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始于唐开元年间设在长安的“丽正修书院”，属宫廷修书、藏书之所，这种形式对后世影响极大。五代北宋时期书院大量产生，出现了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为代表的书院群。南宋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并与科举制度相结合形成了比较正式的教育制度，其后书院教育历元明清而不衰，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文化产生了长足影响。

陕西地处西北，北宋以后无论是从人文地理环境还是社会经济基础都属于落后地区，使得陕西书院的发展虽然和全国书院的发展趋势基本同步，相对于经济重心南移后的南方地区发展水平一直比较落后，但就陕西本地区书院的发展而言，秦东地区书院的发展相对于陕西其他地区书院又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一 秦东地区书院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教育史学家陈青之先生所著《中国教育史》在叙述书院起源时谈到：“当五代时，战乱相寻，学校差不多完全停废，地方一二有道德的知识分子——贤士大夫——乃选择名胜地方，盖起房屋，召集青年学子，相与讲习于其中，取名书院，此书院制之所由起。”^[1]281；“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为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2]书院的缘起显示出书院是作为一种地方的民间教育机构而存在的，是地方上的一部分有志之士教授本乡子弟的场所。

（一） 秦东地区主要书院的产生与分布

秦东地区自北宋至清末曾出现过53所书院,著名的如渭南的正学书院、华县的华山书院、华阴的太华书院和四知书院、潼关的明新书院、蒲城的正学书院和崇礼书院、白水的明德书院、合阳的西河书院、富平的新城书院等。

1. 宋元时期秦东书院的兴起

宋初，统治者致力于政权的巩固而疏于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宋初官学无发展，为满足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秦东书院兴起。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知县李百禄修夫子庙(文庙)为学舍，名“儒学”；明隆庆年间(1567—1572)，知县李希松在“儒学”南创建“西河书院”。

元代，统治者开始大量拨资兴建并修复书院，书院的官学化是这一时期书院发展的显著特征，政府的重视也使得关中书院发展迅速兴起，新建书院均属官办性质，而秦东地区则无明确新建书院记载。

2. 明代秦东书院的兴盛

明代由于当局发展官学，强化科举，书院的发展自然受到抑制，故秦东书院在明初近百年来几乎没有得到重视与发展，陕西也仅有蒲城正学书院一所。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政府的许可与乡绅贤达的慷慨捐资，书院发展迅速，秦东地区新建书院的数量也急剧上升。比较知名的有：

渭南县的湭西草堂和正学书院。湭西草堂(今六姑泉址)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南大吉从绍兴知府任上罢官归来创建，并在此进行讲学；正学书院立于县北，光禄少卿史记事曾在这里讲学。

富平的新城书院，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知县刘希简于今连城所建，此外还有14所义学。

华阴的太华书院，建在华山青柯坪，原为青柯馆，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本县县令崔时芳与教谕张辉改建为太华书院，学者冯从吾曾在这里讲学，从学者300余人。

潼关县的明新书院，由明万历年间御史张维任所建，地址在文庙，请名儒冯少墟讲学于此并授以儒学经典著作。

白水县的明德书院，崇祯年间知县王无逸在儒学南原布政分司行署(清代改成把总署)的基础上建明德书院。

蒲城县建有正学书院和崇礼书院。正学书院创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为县一级的高级学府；崇礼书院创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间，光绪三十一年(1905)书院改办为崇礼小学堂。

合阳县的西河书院，在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知县李百禄修夫子庙(文庙)为学舍，名“儒学”；明隆庆年间(1567—1572)，知县李希松在“儒学”南建立“西河书院”。

华县的华山书院，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知州朱茹创立，目的在于“兴贤育才”，设址于儒学北街(今少华中学后)，多年后，“士子宏博”；清朝康熙年间，东溪(今罗纹桥一带)人张霄庆又一次创建，设址于老城东门内大街之北(今三管站之西北隅)。

