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庠《元宪集》有《世事》一诗。全诗如下：“世事悠悠未遽央，虚名真意两相忘。休夸失马曾归塞，未省牵牛解服箱。四客高风轻楚汉，五君新咏弃山王。秋来数有渔樵梦，多在箕峰颍水旁。”^[1]129

然宋人陈思所编的《两宋名贤小集》卷四《杨文公集》录有《书怀寄刘五二首》，其一为“风波名路壮心残”, 另一首即《元宪集》中的这首“世事悠悠未遽央”。^[2]404①元人方回所编《瀛奎律髓》^②卷六“宦情类”也录了这两首诗，亦题为杨亿《书怀寄刘五》^[3]260。明人李蔉编《宋艺圃集》^③卷一录“杨亿四首”，同样录了《书怀寄刘五二首》。^[2]610-611

①《两宋名贤小集》所录这首诗末二句为“秋来每有渔樵梦，多在箕峰颍水傍”。

②《瀛奎律髓》所录这首诗末二句为“秋来安有渔樵梦，多在箕峰颍水傍”，与《两宋名贤小集》所录有“每”与“安”一字之差，也不同于《元宪集》中的“数”。且《两宋名贤小集》《瀛奎律髓》中均用“傍”而非用“旁”，亦不同于《元宪集》。

③《宋艺圃集》所录此诗末二句亦为“秋来安有渔樵梦，多在箕峰颍水傍”，文字与方回《瀛奎律髓》所录完全相同。

如此，这首诗究竟为宋庠所作，还是为杨亿所作，须加以辨析。

一、 从诗作体性看更贴近杨亿所作

《文心雕龙·体性》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4]330又曰：“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4]333特别指出不同作者的情性之异与其文学创作风貌之间的对应性特征。

而杨亿、宋庠的诗作与他们各自情性的对应是比较典型的。就二人诗作体性看，“世事”一诗更贴近于杨亿所作。

杨亿爱用“休说”“休论”这类祈使语气词入诗。如其《无题三首》(其二)：“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只待倾城终未笑，不曾亡国自无言。风翻林叶迷归燕，露袅池荷触戏鸳。湘水东流何日竭，烟篁千古见啼痕。”^[5]115-116《无题三首》(其三)：“满天飞絮罥游丝，扣砌苔钱晦履綦。北渚自应流怨泪，东邻谁敢效颦眉。嫦娥桂独成幽恨，素女弦多有剩悲。几夕空机愁促织，银河休问报章迟。”^[5]116-117《再赋》：“舒女清泉满，黄姑别渚通。巴天迷峡雨，楚泽映江枫。思逐鲛丝乱，香愁翠被空。洒从琼蕊露，吹任石尤风。怨泪连疏竹，私书托过鸿。双鱼应共戏，休问叶西东。”^[5]128-129

宋庠则爱用“不如人”“何所用”“敢言”“敢希”这样的谦词入诗。如《寄子京》(为郡八年，荣愿已息，朝恩念旧，复假相印，筦内枢，然思归之心，日以忉怛矣)：“八年三郡驾朱轮，更忝鸿枢对国均。老去师丹多忘事，少来之武不如人。车中顾马空能数，海上逢鸥想见亲。惟有弟兄归隐志，共将耕凿报尧仁。”^[1]130《谋退》：“家家皋稷会亨辰，老丑无谋念孰亲。自乐一麾称外守，耻将三物诅谗人。灌园路僻苍烟晓，洗耳滩长碧溜春。此地敢言逃楚相，他年终拟作尧民。”^[1]115《答子京》：“一辞云陛五周年，琐门销符宠再迁。时誉敢希吴陆俊，归心偏识汉疏贤。蜗头狼籍争锋地，鸿影徘徊避弋天。命驾不须频见约，颍滨嵩麓有私田。”^[1]120

