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又是璀璨夺目的文学名著，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内蕴丰厚，是史学价值与文学审美融为一体的典范作品。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不仅让国内学者一直兴趣盎然，也一直让国外学者颇感兴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史记》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并能漂洋过海、芬芳海外，这跟它本身的文学魅力有着重要的关系。气贯长虹的《史记》早已走向美国、走向世界。“《史记》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巨作，它吸引了文学界与历史学界批评家们的共同关注。在中国，《史记》研究，特别是《史记》的文学研究，数量上仅仅次于《红楼梦》；(在美国)虽然大部分的《史记》研究是关于作者、文本问题与史学编撰方面的，但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研究正在渐渐地增长。”^[1]51《史记》的文学价值在国外似乎更加引人注目，“更多的公众也许对《史记》的文学而不是历史方面更感兴趣”^[2]138。

《史记》内容博大精深，研究文章众多，在中国知网上就搜到了二万多篇，学者们纷纷从史学、哲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多种角度入手来对《史记》进行研究。本文专门从文学角度对《史记》进行探讨。当今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早已转移至美国，《史记》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蔚为大观。本文专门对《史记》在美国的文学翻译与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提供参考与借鉴。

美国的《史记》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不少美国汉学家翻译过《史记》。《史记》在美国有过多次译介，而其中华兹生(Burton Waston)的翻译与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主导的翻译是最重大的两次。

美国有过多次小规模的《史记》翻译。1917年，夏德(Fredrich Hirth)发表了《张骞的故事，中国在西亚的开拓者：〈史记〉卷123英译》一文，刊登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1938年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出版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人物列传》(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一书，该书共有75面，内容包括三部分：吕不韦列传的翻译与讨论，荆轲列传的翻译与讨论以及蒙恬列传的翻译与讨论。1947年，德弗朗西斯(John De Francis)在《哈佛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译文。1962年，鲁道夫(R. C. Rudolph)在《远东》期刊上发表了《史记·伍子胥传》(The Shih chi biography of Wu Tzu-hsü)的译文。显而易见，以上这些翻译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注重选择《史记》中生动的文学篇章进行翻译，同时也注重传达原作的文学性艺术魅力。

20世纪50年代末，华兹生着手进行《史记》的翻译。华兹生的《史记》翻译是一种文学性取向，首先，表现在选材与结构安排上。华兹生从《史记》中选择了66篇文学性强的内容进行翻译。为了便于西方读者对《史记》的阅读与接受，华兹生《史记》翻译没有按照原著顺序进行，而是以汉朝缘起、发展为线索将《史记》内容串联起来，如第一章是陈涉、第二章是项羽、第三章是汉高祖等。

华兹生的《史记》翻译兴趣与目的在于精彩的文学内容，“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翻译整个《史记》，我对史记文本的兴趣主要在于文学方面，我认为我已经翻译了非常有文学趣味与影响的大部分历史章节”^[3]204。华兹生文学翻译定位明确，心理非常清楚译本不是为专家而作：“我意识到这些翻译可能导致那些对《史记》历史内容而不是对整体文学作品感兴趣的专家的不满。可是，试图让所有的读者、专家与非专家都满意的话，结果肯定是都不满意。” ^[4]8 华兹生文学性翻译主张十分明确，他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以便增强译本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他在自己《史记》译本的“介绍”中说：我避免使用汉语的专业性术语与称呼，尽可能少用中国的度量衡单位；我牺牲了严谨的忠实性，为了取得可读性; 我尽可能地避免脚注。^[4]6-7华译本的人名、地名采用汉语拼音进行表述，表达准确而且易于阅读。

华兹生侧重于《史记》的文学价值，努力再现《史记》本身的文学魅力，并特别注重自己所译《史记》译本的文学性效果。在美国，华兹生的《史记》译本颇受欢迎，影响深远。“华译《史记》行文流畅、自然优美，具有现代英语散文特征，也堪称文学杰作, 在普及《史记》的文学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127华兹生的《史记》节译本被作为世界文学经典译本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华译本在向西方普通英语读者普及《史记》的文学价值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汉学家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十分赞赏华兹生的《史记》翻译：“华译力图再现《史记》的文学性质……总体上, 华兹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 其译本既可靠又可读。”^[6]145 “从文学视角来看, 作为愉悦和悠闲阅读，华兹生生动的译本无法超越。”^[6]151 在美国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看来，华译以最少注释的文学方法让西方大众了解《史记》、欣赏《史记》作出了很大贡献。^[7]597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倪豪士教授开始领衔翻译《史记》，倪译《史记》团队包括中外专家、海外华人与海外汉学家。倪译本保留了《史记》原文本纪、世家、列传的写作排列顺序，译本结构为：致谢、介绍、使用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每页译文下都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与相关的知识注释等，译文后面都附有译者的评注和说明，而在每整卷译本的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相关作品等。倪译本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迄今已经出版了7卷，并处于进行中。倪译本是严谨的全译本，采用异化翻译法，尽可能保留原作语言与文化特质。张磊夫对倪译作出评价：翻译是可靠的，注释是清晰而有帮助的，译著将使更多英语世界读者感知《史记》的学术性。^[7]598

