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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文化史、史学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之一，《史记》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得到重视。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738尽管多是从史学角度论说，然“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都已经涉及《史记》作为“文章”的特征。到了唐代，韩愈论柳宗元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2]5124。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自己的文章“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3]543。“雄深雅健”“洁”都应当属于文章风格。到了宋代，文章批评深入发展，文章学成立，司马迁《史记》通过文章学构建得以接受。

宋代是文章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式提出“文章之学”的，是在吕祖谦和朱熹选辑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言语的《近思录》中。其中辑录程颐的话：“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存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将“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相并列，专做一门学问。这一时期的文章学，基本上形成了包括“作家修养论”“认题立意论”“文体论”“篇章结构论”“行文方法论”“修辞论”“句法论”“字法论”“风格审美论”等方面内涵的体系。^[4]

《史记》既是史学经典，又是文章学经典，在汉唐都有了较为广泛的接受。宋代文章学深入发展并形成体系，使得司马迁及其《史记》在文章学方面得以接受并具重要价值。

一 文者修养：司马迁成“养气”之范，《史记》为读书之典

古人认为，养气是为文之本，强调养气的重要性。宋人在文章学论著中论及司马迁养气对于文章的影响。张镃《仕学规范·作文》云：“人当先养其气，气全则精神全。其为文则刚而敏，治事则有果断，所谓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气。班固之文可谓新美，然体格和顺，无太史公之严。近世孙明复及徂徕公之文，虽不若欧阳之丰富新美，然自严毅可畏。”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一，宋刻本。在张镃看来，文章作者“气全”则为文“刚而敏”，司马迁有严毅之气，故文章有严毅之风，成为人们做文章的楷范。

宋人在文章学著作中认为游历、交游是养气的方式，能够影响到文章风格，司马迁之《史记》“疏荡”“有奇气”，乃是其游历名山大川、与豪杰交游的结果。王正德《余师录》录晁补之语云：“文者，气之形，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游，故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然未尝役意学为如此之文也。气充乎其中，而动乎其言也。比颜鲁公性忠烈，故虽字书亦刚劲，类其为人，皆未可求之笔墨蹊径间也。”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游历、交游能“养气”，使文章有“奇气”。他还录张芸叟之语曰：“司马迁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郊、过梁楚，西使巴蜀。天下靡所不至，晚年方敢论次前世之事，著书成文，地理、古今治忽，无所不总。故学者居一室之内，守简策、胶旧闻、任独见，以决天下事，鲜有不谬者。”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游览、讲业的经历让司马迁著书成文“古今治忽，无所不总”。苏辙认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作者为文“气”充乎其胸而“不自知”，自然“见乎其文”。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宋代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四部丛刊》本《栾城集》。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广交豪杰，经历丰富，见多识广，遂有“奇气”，行于文则有“疏荡”之气。

宋人认为，司马迁胸中有侠气，作传则“分外精神”。楼昉《过庭录·史公有侠义》云：“太史公作苏秦、张仪、范雎、荆轲传分外精神，盖子长胸中有许多侠气，所谓爬着他痒处，若使之作董仲舒等传，则必不逮，以其非当行也。”宋代楼昉《过庭录》，见《说郛》卷四十九，涵芬楼本。说明作者胸中之“气”影响文章风格。

读书是做文章的前提和基础，宋代文章学把读《史记》作为学习文章的主要范本。朱熹《朱子类语·论文》：“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去老僧头去。”宋代朱熹《朱子类语·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明读《史记》对于写文章非常重要。通过读《史记》，可悟为文之道。如张镃《仕学规范·作文》云：“某少读《货殖传》，见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遂悟为学法。盖学能知人所不能知，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为善矣。”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一，宋刻本。熟读《史记》，方能提高文章写作水平。王正德《余师录·曾子固》云：

《逸事》云：“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他书，熟读《史记》两三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还强调为文以司马迁《史记》为源头，《余师录·韩退之》云：

《答洪驹父书》云：“凡为文须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每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同上。

在宋代，读《史记》、诵《史记》成为首选。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诵书》引东莱先生曰：“先择《史记》《汉书》《文选》、韩、柳、欧、苏、曾、王(介甫)、陈(无己)、张(文潜)，虽不能遍读，且择其易见、世人所爱者诵之。”宋代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卷一，浙江书局本。当然，读《史记》可以与其他史书相出入。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合诵》引柳子厚语曰：“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语《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榖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读《史记》可以丰富为文经验。

