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王侯、官吏的贬谪及外迁现象由来已久，《尚书·舜典》说尧舜时代甚至就有“流刑”存在，《史记·管蔡世家》也有关于周公流放蔡叔的记载：“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1]1565又由于王侯、官吏的谪迁不仅涉及宗室管理、官吏奖惩制度，还涉及贬谪地的社会发展问题，所以学界对这一现象较为关注，有学者甚至使用了“贬谪文化”“流人文化” ^①的概念。我们在整理西汉相关史料时，发现汉中郡 (今陕西汉中、安康，以及湖北十堰之间) 是当时宗室王侯谪迁最为集中的地方，下面试做初步分析。

① 可参看尚永亮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兴盛所著《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等著作。

“汉中”一名至迟在周代就已出现，所以《史记》记先秦之事，就屡屡提到“汉中”，如《苏秦列传》里有“汉中之甲”“并汉中之心”“西有汉中”之类的记述。“汉中”之“汉”指汉水，“汉中”就是汉水中游或汉水所流经区域的意思^②。

② “汉中”之义目前学界有两说，一说是汉水中游的意思，如马培棠在《巴蜀归秦考》一文中指出，汉中“居汉水全长之中部”(《禹贡》2卷2期，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页)；一说是汉水流经的地区，并非特指中游，参见薛凤飞《“汉中”释义》(《中国地名》1992年第3期)。

与“汉中”名称类似，“汉中郡”的设置也有源可溯。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三年 (前325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1]207。《汉书·地理志上》亦有秦在汉中设郡之说，似乎汉中郡是秦国所置。但太史公在《楚世家》中又说：“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1]1724可见《史记》所说秦置汉中郡不是新置，而是续置、重置汉中郡的意思。至于楚最早何时设郡，文献无征，难以详考。^③笔者推测不会太早，或许就在秦惠文王期间或稍早一些，因为秦国强大、向外扩张之前，秦楚没有直接博弈，楚在两国之间的山地区域设郡的可能性不大。

③ 杨宽认为楚汉中郡设于楚怀王时期，楚怀王前328年—前299年在位，那么楚汉中郡设立不久即被秦夺取，详见杨氏所著《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8页)，今人大多沿用该说；梁中效认为设于春秋战国之际，见《楚汉中郡杂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秦一统六国，汉中郡建制未变。秦汉中郡所辖县邑，据王蘧常先生考证，包括郡治所在地“南郑”，另有褒中、房陵、上庸、新城四地，共五县。^[2]106王先生的结论透露出的信息十分重要，南郑、褒中地处今陕西省汉中市，房陵、上庸位于今鄂西北，它们在秦夺取汉中郡之前分属秦、楚，说明秦之汉中郡的确源自楚汉中郡，只不过秦汉中郡辖地从鄂西北扩大到今陕鄂之间。

汉革秦命而承秦制，汉中郡得以保留，所统区域进一步扩大，共辖西城、南郑、房陵、上庸等十二县，事见《汉书·地理志上》：“(汉中郡) 户十万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万六百一十四。县十二：西城，旬阳，南郑，褒中，房陵，安阳，成固，沔阳，锡，武陵，上庸，长利。”^[3]1596

上述文献说明，原来的郡治已由南郑转移到西城，因为按《汉书》的惯例，某郡首列者便是该郡郡治所在。这一点好理解，西汉汉中郡地跨今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湖北省十堰市三地，而西城在今安康市汉滨区一带，正位于汉中、十堰中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该郡所辖区域、县邑有了较大变化，它与西汉稳定后人口增加等因素有关，也与该地和刘汉王朝关系特殊、进而较受重视有关。