不难发现，这样不同的用词特征折射出来杨亿的诗作表现情思斩截利落、十分果断，而宋庠的诗作表现情思徘徊回环、一唱三叹。这样的情思表达特点和二人的立身行事风范很有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陈振孙称景文清约、庄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辅。今观其集，庠有沉博之气，而祁多新警之思。其气象亦复小殊。所谓文章关乎器识者欤？”^[6]1310事实上，诗作文章不止关乎器识，也足以情性，宋庠、杨亿二人的诗作就很好地体现出他们各自的情性特征。宋庠、杨亿的为人是很不相同的类型，宋庠城府颇深、宽厚和气、仕宦求稳，杨亿耿亮忠直、锋芒不收、我行我素。

《东斋纪事》载：“蔡君谟云：‘宋宣献未尝俗谈……’又云：‘宋元宪公近之和气拂然袭人，景文则英采秀发，三人者，久视之，无一点尘气，真神仙中人也。’”^[7]27-28黄震《黄氏日抄》亦载：“宋元宪……自布衣时，二宋已名动天下，而公为谨饬云。”^[2]329和气、谨饬正是宋庠为人的重要特征，与其诗作所表现出的情性特征高度吻合。张立荣说宋祁：“性格也没有宋庠沉稳庄重，而显得敏感激切，所以诗风远没有宋庠那样温厚含蓄。”^[8]111就特别注意到宋庠为人沉稳和其诗作温厚含蓄的关联性特征。

宋庠的诗作爱用“敢言”“敢希”“不如人”等谦辞，正是其温厚含蓄的一个体现。杨亿与宋庠大不相同。宋人张方平在其《题杨大年集后》中，对其诗“机衡成臲卼，嵩洛入烟岚”自注道：“公劲正不容权倖，谢病归阳翟。因就除知汝州。”^[2]12。宋人田况《儒林公议》也记载：“杨亿虽以辞艺进，然理识清直，不为利变。……朝廷议封禅，亿谓不若爱民息用为本。复为邪佞所排，眷宠浸衰矣。”^[9]14《文献通考》评论杨亿道：“然评品人物，黑白太明，奸邪疾恶之，故屡被谗毁。真宗爱其材，特保持之，仅免焉。”^[10]1398不过，杨亿的直终究是出于诚实，他只是疾嫉恶如仇，并非全无分寸。对于可敬之人，他也不吝惜敬意。《宋史·王曾传》载：“亿喜谈谑，凡僚友无不狎侮。至与曾言，则曰：‘余不敢以戏也。’”^[11]10185《宋名臣言行录》记王曾之言道：“昔杨文公有言：‘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吾每钦佩斯言，苟执之不渝，夷险可以一致。”^[2]58《石林诗话》亦载：“文公后卒与寇莱公力排宫闱，协定大策，功虽不终，其尽力于国者，亦可以无愧也。”^[12]418

这些典籍中所记载的杨亿的“劲直”“清直”“评品人物黑白太明”，既是他为人行事的重要特征，也在他的为文和诗作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东都事略》有载：“亿尝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壤，粪壤。’亿遽改为‘邻境’。明日，引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亟求罢，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及章献后之立也，真宗欲得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13]705-707杨亿就是这样一个有气性有原则、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不为富贵所动的人。《宋史·杨亿传》评论杨亿道：“宋一海内，文治日起。杨亿首以辞章擅天下，为时所宗，盖其清忠鲠亮之气，未卒大施，悉发于言，宜乎雄伟而浩博也。”^[11]10091清忠鲠亮之气悉发于言，也正说明了杨亿在创作领域的发声与他的立朝行事高度吻合。

