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在中国思想界，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学说竞相传播开来，然而，在各种学说和思潮的百家争鸣中，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一切，归功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明智选择，而这一选择并非偶然，是由当时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本文主要探讨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条件。

一、 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1. 从理论本身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魅力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它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强调实践性，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真理性) 在于它真正揭示了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在理论内容上具有客观真理性，而且在逻辑形式上具有严密性和完整性，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 (阶级性) 在于它公开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在实践中的统一。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才深深打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灵，并成为他们的最终选择。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追求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和依据。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它从社会政治方面论证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条件、道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指导思想、依靠力量和具体道路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论证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获得解放，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则论证了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获得解放。对此，李大钊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他认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18。

2. 从社会需要看，马克思主义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需求，这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它的历史原因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此期间，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奴役和摧残。为了救国救民，各个阶级、各个派别的知识分子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努力探索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的真理。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到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奋斗了近80年，然而，这一切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80年的探索奋斗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和思考：

第一，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作为探索奋斗的主体，都没有能力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梦想，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地主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救国道路和御敌方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未能真正落实。此后，地主阶级洋务派继承了其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并为此奋斗了30余年，但最终也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历时14年，转战18省，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也建立了自己的农民政权，但最终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改良也仅仅维持了百余天。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切说明，不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洋务派，都没有能力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不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第二，农民阶级的“天国”理想、洋务派的“自强”“求富”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民需要探索新的救国道路，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并实现本阶级的理想，太平天国农民们通过农民战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绝对平均的理想社会，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洋务派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政权，集中力量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办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希望以此改变“内忧外患”对清王朝的双重威胁，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但甲午战争一役，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希望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也是昙花一现，仅103天就夭折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美国，希望通过革命的方式，“把过时的清朝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避免瓜分之祸”，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他们的努力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切说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和救国道路都行不通，中国人民需要探索新的救国道路，寻求新的救国方案。

第三，封建正统思想、宗教迷信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都无法救国，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把西方原始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和农民的要求结合起来，建立了“拜上帝教”，并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来发动组织群众，虽然运动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农民运动，反而给农民战争带来危害。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自身的努力。洋务派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就是希望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资产阶级以西方民主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不论改良还是革命，也都没有成功。

正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了上述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好满足了中国的这些需求，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指导思想、革命道路和奋斗目标等现实问题，才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后来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总结道：“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不起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2]1515

3. 从文化心理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追求具有相通性，这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它的文化基础

人类的智慧具有相通性。虽然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欧洲，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古代农耕文明的亚洲，二者不论是产生的时间还是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许多方面却存在着相通之处。

第一，世界观、方法论方面。首先，二者都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肯定世界的物质本原性和统一性，只不过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中国古人把某些具体的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和统一的物质基础，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生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其次，二者都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中国古人认为，阴阳五行相克相生，推动万物发展变化，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再次，二者都坚持了主观客观相统一、理论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在道德方面要知行合一，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而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第二，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方面。首先，二者不同程度地存在集体主义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大一统思想，由此形成了浓厚的家族、宗族观念和群体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则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次，二者具有共同的社会理想。中国人始终追求“大同”社会，希望建立货尽其用、人尽其力、安居乐业、相互关爱的社会；而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绘制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蓝图。

第三，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和敢于斗争，马克思主义宣传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学说，二者具有相似性。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具有某些相通性。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民为贵”“君为轻”，“民为邦本”，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追求的相通性，才使得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熏陶的知识分子便于理解、接纳马克思主义。德国汉学家皮特·奥皮茨认为，是儒家学说促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张岱年先生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因为中国文化中有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大同社会理想等思想因素，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4]186。

二、 20世纪初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条件 1. 帝国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制和残酷剥削、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屡屡失败的事实，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资本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可行性发生了怀疑。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暴露了出来，对此，陈独秀有比较清晰的认识。1915年，他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就说：“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毋庸讳言者也。”^[5]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进一步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暴露于世人面前。战前的激烈竞争，战中的空前残酷，战后的极度混乱，震惊世人，连西方人也开始怀疑自己“文明”的价值。这种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也使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了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因而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了信仰危机。李大钊讲道：“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6]218这一时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反思、怀疑、批判、否定甚至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是否应当对欧洲文明亦步亦趋”。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各阶级、阶层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的努力屡屡失败的事实，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就像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的那样：“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在学习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很可能救中国”，而对此“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然而，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被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的事实打破了。中国人的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1469-1470。

第三，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努力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所主导的所谓“民主”“文明”的幻想彻底破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出席和会并提出三项提案。中国人民以为，此时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大可仰首伸眉”，“与英法美并驾齐驱”，陈独秀甚至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然而，操纵和会的英法美“三巨头”，对中国的两项合理提案以不在讨论之列为由予以拒绝。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又偏袒日本，把德国曾在山东强占的一切特权转而转交给了日本。这一结果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只不过是西方列强骗人的鬼话。

2.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作为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第一，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和新道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花费了将近八十年的时间，向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希望以此改变中华民族被欺辱、人民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梦想，但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而十月革命昭示世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还有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等待人们去建设，这给正在苦苦探索中国出路的先进分子以极大鼓舞，让他们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和新道路。孙中山在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时就表示：“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李大钊也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7]。它好比深夜中的明星，照见了新的人生之路，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曙光。他还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第二，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力量和新方法。近代中国各阶级、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了“单打独斗”的特点，都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表现更为突出。正因为没有群众的力量做后盾，才使维新派们“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们没有认识到，“回天之力”存在于群众之中。辛亥革命也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联合新军和会党，但在清政府被推翻后，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镇压。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不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不同，俄国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使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教育了中国先进分子，使他们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认识到群众运动的重要性。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我们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要搞群众运动。^[8]369

第三，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的指导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1471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以西方国家为学习的榜样，希望运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指导、效仿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救国救民，结果都失败了。那时也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一些主张，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中国的出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由效仿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效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由向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寻找出路，转向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1

3. 苏俄和平外交政策和国内建设的初步成就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向往社会主义

第一，苏俄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赞同苏俄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发表了《和平法令》，提议全世界：反对民族压迫，建立持久和平。随后又分别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连续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并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建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缔结友好条约。苏俄和平外交政策与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联合压迫形成鲜明对比，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表现，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本主义“文明”，转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步伐。李大钊说，近百年来，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摧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格外有意义”^[9]。由此，一些人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并表示赞同它“所根据的真理”。

第二，苏俄国内建设的初步成就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向往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苏俄面临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反扑，为此，苏俄政府一方面加强红军建设，另一方面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仅用了三年时间，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苏俄政府取得的初步成就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逐渐被中国人所了解，并与近代八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屡屡失败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决定“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