承；书称“太史公书”也标明了《史记》起于父亲，自己继承，将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

3. 立身扬名

《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7]2545通过自身扬名来显耀父母是孝的终极目标，司马迁将“立身扬名”提升为孝道的最高准则。司马迁常常以“太史”一职“显功名”，从显赫的家世中意识到立身扬名的重要；从自己受宠于武帝随武帝巡行天下，扬名于朝廷，而父亲因病不能随武帝封禅而失去建功立业的机会的对比中，感受到“立身扬名”对人生的激励。父亲临终前更以“夫孝……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1]3295激励自己著书，立身扬名以尽孝。

(二) 《史记》中的孝文化

在西汉“孝治天下”思想和司马迁孝道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我国第一部集合先秦到西汉前期诸多人物形象孝道故事案例和孝文化现象的历史文化著作--《史记》。《史记》中孝文化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 善事父母

(1)舜善待父母。舜成长于“父盲且顽，继母嚣而弟傲，常欲杀舜”的家族中，却能善事父母，顺适家人，可谓至孝。即使做了天子，依旧“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不可谓对父亲恭敬孝顺。司马迁通过对舜孝行的叙述，表明了司马迁将孝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同时，也向后王树立一个有孝行美德的帝王形象。

(2)孝文帝侍母。《袁盎晁错列传》中提到孝文帝的孝行：

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脩之，过曾参孝远矣 。^[1]2739

孝文帝作为帝王，侍奉母亲三年，经常不合眼不解衣，并亲自尝药汤，实在尽孝。

同时，孝文帝作为帝王又能以孝治国，德施天下，得到司马迁的大力赞颂。《孝文本纪》通过孝文帝立太子和因缇萦愿卖身救父而下旨废除肉刑记述了孝文帝以孝治国的事迹。司马迁对孝文帝的仁孝行为和以孝治国的政绩大加赞赏，赞美孝文帝“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1]436。

(3)太伯尊父。太伯乃周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季历为第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出生时出现瑞兆。《吴太伯世家》记述：“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1]1445。太伯尊父意，“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1]1445，表示自己不奉宗庙，让位季历。太伯文身断发，不惜断绝与祖先的关系，不奉宗庙，以达到尊父意，不仅体现了孝，而且通过礼让，避免父子兄弟争位相戈和周的动乱。他的礼让是源于尊父、顺父的孝心。

另外，还有石建侍父、聂政养母和缇萦救父等纯朴的善事父母的孝道行为在《史记》中被司马迁大加赞赏。

2. 和睦亲族

舜因有孝道而得到四岳的推荐和尧的赏识，成为接班人。舜的孝不局限于家人，还用孝去感染家庭和邻族，家人和睦相处。在舜的孝行影响下，其二妻即尧之女及几个贵公子也能行事厚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所到之处使百姓能谦让，和睦相处，改变民风，所到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的孝道感染了家人和族邻，施政教孝于天下，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

3. 尊老敬老

《周本纪》记述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1]116.

周文王能继承祖先后稷、公刘的基业，仿效祖先广施仁义，尊敬长老，孝敬长辈，并将这一仁孝之德在社会上传播和倡导，在周国境内外形成了谦让和尊敬长辈的良好风气：

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1]117

周文王继业、修德并将一颗孝心推及天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在全国形成优良谦让的民风。周文王的后代们同样缅怀文王之德，歌颂之，以其为榜样。司马迁用“德盛西伯”赞颂其仁孝贤能。

4. 移孝作忠

《史记》中记述了周武王亲弟周公姬旦移孝作忠的诸多典型案例。“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1]1515周公先后辅佐文王、武王和成王，巩固祖先基业，贡献巨大。分封诸侯而不就国，留佐武王。武王生病，以身为质向祖先神灵请求保佑武王，祈祷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1]1516周公孝于祖先，忠于武王不言而喻。

周公以一颗忠孝之心代成王摄政，《史记》记述周公并无篡权行为。摄政七年而“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1]1518，七年摄政中“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1]1520，为周王朝鞠躬尽瘁，为周朝社稷立下汗马功劳。

周公还著书用孝道劝诫成王及后王继承祖业，发扬祖德，恪守祖制，不骄奢淫逸。他说：“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1]1520他认为“有孝有德”是德治的基础。他还在《康诰》中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提到了民众行为大法的高度。周公能移孝作忠，为周王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5. 以孝报恩

《赵世家》中记述了赵朔之子赵武报恩于程婴的故事。程婴以对赵朔尽忠尽义之心养育了赵武，赵武复兴赵氏之后表现出报恩于程婴之孝心，程婴感觉到完成了先人遗托而应以死还报，于是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挽留程婴：“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1]1785表达了报养育之恩和尽孝的想法。程婴自杀后，赵武用对待祖先一样为程婴服丧三年，世代祭祀程婴。