杨亿在诗作中除了爱用表示祈使语气的“休问”“休论”外，即如其《偶怀》：“银砾飞晴霰，兰英湛冻胶。年光侵葆发，春恨寄云袍。燕重衔泥远，鸿惊避弋高。平生林壑志，误佩吕虔刀。”^[5]238-239“平生林壑志，误佩吕虔刀”所透露的，也是一种鲜明的张扬自我、遗脱尘俗的风发之气；而“鸿惊避弋高”则充满了对周遭谗毁小人的不满。《直夜》：“缭垣峣阙庆云深，画烛熏炉对拥衾。三殿夜签传漏箭，九秋霜籁入风琴。阶前槁叶惊寒雨，天际孤鸿答迥砧。欹枕便成鱼鸟梦，岂知名路有机心。”^[5]190诗人再以“天际孤鸿”自比，以“岂知名路有机心”来发泄自己对所置身于中的世路人心的不满。陈元锋说《直夜》：“通篇并无宋初词臣自觉的颂圣意识和恩荣情结，倒是在字里行间不难看到那个被真宗称作‘不通商量、真有气性’的杨亿的个性。”^[14]56同样也是在充分肯定杨亿的诗作与他为人特征的高度吻合。方回《瀛奎律髓》也评杨亿的《汉武》(蓬莱银阙浪漫漫)道：“此诗有说讥武帝求仙，徒费心力，用兵不胜其骄，而于人才之地不加意也。”^[3]127的确，在杨亿表现退隐之思的诗作中，他的不满充溢笔端，《西昆酬唱集》所录诗作如此，《武夷新集》所录诗作亦如此。今观《武夷新集》，就《书怀寄刘五》录有“风波名路壮心残”一首，且行文中添有小注：“风波名路壮心残，三径荒凉未得还。病起东阳衣带缓(近卧病月余)，愁多骑省鬓毛斑(予行年三十有二)^①。五年书命尘西阁，千古移文愧北山。独忆琼林苦霜霰，清尊岁晏强酡颜。”^[15]72再看杨亿所作原序：“辄将假词大手，序以冠篇，又虑其相先与进，掩瑕溢美，刻画无盐，只足益其陋；穿凿混沌，弥以丧其真。故不避乎厚颜，聊援笔以自述云耳。”^[15]24寥寥数语，生动绘画出杨亿的诚实品质和他鲜明的棱角与个性。

① 按：括号中的注释文字为陈思、方回、李蔉本所无。

总之，就诗作体性看，杨亿的诗文是浩博，宋庠的诗文是沉博，杨亿的劲爽痛快正与宋庠的谦然平和相别。而“世事悠悠未遽央”一诗，不但使用了“休夸”这类祈使语，以“四客高风轻楚汉，五君新咏弃山王”高扬商山四皓傲倪尘世的人格风范，又通过运用颜延之《五君咏》将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这些贵显之流排除在外的典故, 再次强化了与世俗的对立，同时还运用了“轻”“弃”这样情感斩截的字眼，这种淋漓尽致、透彻明快大胆抒发退隐情怀的风格，并不符合宋庠作品的特征，反倒是与杨亿诗作的意味完全一致的。

就诗作体性言，“世事”一诗更贴近杨亿所作。我们再来看看宋庠、杨亿文集的流传情况。

二、 就文集传播看杨亿名下的作品误差较小

宋代是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和繁荣、刻书之风盛行的时代。“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既为诗歌的保存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加速了其传播进程。”^[16]183“如果说魏晋是文学创作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则是文学传播的自觉时代。”^[17]70“宋人对立言不朽的追求和担心文名湮没的焦虑，转化为一种对作品传播更加自觉的意识。”^[17]70

但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宋庠却一反时风，非但没有融入着力推行自己文集的时代浪潮，反倒“遗命子孙不得以其文集流传”^[10]1411。宋祁也特别交代后人：“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违命作之，违命作之，是死吾也……吾生平语言无过人者，慎无妄编缀作集。”^[18]26

