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正史对文学作家的关注当以《史记》为司马相如设立专传为权舆。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南朝四部正史当中，除沈约《宋书》为谢灵运设专传，沿循“史汉”体例之外，萧子显《南齐书》、姚察和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均设《文学传》以记述与文学相关的人物事迹。纵向来看，这些传记当中，史传人物的入选标准、史臣的评述意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体现出南朝文学发展的脉迹。本文立基于此，试图对南朝文学发展背景下，正史《文苑传》的特征转变加以深入探讨。

一

作为纪传体史书，司马迁首创《史记》的五种体例，尤其是一些类传的设立影响甚巨。之后，班固《汉书》虽然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为列传，但在类传方面基本沿袭了《史记》体例形式诸如《循吏传》《游侠传》等，当然也有一些切实的改变，如针对汉代外戚专权的实际状况，班固设立了《外戚传》; 为了记载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往来，班固又创立《西域传》。后来的史书遵照这种传统，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酌情而定，创造出新的类传。如范晔《后汉书》设《党锢列传》《宦者列传》等，这是时代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史书体例的变化。《后汉书》很好地吸纳了魏晋及刘宋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其中《文苑传》的设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范晔注意记述与显现东汉文人的创作成就，并以一些简略、具体的意见加以点评，这种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史学“以文传人”的范畴，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论曰：

论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绩，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1]80

司马迁和班固列司马相如、扬雄为专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显示汉代大赋的创作成就，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为特别优秀、影响甚巨的作家文人设专传的作法。范晔《后汉书》创立《文苑列传》，收录东汉文人二十二名，是以特定的体例方式记载东汉文人的文学及学术概况。《文苑传》人物的选择主要倾向于那些名声不太大但却卓有成就的文人，其中也有被当今文学史所认可或者有一定影响的文人，如王逸、赵壹、郦炎、祢衡等。可见，该传是为这些有声名而无实职、有才华而无地位的文人设立的。这一举措不仅直接影响了正史的体例建设，同时也是对传统史学以文传人或以官职、地位传人方式的补充，因而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优秀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范晔的表述方式和材料选择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后汉书·文苑传》是以文体分类的方式对传主作品进行记录，这种方式并非范氏独创，而以班固《汉书》位居其首，如《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云：“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2]2790之后，陈寿《三国志》沿循了这一形式，两晋史书中的记载亦相似，范晔在记述各传主作品时，均以此作为记录文人著作的主要方式。我们知道，范晔生活在文学兴盛的南朝，他以敏锐的触角感受到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最终完成了这一创造性的改变。就此而言，范晔很好地吸收、发展了以往史学的优秀经验，并将这种形式加以普遍化和具体化。例如：

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2]2609

傅毅：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2]2613

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2]2618

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2]2635

张超：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2]2652

这种记录文人作品的方式是以文体和数目为根据加以辑集，说明在别集产生之初，史传人物的著述记载还处于未成熟阶段，同时也可以看出史学的体例结构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的契因就是文学的兴盛已经浸润史学的堤涯，已经逐渐成为史书记述的内容侧重点。

第二，《后汉书·文苑传》注意选录史传人物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杜笃传》中选载《论都赋》，这是东汉初期一篇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社会意义的赋作，内容与实际社会问题有紧密的关联，并引发了汉代散体大赋中一类重要题材——京都赋的崛起。再如《傅毅传》载录了傅毅述祖言志的《迪志诗》，这首诗在中国四言体诗歌领域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崔琦传》中选取《外戚箴》，着重表现崔琦对东汉外戚专政状况的不满；《赵壹传》收录了名作《穷鸟赋》《刺世疾邪赋》等，显示出他对现实的愤激情绪；《边让传》收录了具有劝讽意义并多富丽之辞的《章华赋》；《郦炎传》载其《见志诗》二首，表现他清高傲岸的性格以及乱世之中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和悲伤。因此，这些在当世有名或无名的文人，他们的人生事迹赖《文苑传》的记载而得以保存，他们的作品也基本体现出文苑人物的艺术风格。就此而言，范晔《后汉书·文苑传》在类传形式上不仅是一种显著的创造，在内容上也继承了“史、汉”所开创的“史中见文”“文中见史”的史学传统，以文学作品显露史传人物的行迹、心境、遭际等，使这些作品名扬后世。从根本上说，这种创式对于正史列传也是一种有益的内容补充，同时也是一种完善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方式。