3. 清代秦东书院的发展与衰落

清代，从顺治至咸丰年间，渭南县共有五凤、香山、象峰、景贤、渭川、湭西等6所书院13所义学。

乾隆二十年(1755)，合阳县知县杨发智建古莘书院，为县学，本县举人萧钟秀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撰写的《合阳乡土志》载:“国朝乾隆十九年，临桂陈文恭公再抚陕西，以事来县，有营建书院之令，次年发智莅任，募金庀材，书院始立，并置田七十八亩。”书院前旧为元圣祠，嘉庆十一年靖本托莅任，移祠于城东门内，就其地建试院，复于书院学舍稍加修葺，为了与规制相符。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渭南县知县张世英与乡绅在县城内建立一所高等小学堂，景贤书院也改成高等小学堂，并在阳郭镇建立同善高等小学堂。

下邽镇的景贤书院，创办于道光三年(1823)。原下邽县是唐代张仁愿、白居易，宋代寇准三位贤人的故乡，被誉为“三贤故里”，所以书院以“景慕贤达”中的“景贤”二字来命名。唐顺祖之子唐羲寅(举人)与知县鲍铁帆及余仙圃玉成之，并增加学田作为经费。至羲寅去世，再加上回民战火，书院房舍焚毁近大半，后因连年自然灾害，院事停办30多年。光绪十九年(1893)，渭南知县樊增祥在任，重视文化教育并倡议重修景贤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武树善调至山西做官，此后继任山长的先后为武豫泰、李凌虚、王念祖等。景贤书院重建后，成为渭北最高学府，入学员生甚多。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于当时书院的改组，将其改名为“景贤高等小学堂”；1942年又改为“景贤私立初级中学”。书院自建立以来，不断涌现大量人才，知名人士有颂臣、王普涵、黄树泰、姜宏模、郭临清等都曾在此受业。

同时，有清一代秦东地区书院发展均有长足进步，知名的除渭南县的景贤书院外，还有韩城县的萝石书院、龙门书院、少梁书院、古柏书院，华阴县的仰华书院、云台书院，富平县的南湖书院、通川书院、频阳书院，澄城县的水东书院、玉泉书院、壶前书院、育英书院，大荔县的丰登书院、冯翊书院、华原书院、友仁书院、文介书院、镰阳书院，潼关县的凤山书院、关西书院，白水县的城隍书院、彭衙书院，蒲城县的尧山书院，合阳县的古莘书院，华县的秀峰书院等。

4. 近代书院向学堂的演变

科举教育的发展使得多数清朝书院的教育内容属于古典的人文学科，故到清朝晚年，书院和科举已不能满足社会之要求。尽管一些书院努力适应社会之变化，重新解读“格致之学”，引进新学，但封建专制社会的土壤决定了书院不可能主动地演变成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与科举共兴衰的命运决定了1905年的科举罢废，书院便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所谓“及科举停废，始形荒芜”。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大力兴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设立蒙养学堂。在政府明令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陕西巡抚升允改关中书院为第一师范学堂。

（二） 秦东地区书院的官学化历程

随着书院在文化教育和思想伦理教化方面影响的日益扩大，政府为了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发展官学，抑制书院。其控制强度的变化直接体现于书院兴衰之中，书院与官学呈现的此消彼长的特征，在秦东地区同样有所体现。

1. 国家对书院的控制加强

宋朝后期，书院出现了官学化倾向，开始改变其私立的性质，变为官学。历元、明两代，清代书院已达2 000余所，官学化也发展至巅峰，大多数书院与官学几乎无区别。高宗乾隆元年(1736)颁布的整治书院的诏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书院之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书院则古侯国之学也。”^[4]223甚至将书院纳入整个国家教育体系，视为古诸侯之学。而秦东地区在明清两代书院的大规模兴修，无不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2. 官控的时紧时松与书院的时兴时废

