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西域地区的“汗血马”(本名阿哈尔捷金马,又名“神马”“善马”“贰师马”“奥什马”“(大) 宛马”“天马”“千里马”“蒲梢”“千里驹”“天马子”的后代、“宝马”“西极马”等),是大宛国(大致在今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等地) 的良马。
由于此马有不同寻常之处——流的汗如血状、传说能日行千里和奔跑起来马的后背部出现白色飞翼,再加上汉武帝喜好良马、爱马成癖,以及西汉王朝确实也需要改良马种以抵御并反击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匈奴的骑兵。因此,汉武帝便耗费人力、军力和财物无数,不惜代价地发动对大宛国的战争,“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史称“汗血马战争”。此后,我国的中原等地,便出现了汗血宝马。
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索取汗血宝马,是秦汉史特别是丝绸之路史(即中西交通史) 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原因,史学界大致有五说:一是为了获得与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匈奴作战时所需要的良马;二是汉武帝特别喜爱宝马并把它当作玩物以及用于相关的礼仪活动;三是汉武帝为了控制西域、保护绿洲丝绸之路和中西陆路交通的畅通;四是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非凡的文治武功和让四夷特别是西域地区臣服于西汉王朝的需要;五是汉武帝因宠幸李夫人,故意让她的哥哥李广利讨伐大宛立功并扬名于朝堂和西域地区,以便给李广利封侯——“海西侯”。学者们的这五种观点都有理有据、非常正确,笔者完全赞同。
近来,笔者通过继续涉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等书中相关史料和进一步思考后,初步认为:汉武帝伐大宛索取汗血宝马,除上述的这些原因之外,当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汉武帝想去西域地区相会西王母,以便能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等。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汉武帝的求仙因素即求仙思想及其相关活动等方面来论述之,并附带考证了汉武帝时期的汗血马之路(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绿洲丝绸之路) 的具体路线。以此来求教于学界同仁、并抛砖引玉,望学者们不吝赐教。
二周穆王驭八骏会见西域地区的西王母的传说、故事,始终牵动着汉武帝欲相见西王母并升天成仙、长生不老的梦想。寻求西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应和汉武帝的求仙思想(即汉武帝希望像周穆王那样驾宝马去西域地区相见西王母) 相关联。
根据《穆天子传》中的相关内容记载:造父驭八骏载周穆王西游,与西域的女酋长西王母在天山地区的瑶池相会、而后升天成仙,双方歌唱:“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失,尚能复来。”还有,“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骥之称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周) 穆王。(周) 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周) 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1]518,这条史料中所记载的周穆王“驰”的“千里马”,应是指西域地区的名马——汗血宝马,这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成仙升天、长生不老方面,与前朝的秦始皇极为相似、甚至超过之。汉武帝在其事业达到鼎盛之际,便陷入了神秘主义的事业之中,他渴求能与神仙来一次密切接触,从而使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且永葆其皇权稳固和汉家天下长治久安,并获得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为了能够到达西域地区的“西王母国”①并在“西王母国”寻仙求道,汉武帝便不惜代价地用重金求取大宛的汗血宝马,并由此发动了多次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战争就是李广利伐大宛的“汗血马战争”。这正如张维华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考(汉) 武帝伐大宛,在太初元年八月间,而其遣使奉金(马) 求大宛马,当在元封六年间。此时(汉) 武帝对海上求仙已感觉失望,并期得大宛马(指汗血宝马),驾之以登昆仑……由是知(汉) 武帝之求大宛马(指汗血宝马),并不避艰辛,劳师远征,抱必克之信念者,表面上虽为立威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然其内心实含有求做神仙之想。换言之,实为(西域) 方士之说所激动也。”[2]165
①又名“海西国”。根据南朝宋范晔撰的《后汉书》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卷一百十八“西域传”第846-847页上的有关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
由此可见,李广利伐大宛求取汗血宝马,实与汉武帝的希望像周穆王那样、乘上千里马(指汗血宝马) 到“西王母国”(即“海西国”) 去会见西王母、从而得道成仙并能够长生不老的思想有关。
三当汉武帝完成了其王朝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繁荣经济、发展文化、平定四夷、开疆拓土、对外联络、封禅祭天等一系列丰功伟绩的事件后,其自负心态便急转直上,于是他就有了求仙思想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行动。
我国北方的齐、燕地区,依山傍海,时常会出现些虚幻缥缈、海市蜃楼的景象,再加上不时有人从外地带来诸多的奇闻异事、怪谈逸事等,确实能令人发出无限之幽思和广阔之冥想。因此,燕、齐地区便出现了许多鼓吹能长生不老、点石成金、得道成仙并为此炼仙丹、求仙药的术士和方士。依此看来,汉武帝自然而然地一开始便把求仙的方向和求仙的地点放在当时我国北方的东部沿海地区,如齐地的蓬莱仙山、燕地的秦皇求仙入海处等。
汉武帝为此事而相信并任用的方士有燕、齐等地区的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1]422-426