第三，《后汉书·文苑传》对文人的创作有一些直接评语，虽然与南朝正史当中的文学评价相比，这些意见显得很简要，但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形式有二：一是范氏本人对传主作品的评述，如《边让传》谓其“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2]2640。二是直接引用时人评论。如《杜笃传》中载：“会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2]2595《王逸传》载其子王延寿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2]2618。这些示例显示出一种普遍化的文学批评倾向，这种倾向与后来南朝正史的记载情况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后汉书·文苑传》还注意阐述作品的创作缘由，搜集作品的流传与影响情况，如《刘梁传》载其“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2]2635。讲述了此文的创作原因，又“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2]2635。从中显示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重要影响。再如《高彪传》载其参加当时的百官大会，集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独作箴，“(蔡)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2]2650。这则材料不仅描述了东汉文人们的文学赏会，而且还借当时著名文人蔡邕的品誉之辞展现了传主作品的艺术魅力。诸如此类集中于《文苑传》中的评述内容对后来史臣文学批评意见的具体化、广泛化无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对于推动正史当中的文学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后汉书·文苑传》中的人物传记还有一些特点，如传记内容一般较简短，与后来正史《文苑传》或《文学传》中的人物相比，无论传主数量还是文学创作内容、文学批评意见都显得过于简约，难以形成具体、完整的系统性特征，这或许是范晔使用材料有限的原因所致，抑或是范氏对文学关注的程度还不够深。不过，《后汉书·文苑传》将东汉有成就的文人纠集交会于类传当中，有利于集中反映他们的文学创作情况，这一目的已经充分显露，独创之功不可磨灭。

二

沈约《宋书》虽然没有设立《文苑传》，而是沿袭迁、固“史中见文”的传统方式，但却列刘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颜延之、袁淑为专传，并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总结性地阐述了他本人作为一代辞宗对文学发展的一些看法。虽然《宋书》成书几经人手，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够捕捉到许多文学信息，如对文学赏会的记载，对史传人物文集的重视，以及诗歌的选录特点，文义、文章、文学词语的频繁使用等，种种情况已经显露。在文学观念趋于独立的南朝初期，文学的兴盛已经逐步浸润与渗透史学领域，并以巨大的魅力影响和改变了正史的发展方向。沈约善于发掘文学的面貌特征，详细记载了众多文学人物的行实，通过时人或自己直观的评价体现出一定的文学价值趋向。如果对南朝正史所呈现的丰富的文学面貌进行分析则不难看出，沈约《宋书》的立意、结构、行文、叙事等方面的特点均对后来史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萧子显的《南齐书》。

关于沈约《宋书》为何未立《文苑传》，历史学家早有评论。如柴德赓先生所言：

《宋书》不立《文苑传》，然列传中所载文士甚多，且每载整篇文章，不厌其详。……约本文人，故于此颇重视。不立《文苑传》，以宋代文士多，非文苑所能概括。^[3]85

如果说单纯以宋代文人众多为由便不立《文苑传》，这样的解释似乎还欠完备。我们知道，后来的正史如《旧唐书·文苑传》中记载的史传人物数量要比《宋书》更多，其传尚能载之，何况《宋书》呢？因此，《宋书》不立《文苑传》，笔者认为倒不一定是由于宋代文人数量较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史书体例的认同问题。范晔《后汉书》的修撰时间虽然早于《宋书》，但就当时史学发展的情况来看，《文苑传》作为一种固定体例的确定时机还未完全成熟。魏晋史学素以班固的著作与作风为宗，在体例形式上沈约的史学创作应是笼罩于这样的史学氛围中，或许他已经阅读过范晔的《后汉书》，但还不能接受《文苑传》这一富有创造性的史学成果。再者，沈约撰写《宋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其成书更多地依赖于刘宋时期的史学家如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人的先期撰述，因此在体例安排上，沈约遵循与继承的成分多，而独创和改变的成分相对要少。不过，《宋书》未立《文苑传》并非意味着沈约就忽略了刘宋文人的卓越成就。相反，《宋书》的翔实有目共睹，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宋书·乐志》所保存的魏晋以来的乐府民歌、众多丰富的文学创作、文学风格的映现以及一些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总结和点评，都显示出生存于文学意识相对独立、文学逐步完全自觉时代的史学家——沈约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进步的历史观。要之，沈约《宋书》继承了传统的史学体例，虽然未设《文苑传》，但却一直洋溢着生动的文学气息，拥有很多以往史书所没有的鲜明特点。

