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世称管子，名夷吾，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作为“春秋第一相”，先秦诸子对管仲倍加推崇，对其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孔子便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172荀子更言：“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也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2]236不仅儒家推崇管仲，视其为贤相，韩非作为法家之代表，也说：“得管仲，为五百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3]555管仲作为一代名相，除先秦诸子对其加以肯定外，他的精神更激励着后世的有志之士。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曾自比管仲，视管仲为“致君尧舜上”的典范。对于这样一位贤能之臣，《左传》和《史记》均有记载，二者都交代了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但其侧重点各异。《左传》贵简洁直白，而《史记》在翔实生动的基础上更是为管仲专门列传，着重突出他的治世之能，既完成了对《左传》的超越，也彰显了司马迁尚贤的进步思想。

一、《史记》选取管仲史料对《左传》的继承

班固曾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4]622的确，将《左传》与《史记》作比可发现，二者的史料多有重合。而纵观管仲行实的记述，《史记》对《左传》更是有着明显的继承。最典型的便是在管仲为相和齐师伐楚两事上，二者都有所记述，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大意基本相同。

(一) 管仲为相：鲍叔举荐、君臣遇合

对于管仲何以从齐国的一个阶下之囚转而辅佐齐桓公这一段行实的选录上，《左传》和《史记》均有着墨，且二者的记述较为一致。《左传·庄公九年》载：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乃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5]96

桓、管曾有一箭之仇，但《左传》中，管仲最终能够保全性命并得以辅佐齐桓公，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鲍叔牙为国让贤、以身下之的举荐和齐桓公不计前嫌、从谏如流的气概。而同样，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详尽的笔墨也记述了管仲为相得力于鲍叔牙的大公无私和齐桓公的举贤任能。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召忽自杀，管仲请囚。……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6]1249

在管仲为相这一事件上，《史记》不仅延续了《左传》的发展脉络，由召忽以死尽忠、管仲主动请囚到鲍叔的极力荐贤，最后桓公不计前嫌，君臣遇合，而且在人物塑造上也着重突出了鲍叔和桓公在管仲相齐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二者的记述呈现出了高度的契合。

(二) 齐师伐楚：不卑不亢、盟于召陵

《左传》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称霸诸侯的战事主要集中于庄公八年至僖公十七年，而《史记》则多体现在《齐太公世家》中，《管晏列传》也有涉及。虽然二者在管仲参与战事的记述上存在着很多的差异，但《史记》在材料的选取上仍有继承《左传》的部分。例如僖公九年夏，齐侯使管仲平戎于周，周天子欲以上卿之礼厚待管仲，管仲辞之而受以下卿之礼，二者的记述就基本一致。但最能体现《史记》完全取材于《左传》的则是齐师伐楚这一战事的选取上，尤其是管仲问责楚国时的不矜不伐、据理力争，两段史料毫无二致。《左传·僖公四年》记载：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师进，次于陉。^[5]158-159

齐伐楚源于桓公听闻蔡国国君又将蔡姬嫁于他人，非常恼怒，于是便率领军队攻打蔡国，进而才引出了伐楚一事。这一战事不仅在《左传》中有详尽的描述，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也再现了同样的战事、同样的场景：

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齐师进次于陉。^[6]1251

《左传》和《史记》中所载齐伐楚盟于召陵一事，不管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人物的选取、对话的设置以及事件的因果，二者都如出一辙。而管仲在问责楚国时义正词严、不卑不亢的气势更是在两段史料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由此可见，《史记》在选取材料时对《左传》的继承和重视。

正如范文澜所说：“太史公作《史记》，春秋时事取《左传》者泰半，谓《史记》之一部，蜕化于《左传》，或无不可。”^[7]9对于管仲事迹的记载，二者确有如前文分析的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二者的差异，尤其是对管仲这样一位春秋贤相形象的塑造上，两书更是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二、《史记》塑造管仲形象对《左传》的超越

