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先生《性格组合论》中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研究人的高峰是《史记》^[1]195, 这确实是有见地的观点。《史记》人物一直是《史记》研究的热点，成果丰硕。《史记》人物研究建立在司马迁写人成就上，写人成就又是建立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没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就没有《史记》中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但是，学界对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十分重视。本文试图借助现代心理学中的心理动力原理，对此做一点探讨，求教于方家。

司马迁研究历史人物的角度很多。本文以为其核心归于探掘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力。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动力是人言行的动力系统。心理动力使人成为有个性的人。因此，研究人的心理动力就抓住了人的核心。司马迁着力思考、体察、解悟、探掘的传主诸方面，深合心理动力原理。因为抓住了根本，研究得精深，明心见性就顺理成章；也因此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自然具有独立性和自由性。由此可见司马迁研究历史人物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研究人的第一位大家。

一、对历史人物兴趣爱好的关注

兴趣、爱好左右着一个人行为的方向，关系着人生荣枯。在《史记》中，我们经常见到“某某好什么”或“某某善什么”之类的话：如《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周本纪》“其(弃)游戏，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晚而喜《易》”；《老子韩非列伟》“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善著书”；《孙子吴起列传》“(吴起)贪而好色”，“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商君列传》“鞅少好刑名之学”；《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好奇伟倜傥之画策……好持高节”；《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好书律历”；《郦生陆贾列传》“(郦生)好读书”；《田叔列传》“(田)叔喜剑”“喜游诸公”；《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汲郑列传》“(汲黯)然好学，游侠”；《滑稽列传》“优旃者……善为笑言”等。总而言之，《史记》所载人物，没有一个没有兴趣和爱好。