汉武帝在燕、齐等地区的求仙活动中,遇到的第一位方士是李少君;李少君因懂得祠灶等长生不老的方术而见汉武帝,汉武帝对他很是尊重。李少君告诉汉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1]422听了李少君的话后,汉武帝便亲自进行祠灶,但没过多久,李少君便病死了。
汉武帝遇到的第二位方士是齐人少翁,他是以能通鬼神的方术来见汉武帝的。因少翁用的求见神仙的多种方法均无效,再加上他用帛书喂牛的事情被汉武帝知晓,于是,汉武帝就诛杀了他。
汉武帝遇到的第三位方士栾大,也是当时燕、齐等地区最著名的一位方士。他敢说大话,在汉武帝面前胡吹瞎说;他略施小计,便让汉武帝对他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栾大的秘方虽然用尽,但却始终没有应验,汉武帝遂诛杀了他和推荐他的乐成侯丁义。
此后,汉武帝又在燕、齐等地区的方士公孙卿等人的引诱下,继续进行求仙活动。为此,汉武帝先勒兵到汉朝北方的蒙古草原向匈奴单于示威,后礼登中岳太室山,接着又东巡海上,然而,却没有应验。再后来,汉武帝又来到东莱,也没有看见神人,只是见到了大人的脚印。
总之,汉武帝听信了许多方士和术士的话,去东部齐、燕等沿海地区甚至海边去寻求神仙,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因此,可以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1]428。
四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和西域地区,多胡巫和与此相关的神仙、鬼怪传说以及祭祀之事等。
汉武帝在东部齐、燕等沿海地区求仙多年,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但却几番败北,并没有见到神仙。然而,汉武帝却依然没有放弃求仙的信念,并继续听信神话和接纳方士。只不过是,他对在东方的燕、齐等地寻仙已失去了耐心和信心,继而,他的求道升仙的方向和地区便转向了西部地区而已。西域术士、胡巫恰巧在此时已经进入汉武帝的生活圈和其活动范围,便是有力的明证。
天子(指汉武帝) 病(西汉都城长安的) 鼎湖(宫) 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行政区域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等地区) 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指汉武帝) 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神君) 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神君所言,上(指汉武帝) 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1]423
由此可见,汉武帝虽生病于西汉都城长安的鼎湖宫殿,而使他病愈者,是来自西北地区上郡的巫师。这在一定程度上至少表明两点:一是汉武帝自东部燕、齐等地寻仙失败后,其身边的方士多为西北、西域地区的胡巫了;二是汉武帝已把寻仙活动从东部转为西方了。
其他的像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绿洲丝绸之路以及让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讨伐大宛、索取汗血宝马等事件,以笔者看来,也或多或少地含有以上所论述的因素。关于这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对此,史学界的同仁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重视起来,并对之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必要的、一定的探讨并得出相关结论。
五汉武帝想要到西方求仙、找到西王母,他首先必须要知道“西王母国”的具体方位和地理位置,这样就可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了。而当时的秦汉时期,时人认为“西王母国”当在西域,“(金城郡〈今甘肃省兰州市〉的) 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3]569。由于汉武帝对相见西王母、求仙得道的愿望特别迫切,且西王母又居住在西域,因此,汉武帝便屡派张骞出使西域。
当然,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联络西域各国,以便使它们与西汉王朝互相联合、双方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匈奴,从而断匈奴右臂。但这只是此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此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笔者认为是:张骞同时又带着汉武帝的特别嘱咐、去完成汉武帝私下交代给他的其他特殊任务——为汉武帝找到并考察出西域“西王母国”的具体方位和准确的地理位置。对于这一点,史学界的学者们,也不应当忽视、而应该引起重视并进行切切实实的相关研究和探讨。
众所周知,汉武帝曾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确实也不辱使命,公元前126年,当他第一次出使西域、从大月氏归来以后,就向汉武帝详述了西域地区的神奇景象以及传说中的西王母故事,并把他自己编著的《出关志》和西域地区的葡萄、胡瓜、胡萝卜和苜蓿的种子等献给了汉武帝。“(大宛) 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于田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指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指黄河) 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1]878-879
汉武帝在听了张骞对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的介绍以及其他人的此类传闻后,就毅然决定其下一步的行动:拟相见西王母,并欲在西域的“西王母国”寻仙求道。由此,汉武帝的成仙思想也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升华,其求仙行动便最终落实到西域地区上来了。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张骞出使西域和后来的李广利讨伐大宛,都和汉武帝的西方求仙活动有关,是汉武帝欲去西域见西王母、得道求仙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等活动的非常重要的两步棋!