《耆旧续闻》载：“国朝命妃，未尝行册礼，然故事，须候旨方以诰授之。凡降诰，皆自学士院待诏书词，送都堂，列三省衔，官诰院用印，然后进入。庆历间，加封张贵妃，时宋翰林当制，宣麻毕，宋止就写告，直取官诰院印用之。遽封以进。妃宠方盛，欲行册命之礼，怒掷地不肯受。宋祁落职知许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礼。宋氏子弟云：‘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张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张贵妃制》，今见本集。”^[19]97宋氏诸子不肯借给苏东坡《张贵妃制》一阅，因为害怕苏东坡不慎作了浑话成为天下口实。可见，宋庠、宋祁交代子孙不要刊刻其文集当的确有考虑使后人免受政治干扰的因素，这或许也正是宋氏后人对宋庠、宋祁文集不予外传的谨慎态度之根由。陈之强《元宪集序》中称“然宋公之典型虽在，而文集不传于乡郡，谓之阙典可也”^[1]1, 当也是宋庠、宋祁和他们的后人谨慎对待二人文集的直接结果。这种结果也同时导致了宋庠诗文集的流传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并且致使之后的学者对二人文集的整理所可参考和依据的典籍也相当有限。乾隆皇帝在《御制题元宪景文集并各书其卷首》言：“宋庠、宋祁兄弟，同负盛名，且同举进士。时以‘大小宋’并称。乃其官位，一至宰辅，一为尚书。事业所就既殊，情性亦奢俭各异。故其诗文沈博、新警因各随其性之所近，而为世所传诵则同。及戒其子，不令刊类文集行世亦同。迨其后虽经合刊，继而仍归散佚又同。兹复裒辑成集，并以聚珍版印而流传之，又无弗同。其同不同之故，庠与祁固无能知之，余亦乌无而知之。然其散也，由于自欲韬晦；而其聚也，幸有《永乐大典》之仅存。佚之于七百余年以前(宋天圣至今七百五十余年)，而完之于三百余年以后(明永乐至今三百七十余年)则又复归于同。”^[1]1这里，也指明了由于宋庠、宋祁二人自欲韬晦，而使得他们的文集流传不广并且多致散佚的实际情况。道出了二人文集在流传过程中曲折坎坷的命运。并且明确了陈之强为序、陈芾捐资刊成的二宋文集终归散佚，而现存的元宪文集是遵从《永乐大典》所辑而得这样的事实。

《四库总目提要》说：“国朝厉鹗编《宋诗纪事》，仅采掇《西清诗话》《侯鲭录》《合璧事类》《扬州府志》所载，得诗八首，则海内绝无其本已三四百年矣。《永乐大典》修于明初，距宋末仅百余年、旧刻犹存、故得以采录。而庠文章淹雅、可取者多，故所载特为繁富。今以类排比、仍可得四十卷，疑当时全部收入也。……祁兄弟俱以文学名，当时号大宋、小宋。今其兄庠遗集已从《永乐大典》采掇成编，祁集亦于蠧蚀之余得以复见于世。虽其文章足以自传，实亦幸际。”^[6]1309-1310又推定《永乐大典》收入了宋庠的全部文章。我们姑且不论这一推定是否准确，却可显见现存的《宋元宪集》的确是《四库全书》编纂者据《永乐大典》所辑而成，且幸赖《永乐大典》有录宋庠之文，不然，以之后“则海内绝无其本已三四百年矣”的情况看，宋庠文集流传的时空空白区间实在太过宽阔，散佚不存的风险也实在太大。而此前已经散佚的陈之强为序、陈芾捐资刊成的宋庠、宋祁的合集成书于公元1209年据《元宪集》“原序”“嘉定二祀三月上浣，郡文学陈之强序”，可定此书至迟编于嘉定二年(1209) 前。之前。它的流传情况又如何呢？陈思、方回诸人有没有可能见到这一文集呢？

《两宋名贤小集》原序写道：“抚卷太息，书而归之，绍定三年夏四月，鹤山魏了翁。”^[2]329既然魏了翁于绍定三年(1230) 为《两宋名贤小集》作序，则此书必成于公元1230年之前。可见，《两宋名贤小集》和陈之强为序的二宋合集刊刻时间相距不远。而陈思又是宋人，他是很有可能见到陈之强为序的二宋合集版本的，若他曾见到了二宋合集的这个版本，则他的《两宋名贤小集》卷四《杨文公集》录有《书怀寄刘五二首》包含了这首“世事悠悠未遽央”^[2]404(《四库全书》1362册)当是比较可靠的。

