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为中唐诗坛大家，其诗在当时就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并广为传播。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曰：“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1]6644宣宗《悼白居易》云：“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曲》。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2]49在元和时代，时人已开始“学浅切于白居易”^[3]194，张为《诗人主客图》称其为“广大教化主”^[4]70。五代时，对白氏龙门旧迹做过修整，陶榖有《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宋太宗时，白氏文集已流传至日本。^①白氏履道坊故居至宋初已成为文人游赏的大字寺，可见其影响之广远，接受群体之众多。

①“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宋史·外国七·日本国》卷491，第14131页)

白居易在宋代产生深刻影响并广为接受，缘于历史条件的相似，人生志趣的相同，个人遭际的相像等，其兼济天下的思想、超放的人生态度、圆融的生活方式等，无不令宋人心驰神往。

(1)学其为生民立命的精神。白居易作为中唐士阶层的代表，更有舍我其谁的壮怀。元和三年，任左拾遗，他积极进谏，直陈时弊：请降系囚、蠲租税、绝进奉、出宫人、禁掠卖良人等，上皆从之。因而颇遭权悻者忌恨。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等政治讽喻诗，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因此有“广大教化主”的美誉。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激发了文人的济世热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又使文人更多了份道义和责任。他们崇敬白居易心系社稷苍生、为君、为民的淑世精神，如王禹偁任右拾遗，又改左司谏，知制诰，学白直言时政，有《啄木歌》《对雪》《感流亡》《畬田词》等诗反映社会现实、生民多艰。苏轼亦为其循吏品质所感动，如乐天《送姚杭州赴任, 因思旧游二首》(其一)云：“闾里固宜勤抚恤，楼台亦要数跻攀。”子瞻《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一)亦云“细雨晴时一百六，画桡鼍鼓莫违民”，诗中表达出乐天一样勤政爱民的情怀。

(2)学其超放的人生态度。白居易在人生逆境中能以乐观的精神、放达的态度坦然应对，不断超越人生困苦。元和十年，朝廷决定讨伐淮西吴元济叛军，李师道阴遣刺客在早朝路上，刺杀了宰相武元衡，重伤裴度，白居易上疏缉拿凶手，被诬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刺史。王涯又上疏言其不宜治郡，终贬为江州司马。其人生陷入低谷，后又转放苏州、杭州、忠州等地，在困境中，诗人栖心释老，放下营营，轻外物而重身心，逐渐学会随境自乐。“《韵语阳秋》曰：孟效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大碍，谁谓天地宽。’许浑诗：‘万里碧波鱼恋钩，九重青汉鹤愁龙。’皆是穷蹙之语。白乐天诗：‘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与二子殆霄壤矣。吴旦生曰：‘同一天地也，乐天以不羁便道阔，东野以有碍便不道宽。可见诗人胸次，随其所发，即有天地。’”^[5]377这种蔑视困苦、超越现实的精神，深刻影响着宋人。晁迥《法藏碎金》曰：“余尝爱乐天旨旷达，沃人胸中。有诗句云：‘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夫如是，则造化阴骘，不足为休戚，而况时情物态，安能刺鲠其心乎？”^[6]432宋代名家欧阳文公、司马温公、苏文忠公等人，人生失意时，无不从他那里寻求精神慰藉。龚颐正《芥隐笔记》“乐天诗”曰：“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乐天诗云。”^[5]129宋人还学习他淡泊功名富贵的超然情怀，学其放下、舍得，在尘不染。《法藏碎金》云：“白氏诗云：‘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心自由。’予因拟之，别作诗云‘权要亦有苦，苦在当忧责，闲慢亦有乐，乐在无萦迫。’”^[6]490甚至视之为开启心性的妙法，又云：“唐白氏诗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近道之人，颇多爱之。予友李公维录出其诗，名曰《养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词语》。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予记其有诗云：‘此身是外物，何足苦忧爱。’又有句云：‘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夫如是，则身外悠悠，不合意事，何用介怀？”^[6]503南宋文人也感其旷达，苕溪渔隐曰：“乐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其超放如此。先君亦尝有句云：‘人有悲欢头易白，山无今古色常青。’”^[7]98