倪译本比华译本要晚30年，很多对倪译的评价是在与华译的比较中进行的，在对比评价中更能凸显出华译注重《史记》文学性而倪译更注重学术性的特点。倪译本更注重历史性与精确性，更大程度上为专家而写。倪译团队知识渊博，主要是为了专家而译，而华兹生的翻译很不同，不仅是为了专家而且为了大众而译。^[2]138美国汉学家加里·阿巴克尔(Gary Arbuckle)总结道：华兹生英译《史记》保持了一贯的可接受性的标准，但华译轻视学术性，注重可读性；倪译试图满足既有精确性又具可读性的翻译需要，它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并对更广泛的读者带来益处。^[8]263

众所公认，倪译本具有严谨性与精确性的学术特点。不过，译者的目的不只是想翻译出《史记》的历史性，译者的目的是忠实地再现历史性的同时再现其文学性。倪豪士的英译目标是：“译出一种忠实的、注解详尽的，并尽可能具有文学可读性与文体一致性的《史记》全译本。”^[9]ⅹⅷ倪译力图完整再现《史记》的本真风貌，包括它的史学价值与文学风格。

倪译也注重《史记》文学性的翻译与再现，但相比之下，在文学性的翻译上华译本更受推崇。倪译本的学术性更加衬托出华译的文学性特点, 正如葛朗特·哈代对两者之间的纠葛所做的巧妙表述：“华译本的读者可能会更多，但是，被华译吸引的读者可能会再去读倪译本，进而再去读原著；华兹生优雅的翻译会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主要关注《史记》文学方面的读者来说，而戏谑的是，只有通过倪译，华译才能被欣赏出真正的价值。”^[6]151

华兹生的《史记》翻译与倪豪士的《史记》翻译定位不同，风格各异。华兹生侧重于《史记》的文学内容，追求译本的文学性魅力，华译作为文学性翻译经典是独一无二、难以超越的。随着中美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读者接受需求的改变与西方汉学研究的需要，倪译顺应时代趋势，进行《史记》全译本翻译，译文极尽精确，当然也适当得考虑到译本的文学性。《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其高超的文学艺术水平是任何译者与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的。

《史记》在美国的译介带动了读者接受，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研究《史记》的美国汉学家越来越多，而且研究内容也逐渐向纵深的专题领域发展。本文在此专门探讨美国学者对《史记》文学方面的研究，并集中于对《史记》文学叙事与文学传记两方面重要内容的研究。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艾伦(Joseph R. Allen)真正从文学角度开启了对《史记》的研究。1981年，艾伦在《中国文学》(CLEAR)第3卷所发表的《〈史记〉叙事结构初探》(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Shi ji)一文以西方文学叙事学模式出发来探讨《史记》的叙事机制，分别对《史记》的人物、情节、叙事方法与意义等进行分析阐述，并以《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传》和卷一百零九《李广将军传》这两卷为例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10]艾伦认为《史记》是中国叙事散文传统的主要著作，对中国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史记》是由众多的独立叙事所组成，而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史记》中人物各异，人物个性化由不同的方式来完成。1994年，艾伦编译《中国语篇:史记的叙事结构》(Chinese Texts: Narrativ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收入米勒(Barbara S.Mi-ler)主编的《比较视野中的亚洲文学巨作》(Masterworks of Asian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Guide to Teaching)一书中。

1990年，斯坦福大学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撰写了《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四位君子的生平》(Mirrors of Virtue, Four Shih ch Biographies)，这是艾伦之后第一部研究《史记》文学性的著作。^[11] 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是采用文学批评方法分析《史记》中所描述的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代的四君子：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在文中，李乃萃运用源自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英美新叙事学、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电影叙事批评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探讨了《史记》文本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元素，并对通过了解人物行动来判断分析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意义进行了解读。