这期间，杨亿文集的流传又如何呢？与宋庠“遗命子孙不得以其文集流传”^[10]1411不同，杨亿是积极编撰其文集并任其流传的。关于其文集，当世及后世典籍所录也比较详细。

《宋史·杨亿传》载：“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11]10083曾巩《杨亿》载：“其文有《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内外制刀笔集》共一百九十四卷，又别出《西昆酬唱》《虢郡文斋》《颍阴联唱》《南阳释苑》等集。又手录时人所作，为《儒苑时文录》数千篇。”^[20]388特别指出了194卷之外，又别出的作品5部。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杨文公谈苑八卷。右皇朝宋庠编。初，杨公亿里人黄鉴裒撰平生异事为一编，庠取而删类之，分为二十一门。”^[21]574“杨文公刀笔集十卷……凡三百六十三首。”^[21]966“西昆酬唱集二卷。”^[21]1063 “杨文公武夷集二十卷。”^[21]117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载：“谈苑十五卷。丞相宋庠公序所录杨文公亿言论。初，文公里人黄鉴从公游，纂其异闻奇说，名《南阳谈薮》。宋公删其重复，分为二十一门，改曰《谈苑》。”^[22]278“西昆酬唱集二卷。”^[22]445 “武夷新集二十卷。别集十二卷。”^[22]490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记载，杨亿文集在流传中出现了从194卷到146卷的缺失情况，但这却不意味着他的文集中会有窜入他人作品的错讹，反倒是他的作品散佚丢失的部分可能会被误收入他人文集中。这意味着从文献角度，《两宋名贤小集》和《瀛奎律髓》所记“世事悠悠未遽央”一诗是杨亿所作也更为可靠一些。

与此同时，就这一期间二人著作的流传来看，陈思、方回都具备接触陈之强为序、陈芾捐资刊成的宋庠、宋祁合集的机会。宋庠对杨亿所作还有明确的学习和整理，他对《杨文公谈苑》的整理、分类、重命名就比较典型。宋庠《元宪集》中有《谈苑序》一文云：

故翰林杨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内外制，有重名，为天下学者所服。文辞之外，其博物殚见，又绝人远甚。故当时与其游者，辄获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弆以为谈助。江夏黄鉴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为公奖重，幼在外舍，逮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诸公为多。余虽耳剽有年，而求本未获。前年春，始得其稿于宗人秘书郎敏求。秘书郎，宣献公之令嗣。宣献与杨为中表昆弟，文采风尚，皆一代之宗师。绪立所传，可谓审而无愧。然按本录，但杂抄旁记，交错无次序，好事者相与名曰《谈薮》。余因为掇去重复，分为二十目，勒成一十二卷。昔隋有杨松玠纪南北朝事，已著此号行于世，今袭之，将为后生所惑，辄改题曰《杨公谈苑》。其间有云公言某事云云者，皆黄志也。杨于国史自有传。唐卿，天圣中预修正史，位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年未四十卒，搢绅痛悼。余昔与之善，因详录之。庆历丁亥孟春中书后阁宋庠书。^[1]370-371

这里，宋庠明确交代了他整理《谈苑》的原因和一些具体情况，表现出对杨亿一代宗师文化地位的高度推重，还说明了宋绶与杨亿为中表昆弟的亲密关系以及《谈薮》的成书状态。而宋庠对此书自耳剽有年，到求本得获、给予整理，也正是他对杨亿文辞、博物、识见等高度重视和细加研习的重要体现。此序作于庆历丁亥年，也即公元1047年，而杨亿卒于天禧四年(1020) 十二月^①。可见，宋庠整理《谈苑》，距杨亿去世时间未远，足见杨亿文集在当时文坛和在宋庠心目中的实际影响。

