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约前240—前137), 河北真定人, 原为秦朝将领, 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在秦末大乱之时, 赵佗割据岭南, 建立南越国。赵佗统治南越国期间, 对岭南的广大地域实行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 并取得成功。他为岭南地区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他大力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 积极发展农业与商业, 使岭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他提倡进步文化, 改变"越人之俗, 好相攻击"的陋习, 并积极推广汉字, 进一步破除了汉越文化交流障碍, 加深了汉越文化的融合。

对于南越王赵佗, 明代钟惺曾作出很高的评价:

任嚣何人, 识时、识地、又识人, 俊杰哉！当其时, 嚣岂不为子孙计, 而病以授佗？盖英雄未了之局, 与其予子孙不肖者败之, 不若予臣吏才略者成之。

尉佗居秦、楚、汉之间, 上不能为沛公, 下耻作韩、彭, 而又不欲以身为陈、项, 南越一隅地, 数十年偏安, 著著算定, 为后来扶余做一榜样。^[1]6789

“上不能为沛公, 下耻作韩、彭”是钟惺给赵佗的历史定位。从赵佗的一生来看, 他没有像刘邦那样取得一统天下的成就, 也不像韩信、彭越那样依附于其他反秦集团, 而是偏安一方, 在“会天下诛秦”的乱世把岭南地区治理得“甚有文理”, 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1]6785, 由此看来, 钟惺给他的历史定位似乎是比较准确的。然而, 赵佗本人自视甚高。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 赵佗拿自己与刘邦比肩, 遭到了陆贾的反驳:

皇帝起丰沛, 讨暴秦, 诛强楚, 为天下兴利除害, 继五帝三王之业, 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 地方万里, 居天下之膏腴, 人众车舆, 万物殷富, 政由一家, 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 皆蛮夷, 崎岖山海间, 譬若汉以郡, 王何乃比于汉！^[1]6025

此时赵佗也不卑不亢, 答道:“吾不起中国, 故王此。使我居中国, 何渠不若汉？”语气中透着满满的自信。他在向汉朝派来的使者表明, 自己不是没有一统天下的能力, 只是没有起兵罢了。看到这里让人不禁思考:赵佗是否能比肩刘、项？

一、赵佗与刘邦、项羽

比较一下赵佗与刘邦、项羽在反秦起义以前的个人条件。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沛县丰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父母亲没有具体的名字。《史记·高祖本纪》载:“父曰太公, 母曰刘媪。”“太公”“刘媪”都不是真实的人名, 大概是由于下层人名字不雅, 司马迁只能以此称之^[1]790。刘邦在领导反秦起义以前曾担任过亭长。依秦朝官制, 亭长属于地方官职, 掌管5000人以下的小乡, 职责主要是调解邻里纠纷, 平断曲直, 收赋税, 征徭役, “主知民善恶, 为役先后, 知民贫富, 为赋多少, 品其差品”^[2]111, 刘邦担任此职必然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且与底层群众有较亲密的接触, 了解底层民众的需要。这些都为后来刘邦领导反秦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西楚霸王项羽是楚国贵族出身, 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孙, 武力高强。《史记·项羽本纪》载:“项氏世世为楚将, 封于项。”^[1]668项家世代为将, 且长期掌握一方兵权, 使项羽有条件通过宗法血缘掌握地缘性政治势力领导权, 这在反秦斗争中是十分有利的。然而, 项羽缺少谋略且生性残暴, 容易失去人心, 这也是导致他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关于南越王赵佗的出身, 在《史记·南越列传》中的记载仅有一句“真定人也”, 没有关于赵佗父母的记载, 大概其出身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赵佗曾经是当时秦征南越的将领之一, 这说明当时赵佗有可能立过功, 至少有些地位, 得到统治阶级中一定数量人的认可。根据汉朝严安上书中对秦征南越的记述:“旷日持久, 粮食绝乏, 越人击之, 秦兵大败, 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3]20这表明赵佗在秦征南越之时已经开始发挥自己的领导能力了。秦军平定南越后, 赵佗被任命为龙川县令。根据秦朝官制, 县令是一县之最高长官。秦朝县令的职责主要是管理人民, 收取赋税, 征发兵徭役, 处理有关文书, 掌司法审判、诉讼, 维持治安等。因此, 赵佗如果不是掌握了足够的文化知识, 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 是无法担任龙川县令的。后来他又代理南海郡尉的职务, 按照秦朝官制, 郡尉主管全郡的军事与治安, “治盗贼甲卒兵马”^[2]109-110, 平时管征调和训练士兵, 战时带兵打仗。任嚣委任赵佗行南海郡尉之权, 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从以上的比较来看, 反秦起义爆发以前, 在个人条件上, 赵佗可与刘邦、项羽一比。