秦末诸侯纷争，受项羽操控、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后来刘邦先入关，项羽爽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1]365。刘邦起初大怒，萧何、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劝他不妨以汉中为基地，再图他谋。其中萧何还引经据典，安慰刘邦：“汉”字古为美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3]2006。于是刘邦转怒为喜，接受“汉王”之封，坐待时机；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称帝，还以“汉”为国号。因此，汉中往往被视作“汉家发祥地”，“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4]1144-1145。汉中与刘汉王朝的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也是后来西汉有罪宗室王侯多谪迁汉中郡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祖刘邦早年进入咸阳，曾约法三章，强调“杀人者死”，其后各代君王也常告诫宗室要守法自律，否则依法问罪。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朝廷仍秉行汉代之前的“刑不上大夫”原则，宽宥有罪王侯，或者只将他们降爵或废免外迁。当时外迁的王侯很多被迁至汉中郡，又尤以汉中郡的房陵、上庸两地最多。若根据这些贬谪者的具体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淫乱无道且不知悔改者。如常山宪王刘舜之子刘勃，行事无法度，史书说他在刘舜病重时不守孝道，“及宪王病甚……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之后更是“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1]2102-2103，最后被官府举奏；武帝借口刘勃胡作非为是因为没有“良师”辅佐，所以“不忍诛”，将其谪迁汉中房陵县。类似者还有清河王刘年，“与女弟则私通”^[3]2212，被冀州刺史告发，谪迁房陵；东平王刘云，“使巫傅恭、婢合欢等祠祭诅祝上”, “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3]332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因海昏侯墓的发掘而为人熟知的刘贺，最初的贬谪地也是汉中房陵县，只不过他曾做过27天皇帝，身份较为特殊，后来皇太后开恩将其改迁昌邑旧地，“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3]2946。

另一类是既淫乱又残杀他人者。这类例子有：济川王刘明，“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 ^①，因“天子弗忍诛”^[1]2088，被谪迁汉中房陵；广川王刘海阳，“坐禽兽行、贼杀不辜”^[5]890，废徙房陵。河间王刘元，“坐贼杀不辜废”“处汉中房陵”^[5]927。此外，谪迁到汉中上庸的王侯有两位，济东王刘彭离，“所杀发觉者百余人……所杀者子上书告言，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徙上庸”^[3]2213。广川王刘吉，“有罪，废迁上庸”^[3]246。谪迁汉中而没明说具体在何处的一例，梁王刘立因残杀数人，又勾结外戚，被废迁汉中，“王立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有罪，废，徙汉中”^[3]407。

①《汉书》卷六《武帝纪》记：“济川王明坐杀太傅、中傅废迁防陵。”颜师古注曰:“防陵，汉中县也，今谓之房州。”似乎所杀者不止一人。

西汉王侯多被贬往汉中郡的事实，我们还可通过《史记》《汉书》相关篇章窥见一二。《史记》中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汉书》中的《诸侯王表》《王子侯表上》《王子侯表下》等，是记载西汉一代宗室王侯情况最周详的篇目，据初步统计，里面涉及王侯贬谪外迁且明确交代了贬谪地的，只有2例不在汉中郡：淮南王刘长，汉文帝前元六年谋反被发觉，谪迁蜀地；昌邑王刘贺，原本要谪迁汉中，后来改迁故地昌邑。

由上面列举的事例的粗略统计，以及大臣们异口同声要求将刘贺谪迁汉中房陵，可见汉中郡的确是西汉王侯最主要的贬谪地。正因为如此，《华阳国志》介绍汉中房陵时曾说：“汉时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县。”^[6]138若更准确一点，据我们的统计，西汉谪迁汉中的多为宗室王侯，而较少大臣。

还应注意的是，前面列举的被谪迁或准备迁往汉中郡的王侯中，昌邑王刘贺后来被改谪昌邑，东平王刘云、广川王刘吉畏罪自杀，其他大多迁到了汉中。这些被迁宗室，虽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但仍享受一些恩遇：他们允许家属、奴仆随从，如刘勃“以家属处房陵”^[1]2103；朝廷还赏赐周边若干民户，供他们食赋，如刘年谪迁后，获得“汤沐邑百户”^[3]2212。根据西汉朝廷宽待有罪宗室王侯的习惯做法推测，其他被谪汉中的王侯也应享受类似待遇。

西汉被贬王侯之所以较多谪迁汉中郡，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也跟汉中本身的地形地势、地理交通，以及西汉宗室王侯谪免的性质有关。

