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典籍，在20世纪之前，主要的方法是通过传世文献互证，直到甲骨文、敦煌遗书、西北汉简在20世纪初相继被发现和认识，这种局面才逐渐改观。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条件；另一方面，学者也更加重视用出土材料考证传世文献。王国维于1925年在他的讲义《古史新证·总论》中正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也。^[1]2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在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古史辨派”著名学者顾颉刚虽然以“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为己任，但他也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2]51。“新证派”代表学者于省吾也运用先秦文字的研究成果来考释先秦文献，在20世纪30年代相继撰写了《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诸子新证》等书，影响巨大。20世纪50年代，陈直相继完成《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的初稿，视为用“二重证据法”证史书的开山之作。此后，大多数研究古代史、古文献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出土材料的运用，可以说，“二重证据法”已经被广泛认可。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价值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以往的学者对于《史记》的文本研究，大多以传世文献互证为方法。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理论之后，用出土文献考证《史记》文本，已是学界公认可靠的研究手段，也有很多学者尝试用“二重证据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的情况是对出土文献的利用还不够充分。

除去一些来源不明的之外，出土材料绝大多数是可靠的，与传世文献相较，由于避免了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改动，保留了原始面貌，只要能准确地进行考释，恰当地运用，以之考证《史记》，便能够得出一些新的比较可靠的结论。对于一些疑难问题，即使不能完全解决，也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全面整合出土文献中有关《史记》的材料，据以分析、考证，对更深入全面地解读《史记》文本，更准确地还原古代历史，更深刻地认识古代思想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先生不仅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同时也付诸实践，他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从中找出“夋”“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太乙”“中宗祖乙”等先公先王之名，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可信的。同时，又敏锐地发现《史记·殷本纪》等传世典籍所载先公之名“报丁、报丙、报乙”在卜辞中的次序为“报乙、报丙、报丁”，并倾向于卜辞的顺序。^[3]409-450这两篇文章均具有开创之功，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有力地说明了出土文献既可以佐证传世文献记载的史实，又可以纠正其中存在的讹误。虽然重点是考史，但因其与《殷本纪》密切相关，仍可以看作是据出土文献考证《史记》的重要文章。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公布之后，因为这两篇帛书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人物言行，能够与《史记》相关内容联系起来，因此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杨宽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马雍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唐兰的《司马迁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均见《战国纵横家书》附录，文物出版社，1976年)，这三篇文章是较早发表的研究文章，指出《史记》中战国年代排比的一些错误。裘锡圭《读〈战国纵横家书释文注释〉札记》(《文史》第三十六辑，中华书局，1992年)、《帛书〈春秋事语〉校读》(《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船山学刊》杂志社，2004年)两篇文章不仅纠正了一些释文上的错误，对一些与《史记》相关内容有关且有出入的地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指出了《史记》一些文字上的问题。

2010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出版，其中《楚居》一篇与《史记·楚世家》关系密切，可据以研究楚国世系。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指出《楚世家》误“穴熊”为二人。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夷屯”及其他》(《出土文献》第二辑)、张树国《新出文献与楚先逸史及相关文学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结合出土文献与《楚世家》对楚国早期世系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北大《赵正书》公布后，也引起了一系列讨论。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文物》，2011年第6期)分析了《赵正书》与《史记》相关内容的异同。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9卷，2015年第3期)一文，试图解释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的文告”、《赵正书》相关记载与《史记》相关内容相抵牾的问题。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倒书”现象，比较特殊，自清代汪越以来，学者多有关注。李解民指出出土简牍中有倒书之例，并进一步推断倒文很可能原本如此，是作者在撰作时所打草稿的产物。“他将搜集到的与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有关的材料，分别倒书于该栏之上，以备定稿时取舍。”^[4]114周一平虽未征引具体出土文献材料，但是他从简牍书写制度这个角度进行思考，也得出了一些比较准确的判断。^[5]253-2622015年10月，王志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征引大量出土文献进行考察，得出了“文字的正倒是表归属，倒书的内容是相对应的正书的背景或补充材料”^[6]78这一观点。

另外，尚有一些较零散的据出土文献研究《史记》或涉及《史记》相关内容的文章，如：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一文，将新出简帛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进行对比考察，分析了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辛德勇《马王堆帛书“张楚”注记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之尊汉、尊楚问题》(《出土文献》第六辑，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编，中西书局，2015年4月)，指出了《秦楚之际月表》存在谬误之处，并讨论了“尊汉、尊楚问题”。宫长为《虞帝“明德”内涵的解析--读〈史记·五帝本纪〉札记》(《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2期)一文，结合新出的清华简材料，指出“克谐以孝”是虞帝“明德”之内涵所在。另外，在学者相关考古学、史学论著中，也时有以出土材料考察《史记》的成果。相关出土文献的整理本中，也会引证到《史记》。

出土文献在《史记》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也有学者专门撰文进行分析。如苏安国认为：“出土文献为探讨《史记》的名称、体例、编撰形态，校勘《史记》文本，正确诠释《史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二重’材料, 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7]16陈家宁在分析了“《史记》的史料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用出土文献、文物与传统史书进行比较考证已经成为先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8]73。