二、南越国的处境

当然, 要领导反秦起义, 光靠个人条件是不够的, 还要看他所领导的割据势力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从表 1对比的结果来看, 南越虽然算不上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但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衡量, 南越在综合力量上也不存在十分明显的劣势。可以大胆地假设, 以赵佗的个人能力和当时在南越的号召力, 如果他发兵岭南, 再继续扩大这支起义军的影响力, 那么他率领的这支军队或许也能和其他反秦势力一较高下。由此看来, 从赵佗口中说出的“使我居中原, 何渠不若汉”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狂妄之言。

三、赵佗割岭而王的原因

既然赵佗有条件领导反秦起义军, 那他为什么不揭竿而起, 与刘邦、项羽等人争天下, 而是选择割岭而王呢？以下从三个方面对赵佗割岭而王的原因进行推测。

(一) 具备偏安一方的条件

赵佗当机立断, 割岭而王, 使南越能够远离秦末战乱, 是因为岭南具备偏安一方的条件。

第一, 岭南地形较封闭, 易守难攻, 五岭山脉与南海的阻隔使岭南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12]386。据《淮南子》记载, 秦征南越时“屠睢发卒五十五万”, 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州西南), 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 一军守番禺(今广东广州), 一军处南野(今江西南康南), 一军集结于余干(今属江西), 三年不卸甲弛弩^[3]15, 正是由于南岭山脉的阻隔, 不便于军需运输, 增加了秦征南越的困难。为了减轻负担, 负责后勤的监禄想到了把岭南北的漓水和湘水两水系打通, 修建了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可见, 秦征南越是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的, 这都是岭南地形封闭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 南越方面要把山道和水路都切断, 才能断绝与中原的交通。任嚣在病危之时曾嘱咐赵佗“兴兵绝新道”, 这里所指的“新道”有四条:其一是“从江西南安(今江西南康)经过大庾岭, 经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市小梅关), 复沿浈水西行, 取北江顺江可抵番禺”; 其二为“从湖南郴州跨骑田岭, 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 经湟溪关、洭口, 取北江南下可抵番禺”; 其三是“从湖南湘江南下, 再西南行, 经过广西全州, 再经过秦城、严关, 走湖桂走廊而至桂林, 再由桂林南行到达郡治布山及象郡”; 其四是“从福建进入广东揭阳一路”^[1]6788。这四条路线大致方位如图 1所示。

如图 1所示, 只要派兵拿下1、2、3条“新道”, 对于中原而言, 就断了山道和水路, 南越与中原的交通就断绝了。南越就是借了岭南地区易守难攻的优势得以偏安一方数十年, 直到汉武帝时期, 唐蒙在建议进军南越的奏章中还提到:“今以长沙、豫章往, 水道多绝, 难行。”^[1]6865