《史记》有大量随笔带出传主的爱好，也有集中写历史人物爱好的篇章。战国四公子传集中写他们的好客。《春申君列传》好客虽一点而过，而笔墨之外令人想见其情形。平原君是翩翩乱世嘉公子，其人磊落真诚，好客在于“识人”。孟尝君舍业遇客，鸡鸣狗盗，客无所择，开风气先。孟尝君好客的特点是“舍业遇客”。按道理讲，四公子客多时达三千多，都得舍业。为什么单单突出孟尝君，而没提其他三人？这是有原因的。从孟尝君与父亲田婴关于“光大门户”“后门下不见一贤者”的对话就可以看出，孟尝君好客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用客。为了用客而舍业。这是一种十分理性的好客。因为他认识到各色的客都有用，因此，客无所择。当他没有权势而客去的时候，孟尝君生气就势所必然。当时，客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来去是一种常态，四公子中任何人都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只有孟尝君接受不了。客慕名而来，他能接受；失势客去，他就不接受。如果我们对《孟尝君列传》有关情节分析一下，就会觉得司马迁对孟尝君的研究十分透彻。司马迁笔下没有虚文闲笔，写某人少年就是为其一生行事做铺垫，这是司马迁的笔法。《孟尝君列传》开头就写道：“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毋举也’，其母窃举生之。”接着写孟尝君母亲把他混在四十个兄弟里见田婴以及孟尝君和田婴的两次对话，就是为了“舍业遇客”做铺垫。“舍业遇客”的核心就是“业”和“客”。说白了就是家业很珍贵，但是有客才能保证家业不败，因此不能不舍。这里的“舍”是割舍的“舍”。不是甘心的“舍”。不是佛家推崇的福慧双修的“舍”，而是没有多少功德的那种“舍”。应该说孟尝君出手很大方，但不是真心为朋友，而是真心用朋友。其实，说到底这也算正常。最不应该的是他不该为客去而生气。按理说他那样出身的人不应把家业放在心上。但是因为他从小受到的种种歧视，使得孟尝君形成了小家子气，似乎一边待客一边两眼总盯着家业。类似的极端的例子是贾府里的贾环，和宝玉同样是贵公子，但时时处处透着穷酸相，缺乏高贵气。尽管终身富贵，却斤斤计较。孟尝君母亲地位不高，他又是偷养，从小不为父亲喜欢，也不为兄弟们待见，形成斤斤计较、生怕别人看不起的心理。从秦脱虎口，应该是很自豪的事情；可是经过赵国，赵国人就说了一句“眇小丈夫”，他就容不下，斫击杀数百手无寸铁的市民，灭一县而去；失势客去，更气得要命。孟尝君豪爽背后有深深的自卑！当然，总的来说，好客是一种善行；但此善行有层次高下之分。孟尝君好客可能还比不上晁盖、宋江，境界很有限。《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无论情节还是技巧，无疑是孟尝君好客最精彩的故事，但司马迁只把它作为《孟尝君列传》的附录补叙，而且比原文逊色。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魏公子列传》是最高境界的好客，司马迁也最注真情。文章简介有关背景后，就概写公子好客。然后通过乱世中的一盘棋，写安釐王“畏公子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从此揭开了魏公子一生冰清玉洁般的好客，全不在乎安釐王的不信任。人们往往忽视了司马迁将安釐王对魏公子的不信任与魏公子好客联系起来的事实，其实笔者觉得这正是司马迁写魏公子好客的一个特点，即魏公子在魏国的好客是在安釐王怀疑、羁绊中进行的。其实，魏公子在赵国倾平原君客，赵王、平原君又何尝愿意呢？也是有羁绊的。但是，自古痴情人从来不知道羁绊为何物。“下士”是魏公子好客的又一特点。拉拢人心是需要智慧的，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拉拢人心的办法。魏公子的好客是以痴爱结心，出乎拉拢，纯粹无功利、无目的。他想礼交的“夷门监者”侯嬴，虽贤，只是一个七十岁的糟老头。出人意料的是侯嬴似乎不愿意与他交往，这于一般人，也就不再强求。但是魏公子不行。他大会宾客，待众人坐定，他亲自驾车，“虚左”，请来侯生，引侯生上坐，遍赞宾客，使得宾客“皆惊”。这惊世骇俗，纯属爱好，也超乎“礼贤下士”。在赵国因为礼交毛公、薛公，魏公子认为姐夫平原君“不足从游”，差点绝交。别人看不起的人，他仰慕已久当宝贝，而“恐其不我欲也”，以致被平原君误解为令人“羞”的“妄人”^[2]4277-4278。但他因此而倾平原君客。定则慧生，痴情人有无上的智慧和感召力。可惜，“凤凰偏从末世来”，即使魏公子有再大的智慧，再浓的情感，留住再多的宾客，也挽救不了魏国末世的命运。但是，末世的凄凉，他人的羁绊，都挡不住公子发自性情的热忱。

李广号“飞将军”，是天下无双的善射者。善射是《李将军列传》中的一条主要线索。该传先写其祖先李信，然后写“广家世世受射”，“匈奴大入萧关，李广用善骑射，为汉中郎”。读完全文，我们再回头想：“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敌虏战，恐亡之。’”这其实是司马迁对李广骑射的一种总结，他的才气，他的名誉，主要是因善骑射而得。接着写上郡遭遇战，李广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蓝田射猎，射石中镞。“广为人长，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及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阵，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2]5419游戏的心态是古今各行各业的天才才会有，绝非等闲可至。可见李将军射技之高，绝不在当今射击冠军之下(据说当代的射箭冠军是在超常的训练后得来的，已非游戏)。接着有不少具体描写，如“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军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2]5427。又如右北平遭遇战，匈奴以四万人围李广四千人，“胡急击之，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卒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2]5434。不管在啥情况下，都有玩一样的心态。无怪其危难时有绝招，技高胆大，他还有什么可怕呢？