(3)学其悠然的生活方式。白氏在现实生活中进退裕如，进能兼济天下，奋不顾身；退能独善其身，在尘不染。当“牛李党争”越演越烈，官宦弄权于内，藩镇跋扈于外，加之朝臣与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政治局势日趋险恶。白居易深感无力回天，及时全身而退，多次分司东都，中隐洛下，不再复出，后致仕于此。他知足无求，逍遥于嵩云洛水之间，游赏唱和，闲适以乐，直至终老。宋人或学其淡泊闲放，隐而不出。《温公续诗话》曰：“魏野处士，……其诗效白乐天体，真宗西祀，闻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闭户逾垣而遁。”^[8]276他“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前后郡守，虽武臣旧相，皆所礼遇，或亲造谒”^[9]13430。政治受挫的文人，多学其退居洛下，放心林泉。如司马光、范纯仁等人效其“七老会”有“真率会”。司马光在洛下建有独乐园。或学其散放，如苏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足，居室稍宽，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销忧，菁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9]13080，直是乐天洛下生活之再现。苏轼也向往乐天东都放心适意的生活，《赠李道士》云“吾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小苏亦然，《爱日斋丛钞》载：“子由暮年赋诗，亦谓：‘时人莫作乐天看，燕望端能毕此身。’自注：‘乐天居洛阳日，正与予年相若。非斋居道场，辄携酒寻花，游赏泉石，略无暇日。予性拙且懒，杜门养病，已近十年，乐天未尽能尔也。’或当时又以乐天称子由。香山一老，而两苏公共之。”^[10]70南宋文人向子等不畏权相秦桧的淫威，威武不能屈，退居乡野，追步乐天放情山水的高致。楼钥《芗林居士文集序》曰：“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陈，不一而足。又素慕乐天，自号曰芗林。……又言香山得洛阳履道坊杨常侍旧宅，芗林得临江五柳坊杨遵道光禄别墅。有诗云：‘莫问清江与洛阳，山林总是一般香。两家地占西南胜，可是前人例姓杨。’又《题乐天真》云：‘香山与芗林，相去几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见忌。杭州总看山，苏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处略相似。’”^[5]143

白居易将其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其诗题材内容、风格、审美等的多样性满足了宋人不同个性爱好的需求，也适应了宋诗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被广泛接受和模习。我们可以从诗风诗体等层面略加探讨。

有的是为了反对诗坛雕琢靡丽的不良风气，使诗歌重新回到健康发展道路而师法乐天，学习其诗平易自然以补虚消肿。如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朝廷欲革西昆体之浮艳，有陈从易、杨大雅等人，好古自守，从白诗中觅得途径，提倡质朴文风，时称“杨陈体”。《六一诗话》曰：“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乐天。”^[8]266《宋史·陈从易传》曰：“景德后，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而从易独守不变。与杨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笃行。时朝廷矫文章之弊，故并进二人，以风天下。”^[9]9979经过上下的努力，文坛风气渐得扭转，也为欧阳修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做了铺垫。

有的学其讽谕诗，关怀现实，直刺时弊。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后世文臣君主都不断地从白诗中找寻拯时济世的良方。较早模拟之的是由五代入宋的西蜀文人，《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载：“(欧阳迥)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昶手诏嘉美，赍以银器、锦彩。”^[9]13894因为已经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故蜀主给予褒奖，用来激励世风，以求暂安。宋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也增进了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怀，他们多效法白氏讽谕时事。如宋初王禹偁，太宗曾责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9]752，真宗时，“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谨边防，通盟好；……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9]9793。苏轼也因作《山村五首》《吴中田妇叹》等诗讥刺新法扰民而终罹乌台之祸，无论是在熙宁、元丰年间，还是在元祐、绍圣年间，他既被新党吕惠卿、章惇、蔡京等奸佞以文字遘祸，又见斥于朔、洛两党，而终无悔意。^①白氏讽谕诗不仅为宋代文人喜爱，甚至被契丹君主见用。陈继儒《太平清话》曰：“白居易讽谏诗，契丹主亲以本国字译出，诏番臣读之。”^[5]220可见其诗影响之深远，受众之广泛。