总之，就文章作者修养而言，司马迁成为宋代文章学“养气”的典范，《史记》也被认为是提升文章作者素养的阅读典范。

二 文之风格：《史记》为其尚

文风是指文章格调，也指文章风尚。宋代文章学著作中，以《史记》为风格向标，对写作者提出要求。

朱熹认为，文章风格要如司马迁《史记》一样自然流畅。《朱子类语·论文》：

问《离骚》《卜居》篇内字。曰：“字义从来晓不得，但以意看可见。如‘突梯滑稽’，只是软熟迎逢，随人倒，随人起底意思。如这般文字，更无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林艾轩尝云：‘班固、扬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今看来是如此。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这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如古者或以言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就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宋代朱熹《朱子类语·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意思是说作文字句应当如同言语说出，自然流畅，避免晦涩难懂。他还论及《史记》文风雄健：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实。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到杜钦、谷永书，又太弱无归宿了。匡衡书多有好处，汉明经中皆不似此。同上。

汉代前期文风雄健，司马迁《史记》文风有战国气象，文字雄健。

司马迁《史记》“风雅”的文风在汉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宋代文章家也有论及。王正德《余师录》录柳子厚《西汉文类序》云：“商周之前，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迁“风雅”之风对天子、公卿大夫、庶人都受到影响，对此，宋人也十分认同。

《史记》的语言风格，宋人文章学著作有评点，认为《史记》“意深言缓”“事繁言简”。张镃《仕学规范·作文》 说：“《史记》，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二，宋刻本。 司马迁文独特性风格成为宋代文章楷模和为文风尚。学文为文当如司马迁一样“能自树立、不因循”。

司马迁《史记》文风高简，学文者喜欢阅读。王正德《余师录·李翱》：

《答皇甫湜书》：“仆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词鄙浅，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徳，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仆以为西汉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达大度，东汉所不及。其余唯文、宣二帝为优，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两帝。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功)，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足下读范蔚宗《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书之温习哉？故温习者，事迹彰；而罕读者，事迹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蔚宗、陈寿所为，况足拟望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样的文风使“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学习作文的人不仅经常温习熟读，而且以之为习文榜样，并希望后世为文也应当似司马迁文。

在宋代文章学领域里，司马迁笔力豪放，语言激壮顿挫也得到认可，“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的风格得到肯定。楼昉《过庭录·太史公笔》云：“太史公笔力豪放，而语激壮顿挫，如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等语，皆切近端的。赞尤奇，《屈原贾谊》《荆轲》两赞，当为第一，读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继之以泫然泣下也。韩退之《毛颖传》可继其后。”宋代楼昉《过庭录》，见《说郛》卷四十九，涵芬楼本。

宋人还通过《史记》“本纪”中的诏令考察文风变化。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四云：“《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及。至《孝武纪》诏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卷四，宋刻本。

总之，司马迁《史记》“雄健”“风雅”“高简”的文风成为宋代文章学的文风典范；笔力“豪放”、语言“激壮顿挫”的风格得到文章学家的认可。所以说，司马迁《史记》成宋代文风之尚，就是其对于宋代文章学的价值所在。

三 行文之法：《史记》为其楷

在宋代，司马迁的行文方法得到了认可和评价，影响到文章学的文法论。楼昉在《崇古文诀评文》中对《太史公自序》评价说：“(司马迁)家世源流，论著本末，备见于此。篇终自叙处文字，反覆委折，有开阖变化之妙，尤宜玩味。”宋代楼昉《崇古文诀评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评《报任安书》时又说：“(司马迁)反覆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读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得豪气犹未尽除。”同上。“反覆委折”“开阖变化”行文手法所产生的效果得到了肯定。司马迁《史记》行文时文、理、义兼顾，是宋人文章学行文之法的楷模。王正德《余师录·李翱》有云：

《答朱载言书》：“《六经》之后，百家之言与(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就要求文章不仅要“义深”“理当”，还应当“词工”。

文章学对《史记》“转多之法”也有论及。陈模《怀古录》：“诚斋云：‘作文贵转多。《孟子》答陈相、《史记·伯夷传》、子由《上刘原父书》，皆有此法。’”说明作文应当转益多师。

司马迁《史记》用简要叙事表达判断和评价的文法，也得到了宋人的重视。陈模《怀古录》云：

马迁诸赞，不特是文之(字)高，见识也高，如赞不疑云：“塞侯微巧。”赞叔孙通曰：“(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又论申、韩：“皆出于老子《道德》之意。”皆是表然独见，此如《春秋》之笔，篇词之间，他人便可将此起一篇之议论。……前辈言，马迁作《管仲传》只载与鲍叔结交一二事，《晏子传》只载越石父一二事，《孟子传》只载邹衍、淳于髡诸子大言无当等事，却隐然形容得孟子好。《封禅书》但言“余从祭天地”，具载其所见如此，盖“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有司存”。所以形容武帝惑溺者自见。《西南夷列传》只详载张骞、唐蒙、司马相如等事，而所以形容武帝经理西夷者亦自见，其所以为高。……所以作史大段要识。宋代陈模《怀古录》，明抄本。