之后，梁代史学家萧子显的《南齐书》承袭了范晔开创的史书体例，改《文苑传》为《文学传》，著以序论，集中地阐述史臣对文学发展的相关见解。同时，《南齐书》发展了沈约《史书》反映文学的多种方法，增强了史传文学批评的力度与广度。可以说，它最终确定了正史《文苑传》的基本形式。如在序论中表明对文学产生的看法，评述前代及当代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趋向等，这些都是范晔《后汉书·文苑传》所没有的内容。同时，《南齐书·文学传》选载一些文人入传，介绍他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注意选录南齐文人的文学批评意见，如《陆厥传》中收录了沈约论述音韵声律之学的重要文章——《与陆厥书》，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由记载文人创作到关注文学批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梁书》《陈书》中《文学传》人物的选择，从而也确定了正史《文苑传》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南齐书·文学传》在史传人物的选择方面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如：

其一，《南齐书·文学传》描述的史传人物共十位，其中半数以上乃是当世史学之才，而非现在意义上的文学之士。也就是说，入选《南齐书·文学传》者并非完全是文辞富丽的文人，有一部分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者。例如：

檀超：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4]891

王智深：敕智深撰宋纪，召见芙蓉堂，赐衣服，给宅。^[4]897

王珪之：有史学，撰齐职仪。^[4]903

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半未成。^[4]902

祖冲之：(冲之)少稽古，有机思。……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为密，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新法。……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4]903

贾渊：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又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4]907

如此等等。同时，萧子显在《文学传》中数次补充和穿插一些史事，如《檀超传》记载建元二年断宋世年限、议定宋史体例之事。如《王智深传》记述沈约敕修宋书世祖讳恶之语。其曰：“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4]897即使在《檀超附传》记述熊襄的事迹时也是着重载其“著齐典，上起十代”^[4]892之语，可见《南齐书·文学传》史传人物的选择呈现一种文史相杂的状况，尤以介绍史学成就为重。类如祖冲之这样精于历数的天文学家、贾渊这样专攻谱牒之学的文士俱被归入《文学传》中，这种情况就是例证。即使叙述沈约、谢朓等人组织的集会时，史臣的记述目的也只是为了表现参与者的史学才华，如《崔慰祖传》言：“沈约、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4]901可见，在《南齐书·文学传》收录的史传人物中，历史学者反而比文学之士的数量要多。总的人数较少，是因为南齐一朝存在时间较短，而史才为多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应该和南朝时期文学意识的独立进程有关。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文学概念的独立是以元嘉十五年宋文帝立儒、玄、文、史为标志。但我们知道，文学与史学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南齐书·文学传》人物的选择特征真切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即在史臣萧子显的意识中，所谓“文学”一词与今天的纯文学概念有很多不同，它并不单纯指代诗、文、赋等文体，而是包含了一定的史学成分在内。对于“文学”一词的解释，萧氏还依然保持在“文兼学者”的概念范畴之内。因此，齐梁人的文学意识具有一种广泛性的文学概念之意义。同时，这一情况表明，在文学和史学俱已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趋于独立的初期，文史之间仍然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二者的区别与分离还需要有一个清晰与明确的渐进过程。