①“苏惠州尝以作诗下狱，再起遂遍历侍从，而作诗每为不知者咀味，以为讥讪。出守钱塘，来别文潞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喜者诬谤。’再三言之。临别上马，笑曰：‘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时有吴处厚者，取蔡安州诗作注，安州遂遇祸。故有笺云之戏。”(《明道杂志》)

有的爱其闲适诗，体其清闲自在。白居易多次分司东都，与裴度、刘禹锡、牛僧孺、王起等人在洛下宴饮唱和，并致仕终老于此。宋初馆阁文人李昉、李至、徐铉等人，职务清闲，多学其闲适唱和。吴处厚《青箱杂记》曰：“昉诗务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11]1639宋人多慕其洛下闲适，钱惟演、吴育、韩琦、富弼、文彦博、范纯仁等莫不如此，在政治失意时，他们或留守分司、或致仕于此，在宴饮、游赏、唱和等活动中，追效乐天遗风。《宋史·吴育传》曰：“(育)以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晚年在西台，与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遗事至数百篇。”^[9]9731《东轩笔录》载：“钱文僖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时通判谢绛、掌书记尹洙、留守推官欧阳修，皆一时文士，游宴吟咏，未尝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园囿之胜，无不到者。”^[11]2700文彦博以太师致仕，居洛阳，“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序齿不序官，为堂，绘像其中，谓之‘洛阳耆英会’，好事者莫不慕之”^[9]10263。唐宋文人此唱彼和，遗响不绝，共同传写着名士风流，启谕着后人诗意的栖息。

白诗善于写日常生活情事，尤其是退居洛下后，饥餐渴饮、行走坐卧、洗浴、乘凉、睡眠等俗事，无不诉诸诗笔，俗中见雅。宋人学其以平常心应接万物，在日用中发现诗材，开掘诗意，模写大雅大俗的生活。如理学家邵雍学白有《林下五吟》《乐物吟》《吾庐吟》《安乐吟》《四事吟》等诗，司马光《戏呈尧夫》云：“只恐前身是，东都白乐天。”^[12]6213二苏也学其写日常俗事，苏轼有《糴米》《新居》《东坡八首》《蜜酒歌》《元修菜》《豆粥》《杜介送鱼》《新酿桂酒》《真一酒》《四月一日初食荔支》《雨后行菜圃》《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食槟榔》等诗，苏辙有《卜居》《浴罢》等诗，两人还有许多唱和之作，如子瞻《谪居三适》、子由《次韵子瞻谪居三适》等，写《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等家居生活。又《浴罢》云：“石泉澣巾帨，土釜煮桃竹。南窗日未移，困卧久弥熟。《华严》有余秩，默坐心自读。诸尘忽消尽，法界了无瞩。”^[13]897诗人沐浴、懒卧、读经、参禅等，正是乐天日常生活作派。

白诗的语言平易浅切、通俗自然、言近旨远，因此也为宋人追仿。但初学者，往往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易流于粗俗。《六一诗话》载：“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8]264苏轼也曾有元轻白俗之论，胡应麟《诗薮》则曰：“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合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何得以此为嫌。”^[14]122因为香山诗平易自然实乃出于锤炼，甚至有诗成而终篇不取者，《随园诗话》曰：“周元公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余读公诗云：‘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然则元公之言信矣。”^[15]193这与整个宋诗由人工而臻自然的诗学追求相合，在李昉、魏野、邵雍、张耒等人的诗中，都可以看到白诗的深刻影响。如李昉“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9]9138，魏野“‘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其诗效白乐天体”^[8]276，张耒“作诗晚岁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9]13114从中亦可体察到宋诗语言发展的轨迹。