人们多以为《李将军列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我觉得有点偏颇，应该说以“善射”而“不遇时”为主。司马迁写李将军，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善射。善射与廉正、讷口少言、恂恂如鄙人等，一起组成了李将军的形象。他的勇略，与善射直接相关；对士卒宽缓不苛，也与善射有关；飞将军美名，更直接源于此；甚至他一生的荣枯、喜怒哀乐也都与此有关。善射使虎视眈眈的匈奴望风而却；也因此使得他有傲骨，不屑与上司套近乎，最后造成悲剧。这种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司马迁从爱好来考察李将军的命运，有很大的典型性。

二、对人生需要的关注

人生多苦多险，需要很多保护、安慰。这里所说的需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与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一词不完全相同，主要指人们潜在的心理上的需求。需要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史记》涉及了人生需要的许多方面，比较典型和突出的有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求知的需要等。

(一) 安全的需要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安全的。安全是人们首先面对的问题。福莫大于无祸，但人生常常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司马迁以一言招祸，对于安全感的缺乏有切身感受。他对历史人物安全的关注很显眼。

1 对安全的渴望

世界需要忠臣。但“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3]632，这种记载多见于先秦诸书。司马迁对士人的安全给予广泛而集中的关注，以浓墨重彩书写了从商、周至汉武帝当朝，诸如比干、箕子、伍子胥、孙膑、吴起、白起、淮阴侯韩信、彭越、李陵等的遭遇，充满怜惜伤痛，令人释卷长叹，成了士人心中的大痛。这些悲和痛表明一个严峻的事实：士人对于安全感的缺乏与向往。将士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首次作为重要线索集中表述的是司马迁。人们在谈论人生不幸时，往往以他们为例，几乎成为符号，这与《史记》有关。在这些表述中，司马迁探掘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从深隐之处展现了天人、古今的关系。

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4]65，这是所有人的共同渴望。对于在危险的环境中能免祸脱身的人，司马迁则表现出赞赏、仰慕，如范蠡、乐毅、张良、陈平等。范蠡的“君行令，臣行意”^[2]2822，去意已定，谁也阻挡不了，言简意赅，干脆利落。自此以后，君臣名分已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范蠡走得潇潇洒洒，明明白白。三致千金，所止必成名。

蔡泽与范雎的对话是对功成身退的具体阐释。他们当然不屑苟且偷生，但也不希望“名可法而身死”，而是追求一种“名实纯粹，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2]4370，“身名俱全”^[2]4369的人生境界，其中既有对生命的珍爱，又有对事业完满的渴望，是从对安全的需要与渴望中形成的一种人生理想。这决不低于儒家的成仁取义。功成身退从根本上说是对人间完美的追求，成仁取义是两类相较取其次。人们既要在充满机遇的社会上成就事业，又想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保全自己。对安全、幸福的渴望是人的本性，对事业成就的追求是人性的光辉，二者完美结合最能体现完整的人生。我们不能不对功成身退的高人产生敬意！

2 《史记》中的几种保全安全的方式

《史记》保全安全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如刘邦诛杀功臣除隐患，王翦、萧何的自污以自保，黥布造反以自保，彭越、韩信囚虏自保等。

也许布衣天子是最没安全感的人。汉初刚刚安定下来的天下，又显对功臣的杀机。刘邦认为异姓王是其天下的隐患。为长远之计，他先下毒手，置人于不备。然后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律强加谋反的罪名铲除。只有多智的张良，看开了，连饭也不好好吃，学辟谷导引，从赤松子游，算是保住了性命。最后，把有本事的人全杀完了，只剩下他自己，只得含泪高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但是还不放心。铲除了丰沛集团之外的异姓王，又怀疑丰沛集团成员的异姓王，一律杀，理由还是造反。最后，不仅怀疑萧何，连与自己从小玩大的好友韩王信也怀疑；临死之前，又下达了杀掉前往镇压叛乱的连襟樊哙的命令……为了安全问题，汉高祖刘邦真可谓战斗到了最后一口气。