第二, 当时中原处于战乱, 无暇南顾。秦二世继位以后, “赋敛愈重, 戍徭无已”, “法令诛罚日益深刻”^[1]5565, 十分昏庸残暴, 激起了国人的愤怒。秦二世元年(前209) 七月, 陈胜、吴广经过一番谋划后决定发动农民起义, 起义军“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 队伍迅速发展到“兵车六七百乘, 骑兵千余, 步兵数万人”的规模, 很快就促成了“天下云集响应”之势, 反秦起义席卷全国—刘邦在沛县起义, 杀沛令, 自立为沛公, 带领起义军先后攻下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方与(今山东鱼台西), 又还守丰邑(今江苏丰县); 项梁、项羽起兵于吴县, 他们先后攻下附近许多县, 在江东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 英布在陈胜起义的消息传来之后, 积极响应, 联合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县令吴芮共同起兵反秦, 后来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摇也加入了他们的起义军; 郦商起兵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 两年后加入刘邦起义军; 秦嘉等人在淮北起兵, 北攻郯县, 围困东海郡守庆; 张良聚众起义, 后来加入刘邦的队伍, 成为刘邦的重要谋臣; 彭越起兵响应, 不断发展壮大自己领导的起义军; 陈婴在东阳起义, 队伍很快发展到两万人。此外, 还有一些秦朝的低级官吏、地方“豪杰”、儒生、六国贵族以及奴隶、刑徒等, 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直逼秦都城咸阳, 在沉重打击秦王朝的同时, 也使整个中原地区陷入战乱状态。在这样的局势下, 秦朝统治阶级对付四面八方的起义军已经力不从心, 甚至到了兵临咸阳时只能释放“罪人”作兵源^[13]53-59, 走到了穷途末路, 即便后来勉强镇压了第一次起义高潮, 也是大势已去, 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大不如前了。各路起义军都以推翻秦王朝为目的, 直指咸阳。这时的岭南地区并不是矛盾的焦点, 加上“南海僻远”, 地形又封闭, 切断交通要道以后, 自然就远离了这场纷争。

第三, 岭南地区具有优厚的自然条件, 可以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岭南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19℃-20℃, 日照长, 阳光充足。受海洋暖风气流的调节, 气候温暖, 雨量充沛, 地下水位高, 河流纵横, 水源充足^[14]5-7。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很适合发展农业。赵佗及南迁的中原人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大力发展岭南农业, 从南越国墓出土的铁器中, 就包括锄、臿、铲、镰等生产效率高的铁农具。赵佗统治南越期间, 岭南地区的农业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考古发现, 在当时的墓葬中有大量猪、牛、羊和少量鸡的骨头, 而饲养家禽牲畜是建立在粮食丰富的基础上的, 可知当时南越的粮食生产水平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了。南越国的墓葬中还有不少铜酒器和陶酒器。酒的制作需要五谷为原料, 从酒的盛行也可以推知当时五谷的产量较高。除了粮食生产, 南越还生产果品, 主要有荔枝、龙眼、橄榄、柑橘、芭蕉、槟榔等, 据传赵佗曾经向汉高祖献荔枝, 还遣人入寒山采橘以上贡^[3]86-88, 可见当时南越的果品种植已初具规模。岭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气候, 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 还给岭南居民带来极为丰富的资源。《汉书·地理志》对岭南的珍贵资源作了详细记载:“粤地……处近海, 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赵佗在位期间, 利用南越的丰富资源积极发展商业。据史家研究, 南越国已经具备了与海外通商贸易的能力, 越人早已有熟习水性, 善于用舟的传统, 在古史中也有“越王造大舟, 溺人三千”^[14]157的说法。此外, 岭南地区河流纵横, 又毗邻大海, 发展渔业也是很有优势的。在优厚的自然环境下, 岭南地区可以采取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成为赵佗割岭而王的经济支撑。