此外，《史记》赞语“一两句冷说缴起”的方法，得到后世继承。陈模《怀古录》有云：

《史记》诸赞，初看时若甚散漫，后面忽将一两句冷说缴起。如《王翦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又云：“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云云，“彼各有所短也”。赞虞卿云：“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夫)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此等最有意味。此是放(于)去收来处。…… 全得迁《史》气象。(班)彪亦有。如赞成帝云：“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兄弟父子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皆是闲话引起，却换话头开拓说。欧阳公《唐书》诸《帝纪赞》，故是文字好，然尽是粘住说，缺少脱洒气象。同上。

司马迁《史记》注重“减字”也成为后世作文之法。 陈模《怀古录》云：“文字不可使古书全句，需着与他添减，或转几字方是。贾谊《新书》四十余篇，被马迁纽聚意思，自作一篇括了，王禹偁作《东都事略》，每于传中只详叙官爵，历任官无发越，惟于《东坡传》，把《万言书》融减，自作一段，不用其辞，而用其意，却得作史之法。马迁八(十)《书》笔《万言书》似觉中间文气略索处了。” 同上。

宋人文章学还通过班马比较来说明为文“疏爽”与“密塞”之法。陈模《怀古录》：

班固《赞》引《过秦论》，马迁亦引。但是班固内中略改了数字，皆不及马迁者。优劣只此可见。前辈言，马迁载孝文时，“廪廪改正服(朔服色) 封禅矣，谦谦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此无限意味。而班固乃言：“断狱数百，几致(到)刑措。呜呼仁哉。”便都书了。马迁纪二千四百(年)事，止此五十余万言。班固只纪二百余(年)事，却八十余万言。要之却不可如此论。盖当马迁之时，前古圣贤多无可稽考处，又遭焚(文)书之后，只据金匮石室所藏，与耳目所及搜究者而为之，所以有详有略。而班固纪汉事，则汉事璨然在目可考，有不容略者。班固故有不及马迁者，却非以辞之多寡论。晦翁曰：“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使固书而能如迁之疏爽，则辞虽多亦奚害？宋代陈模《怀古录》，明抄本。

《史记》之为文有“多而少之”“少而多之”之法，不一定“但知当减字”。陈模《怀古录》：

今之言作古文者，但知当减字，其实非也。古人为文，有多而少之者，有少而多之者。刘元城曰：“马迁叙相如、卓文君事，费数百辞。若以别人为之，则不过曰：‘少尝私窃卓氏以逃。’殊不知作史之体当如此。”又论《新唐书进表》云：“其事则多于前，其文则减/灭于书”以为不足于《新唐书》者，正坐此两句。盖有不容于不多者，亦有不容于不少者，但看用之如何耳。马迁传平原君使楚，毛遂愿行。君曰：“先生处胜门之下几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处胜门之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又传鲁仲连：“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及见衍，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洪容斋批云：“是此等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天下之至文也。”若以今人减字法律之，则平原君当减云：“先生处胜门之下亦久矣，而左右无所称，愿留。”鲁仲连当减云：“吾观处围城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先生之玉貌独不然。”如此则不特文气尔然不足道，且不见得当时反复抵拒毛遂及谆谆然称先生而尊崇仲连等气象。此则不容于不多者也。孟子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一段，许多事只将“若此”两字括之，若更重叙述，则不胜费辞，且无意味。又如《尚书》“如岱礼”、“如西礼”，文意亦足，不必重出。则此不容于不减者也。同上。

宋人承认《史记》辩证有度之法。陈模《怀古录》：

《史记》、韩文疑辞从死处下，决辞从活处下，如《滕王阁记》“闻所未滕王阁者”，乃仿(放)《檀弓》“鲁人有(颜阖)(周丰)也者”，下“者”字之类是矣。三代以前下疑辞，后世下决辞，如此自然与人不同。同上。

另外，宋代文章序语、结语皆模仿《史记》。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文字序语结语》有云：

《尚书》诸序初总为一篇，《毛诗序》亦然，《史记》有《自序》，《西汉书·扬雄传》通载《法言》诸序，仿此也。其曰：“作《五帝本纪》第一”、“作《夏本纪》第二”、“撰《学行》”、“撰《吾子》”之类，与“作《尧典》”、“作《舜典》”之义同，盖序语也。韩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异》谓：“古书篇题多在后，荀子诸赋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题不应复出。”以愚观之，此乃结语，非篇题也。其文意以为适丁民有物怪之时。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记·河渠书》末云：“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退之正祖此。又《送窦平序》末亦云：“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已，不惮行于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后人沿袭者甚多，如李习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卫》云：“作《原十六卫》。”贾同《责荀》云：“故作《责荀》以示来者。”孙复《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闵习》云：“作《闵习》。”岂皆篇题之谓哉？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明万历绣水沈氏刊本。