首先，汉中原是刘邦早年被封、经营的地方，被视为西汉王朝的“发祥地”，将有罪宗室迁往该地，或许有让其悔过、不忘祖先早年创业之艰辛，从而以此勉励谪迁者改过自新的意思。汉中郡与刘汉王朝的密切关联详见前文，此不复述。

其次，西汉之前已有王侯、官吏谪迁汉中的传统。据《淮南子》记载，战国末年秦灭赵，赵王被流放汉中房陵县，“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刘文典引《文选》高诱注曰：“秦灭赵，虏王迁，徙房陵。房陵在汉中。”^[7]1425秦代亦有迁汉中的现象，最有名的是嫪毐的属吏。秦始皇九年，长信侯嫪毐作乱，始皇“车裂以徇，灭其宗”，同时将嫪毐的属吏大规模谪迁汉中，“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1]227。“舍人”即下级属吏。可见西汉之前汉中郡已是重要贬谪地，汉朝沿袭了这一传统。只不过如前所言，两汉贬谪汉中的都是王侯，而不包括一般谪臣谪吏。这或许是因为随着全国版图的扩大、边地的不断开发，有罪官僚胥吏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地区。

复次，汉中独特的地形地势，是朝廷将其选为王侯贬谪地的重要原因。汉中地处关中、巴、楚交界地带，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为武当山，周围山峰耸立，众山之间错落平谷河川，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尤其在王侯谪迁较为集中的房陵，这一地理特征更为显著，因而被《华阳国志》称为“隘地”^[6]138，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亦有类似描述：“房州，古麇、庸二国之地……其地四塞险固，及平天下，属汉中郡。”“房陵，汉初曰防陵，后改曰房陵县。有房山、筑水。”^[8]4581可见有房山、筑水之阻，通往外面的道路险固易守，所以秦始皇大规模迁谪有罪之人或受牵连者。西汉谪迁王侯，虽与秦朝谪迁官吏性质上有较大区别，但汉中的地形对于王侯被贬后的管理无疑有利——谪迁王侯不是牢狱刑罚，但也有一种画地为牢的意思，方便对王侯的管理、监控。

最后，汉中之所以成为西汉宗室主要贬谪地，还与王侯谪迁的性质有内在联系。我国封建社会本质上是“家天下”，统治者及宗室具有一国最高权力，在刑罚谪免问题上同样享受特权。西汉亦不例外，就谪迁而言，普通有过、有罪臣僚被谪迁外地，属于“流刑”或“迁徙刑”范畴；王侯被谪迁外地多是“以罚代刑”，它的重点在“罚”而非“刑”。所以即使对于“杀发觉者百余人”的济东王刘彭离，朝臣主张用极刑，但汉武帝“弗忍”“不忍诛”，最后为平息众怒，不得已采取废黜爵位、谪迁汉中的处置方式，让其悔过、改过。汉中的具体情况，某种程度上正符合这一既处罚又尽显宽宥的特征。一方面，汉中开发较早。汉中郡的南郑、褒中等地，曾是巴人主要活动区域，秦汉之际又是刘邦经营之地，所以较为开化自不待言。汉中的房陵等地先秦时期也有发展，“房州，古麇、庸二国之地。春秋楚子败麇师于防渚，即此地也。”^[8]4581房陵即先秦之防渚，不仅有麇、庸二国，周边及外围地区还有罗、权、谷、绞、西黄、鄀等众多小国，后相继被楚国兼并，成为楚疆土的一部分^①，因此这里较早就是先民集聚地。但是这种早期开发又受到山地条件的限制，并不如平原地区或王朝统治核心区域那般富庶。另一方面在交通上，汉中、关中之间有子午、褒斜等古道相连，同时东北面沿武关古道、南襄盆地，分别可到达关中或中原。这一交通格局，虽不是平坦大道，但迁谪有罪者、保持对他们的控制绰绰有余。总之，汉中既有一定开发、不至于蛮荒卑湿，又不十分富庶；交通上既较为便利，又与京城保持一定距离的特点，可以让有罪王侯远离京城或封国，同时又不至于生活过于困顿，因而成为西汉王侯谪迁的理想选择。