其二，《南齐书·文学传》在史传人物文学才艺的表现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宋书》的传人方式，是以反映人物的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集载录等为主要内容，同时注意吸收当时文人的文学批评意见。在文学创作方面，该传注重表现文人的五言诗创作，如《丘灵鞠传》言：“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云横广阶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赏。”^[4]889此以具体的诗句来表现传主才能。又丘灵鞠“著江左文章录序，起太兴，讫元熙。文集行于世”^[4]890，此以文集记述传主的作品。史臣还直接介绍与评述传主的创作特点，如谓卞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4]892，丘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以事见杀”^[4]896，“陆厥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变”^[4]897等，有时引用文士本人创作体验的表述话语，如“袁嘏自重其文。谓人云：‘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4]893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传》中的《陆厥传》，萧子显不仅直接评述陆厥的诗歌创作，而且还客观、细致地总结了南齐时期重要的诗体——“永明体”的形成及特点，其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宫商。”^[4]898萧子显在传记中以这种形式体现四声音律之学的发展情况，并特意点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论宫商之学的意见，显示出他对“永明体”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正史当中如此明确地记述文学方面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在以往史书中是不多见的。岂止如此，《陆厥传》还全文收录了陆厥与沈约的集中讨论宫商之学的理论文章，其中“美咏清呕，辞章调韵”^[4]898的声律追求与《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吐石含金，滋润婉切”^[4]908的创作标准十分相似。据萧子显自述，他本人颇好辞藻，因此在史书撰述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对南齐时期文字音韵方面的学术成果加以注意，然则这一材料选择本身也是南朝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改变。在《文学传》中集中讨论与显现文学批评意见，使《文学传》名副其实地成为表现文学、探讨文学、研究文学的一方天地，萧子显的《南齐书》具有很明显的创造性。虽然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还不够明确，但《陆厥传》的结构安排却极大地丰富与完善了正史《文苑传》的内容。针对以往史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三，《南齐书·文学传》的史论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方面，萧子显开创了正史《文苑传》后附加史论这一固定形式，沿袭了一般列传具有史论的体例，对文学人物及文学创作特点进行评述；另一方面，他还集中阐发自己的文学批评意见，注意总结，善于综合，从而使《文学传论》成为以后史臣发表文学意见的重要阵地。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和《南齐书·文学传论》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都注重总结，行文尚以骈俪，富有情感，有很多相似之处。前已述及，在《陆厥传》中，萧子显还特意点明《宋书·谢灵运传论》载有沈约对声律之学的意见，这说明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萧子显颇为认可沈约《宋书》史论的处理方式，并且二者在文学批评倾向和表述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承继性。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5]1778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4]908这一论点，态度鲜明地表现出沈、萧二人对文学发展新变特征的看法。在阐述文学起源与人类情绪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沈约云：“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5]1778萧子显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4]907二人的观点十分相近。另外，沈、萧二氏均对历代作家的创作进行了点评。相较而言，萧子显立基于沈约的立论方式，更具体地评述了魏晋和南朝初期的作家。时而以文体类分，如“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4]908; 时而以创作风格进行区别，如“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4]908等。沈约注意到刘宋时期与众不同的作家鲍照，但他没有为其设专传，而是附于刘义庆的传记当中，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他也只字未提。而萧子显《文学传论》中分析文章三体时非常明确地列鲍照为第三类，能动地发展了沈约的作法。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萧氏传论与沈约传论形式相似、内容很相近，但在评述方法和侧重点上有很多不同。

概而论之，《南齐书·文学传》不仅继承了《后汉书·文苑传》的体例形式，而且在记述内容方面也发展、超越了《宋书》，它不再像《后汉书》记述文苑人物那样简短行实，而是更加具体地反映着文学现实。虽然存在文史交叠的状况，但从文学意识的独立这一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现。从《后汉书·文苑传》的创新和简要表述，发展到《南齐书·文学传》初具规模地反映各种文学现象，再到《梁书》《陈书》的《文学传》广泛记述文学活动与侧重文学批评的史学倾向，都体现出文学的兴盛状况得到充分反映的动态过程。之后，《隋书》《南史》《北史》等唐修史书无不沿循这一类传形式并最终确定了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文苑传》成为既定体例而被承袭，史传人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成为正史重要的表现内容，后人对文学作家的认知与评价更多地依赖于正史《文苑传》的记载。另外，在正史《文苑传》的序论中，明确阐述史臣的文学观点也成为一种继踵沿袭的范例，如《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史·文学传序论》等。《旧唐书·文苑传》收录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作家，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李商隐等。而类似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者，则别以功迹列为专传。其所采用的体例形式很明显是立足于南朝史学《文学传》或《文苑传》的经验基础之上。据此而言，正是由于南朝正史的探索、积累才最终成就了真正的、大规模的正史《文苑传》序列内容。正是南朝正史曾经的不成熟，才最终促成了正史《文苑传》成为璀璨的文学人物收纳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