鱼死网破，造反自保。最典型的要数黥布。刘邦认定黥布就是一个满意于为王的人，只要让他做肥肥的淮南王，黥布就不会造反。尽管如此，黥布还是让他逼反了。

韩信被族，已足使黥布寒心，彭越被醢，则是一剂造反催化剂。黥布是没有韩信、彭越那样高远的理想，也远没有韩信、彭越那样的才能。但是，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也不惜一战，鱼死网破。英布一句“欲为帝耳”^[2]4802，是对刘邦公开的挑衅和蔑视，无疑代表了汉初异姓王愤怒的心声。

(二) 归属的需要

人是群居动物，和风一般的温情是人们诗意的栖居地。但人间常似荒原，人常感到被族类抛弃，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像荒野上的孤魂野鬼，生不如死，惨于地狱。表面看这是由人情的丧失造成的，实质上根源于正义的丧失。《游侠列传》弘扬的是人间的仁义，非常重要。司马迁深感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2]6379而作《游侠列传》。仁义似乎仅存于游侠间了！掩卷试思，像郭解那样扶义而行的仁人，能有几何？人间仅存的仁义人被放过猪的御史大夫公孙弘灭门！“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2]6099经历过“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5]2730而遭宫刑的司马迁，道出千古人心。人在困厄的深渊，“学士所谓有道人”也目渺渺兮引领望救，何况芸芸众生！但人间最令人感动的真情存在于权势富贵所鄙视的游侠之间！司马迁把游侠看得很高：“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6099袁盎几乎视游侠为人间救星：“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一旦有急而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骂富人，不与通。”^[2]5143袁盎发出的是人类的心声。像侠客那样纯粹的真情，是人间的太阳。令人感叹的是，困厄人常有，而真情不常有，人囿于我，情寒于冰。人间的困厄，世态的炎凉，是《史记》的一条重要线索，既是他切身感受，也是从历史人物心理动力的研究中得来。

市利交是人间的常态。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利尽交疏，事之固然。司马迁对人世间赤裸裸的市利交，在多处给予嘲讽。如孟尝君的感慨与冯谖的安慰开导，廉颇的抱怨和客的带有嘲讽的辩白，主父偃、汲郑慨叹与遭遇等。《郑世家》：“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人情世态，让人哭，让人笑，更令人啼笑皆非，有恨恨阿谁？不得已而嬉笑怒骂之。不同时代人物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感受着世态的炎凉，让人无法不浑身起鸡皮疙瘩，无法不对人间失望；而俗语的总结又让我们冷得静了下来，人世间原本如此。这即是人生艰难所致，也源于人的劣根性。今天，纵观古今中外，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人与人之间，何尝不如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是人间的铁律！这不只是个性，也不只是民族性，是人类性。

《张耳陈馀列传》将两人交情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吴见思《史记论文》言之：“写余、耳刎颈交，用多少‘两人’字！若天生两人，胶漆相固，形影相比，终天地而不可离者……”^[6]47李景星、紫垣《史记评议》也有步步写合、步步写离的分析。^[7]82如此真情，让人觉得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们的交情破裂了。但两人偏偏在巨鹿之战中因猜忌而生隙，利益将张耳、陈余生生地剥离。巨鹿围解，两人见面，彼此再难以相信，后来竞相仇以至相杀。司马迁总结其原因是“据国争权”，道出本质。世上既有你、我、他，怎能不争利？

市利交的结果只能带来人情的冷漠，导致温暖人间的消失，人与人之间本来具有的平常情谊，成了稀罕物儿。严峻的事实里，寄寓着司马迁深沉的感慨！寒冷感、寂寞感、绝望感油然而生。司马迁对人情的研究、对人间的研究多么透彻！这透彻来源于对历史人物心理动力的探掘。