《史记》的研究，唐代及之前的研究，“三家注”是集大成者。宋、明学者之于《史记》重在评点，明清时期学者重在考证。1931年至1934年期间首次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著名著作，安平秋在2015年出版的杨海峥整理本《史记会注考证》的序言中指出：“他汇总中国晋唐时期的‘三家注’和其后的众多《史记》注家的注释，分列于《史记》正文的相关字句之下。……他以‘考证’的名目发表自己对《史记》的理解，内中所征引的中日两国学者等研究成果达一百二十余家之多。”^[9]1这部书可以看作是“三家注”之后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但是限于客观条件，书中引述他人包括自己的考证，涉及出土材料的极少。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在“体例未精”一节中指出应加附录中就有“金石”“殷虚文编”这两类，“采辑未备”一节中又指出：“若其他考订群经诸子、古器之作，可资互证，未经捃录者，所在皆是。”^[10]28由此可见，鲁氏已经发现出土之甲骨、金石可以考证《史记》，而后来的学者更以之付诸实践，下面仅就几部在研究中涉猎到出土文献的著作简单介绍。

1958年底，陈直先生撰成《史记新证》一书，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方面，此前完成的《汉书新证》也有很多相关内容，两书均是以出土材料考证《史记》的较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专门著作。在《汉书新证·自序》中，陈直说：“《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11]自序1而《史记新证》则是与《汉书新证》一贯相承之作，取材也多在考古方面。《史记新证·自序》云：“如殷代则用殷墟甲骨文，两周则用铜器铭文，秦汉则用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期诸铭文。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11]自序3

内容上，包括考证官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典制等，总之以考证为主。从理论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出土文物、文字材料证明《史记》所载史实、名物确实可靠，一类则是指出《史记》中的一些文字错误或可疑之处。关于方法，他在《汉书新证·自序》曾提到：“我之方法，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11]自序4

《史记新证》是根据出土文献考证《史记》的开山之作，有很多精彩的考证。而且，无论在体例上还是方法上，都为后来的《史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由于此书成书较早，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公布还不是特别多，所以，陈直能够见到的出土材料还不是很丰富。另外，当时古文字学仍处于发展阶段，对出土材料释文偶尔会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这也会影响到作者的判断。

2004年，韩兆琦撰成《史记笺证》一书，对相关历史、考古成果有所吸收。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总结说：“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发掘的成就可以说是极其灿烂辉煌的，这为我们广泛地运用考古数据、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所叙述的史实，或提高史实的清晰度，或纠正文本叙事的偏差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是我们这次注释《史记》最引为自豪的一点。”^[12]41作者既然说“最引为自豪”，可见其对于运用出土材料的重视。在书中，也确实很多地方引用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

2011年，陈家宁《〈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壹)》出版，是以出土材料考察《史记》的专书，但作者将考证范围限于《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三篇。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也综合运用其他如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并结合传世典籍，更加科学。在内容上，作者自云分三类：第一，补正三篇《本纪》中所记载的失误或存在疑问、争议的史实；第二，补正三篇《本纪》中所记载的器物、地名、人名称呼、传说中的形象名称等内容；第三，补正三篇《本纪》中所涉及的字、词等语言文字单位。作者运用的材料来源更广，并较多地附录图片，参考前人观点，有不少新的发现。

2013年8月，赵生群先生主持修订的点校本《史记》精装本出版，2014年8月，平装本出版，这是《史记》整理研究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此次修订学术质量很高，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此次修订的主要工作，在《修订前言》中已有说明：“本次修订以版本对校为基础，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适当参考相关文献、旧注引文、类书等资料。全面检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做的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径改，已经厘正者从之，存疑者慎重斟酌，错误者予以纠正。原点校本无校勘记，修订本不再使用方圆括号标识，凡涉及底本地重要改动、重要版本异文、前人重要异说，均出校记说明所据。”^{[13]修订前言12}据统计：“共改标点符号约6000处，新增校勘记3400余条，处理文字约3700字(增1693字，改1241字，删492字，移298字)，改正点校本排印错误300多处。”^[14]11可见此次修订改动规模之大，无论是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较点校本有很大提升。

修订本的重要改进是增加校勘记，这既可以说明改动的根据，更重要的是能够给读者、研究者以线索，引发更多的思考。关于出土文献之于《史记》研究的重要作用，此次整理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修订本篇末的《参考文献》列出了《殷周金文集成》《战国纵横家书》等十余种出土文献。在《校勘记》中，更是引用了大概近四十条出土材料。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是涉及《史记》异文的或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重要材料。

综上所述，据出土文献研究《史记》的相关论文，多是在几种与《史记》相关篇目关系密切的出土材料上展开，即便论述较多，也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而一些零散的材料，尤其是涉及《史记》相关文句、词、字的解读的相关材料，还有很多，有必要全面地梳理和研究。而这方面的专门著作，还比较少见。《史记新证》成书较早，涉及的出土材料还十分有限，且论述也不够深入。《〈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壹)》则只限于三篇《本纪》，虽然论述颇详细，难免失之冗繁。总之，以出土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的《史记》研究著作，还很缺乏，而相关出土文献不断涌现，可资取证的材料越来越多，用出土文献来对《史记》进行考察，是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