第四, 南越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 可以自行实施规范管辖。任嚣病危时曾嘱咐赵佗:“颇有中国人相辅, 此亦一州之主也, 可以立国。”^[1]6786秦代戍守和移民于岭南的中原人大约有20多万人, 这大批南迁的中原人愿意留在远离中原战乱的岭南地区, 这就为赵佗立国提供了人力条件^[15]26。他曾重用一批在岭南长久居住的中原人, 如毕取, 赵佗委任他为将军, 再如史定, 其祖辈史禄是随秦军入南越的, 后居于揭阳, 赵佗便任命他为东部重镇揭阳令。他还封同姓的赵光为苍梧王, 使之控制南海郡以西的领地^[3]71-72, 安插自己的势力。当然, 赵佗明白不能完全改变越人的风俗, 因而也入乡随俗, 任用越人, 因地制宜。在南越国, 上至丞相, 下至一般官吏, 都有越人参与国家治理^[14]153。其中最重要的如越人吕嘉, 原籍今广东顺德, 他在越人中很有威望, 赵佗任他为丞相, 还与吕家联姻, 与他建立起最亲密的关系。赵佗任用中原人和越人, 共同治理南越, 既引进了中原先进文化, 促进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又取得了越人的信赖, 使越人拥护他的统治。由此看来, 南越即使切断了与中原的联系, 以当时的人力条件, 也可以立国, 对岭南地区实施规范管理。

综上所述, 秦汉之际, 岭南地区具备偏安一方的条件。

(二) 顺应割据的趋势

陈胜、吴广领导的人民起义只持续了半年就被镇压下去了, 但反秦运动已呈燎原之势, 在此后的两年中, 是六国复国势力对秦王朝的反抗斗争, 经过定陶、巨鹿等大型决战, 摧毁了秦朝的军事实力之后才把秦政权推翻的^[16]85。可见, 六国复国势力是推翻秦朝政权的重要因素。赵佗割岭而王, 除了因为岭南地区具有偏安一方的优势以外, 他作出这个决定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了六国复国运动的影响, 顺应当时割据的趋势, 以割据的形式反秦。

秦始皇建立统一政权, 是通过兼并战争, 灭亡六国实现的, 这意味着秦王朝是建立在六国的仇恨之上的, 这种矛盾在秦始皇灭六国的过程中就一直存在着。在秦王朝统治期间, 对六国旧贵族的镇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就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 于是在秦末就爆发了六国复国运动。陈涉起义之初, 六国旧贵族就借农民起义之机, 纷纷割据故地, 自立为王。项梁利用其“且楚首事, 当令于天下”^[1]3873的声誉, 先后吞并了秦嘉、朱鸡石的农民起义军队伍, 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在薛城召集军事会议, 建立以项氏为首的领导核心, 拥立楚国王室后裔为王; 齐国的田儋, 是故齐王田氏之族的人, 听说陈涉起义反秦, 就组织少年到县衙门杀死县令, 号召豪吏子弟, “诸侯皆反秦自立, 齐, 古之建国, 儋田氏, 当王。遂自立为王。因率兵略定其地”^[1]5866; 魏国的魏咎, 原魏国贵族, 秦灭魏后被贬为庶人, 后投奔陈涉, 被立为魏王; 赵国的赵歇, 在李良攻杀武臣、邵骚之后, 有人向张耳、陈余建议:“两君羁旅, 而欲附赵, 难独立。立赵后, 扶以义, 可就功。”^[1]5635于是张耳乃求得赵歇, 立为赵王; 韩广不是燕国后人, 但燕国故贵人为了实现其复国的利益, 劝他立为燕王。六国旧贵族拥兵自立, 在其所割据的范围内, 消灭秦王朝的势力, 等于摧毁了秦王朝在关东地区的基础, 加速了秦王朝的瓦解。

赵佗当时处于岭南地区, 他没有助秦为虐, 与广大的农民起义军为敌, 而是及时果断地脱离秦王朝的控制, 划岭而守, 这可能也是顺应当时割据的潮流, 客观上对反秦运动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 岭南人的心态