《史记》也歌颂了人间情。魏其投奔魏公子、魏公子犹豫不决，魏齐怒而自杀，侯嬴责备了公子，赞赏虞卿弃官与魏其逃难。虞卿的无私与信陵君在无私与有私、仗义与畏缩之间的徘徊，对比鲜明。处于乱世而有此，虞卿是真人。魏齐自杀，信陵君实现了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在七年后(魏齐自杀于秦昭王四十二年，信陵君窃符救赵在秦昭王四十九年)秦围赵邯郸时，他义无反顾，窃符救赵，负魏王而赴赵难，之后义不受赏。

三、对传主动机的探掘

动机是人们言行的动力。有什么样的动机就有什么样的言行。司马迁对传主心理动机的关注广泛而密切。

(一) 成就事功的动机

个人对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事情，去从事，去追求，力求成功，并要求达到完满状态，此之谓成就动机。成就动机对个人和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春秋以下，特别是战国到汉初，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活力、人才辈出的时代。《史记》逐步展现了这三百多年间精英们成就事业的历史。特别是秦末，项羽、张良、韩信、刘邦等且不说，就是为人佣耕的陈涉，也心存王侯将相之志。他们始为平民、而终成诸侯、丞相、皇帝。汉代号称布衣朝廷，开启了“人人都有帝王相”的历史。司马迁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把握准了这个时期自命不凡、身处下层的精英们的心理动机。

我们以淮阴侯韩信为例。年轻时的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他才高个子大，期望非凡，所以不屑为小吏，更不愿做小生意，就只能带剑向世人示志。无奈淮阴人除了一个漂母，无人能解，久而生恶，认为他“贫无行”。由此而招致胯下之辱。事实上韩信心中自有一番天地，但时机没来，“潜龙勿用”，只有等待。此时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我们看司马迁接下来的叙述：“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2]4814仗剑从军，可谓壮哉！开始时不采用他的计策他就另择新主；觉得刘邦能成大事，即使最困难时也要归附；后来做到治粟都尉，官也不小了，为了让刘邦重视，就设计逃走；拜他为将，也服不住他，只有争天下的大将，他才能安下心来。事功动机好像一架强大的发动机那样，不断激励着韩信向既定的目标迈进。韩信在实践过程中，眼界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敏锐，对天下大势看得越来越清楚，因此也越来越自信，心理动力也越来越强劲。真有点他到哪里，天下就到哪里的意思。最后果然为刘邦争得天下，干出大事，成了大名，被誉为汉初第一人。如果没有对韩信心理动机的透彻研究，不可能表达得这样曲折有层次。

(二) 反暴的动机

反暴是人性的重要成分，重要心理，也是《史记》的重要主题。大到天下的反暴潮，小到个人的反暴复仇活动，各具特色，交相辉映。《史记》写反暴往往与复仇一脉相承。

《史记》记载的最浓墨重彩的反暴是秦末普天下的反秦风暴，《史记》中多处出现了“虎狼之秦”“暴秦”“天下苦秦久矣”之类的声音。从陈胜到项羽、刘邦以及他们手下的大批英雄，都以反秦为目的。个体最惊心动魄的反暴则是在秦统一中国的前夕，荆轲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企图直接制服秦始皇。最坚定、最旷日持久的是伍子胥的复仇。

伍子胥复仇的火焰，压之弥久，积之愈厚，“未尝一日忘郢”。复仇融入生命，成为一切行为的动机，也使他的刚戾忍诟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与申包胥对话中的途穷日暮，不顾一切、专以复仇为目的言行，令人难忘。司马迁把《谷梁传》《吕氏春秋》等中的“挞墓”“鞭墓”，改为“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人们多以为司马迁有违史实为辞。李长之先生说得好：“中国的历史家，一方面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并非是记录‘实然’的史实，而是发挥‘应然’的理想。”^[8]61从心理动机的角度看，伍子胥那样烈火性格，掘坟鞭尸是“应然”。从《左传》“以班处宫”记载看，“鞭尸”也是“应然”。司马迁不用“以班处宫”的记载，显然为了单方面“深切著明”地肯定、突出伍子胥复仇，而伍子胥“无天道之极”的“鞭尸三百”，实际上正是对“天道”的弘扬。这里的“天道”就是楚灵王说的“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2]2725就是郧公弟怀说的“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2]3834 “天道”就是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就是平等，君不君，则臣不臣。真正“无天道之极”是楚平王，而不是伍子胥。这就是司马迁的“天道”。司马迁把伍子胥复仇的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原原本本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并上升到对整个人类“怨毒”的认识。警示后人不要制造“怨毒”。对复仇这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情研究到如此地步，可谓“深切著明”了。