在齐桓公称霸诸侯的过程中，管仲作为辅佐之大臣，功不可没。但纵观《左传》全文，对管仲行实的记述却只出现了九次，且大多都以简单的笔墨带过，因而对管仲形象的塑造显得过于单调。而《史记》则不同，司马迁不仅在《齐太公世家》中增进三次管仲的劝谏，突出其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而且还专门将其与贤相晏婴合传，可见司马迁对管仲这样贤能之人的敬重。

(一) 《左传》知礼重德，《史记》不耻小节

《左传》虽然对管仲着墨不多，但从仅有的史料可以看出其在刻画管仲时，常常突出其以“礼”治国的特色，偏重于管仲“仁”“礼”“德”“信”的一面。如《左传·僖公七年》记载：“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5]172管仲劝谏齐桓公用“礼”和“德”来与诸侯修好，可见管仲对“礼”“德”的推崇，其认为“礼”和“德”的作用是强大的，不仅可以使诸侯臣服，更可以使齐国称霸天下。此外，《左传·僖公七年》也记载，齐桓公听信郑国太子华的谗言欲背弃与其他诸侯的盟约而与郑联合，管仲便劝谏齐桓公：“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5]172管仲勿背弃信义和勿失礼失德的劝谏使得齐桓公放弃了与郑国修好的念头，而这也恰恰突出了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时以“礼”治国的特色。

《左传》重“礼”，因而其对管仲这样贤能之人的功绩也是以“礼”来衡量，丝毫不提及管仲行实中那些“不知礼”的行为。但是司马迁对此则不再回避，而是用一种新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从客观现实出发，在《史记》中列举了管仲相齐前的诸多恶行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例如其在《管晏列传》中记载，管仲出身贫微，非大富大贵之人，且早年生活蹇涩，并无什么才能显现。“管仲贫困，常欺鲍叔”，“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三仕三见逐于君”，“三战三走”^[6]1695，当过逃兵。后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而没有像召忽一样尽忠死节，而是选择甘心受囚。家产“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6]1697等。管仲有不少传统观念认为的恶行，但司马迁并不以此来否定他，因为在司马迁看来，管仲那“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进取精神更值得推崇。在司马迁的观念里，贤人也并非完人，要能容人之短。

《左传》的作者将管仲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知礼”者，而全无任何批判的意味。但恰是这种对完美人物的刻画，透露了《左传》作者本欲以“礼”来装饰管仲“非礼”行为所遭遇的失败，因而使得管仲的形象显得单调无味。但在司马迁这里，“礼”的色彩消减了，其在刻画管仲时更为注重善恶并举，也更赞赏管仲不耻小节、奋发进取而扬名天下的精神，这也使得管仲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立体丰满。司马迁站在客观现实的角度，用公允的价值评判代替了《左传》中“礼”的道德评判，这不仅是《史记》对《左传》的超越，更是司马迁进步的尚贤思想的体现。

(二) 《左传》颂扬霸主之功，《史记》突出贤者之能

《左传》中对管仲事迹的记述主要围绕着齐桓公称霸的过程进行，其笔力在于颂扬齐桓公的丰功与德行，不在管仲的辅佐之劳。而《史记》中司马迁对齐桓公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着重突出的则是管仲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

首先在周王使宰孔赐齐侯胙，齐侯下拜受之一事的记述上，《左传》和《史记》的侧重点就不同。《左传·僖公九年》记载：

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5]176

对于齐桓公下拜一事，《左传》通过记述齐桓公有礼有节的回答将下拜受礼之功归于桓公，旨在颂扬齐桓公的功绩。但是《史记》却截然相反，司马迁虽也记述了相同的事件，但是他将齐桓公依礼下拜一事归功于管仲。如《齐太公世家》中记载：“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6]1252《史记》中增加的管仲的一句“不可”，使得整个事件的意味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的是管仲的贤者之能而非齐桓公的有礼有德。