国家控制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书院管理的时紧时松，导致书院发展的时兴时废。

清代有学者讲：“学校兴，书院自无异教；学校衰，书院所以扶其弊也。”明初，政府致力于发展官学，强化科举，明初近百年间，书院发展萧条，就陕西来讲，在明开国的100年间，唯有蒲城的正学书院一所新建，陕西大部分的书院始建年代集中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年间。一方面固然与朝廷对书院态度的转变有关，更重要的应归功于一批热爱文教事业的乡绅贤达的慷慨捐资。唐龙《正学书院续记》记载：弘治初督学杨一清建正学书院，并“于中教授生徒”，“郡邑弟子员心怿神怡……三十余年未之有改也”。明嘉靖五年(1526)，进士南大吉从浙江知府任上罢官回来，创建湭西草堂并于此讲学。虽然明朝曾四次禁毁书院，但秦东地区仍有书院兴建，明末崇祯年间就有白水明德书院的兴建。到清朝初年，秦东地区的书院可稽者有渭南正学书院，华县华山书院，华阴太华书院、四知书院，潼关明新书院，蒲城正学书院、崇礼书院，白水明德书院，合阳西河书院，富平新城书院10所。

清朝定鼎中原以后，随着中原和江南一带战事的停息，接受了一些士子恢复本地书院的请求，从顺治十四年(1657)开始，皇帝应巡抚袁廓宇之请，开始在全国修复重建前代书院。其中陕西有4所兴建，渭南的五风书院就是其中之一。康熙一朝，陕西新建书院7所，秦东地区就占了其中的5所，他们分别是韩城的少梁、韩城的萝石(康熙四十二年(1703))、韩城的龙门(康熙四十四年(1705))、华阴的仰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华县的华山书院。清朝中期，秦东地区的书院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嘉道咸时期虽然书院发展进入衰落期，但秦东地区仍有书院兴建，如华州的少华书院(嘉庆二十年)、渭南的景贤书院、大荔的冯翊书院(道光二十六年)、韩城的快园书院(咸丰七年)、澄城的水南书院和壹南书院。同治光绪时期，书院得到短时间恢复，光绪九年(1883)，渭南固市蒋子潇讲学于同州丰登书院，“以朴学教关中人士，一时蒸蒸，成就甚重”。^[5]83光绪二十三年(1897)，陕西蒲城修崇礼书院，“其教法以经史性理为主要”。^[5]123

从表 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就陕西地区而言，秦东地区历史上的书院是最多的，占到整个陕西地区的20%左右，特别是清代的书院发展规模优势更为明显。

不同于宋代官学与书院的此衰彼长的关系，元明以后的书院基本上与官学的兴衰是同步的，到隆庆万历年间，秦东地区书院的官学化使得它逐渐演变成地方一级的教育文化传播机构。

二 秦东地区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

书院作为一种私人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向以贵族教育为特征的教育体制发出了挑战，尤其是书院所盛行的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同时也使得儒学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得到传播，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秦东地区历史上的50多所古书院，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秦东地区教育普及和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逐渐埋没于历史的尘埃。这些功能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 人才教育与培养功能

书院以其独有的教学理念、形式和教育内容为地方培育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养与文化修养的士人。

就秦东地区而言，明代有渭南的李颖栗，曾跟从富平孙立亭讲格物之学，后在湭川创建川上书舍，各地求学人士络绎不绝，邑令榜其门曰：“理学正传。”合阳宁浤，人称理学真谛，于河西书院讲学。渭南的南大吉、南逢吉兄弟更被广称为关中学者的心学之传者，二先生录公语几数万言，藏之家塾，元贞先生孙子兴太史仿苏季明校《正蒙》《例离》为四篇曰立志、格物、从政、教人。^[7]42乾隆四年(1739)，进士孙景烈曾讲学于关中，成就关中人士甚众。从其授业的杰出弟子人称关中六弟子，秦东地区有韩城王杰、大荔李法、华阴李汝榛三人。这些士人的讲学活动既有传播学术(特别是关学)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为地方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经验。