孔子曰:“南者, 生育之乡; 北者, 杀伐之域。”^[17]868赵佗割岭而王, 可能也是受到岭南环境的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的地理环境使不同地区的民性具有明显的差异。岭南有着靠山面海的特殊地理环境,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岭南人独特的性格。俗话说, “水性使人通, 山性使人塞; 水势使人合, 山势使人离。”一方面, 岭南面海, 且河流纵横, 当地人的交通往来, 可以依靠海河提供舟楫之便, 按理来说, 岭南的文化系统应该处于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状态, 岭南人应该具有对外开拓进取的雄心, 正如梁启超所说:“海也者, 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 陆居者以怀土之故, 而种种之系累生焉。”早在新石器时代, 岭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文化交流。进入青铜器时代, 岭南先后从闽、赣、湘、滇、黔等邻近地区引入青铜器, 而后自行制造与本地区生活相适应的青铜器。秦统一全国后, 大批军民来传播中原文化, 使岭南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 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岭南没有成立国家和君主, 土著文化尚未成熟、定型, 因而当地人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赵佗创建南越国后, 和集百越, 使汉越友好相处, 并同时重用中原人和越人, 使汉越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融合。^[18]48可见, 岭南地区对外来文化还是比较包容的,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矛盾和冲突。然而, 另一方面, 岭南靠山, 且山地、丘陵遍布,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19]11之称。陆路交通的不便, 给岭南地区的对外交流造成一定的困难, 也使得当时的岭南地区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造成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 还限制了岭南人对外扩张的野心。且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 气候温暖湿润, 森林密布, 是各种动植物的天堂,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 岭南人民只需要种植一些农作物, 采摘野生植物, 捕鱼狩猎就可以维持生存, 相比生存在恶劣环境中需要靠掠夺维持生计的民族, 岭南人民可以在一个范围内自给自足。在地形限制和优厚自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 岭南人民似乎没有对外扩张的必要, 因而相对来说比较安分守己。

此外, 岭南地区开发晚, 在秦征南越以前, 岭南地区还没有成立国家, 没有君王, 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 还处在较原始的状态, 因而岭南人民受到的压迫相对较小, 没有中原人那种对统治阶级的仇恨。秦征南越以后, 秦王朝在岭南实行郡县制, 使岭南地区有了相对稳定、等级有序的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14]151后来赵佗和集百越, 建立了政令划一的政权, 使岭南社会出现了更安定的局面。在赵佗统治期间, 他没有对南越人民进行大肆镇压, 而是带领汉人入乡随俗, 还重用越人, 成功获得越人的信任, 促进了汉越人民的团结, 使岭南地区可以长期处在和平状态。岭南僻远, 受秦王朝的控制和压迫较少, 也使岭南人民对秦的仇恨相对较小, 而中原地区则不然。秦始皇建立秦王朝是通过灭六国实现的, 在统治期间还一直采取高压政策。范阳人蒯通对范阳令徐公说:“秦法重, 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 杀人之父, 孤人之子, 断人之足, 黥人之首, 不可胜数, 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 畏秦法耳。”这里是说秦法在燕地推行和人民反抗的情况。其他如“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 杀其守、尉、令、丞反, 以应陈涉”, 说明秦法在六国地区普遍推行, 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农民起义一爆发, 中原地区就出现了“家自为怒, 人自为斗, 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 郡杀其守尉”^[1]5641-5643的情况。秦始皇还横征暴敛, “内兴功作, 外攘夷狄, 收泰半之赋, 发闾左之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 犹未足以澹其欲也”^[20]69, 这不仅激怒了原六国人民, 就是原来秦故地的人民也是无法忍受的。秦二世的昏庸残暴更甚, 使中原人对秦王朝更加仇恨。此时的南越处于偏远地区, 加上地形封闭带来的长期的交流障碍, 与秦王朝的接触较中原地区少, 因而对秦的仇恨不及中原人。

四、结语

“上不能为沛公, 下耻作韩、彭”的确可以视为对赵佗的客观评价。秦汉之际, 他有能力领导反秦起义, 甚至有资格与刘邦、项羽一争天下, 然而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他选择划岭而守, 远离秦末战乱。历史证明, 他的选择是有价值的, 他让岭南地区踏上了新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