司马迁《史记》诸赞“语简而含蓄”，“咀嚼有味”之法得到赏识。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贾谊传赞》云：“曩见曹器远侍郎称止斋最爱《史记》诸传赞，如《贾谊传赞》，尤喜为人诵之。盖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明万历绣水沈氏刊本。

“论”类文应当如司马迁文一样要有“论骨”、要“断当”，陈模《怀古录》云“老苏《喾(帝)(妃)论》云：‘迁之说出于疑《诗》,而郑之说又出于信迁矣。’疑《诗》信《史》，便是一篇议论之骨。作文论须要如此有骨，方断当得到。” 宋代陈模《怀古录》，明抄本。“议论要断当,句法要典实。西汉文章多典实，仲舒《三策》句句多可出题。又如马迁《报任少卿书》‘修身者智之符也’之类是也。是之谓立言。”同上。“论”类文章要像司马迁文一样要突出论点，并有明确的论断。

四 学习作文：《史记》为其楷

宋人作文注重学习前人，司马迁《史记》成为学习的楷模。朱熹《朱子类语·论文》云：

“《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 学《史记》。曰：“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然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又曰：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去，没收煞。宋代朱熹《朱子类语·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还说：“柳子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如自解诸书，是仿司马迁与任安书。刘原父作文便有所仿。”同上。说明柳宗元的文章有模仿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痕迹。王正德《余师录·黄庭坚》有云：“欧阳公谓退之为《樊宗师志》，便似樊文，其始出于司马子长为《长卿传》如其文，惟其过之，故兼之也。” 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韩愈文也似司马迁文，他说：

退之《进学解》云：“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此退之作文法也。“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必钩其玄。”是亦学文术也。同上。

王正德还录陈长文语评论范晔文章也得益于司马迁文。他说：“范蔚宗《黄宪传》最佳。宪初无事迹，蔚宗直以语言模写叔度，形容体段，使后人见之，此最妙处。其他传即冯衍、马援胜。盖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觉此传不同。以此知班固前书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马相如、贾谊、董仲舒、晁错、刘向诸人文字作底草尔。”同上。他还借唐子西的话说明学文当学司马迁：

唐庚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业。”同上。

他还录范元实语，说明学作文应当“造其妙”：

范元实《诗眼》云：“时曾子固曰：‘司马迁学《庄子》，班固学左氏，班、马之优劣，即庄、左之优劣也。’公又曰：‘司马迁学《庄子》，既造其妙；班固学左氏，未造其妙也。然《庄子》多寓言，驾空为文章，左氏皆书事实，而文词不减《庄子》，则左氏为难。’子固亦以为然。”宋代王正德《余师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人在文章评点时，认为苏轼为文多似司马迁。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表忠观碑〉》云：

潘子真云：“东坡作《表忠观碑》，王荆公寘坐隅，叶致远、杨德逢二人在坐。有客问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绝似西汉。’坐客叹誉不已。公笑曰：‘西汉谁人可拟？’德逢对曰：‘王褒盖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复曰：‘司马相如、扬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赋《子虚》《大人》洎《喻蜀文》《封禅书》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论语》，未见其叙事典赡若此也，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坐客又从而赞之。公曰：‘毕竟似子长何语？’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也。’”宋代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明刊本。

周密《浩然斋雅谈评文》也论及苏轼用语多来自于《史记》。

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妇”，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则如《神女赋》。所谓以文为戏者。宋代周密《浩然斋雅谈评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罗大经《鹤林玉露》论及苏轼作文模仿司马迁。

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伯夷传》，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语设问，谓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诗，犹若未免怨何也？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遍观古今操行不轨者多富乐。公正发愤者，每遇祸，是以不免于怨也。虽然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其轻在彼，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伯夷颜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则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赋》因客吹箫而有怨慕之声，以此漫问，谓举酒相属，凌万顷之茫，可谓至乐，而箫声乃若哀怨何也？盖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终归于安在，况吾与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臾，宜其托遗响而悲也。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必羡长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风山月用之无尽，此天下之至乐。于是洗盏更酌，而向之感慨，风休冰释矣。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明刊本。

宋代文章学著作论及唐人、宋人作文有的模仿司马迁《史记》，有的用语多出自《史记》，可见《史记》在当时成为作文典范。

文章学著作评价后世文章句法祖《史记》。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韩柳文法祖〈史记〉》云：

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鬛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罾；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子厚《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明万历绣水沈氏刊本。

总之，司马迁《史记》在宋代得以接受，其文章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作者修养、文之风格、为文之法、学文之法等都予以学习借鉴，成为宋代文章学体系的重要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