① 据《宋史·杨亿传》载：“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丁内艰，未卒哭，起复工部侍郎。四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七。”参见元代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083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载：“谈苑十五卷。丞相宋庠公序所录杨文公亿言论。初，文公里人黄鉴从公游，纂其异闻奇说，名《南阳谈薮》。宋公删其重复，分为二十一门，改曰《谈苑》。”^[22]278对于这部由黄鉴纂辑、宋庠整理分类的《杨文公谈苑》，曾巩《杨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比较科学地将之归到了杨亿名下，尤袤《遂初堂书目》亦然^②。然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宋庠)……杨文公谈苑八卷。右皇朝宋庠编。初，杨公亿里人黄鉴裒撰平生异事为一编，庠取而删类之，分为二十一门。”^[21]574虽然说明《杨文公谈苑》是宋庠据黄鉴裒撰杨亿平生异事所编，但却在著作目录里将之归于宋庠名下。这样，难免会引起关于《杨文公谈苑》著作权的两端看法，容易造成混乱。而《宋史·艺文五》“子类”载：“宋庠《杨亿谈苑》十五卷。”^[11]5231则干脆抹杀了《杨文公谈苑》的形成基础、直接归为宋庠的著作了，这是十分容易引起误会和混乱，同时也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虽然宋庠整理之功不可忽视，但文中所载却是杨亿的言谈见解。很显然，将著作权归在杨亿名下更为科学。好在由于典籍资料的充实，《杨亿谈苑》著作权的归属比较容易判明。李一飞《杨亿年谱》云：“约于本年(大中祥符六年)，门生黄鉴等记录亿平日语谈，汇编为《南阳谈薮》。后经宋庠删订，定名《杨文公谈苑》。”^[23]191就很明确地将《杨文公谈苑》归在杨亿名下，并通过《杨文公谈苑》所记史事及记事最晚者等证明书初成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 杨亿“退卧颍水滨”之时。

② 尤袤将“杨文公谈苑”归在杨亿的名下。具体见尤袤撰、王云五主编《遂初堂书目》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22页。

整体来看，杨亿的文集远较宋庠的文集传播为广，杨亿的作品也比较可靠。距其时代未远的陈思、方回比较容易接触到可靠的杨亿作品，以杨亿《书怀寄刘五》所录的两首诗出错概率比较小。

三、 宋庠习学杨亿诗的客观情况可能造成误录

由宋庠对《杨文公谈苑》的整理分类而引起《宋史·艺文五》直接记载“宋庠《杨亿谈苑》十五卷”^[11]5231、将《杨文公谈苑》归到宋庠名下来看，宋庠对杨亿诗作的学习也有可能引起这类窜乱。对于诸如“世事”这类诗歌创作权的归属，须给予更加详细的甄别。

宋庠在《谈苑序》中着重指出了杨亿在文坛的宗师地位，这是符合事实的。《宋史·杨亿传》载：“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人有片辞可纪，必为讽诵。手集当世之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十篇。”^[11]10083不但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且杨亿本人也喜诲诱后进，甚至于在杨亿居阳翟治疾之时，“门生馆食者尚千余人”^[9]14。

杨亿“喜诲诱后进”与“学者翕然宗之”的合力，共同促成了北宋文坛诗风的一次巨大变革，迎来了“西昆体”的盛行。这一点，在当时已成共识。宋真宗对王旦说：“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文章有正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20]388-389《儒林公议》称：“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9]4欧阳修也说：“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24]2595又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24]1056无不信实地道出了以杨亿为首的新诗风在当时文坛发生的具有冲决和颠覆力量的深刻影响。尤可关注的是，这种新诗风直接渗透到了科举层面，成了当时求取功名的读书人深加研习的范例，能习得其诗体者可以此作为求取科第、擅名声、取荣当世的敲门砖。如此，则几乎当时求取功名的天下士子都会自觉地学习其诗。如此，置身在这样一个诗风大变革时代的宋庠、宋祁，他们的为学自然不会例外，他们注定也要以杨亿的诗作作为学习的对象和法则。