六李广利两次讨伐大宛、获取汗血宝马之后,中原内地特别是汉武帝私人的马厩内便出现了汗血宝马,“几年之后(即李广利伐大宛后),中国与费尔干纳(指大宛) 发生了商务关系,这国家无疑是为东伊朗人或萨卡人所居住,他们向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指中亚地区的阿姆河与锡儿河之间的地域) 的优良马种(指汗血宝马)。”[4]55并且西域的大宛国“(国王) 蝉封与(西) 汉(武帝) 约,岁献天马(指汗血宝马) 二匹”[5]190。
汉武帝对此非常兴奋,以至于作了《西极天马之歌》等歌来歌唱之。“(元鼎四年) 秋,马生渥洼水中。(汉武帝) 作《宝鼎》《天马》之歌……(元鼎五年) 诏曰:‘……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3]32“(太初) 四年春,贰师将军(李) 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汉武帝) 作《西极天马之歌》。”[3]34“(太始二年) 三月,诏曰:‘……渥洼水出天马……’”[3]35
接下来,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李广利又率兵三万出酒泉,攻打匈奴的右贤王于西域的天山地区;天汉四年(前97),李广利又率领步骑约二十万击匈奴,并得胜归来。此后,李广利便被汉武帝封为“海西侯”。因为此时匈奴的主力已经不在漠南地区、而主要驻扎在西域的部分地区,所以,笔者认为:李广利这两次讨伐匈奴的战争,应当看作是伐大宛取汗血宝马战争的继续和延伸、是对伐大宛取汗血宝马战争胜利成果的保护和捍卫,而这实际上也是为了给汉武帝采取的到西域地区寻找西王母、以便其相会西王母且能够升天成仙的行动提供方便。
汉武帝为何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学者们一定要注意:“侯”的前面加上“海西”这两个字——是不是和“海西国”即“西王母国”有关) 呢?笔者认为,这其实仍与汉武帝的求道升仙思想有关——也就是说:括号里面问题的答案应是肯定的。
汉武帝虽获得了汗血宝马,但还没有亲眼见到西域地区的西王母,西王母还在西域西部的海西国。因此,汉武帝又多次派李广利发动西域战争,其主要目的是想让李广利为他汉武帝本人打通通往“海西国”(即“西王母国”) 与大秦国(又叫“犁鞬”) 的交通道路,以便能像周穆王那样、见到传说中的西王母,从而使自己能够相会西王母、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等。换句话说,汉武帝只有在中西陆路交通畅通以后,自己驭汗血宝马,亲自到了西域的相关地区,才能像周穆王那样与西王母相见并得道、成仙和升天等。
还有,“李广利的高鼻、深目、雷公脸以及所具有的‘胡人’的异域风采,与传说中替周穆王驾驭八骏驶达‘海西国’的造父相似,这一原因促使汉武帝刘彻非常相信李广利可以帮助他完成(去西域地区“海西国”相会西王母的) 成仙之梦,遂封(李广利为)‘海西侯’”[2]167,这也可以看作是笔者的这一结论的一个佐证吧!