1992年，美国汉学家侯格睿(Grant Hardy)在《中国文学》(CLEAR)总第14卷发表了《司马迁〈史记〉的形式与叙事》(Form and Narrative in Ssu-ma Ch'ien 's Shih chi)一文。他认为西方汉学家早就熟悉《史记》，并对其历史研究与文学风格颇为赞赏，但却未能欣赏到司马迁历史记事中的叙事性。他讨论了司马迁进行叙事的形式功能，并解释了司马迁叙事形式的优势，特别讨论司马迁叙事的客观性与可读性。1993年, 侯格睿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发表了《〈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的解释作用》(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14, The Table by Years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1994年, 侯格睿又撰写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对现代西方理论能起作用吗?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法》(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The Multiple Narrations of Ssu-ma Ch’ien)一文。他认为，《史记》是最有影响的中国史书，但它的编撰结构和西方传统历史有很大的差别。司马迁把叙述分成五部分，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叙述，这些事件在不同方面有不同意义。《史记》有着多重叙事结构，没有统一的叙述与叙事口吻，缺乏明确的叙事结构与连贯性。司马迁的多重叙事技巧展现出现代性，和小说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等有相似之处。不仅文学批评家赞赏司马迁的叙事风格和组织结构，他的编撰形式也有时被应用在新历史编撰中。

1995年，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撰写《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一书，对《史记》潜在的文学叙事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12] 此书中，对《史记》潜在的文学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创作立场进行深入的阐释，丰富了美国汉学界把《史记》看作一部杰出的叙事文本与文学名著的研究。杜润德教授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之上，该书的解释赢得了美国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欢迎与关注。本书在美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

1992年，俄亥俄大学简小斌(Jian Xiaobin)撰写了《史记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in the Shiji)的博士论文，从空间角度研究了《史记》的叙事基础，强调空间位置而不是时间参照对于解读《史记》更为重要。^[13]《史记》的叙事魅力及其空间而非时间法则是简小斌的《〈史记〉的空间化》的主题，他的博士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导论、作为理解模式的空间化、《史记》的撰著与史学的传统、《史记》的建构与特征、结论:建立极权体系和塑造一种多重空间化的映像。总体上，简小斌认为《史记》应所应用的“空间”位置编撰手法比任何特定的编年史著作都重要，《史记》中所有部分组成的是一座宝塔形体系，人物的总体形象和他们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很重要。

1996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Jeff Bissell撰写了《历史文本的文学研究：晋文公重耳的早期叙事》(Literary Studies of Historical Texts: Early Narrative Accounts of Chong’er, Duke Wen of Jin)的博士论文，内容集中于对晋文公重耳在三个古代文本中的《史记》《左传》《国语》中的叙事描述进行研究。

20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Lei Yang撰写了《建构中国史学：〈史记〉的叙事分析》(Building Block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Shiji)的博士论文。作者探讨文本自身的特点，把对作者心理意象的研究转向对叙述方式所产生的决定性效果上的研究。本论文应用法国结构主义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叙事学理论来分析《史记》叙事手段，并认为所采用的叙事方式产生了文学效果，从而把《史记》与《汉书》《左传》区别开来。本论文主要关注历史事件是如何产生的，而不只是关注发生了什么与为什么发生。

1958年，华兹生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出版，它是美国汉学界第一部研究司马迁的著作，共分为五章：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传记、中国史学的起源、《史记》的形式以及司马迁的思想。^[14] 华兹生通过流畅优美的英语与辩证细致的分析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史记》的文学风貌。华兹生描述了司马迁在传记方面的创新，探讨了《史记》对于传记类型发展的影响，并设想应用《史记》所采用的体例描述美国史、尝试略述这样一部著作可能会是什么样。

1986年，杜润德发表了《处于传统交叉点上的自我：司马迁的自传体著作》(Self as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s: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Ssu-ma Ch’ien)一文，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总第106期，指出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自传传统与中国以关系或者传统为中心的自传方式之间的关系。1992年，杜润德发表《混乱与缺漏:司马迁对前贤刻画的几个方面》(Tangles and Lacunae: A Few Aspects of Ssu-ma Ch'ien’s Portrayal of His Intellectual Antecedents)的文章，文中讨论了司马谈、董仲舒、孔安国对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所发挥的影响与塑造作用。

中国典籍《史记》的文学价值在美国得到了充分认识，并被不断地翻译与探讨。华译与倪译都尽力重现《史记》原著的艺术效果，但相比之下，华译文采斐然，更好地再现出《史记》的文学魅力，拥有更多的读者，而倪译更能展示出《史记》原著的史学价值。《史记》高超的艺术水平深深地吸引了美国汉学研究者，他们分别对《史记》的文学方面进行种种研究，尤其是《史记》叙事与传记方面的研究。

作为文化历史巨作，《史记》让世界瞩目、惊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世界文明的快速发展，《史记》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国外的《史记》研究是在不同于国内文化背景的环境下展开的，天然注入了跨文化的比较文学视野。国内与国外研究应该互动起来，进行优势互补，这样更会易于出研究成果，更有利于互相借鉴与学习，也将更有利于促进整个世界多元文化的共享与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