(三) 报恩的动机

对知己的感激与报答，也是《史记》的重要内容，可以理出一条前后相贯的线索。《管晏列传》中“生我”“知我”并提，道出了知遇之恩的重要性。《刺客列传》全篇都以报知遇之恩为主线。曹沫感激鲁庄公兵败不罪，劫齐桓公归鲁侵地；专诸感激公子光的知遇之恩，舍身刺杀吴王僚而使阖庐遂志。豫让刺赵襄子最感人。

智伯的“甚尊宠之”“知我”，使得豫让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动机。智伯被杀，豫让自然要为他复仇；而赵襄子的严密防范，使豫让的复仇难度加大。但不报仇，他魂魄不安。复仇的动机使豫让的性格变得单纯而高尚，难与不难已经不考虑了。“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事发之后，高呼“为智伯报仇！”真是一个露相的真人。襄子因此而释之。但赦免并不能感化豫让。此时，世界上一切人、一切事都不能使豫让改变。他只存一念：“我必为报仇而死！”执着近乎一种变态：“居倾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乞街头，等待着万一的机会。朋友告诉他“臣事襄子”，然后找机会杀之，他不愿意，“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崇高磊落的报恩情怀，让天下后世为人臣怀二心者羞！他的心理和行为，向世人传出一个声音：“襄子，豫让杀你为智伯报仇！”最后，还是襄子给了他机会，“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襄子的衣服)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目的达到了，生命也随之结束。这是怎样的幸福者与悲哀者！“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2]4587-4588这是响彻历史长空的声音，是人性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也写了私欲膨胀造成悲剧的人。典型的如李园和赵高等。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人性之恶。

四、对传主价值观的探掘

要知道历史人物在重大抉择中“为什么如此”，就必须研究人的价值观。“知道做什么，要什么和选择什么，发现事物对自己的意义，设计自己，确定并实现奋斗目标，这些都是由每个人的价值观所支配的。”^[9]208《李斯列传》中有一段话解释了上述观点：“(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2]4630这就是李斯的价值观。李斯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什么对自己最有意义，并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他看来，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值得重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贫贱更令人感到耻辱。休谟说：“没有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我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我们对他的鄙视。”^[10]394应该说好富贵、羞贫贱是普遍的人性，但李斯加上“莫大”“莫甚”，就失去了合理性。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人，李斯的一生真正从这里开始，中国的历史从这时受到李斯的影响。

中华民族向来最重立德者。他们不苟世，不苟时，不苟权，或为国家、为民族谋利，或为信念献身，贯彻始终的就是一个“义”字。如为让太王立季历而奔荆蛮的太伯、仲雍；在争利世道中唯义是奔的叔齐、伯夷；慕义无穷，仁心为质的延陵季子；下至屈原、张释之、冯唐、田叔等。孔子在周室既衰、诸侯恣行、礼崩乐坏的时代，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希望拨乱世反之正，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这种伟大的情怀，司马迁崇敬备至，尊为“至圣”。