二、司马迁的孝道文化对陕西家训的影响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公元前145年出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作为自西周、秦、西汉至唐共十三朝古都，从公元前1057年至公元904年，西安曾长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西汉在汉武帝时期，建立了远胜于秦朝的“大一统”，向西即玉门关以西、新疆南部，汉时称西域，被臣服而成为汉的疆土；向东，击败卫氏朝鲜，将其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归入汉朝管辖；向南、西南、东南开拓，即今之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所以，今天陕西的所有疆域在当时都属于西汉。

受黄河文化“仁义”价值观的影响，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伦理型黄河文化孕育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存信等行为准则，并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对个人、家族和国家治理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司马迁在那个年代形成的孝道及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孝文化，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包括同处于黄河流域的陕西家训。

笔者通过对陕西家训的调研和归纳，探寻出司马迁孝道和《史记》孝文化对陕西家训形成影响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 尊祖追宗，事父继业

《史记·五帝本纪》对五帝的出身和贡献都做了记述，虽然五个帝王的传承带有一定的世袭成分，但更多的还是选贤举能。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儿子，但是舜是尧通过两个女儿来观察其德行后选用的接班人，其实舜也是颛顼的第六代子孙。禹的继位虽与其治水有功有很大关系，但没有其父鲧治水失败被处死，“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是不可能成为帝王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述了吴太伯让位于季历后迁居荆蛮，建立吴国，祖祖辈辈虽远离周王朝，但永不忘祖，季札不慕权力避位让国，夫差“欲霸中国以全周室”。 无论从五帝的继承或选拔，还是吴太伯后代的让位和保全周王室美名，我们都可以看出，在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了尊祖追宗、事父继业的家风。

陕西汉阴《沈氏家训》在此方面作出了规范：

祭祀不可不殷也。祖宗往矣，所持以有子孙者，以其有时食之荐，拜祭之勤耳，况岁时伏蜡，尚与家人为欢，而春露秋霜，竞忘水源木本之报，祖宗亦安，赖有此后人耶，宗庙烟北邙祭扫，其慎勿忽。^[8]

沈氏家族地处在陕西汉阴一个偏远的小村，《沈氏家训》发挥了传承先祖精神的作用，受此家训的鼓舞，熏陶和养育出了一代代品德高尚、为国为民、清正廉洁、坚持操守、宽厚谦恭的沈氏贤达。在中国近代诞生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他们是新中国文化巨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享誉国际的文化大师，兄弟三人曾长期在北大任教，并各有所长，名重京师，于是便有了北大“三沈”之说。汉阴沈氏先辈艰苦创业，代代相传，在汉阴月河川道修建数处库塘、四处月河大堰，开发月河两岸数百顷粮田。汉阴沈氏故居西起汉阴县平梁镇，东至安康市汉滨区梅子铺镇，八十里月河川道无处不有沈氏的家园。当地以沈姓命名的地名有沈家院、沈家砭、沈家堡子、沈坝镇、沈家寨等。这支沈氏家族枝繁叶茂，子孙昌盛，兴旺发达，人才辈出，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大家族。2014年底，沈氏的后代们还续编了《沈氏家谱》，修缮了沈氏祠堂，为沈氏家庭文化的传承增添了色彩。

陕西潼关杨震，乃西汉丞相杨敞玄孙，东汉汉光武帝时官居太尉，被公认为是杨氏家族的发脉始祖。杨震受儒家仁政思想的熏陶，一生清白正直。因“暮夜拒金”而被称为“四知”先生。其家训“清白传家”“四知家风”对杨氏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震官至太尉，依然秉承清廉的作风。因此他也教育儿孙并把清白传于子孙。受其家训影响，子孙们博学而清廉。杨震曾孙杨奇在汉灵帝时当侍中官，照样不肯随便奉承灵帝，汉灵帝感叹又赞赏地说：“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其子杨秉、孙杨赐、重孙杨彪，皆能继承震公遗风，且均官至太尉，是为东汉“四世三公”。杨震第五子杨奉的后代，也是世居高官。从“西晋三杨”，到北魏杨播兄弟，无不是一时显赫。宋代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更是令人可歌可泣。今天的杨氏后代依然将“清白传家”“四知家风”作为祖训，制定悬挂了形式多样、内容相近的家规家训，也修建了以杨震“四知”典故命名的“四知堂”“清白堂”。^[9]