（二） 藏书刻书与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功能

藏书、刻书作为书院的重要功能，有利于地方文化的积累、传承，更是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再者，书院藏书活动相对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拥有更广泛的阅读对象和社会阶层，利于对地方人民文化素养的整体培养与提升并促使地方文化发展走向繁荣。

书院的书籍刊刻活动，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地促进了秦东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一，书院刊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及各朝代学者诗文集，不仅为书院内部提供充足的藏书使其得以用于教书育人并作为研究讨论之用，还能够到达秦东当地士子百姓之手，惠及群众。书院的刻书活动服务于社会公众使其具有了明显的公共性质，书院书版成为社会公众所共享的文化资源而不是庋藏深院，这无疑对地方文化事业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当时秦东学者将书院刻书视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如当时学者称颂大梁书院与当地士人共享书版之举“上为国家作养人才，下为中州转移风化，甚盛事也”。^[8]1861-1862

第二，书院编撰、刊刻了大量地方文献。秦东书院刊刻的地方文献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秦东当地府、州、县的地方志，再有文人学者关于当地的诗文著述，还有各书院自行组织编修的书院志。秦东对于地方文献的刊刻，有利于以其深厚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推动秦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刊刻书院志可以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书院已然成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它担负着儒家文化知识的生产、传授、发扬的任务。秦东书院的产生与发展于秦东历史文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书院志详细记录了书院发展历程，记载了书院与当地文化发展有关的各种历史文献、文物典籍，为秦东地方的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总体而言，书院对文献资料的刊刻，有利于增加秦东文化积累，促进文化普及与传播，是秦东地方文化继往开来、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 进行伦理教化与影响士习民风功能

秦东书院的发展，对秦东地方文化的延续作出了其独有的贡献，在表征地方文化发展特色方面体现着自身独特的优势。

书院往往是儒家学者传播其学术思想进行儒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书院往往打上了强烈的地域印记，一些地域性儒学学派甚至已经与地域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9] 336-344} 作为处于关学影响辐射范围之内的秦东地区，其书院教育也被深深打上了儒家文明的印记。秦东地区的李元春和贺瑞麟曾系统整理明清两代关学思想。李元春是朝邑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他学宗孔孟程朱，“自教授桐阁，至主讲铜川书院及邑华原书院，恳恳为诸生告以圣贤之学”^[10]116毕生授徒不辍。贺瑞麟有志于程朱理学，持居敬穷理之思想，认为：“道固无不在，然非居敬穷理，则无以为寸养之本，而无星之称，无寸之尺。”^[11]221书院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社会教化为其不可或缺之功能，这才使得儒家的伦理教化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教化人民思想观念、形成地方风气。

（四） 推动地方教育发展和文化普及功能

秦东书院与地方文化教育联系密切。一方面，书院教育依托于地方社会而发展，需要秦东地区各层社会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秦东书院又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931年，陈东原在《学风》第1卷第9期的《书院史略》中提出“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然而，出现晚于科举制度的书院，从其产生就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最终于20世纪初与科举同归于尽。科举作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实现人生理想抱负的必经之路，书院师生也罕有例外，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官学化程度日益提升的地方书院，它们作为地方教育机构的本质性就更为明显。书院山长院长的教学活动也为地方教育注入了新的资源，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乾隆年间，《东娄书院记》中就曾称：“书院之设，延名师，严考课，其义专以培士人，为国家养育人才，所以广学校之所不及也。”^[12]163 在元代，书院就已被看成是处于各级政府控制下的一级教育机关，与各级各类学校并无区别。^[13]135-141秦东地区的书院主要服务于本地的士子学人，它们对秦东地方教育事业的作用十分明显。

书院作为一种私人藏书、讲学的机构，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且无法替代的作用，号称“三贤故里”的秦东地区在地方乡绅及官员的积极推动下，书院的建设及教育活动与陕西其他地区相比，成绩十分突出，对秦东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人才培养教育、伦理习俗教化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