《史记》是扶义倜傥不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的颂歌。他们虽在具体观念上可能有别，想建功立业则同。伏生、枚乘都年过九十尚孜孜于学问；范增年已七十，在反秦中雄心勃勃；郦生年六十多，“里中谓之狂生”，不知老为何物。范蠡三徙，成名天下；张仪、苏秦摇唇鼓舌，位至大国相。卫青少年得志，打开击败匈奴的局面；霍去病十七岁奏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强音；而甘罗年仅十二，乳臭未干，然一出奇计，声称后世。陈涉为人佣耕在田地间，却有鸿鹄之志；娄敬脱辂一说，建万世之安。凡斯种种，感荡心灵，组成了历史长廊中一幅幅生龙活虎的人物画卷。

再广而言之，历史的兴替就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演变的。从改朝换代到平民阶层的崛起，都是在这样的动力驱使下完成的，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汉以前，朝代的更替在世家中进行，汉则平民第一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里面有一条平民“翻身”的线索：孔子时代平民教育出现，下层人开始有文化，之后不断有显赫的平民出现；到以苏秦、张仪、李斯为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寒士卿相；再至秦末，陈涉、项梁、项羽、刘邦及其周围多为草根，大风起兮云飞扬，都想有一番作为。刘邦如有天助，八年之内，建立布衣王朝，可谓天翻地覆。这样显显赫赫的一条线索，似不能说成是《史记》记载的偶然。《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对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细味文意，司马谈意欲“论载”汉兴以来布衣王朝的盛事。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社会上热传的布衣王朝的往事，而陆贾《新语》既总结了历史兴亡的理论，又保存了这些往事，也促其盛传。可以说，司马迁父子发现这一社会阶层轮转的新变化，并自觉探掘其内在原因。《魏豹彭越列传》“赞”所言“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就是对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补充。以此再现历史兴替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司马迁对价值观关注的历史意义。

价值观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司马迁认为“利”对人、对历史的影响很大，是乱之始。这在今天看来也很深刻。黥布反，汝阳侯公向刘邦推荐了故楚令尹薛公。薛公告诉刘邦可以高枕而卧，他断言黥布在上、中、下三策中只出下策，原因是：“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刘邦相信了。刘邦早已看透了黥布的精神世界，认为他只是贪图个人物质享受的人，甚至连妻子儿女都可以不管，少更高的精神方面的追求。所以刘邦就安排了与黥布的第一次见面。按理说，黥布是员少有的猛将，连项羽也十分看重。刘邦曾说，只要黥布归降，他取天下可以百全。可见，黥布对刘邦的重要性。但见面时先面辱心折之，搞得黥布“大怒，悔来，欲自杀”，但紧接着看到物质享受的安排就又“大喜过望”，马上“使人入九江”。我们也记得郦生第一次见高祖时的情景，因厌恶儒生，他就没把郦生当回事，也在洗脚时接见。但郦生当面责备高祖不宜倨见长者，沛公立刻道歉。黥布没太把自己当回事，郦生把自己看得很高，这就是人和人的区别。假设黥布责礼于刘邦，刘邦会那样的信薛公的话？因为黥布心浅，所以必出下计。只要黥布有“顾后为百姓万世虑”^[2]4802的深心，一定会出上计。那样的话，高祖就不能高枕而卧了，历史也许会重写。司马迁对黥布的心魂看得多么清楚！

五、结语

先秦子书、史书多有对人物的研究。孔子是大历史学家，对世道人情有深入的研究，自然也包括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但相关记载并不多，只在《论语》里能零星的看到一点。还谈不上具体入微的深层次的心理分析。《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子书也有对历史人物心理动机的分析，但在普遍性和深刻性上，也无法和《史记》相比。司马迁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从整体上把握，从细微处着手，眼光精准，以心理动力为重点，分析历史人物行为的原动力。手段科学，结论可靠。可以看作司马迁从深隐之处，因而也是最可信之处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探掘。深合于现代心理学的心理动力理论，这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

心理动力是个体最为真实的精神世界。心理动力外化为性格。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力，也就是对历史人物个性的研究。因为研究得深入明白，因而已不是普通意义上个体心理探掘，而是对普遍人性的探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