宋人还在诗歌技法上，多方取法乐天。或体其诗语，如《娱书堂诗话》载：“白乐天《献裴晋公诗》云：‘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王禹玉上文潞公诗云：‘功业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贝州时。’隐括乐天语也。”^[4]492令人想见公之功业，风神不减。或体其用事，当仁不让，吴曾《能改斋漫录》曰：“白乐天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而偶对各有所长。吕吉甫云：‘南北战争蜗两角，古今兴废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两蜗角，百年得意大槐宫。’又云：‘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洪龟父云：‘一朝厌蜗角，万里骑鲸背。’”^[16]212有时又反其意而用之，意味更加深长。如《随园诗话》曰：“白香山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早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宋人反其意曰：‘少年胯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14]158或学其锤字炼句，《唐宋诗醇》评《闲居春尽》曰：“炼句炼字，后来陆游得法于此。”^[17]553词家又多引其诗语入词，使词境、雅意相似。如曾季貍《艇斋诗话》云：“欧公词云：‘杏花红处青山缺’，本乐天诗：‘花枝缺处青楼开。’”^[4]314东坡《定风波》词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优古堂诗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曰：“予尝以此语本出于白乐天，东坡偶忘之耶！乐天《吾土》诗云：‘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又《出城留别》诗云：‘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又重题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又《种桃杏》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4]262

宋人在接受白居易其人其诗影响时，并不只是单纯的因袭，而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们在思想境界、人生态度、诗歌技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超越。宋人对人生更加执着，对生活更加热恋，其行为也更加旷放，其中以苏轼等人最为显著。王昌会《诗话类编》曰：“东坡希慕乐天，其诗曰：‘应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然乐天蕴藉，东坡旷迈，正自不同。魏鹤山诗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弹泪送人归。谁言苏白能相似，试看风骚赤壁矶。’此论得之矣。”^[5]201

宋人的思想更加圆融，他们把儒释道三教有机融合，如苏轼能兼陶渊明之平淡、白乐天之放达，而更接近于佛家的事事圆融。周密《齐东野语》“形影身心诗”曰：“陶靖节作《形影相赠》《神释》之诗，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惜生，故极陈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释其惑。……此乃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乃得神之自然，释氏所谓断常见者也。坡翁从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顺忧伤生，忧死生亦迁。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俟此言。’白乐天因之作《心问身》诗云：‘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须爱，何事论恩自说功。’心复答身曰：‘因我疏慵休罢早，遣君安乐岁时多。世间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闲奈我何。’此则以心为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从而赋六言曰：‘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于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11]5533

宋人在诗歌表现方面，也能不断超越前贤。或在诗艺上登堂入室，如王禹偁学乐天之平易，而臻老杜之精能。《蔡宽夫诗话》曰：“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欺子美是前身。’”^[7]170或长于构思剪裁，雅致精能，如山谷能变乐天之长篇为精短之绝句，祝诚《莲堂诗话》云：“宋曾慥端伯《诗选》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辄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帙，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5]188或化俗为雅，点铁成金，风韵胜之，如《竹坡诗话》曰：“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人小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金手，不能为此也。”^[8]346宋人还能以故为新，化俗为雅。脱弃了乐天之尘俗，更加雅丽清脱。东坡南迁，朝云相随，妓词效乐天，“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苕溪渔隐曰：“诗意绝佳，善于为戏，略去洞房之气味，翻为道人之家风。非若乐天所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但自诧其佳丽，尘俗哉！”^[7]214又或在诗歌风气上变本加厉，风流自赏。如元、白次韵唱和，影响苏、黄等人，元佑文人更加逞才斗能，《沧浪诗话》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18]193

综上而论，宋代文人由于社会身份、人生阅历、思想境界、性情怀抱、审美追求等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接受心理，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白居易进行接受，并不断超越。其间也反映了宋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仕人心态、诗学风尚、审美追求和宋代文化理性、平和的特征等。宋人的接受高峰，进而影响到后世对白居易的认可与接受，在批评与阐释、接受与传播中，更能体现出白居易愈久弥新的文学文化价值，见证不同时代的文人生存状态、文学气质和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