① 罗、权、谷、绞、西黄、鄀等小国被楚兼并的详情，可参见何浩所著《楚灭国研究》相关篇章的论述，武汉出版社1989年。

对于西汉宗室王侯谪迁汉中的现象，还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考察。一是对谪迁王侯的管理、迁转问题, 二是王侯谪迁汉中所带来的影响问题。

第一个问题，由于史书对王侯谪迁汉中之后的情况语焉不详，或基本没有交代，因此唯有通过其他类似情况来蠡测。关于管理前面已经说到，有罪王侯谪迁汉中跟西汉之前的谪迁传统有关，这一传统应包括相关历史经验，可为两汉管理谪迁王侯提供借鉴。比如秦始皇一次就贬谪四千余家到汉中房陵，显然有严密的监管措施，否则难免生变。对于谪迁王侯，也应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而且只有如此，被谪王侯将来是否获得迁转或多久之后迁转才有依据。至于监管的详情，我们可用海昏侯刘贺做参照。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刘贺原本被权臣霍光指定为皇位继承者，但刘贺即位后“行淫乱”^[3]2765，所以旋即被废回昌邑旧国。刘贺回到昌邑，朝廷并不放心，指派山阳太守张敞负责管理、监控。后来发现刘贺并无谋反、大逆不道的言行，于是改迁刘贺到江南豫章，是为海昏侯。同理，被谪迁汉中的王侯也有相关官员负责监视，不同的是汉中是西汉固定贬谪地，因此应有专门的监察官或由汉中太守委派房陵或上庸等地县令兼职监察，然后定期向上级或朝廷汇报相关人员的举动。对于汉中贬谪王侯的管理问题，尤其要提到一则出土文献。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中发掘出土一批竹简，其中的《二年律令》“秩律”部分涉及上庸、房陵两县县长的秩禄，该文献言：“上庸、武陵、房陵、阳平、垣、濩泽……各六百石。”^[9]73-74汉代县令的秩禄在三百、四百到一千石不等，该简文提到当时汉中郡郡治西城以及原来的郡治南郑，其官长的俸禄也不过八百石，因此六百石对于山区县邑上庸、房陵来说已不算低。它反映出朝廷对这一区域的重视，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推断，因当地县长本身兼有监管贬谪王侯的任务，所以秩禄较高。

关于王侯的迁转，朝廷要根据地方官吏上报的情况决定。如果仍无悔改之意，则会严罚，譬如河间王刘元被谪迁汉中后，胡作非为，汉中太守上报请求处理，“有司奏元残贼不改，不可君国子民。废勿王，处汉中房陵。居数年，坐与妻若共乘朱轮车，怒若，又笞击，令自髡。汉中太守请治，病死”^[3]2412。当然一般而言，皇帝注重骨肉之情，只要他们不再有违法、违礼行为，都会“复封”或回迁。如东平思王刘宇杀人，汉成帝只削减了他的部分食邑，三年之后汉成帝怜悯刘宇，复封被削食邑，“王之至亲，未尝忘于心……其复前所削县如故”^[3]3323。根据这一例子推断，被谪迁汉中的宗室也应如此。当然，我们推测大多王侯得到了迁转，也不排除有老死汉中的例子。

第二个问题，大量王侯谪迁汉中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影响。与普通官僚不一样，宗室王侯因为血缘关系的缘故，他们的谪迁往往是举家举族而动，随行的既有太傅、儒生、乐师等文官，也有各类水平较高的技师工匠，因此他们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本地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也直接推动了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单就文化而言，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方面，西汉的文化重心之一在地方王侯，比如河间献王刘德家中收集了大量书籍，可与朝廷媲美，“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淮南王刘安“亦好书”^[3]2410。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图书，以及最近几年海昏侯墓中的大量典籍，也是明证。因此有罪王侯举族谪迁汉中，他们对汉中文化的提高可以想见。另一方面，谪迁现象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化，本身属于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讨论贬谪文化或流迁文化，多关注官吏尤其是那些官僚、文人二位一体的贬谪者，而对谪迁王侯讨论较少，西汉汉中郡的情况恰好多为王侯，这是古代贬谪文化中独特的一面，也是汉中文化的特殊之处，值得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