坐落在陕西韩城市北的党家村，自元代始祖党恕轩定居于此，后与贾家联姻经商创立“合兴发”商号。党家后代继承祖业，世代经商，创业时期父子、兄弟齐上阵，各地商号几乎代代都有子孙驻商号做经理，参加决策、管理工作，并在早期开始实行了“股份制”，党家开始富冠韩塬。古人云“富不过三代”，党贾两姓的创业者们，自然不愿后世发生这样的情景。于是，在兴建宅院之际，他们将自己探寻到的为人之道、处世之理、修身之法、养性之规，书写雕刻于院落中最为醒目的地方，以时时警示后辈子孙。现在的党家村，随处可看到“山高”“水长”“文魁”“武举”“忠恕”“进士第”“世进士”“太史弟”“行事要谨慎，谦恭节俭择交友；存心要公平，孝弟忠厚择邻居”“动莫若静，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等等门庭家训26则。^[10]159-160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因文字很好，受慈禧赏识，党家院落的“福”字即为党蒙恳请慈禧所题。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7层高的“文星阁”，成为全村最高的建筑，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教育后代。享有“民居瑰宝”的党家村是中国建筑文化、民居文化、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村中的几十座四合院及祠堂、庙宇、文星阁等建筑及丰富的文化底蕴，使得党家村以富有和功成名就而闻名遐迩。

陕北米脂县的马氏庄园是全国最大的窑洞庄园。马氏家族以农为本，农商并举，耕读传家，创造了全国罕见的地主经济文化、窑洞建筑文化和教育人才文化，其重视教育、革新开明的家训家风对族人影响颇深。马氏家族，仅马光裕堂一支，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者47人，厅局级以上43人，大专以上学历400 余人。

出生在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的汉代女史班昭，乃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班固编纂《汉书》未竟而卒，班昭承其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后又著女德家训《女戒》，京城世家争相传抄。

黄陵县张氏家族为了弘扬先祖传统，启迪后辈传人，于2004年组织本家族六七十人，历时四年对家谱进行了修订和编撰。通过“明先祖，来桥邦；隆泰原，广泽祥……”二十四字辈序歌，讲述家族奋斗史；通过张氏祖风、家训“敦孝悌，省祠冢，睦宗族，正名分”以及《训儿经》的育儿、劝学、严教、立志、修养、从业、择偶、交友、持家、孝敬十个方面指导后人如何教育子孙。

榆林市老城区一巷口牌坊上毛泽东亲自题写的“榆林吕二师下巷”，巷子里四号院是榆阳吕氏家族的老宅所在地，大门上悬挂的木匾上写着“榜眼及第”四个大字，大门两侧是由康熙皇帝给榆阳吕氏口撰的楹联“明至清十三代家无白丁，文共武子孙曾世受皇恩”。吕氏家族是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遗训“耕读传家、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和家训“挑战自我、见贤思齐、光耀门庭、报效国家”鞭策和激励着吕氏后代，近现代吕氏族人英才辈出。

白河黄氏家族自清乾隆十五年从湖北英山迁至陕西白河，秉承先祖黄庭坚留下来的治家规范，于1882年和2009年两次对家规进行修订，形成了家规、家戒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家规家训体系。为了使子孙后代守望相助，他们秉承祖训，建宗祠，修大院(黄家大院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激励后代奋发进取，传承优良家风。黄氏家庭先后涌现出了黄光燮、黄统、黄正甫等一代名人。

(二) 善事父母，尊老敬老

《史记》中记述了大量善事父母、尊老敬老的事迹，除过前边记述的以外，还有石建侍父、聂政养母和缇萦救父等纯朴的善事父母的孝道行为。《万石张叔列传》记载了万石君一家在严谨的家教下，四个儿子都能对待长辈，行事谨慎。司马迁评价：“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1]2766万石君的家教表现为尊老敬老，值得颂扬。《刺客列传》记述了聂政因养母而谢绝严仲子以厚礼做刺客的事迹，“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徙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许人也”^[1]2522。缇萦上书孝文帝，愿卖身以赎父亲，感动孝文帝而取消肉刑法，《史记》后缇萦卖身救父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这些孝道行为被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并大加赞赏，这种纯朴孝道的感召力对后世的陕西家风家训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汉阴《沈氏家训》对孝敬父母，尊老敬老专门作出了要求：“事亲不可不孝也。古之圣贤谆谆，教孝良以百行之原，莫大于孝，虽圣帝、明王亦必以孝治天下，而士庶敢不定省问视，以各致敬尽诚乎？且衣衾棺椁之必齐，瘗埋荐祭之必诚，古之道也，族中子姓，但于力之所能为，分之所当为者即勉力以为之，庶几乎，稍尽子职矣。诗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又云：‘永言孝思’。孝思则其朝夕诵之。”要求后代要像皇帝君王孝治天下一样孝敬父母，要像《诗经》中所说的“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一样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韩城党家村家训非常重视“孝悌”文化，在许多家庭的门庭或醒目的位置都镌刻着“孝悌”二字，受此影响，在现在的韩城家庭建筑中，许多家庭都在门楼上镌刻着“孝悌”二字，意在勉励子孙后代孝敬父母，赡养父母。