袁行霈说：“西昆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艺术特征。杨亿等人最推崇唐代诗人李商隐, 兼重唐彦谦。西昆集中的诗人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西昆集中诗体大多为近体, 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 也体现出步趋李商隐、唐彦谦诗体的倾向。……西昆体诗人学习李商隐的艺术有得有失, 其得益之处为对仗工稳, 用事深密, 文字华美, 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的背景下, 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 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 这是‘杨、刘风采, 耸动天下’的主要原因。”^[25]29-30指出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整饬典丽，多用典故是“西昆体”典型的艺术特征。

而宋庠和宋祁早在安陆布衣时期所赋的《落花》诗，就已经是深受“昆体”典丽诗风浸染的结果。苕溪漁隐曰：“夏文庄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庄异待之，命作《落花诗》，莒公一联云：‘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余观《南史》：‘宋元帝妃徐氏无容质，不见礼于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之。’此半面妆所从出也。若回风舞无出处，则对偶偏枯，不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贺诗‘花台欲暮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前辈用事，必有来处，又精确如此，诚可为法也。”^[26]141-142对宋祁诗作的用事之精给予高度赞许。贺裳也说：“《落花》诗，宋人推宋莒公兄弟‘汉皋’‘将飞’，余襄公‘金谷已空新步障，马嵬徒见旧香囊’。余意三诗俱善形容，语亦工丽。若使事着题，又无痕迹，当以子京为第一，公序次之，襄公又次之。”^[27]211语言工丽、使事着题无痕迹正是宋庠、宋祁诗作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的《落花》诗作与“西昆体”诗作在对仗精工、使事用典、辞藻华美方面高度一致的体现。而这也正是年轻的二宋兄弟对杨亿等的“西昆体”诗作艺术用心研习的结果。

但是，宋庠虽然习得了“西昆体”的一些诗作艺术特征，却在诗作体性方面开了与杨亿很不相同的路数。张立荣鲜明地指出了宋庠、宋祁等“后昆体诗人”所作七律在内容取舍上与西昆体的不同，说明了“在《西昆酬唱集》出版一年即遭禁的情况下，士人在诗歌内容取向上的及时调整和对皇权的迎合。”^[28]107这一点，通过前文对杨亿、宋庠诗作体性的探究即可得到佐证。

的确，“杨亿从小便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的熏染。他是希望当一名‘直臣’，为国尽忠、为民效力的”^[29]64。“作为文学侍从之臣，收入《西昆酬唱集》的杨亿诗中却没有一句诸如‘皇恩浩荡’之类的颂圣之语，有的只是真宗未必感到顺耳的讽谏、规劝、告诫。”^[29]66-67而宋庠则是借鉴和发展了“西昆体”诗人从李商隐七律那里习得的、当时在七律诗坛盛行的借典抒情的创作范式，却在内容取向上做了迎合皇权的及时调整。这就造成了宋庠、杨亿一些诗作的表达艺术相通、诗作体性却大不相同的景观。

就诗作的学习与继承而言，宋庠习杨亿诗很正常，而杨亿天禧四年(1020) 十二月已卒、宋庠于“天圣初举进士”^[11]9592后才步入官场，宋庠的表现退隐之思的诗作，于已然逝世的杨亿，是显然无法得见的。如此，从摹写对方诗作所招致的错讹几率来说，杨亿的诗作因为被摹写研习窜入宋庠文集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二人的诗文流传还是宋庠对杨亿的学习，“世事”一诗都存在原为杨亿所作而误入宋庠文集的一定可能性。而从宋庠、杨亿的诗文体性细加审视，显然“世事”也更贴近杨亿所作。《元宪集》中的这首“世事”，当有可能是杨亿所作在流传中被误收在宋庠文集中、并取其篇首二字冠以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