七汉武帝时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和李广利两次讨伐大宛后,汉武帝及其后继者就开始经营和管理西域地区,于是,中西陆路交通路线便正式开通了。随着张骞通使西域的成功和李广利讨伐大宛的胜利班师,汗血宝马便源源不断地来到西汉王朝的境内,汗血马之路也因此形成。
汉武帝对此非常高兴,以至于他在《西极天马之歌》中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385这位皇帝同时又在《天马十》中歌曰:“太一况,天马下……体容与,迆万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循东道……”[3]441
还有,根据《汉武故事》的有关记载:有一次,西域的大宛国国王希望用汗血宝马来交换西汉王朝的丝绸和铁器等;于是,汉武帝就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完成这项任务;贰师将军李广利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一年多之后,终于把一百多匹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带回到汉朝,并且他还携带回了西域和阗地区所出产的宝玉——和田玉;李广利回京后,在向汉武帝复命时回答曰:“臣等是从‘玉门关’回来的。”[2]128
这不仅说明了西域地区的大宛国与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之间的距离有万里之遥,而且还基本上、大致上、不太清晰地勾勒出了西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来到西汉帝国的中原内地的路线:即从西极(指西域的大宛国) 出发,向东循东道(向东越过葱岭) 后,又涉流沙(指通过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过玉门关、河西走廊、陇道等,最后就到了西汉王朝关中地区、渭水流域的首都长安等地。
再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的“张骞凿空”,“博望侯(指张骞) 开外国道”,“(张) 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汉始筑令居(今甘肃永登) 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指上文的“盐泽”,即罗布泊),往往有亭”,“军入玉门(指玉门关) 者,万余人”,“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天子好(大) 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仑头(指轮台) 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自此(指仑头) 而西,平行至宛城(指大宛国的都城贰师城)”等许多珍贵史料的记载,我们从中也可知晓大宛国的汗血宝马来到西汉王朝中原内地的汗血马之路的具体路线是:大宛国的贰师城-葱岭-仑头-盐水-玉门关-敦煌-酒泉-张掖-令居(今甘肃永登)-金城(指甘肃省兰州市)-陇道-关中平原的长安-中原等地。
概括地讲,汗血马之路就是“大宛-葱岭-天山南路(指天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这一段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陇道-关中路-长安-中原路”这样的一条路线。汉武帝统治时期,汗血宝马来到中原,只能走这样的一条路线而不能走别的路线,其理由如下:
一是天山北路的乌孙国,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国时,“(张) 骞不得要领”[1]880,“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大) 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1]883。由此可见,乌孙国不与西汉合作、不帮助西汉王朝。
二是昆仑山北路的楼兰国,“匈奴闻贰师(指李广利) 征大宛,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过者,欲绝勿通”[5]190。因此可知,楼兰国在当时也与西汉王朝作对。
三是河西走廊北边的居延等地区是匈奴控制的地域、南边的羌中是匈奴的同盟,“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1]879。很显然,居延和羌中等地,对于西汉王朝的使者和行人等来说,他们也是不能顺利通过这两地的。
另外,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汉武帝时代的这条汗血马之路,实际上就是张骞所开辟出来的绿洲丝绸之路①(即中西交通史上和丝绸之路史上的四大条丝绸之路之一)。
①其他的丝绸之路还有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又叫永昌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又叫瓷器之路) 等;而绿洲丝绸之路又叫沙漠丝绸之路(因为沙漠中有绿洲,故名之),是这四条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和最著名的一条丝路。绿洲丝绸之路(即张骞通西域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认为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它只是传统上的狭义的丝绸之路。另外,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这三条丝绸之路因为均在陆地上,所以,这三条丝绸之路又叫陆上丝绸之路,换句话说,陆上丝绸之路包括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这三条丝绸之路。
这条丝路的具体路线就是:从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或长安出发,沿着渭水流域,经过关中平原、陇地高原,到达金城即兰州后,再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和阳关后,到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向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再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最后到达中亚、西亚等地。只不过绿洲丝绸之路的方向是从东到西、其中的著名物品是古代中国的丝绸和丝织品等,要把它们运到西域、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与非洲等地;而汗血马之路的方向则是从西向东,其中的著名动植物和其他物品——主要是汗血宝马、胡瓜、葡萄和石榴等,要把它们运到古代中国的中原内地等;在中西双方的路线中,除方向互异、物品不同外,其沿途的路线、地点和地区等则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笔者还想再说明一点的是,通过本文的考证、分析和论述,可以这样认为:西汉武帝时期的汗血宝马之路,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史上和中西交通史上的陆上绿洲丝绸之路,“陆上绿洲丝绸之路”与“汗血宝马之路”,实质上几乎完全相同、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在汗血宝马路线(陆上绿洲丝绸之路路线) 上,中原内地与西域地区以及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非洲之间,不仅在丝绸和汗血宝马等宝贵物品之间、进行着经济上的互通有无的交往、交流,而且还在政治、科技、思想、文化和军事等诸多方面,都互相交往、交流,这便直接促进了中古时期的中原内地与西域、中亚、西亚等地双方之间的交往交流、协同发展和共同进步!
从这一点上来说,汗血宝马之路真不愧为中西交通史上和丝绸之路史上古代中原内地与西域、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非洲之间相互联系的陆上交通桥梁(中国古代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和陆上部分的“一带一路”) 和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相互交往、交流的东西大运河!
[1] |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台海出版社, 1997(10). |
[2] | 惠焕章, 贾鹏. 汉武帝刘彻百迷[M].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 |
[3] | [汉]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
[4] | [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M].魏英邦, 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5]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台海出版社,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