《白河黄氏家规》中秉承了以孝友著称的黄庭坚的治家规范，明确提出要“敦孝悌”，要对父母孝敬。

陕西眉县张载家规家训之“西铭”雕刻着“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意在教育后代要尊敬年长之人，爱抚年幼之人。

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以“孔融让梨”作为其特别的家训教育子女。孔融让梨体现出来的谦让便成为习家子女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其中要求在家谦让父母，在外谦让长辈。这种谦让便体现了一种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11]36-38

陕西三原县东的蔡王村由李氏、高氏、赵氏、张氏、文氏、胥氏、王氏等七大家族组成，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训家规和家风，各个家族家训各有不同，但无不倡导对长辈和老人的尊敬。李家家训“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家规中有“尊老爱幼孝为先”“笃诚敬祖宗，忠孝传家宝”等等。^[12]68-73

(三) 以孝报恩，和睦亲族

司马迁在《赵世家》记述了赵武的报恩，后世民间流传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几经演变，但仍然弘扬着以孝报恩的孝道精神。《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公孙弘“养后母孝谨”^[1]2949。从赵武向养父报恩到公孙弘尽心养后母，都向后人弘扬了以孝报恩的观念和精神。

汉阴《沈氏家训》指出“身不可不修也。身者父母所属望，而子孙所观型者也。故必敬以持己，恕以接物。视听言动决去非礼，喜怒哀乐务求中节，庶身可修，而家可齐矣。书云：‘慎厥身修’，思永子姓，当各置一通于座右。”^[8]作为子孙后代，身是父母所赐，只有修身养德才算是对父母的孝，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自身的喜怒哀乐符合礼仪法度，才能使家庭齐一和睦。

同时，对宗族、兄弟、邻里之间的和睦也专门有规范要求，宗族之里都是子孙后代，要做到相互救济扶持，不能产生怨恨之情；兄弟同父同母，情如手足，不可割舍，兄弟和睦相处，家生太和之气；邻里之间和谐相处，互相友爱，互相帮扶，可成仁义之风。

合阳县百良镇陌西村王家篆刻在中院墙壁上的八字家训“履中、蹈和、折矩、周规”，前四个字出自《汉书》，教诲子孙奉行中庸，与人为善；后四个字出自《礼记》，教诲子孙规矩周全，执行规矩不打折扣。在家训的影响下，后代四十余口人孝敬父母，善待亲邻。王氏家训是合阳县家风家训传承的具体体现。

白河黄氏《家戒》中告诫后人：“无以小财为争，无以小事为仇，无以猜忌为心，无以有无为怀。” 强调后人要注重家庭和睦、乡邻和谐。《黄氏宗谱》提出“敦睦”，“敦”即“敦孝悌”，“睦”即“睦宗族”，对亲族邻里则要“厚婣里”。“末俗或以富贵骄，或以智力抗，或以顽泼欺凌。虽能争胜一时，已皆自作罪孽。况相角相仇，循环不辍。人厌之，天恶之，未有不败者，何苦如此？”“童蒙时，或多同馆，或共游嬉，比之路人迥别。凡事皆当从厚，通有无，恤患难。”^[13]

(四) 移孝作忠

汉阴《沈氏家训》指出：“输粮不可不先也。朝廷首重催科，故守今之黜陟，每视征解之完否，富者发囊，贫者称贷，以足正额，此保家之道也。不然浪费，故在不免桁杨，亦所难宽。凡在家门者慎之。”教育子孙后代要遵守国家法令，以国家利益为重，完纳粮捐，方能忠于国家。

白河黄氏《家戒》中告诫后人：“下奉以义，上奉以仁”，“不可偷取安逸而忘远大之计”，强调黄氏后人要做到仁义为本、立德修身，树立远大志向、报效国家。《黄氏宗谱》提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卫国御敌乃吾族之责也。”“传家忠与孝”，要求后人要忠于国家、孝敬长辈，流露出黄氏族人对于家国的一种厚重情感。^[13]

陕西潼关杨震乃西汉丞相、司马迁的女婿杨敞的玄孙，杨震家族的家训家风势必受到司马迁孝道思想的影响，他的后裔包括北周杨坚建立隋朝、唐朝杨家11人出任宰相，到北宋杨业家族都能秉承杨震“尚学、清廉、治家、正直、明志”家风家训，忠于国家，特别是北宋杨家将更是体现了彰显孝义、忠烈报国的精神。

“命子迁”使得司马迁遵嘱父愿完成《史记》实现立身扬名，从而达到孝道的终极目标，并将中国古代孝文化首次以故事的形式载入史册，流传千古。同时，在伦理型黄河文化的影响下，对陕西的家风家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