其次是《史记》中详细地增进了三次管仲对齐桓公的劝谏。一是曹沫在齐鲁会盟之时挟持齐桓公，欲使其归还侵鲁之地一事，事后桓公愤而毁约，管仲却劝诫他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6]1250反观《左传》，却并无此事的记载。此外，《史记》不但增进这一事件，还极力刻画了管仲向桓公谏勿“愈一小快而失天下之援”的道理，所以桓公才没有食言，故出现了“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的有利局面。二是齐桓公意图封禅，《左传》无记载，《史记》却记载有：“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6]1252由此可以看出，齐桓公称霸后居功自傲，而也正是管仲的极力劝谏，才及时制止了齐桓公封禅的欲念。三是管仲临终前的谏言。纵观《左传》，并无此段史料的记载，而《史记》却增进了管仲希望桓公在他死后勿用易牙、开方、竖刀三人的劝谏。事后桓公不从，故导致其身后公室动荡、“宫中空，莫敢棺”的尴尬收尾。《史记》增进的管仲三次谏言，实质上是司马迁对管仲之于齐桓公霸业的肯定，也是司马迁对贤能之人的敬佩和推崇。

最后是司马迁不但赞赏管仲的才能，更是在《史记》中专门为其列传，以突出这位贤能之臣的历史功绩。《左传》中对管仲的记载只能零散地见诸部分章节，不能连缀成篇。而《史记》不仅在《齐太公世家》中详细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之功，而且专门将管仲与晏婴合传，并且以近半的篇幅来追慕管鲍之交和管仲的治世之能。如在管鲍之交的记述上，《左传》无任何记载，而《管晏列传》中就记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6]1695管仲的肺腑之言：“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6]1695司马迁以大段的笔墨来着力记述鲍叔牙对管仲的知遇之恩，这不仅是对两人之间高尚情谊的礼赞，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司马迁“知贤”“荐贤”的人才思想。此外，关于管仲的治世之能，《齐太公世家》中就记载桓公得管仲这位贤能之人的辅佐后，便使管仲与鲍叔牙、曝朋、高溪等几位贤臣齐心协力，共同修整齐国的政治，发展齐国的经济，改善贫穷民众的生活状况，为齐国挑选贤能之才，受到了齐人的肯定。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更是引用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6]1696的治世言论。并且在《史记·平准书》中还赞扬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6]1219可见司马迁对管仲这样治世能臣的经济理念是极为赞同和佩服的。而反观《左传》，却并无管仲此类行实的记载。

(三) 《左传》君臣关系淡薄，《史记》桓管如水鱼之交

对于桓管之间的君臣情谊，《左传》和《史记》在记述时也有着不同的处理。纵观《左传》，其不但对管仲事迹的记述非常简练，并且对桓公与管仲之间君臣关系的描写也极为淡薄。而《史记》则不同，司马迁笔下的桓管情谊十分浓厚。君主勤勉国事、厚待贤臣，而臣子也尽职尽责、辅世长民。桓管之间如水鱼之交，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正是司马迁所推重的君臣情谊。如前文提到的管仲相齐这一事件上，《左传·庄公九年》虽也记载了鲍叔向桓公举荐管仲，桓公不计前嫌，接纳管仲，但只寥寥的以“公从之”作结，并没有赋予桓管之间任何的感情因素。而在同样事件的记述上，《史记》却作了不同的处理。《齐太公世家》中便记载：“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6]1249仅仅“厚礼”一词就流露出了桓管之间浓浓的君臣情谊，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对贤者能被重用的和谐君臣关系的渴求。再有管仲临终之时，齐桓公前来问询，将来谁可以接替他成为齐国宰相一事上，《左传》无此记载，而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却以详尽的文字来增设桓管之间的对话：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6]1253

从这一段对话的选取不难看出齐桓公对管仲的重视与信任。作为臣子, 管仲立行诤谏, 力求挽救国君之失, 尽到良臣之责；而作为君主, 不耻下问、从谏如流也是至关重要的。司马迁对君臣之间彼此信任, 鱼水和谐之情谊的着力刻画彰显的正是司马迁那种渴望君主礼遇贤臣、重视贤臣的尚贤思想。

《史记》中对管仲屡遭不幸，但不拘小节最终扬名立世的进取精神的赞扬，对管仲之于齐桓公霸业中的肯定以及对桓管鱼水情谊的追慕无不是对《左传》中管仲形象塑造的超越。从《史记》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个丰满立体的贤者形象，更多的是能从司马迁对管仲历史功绩的肯定，人格魅力的赞赏中体会到司马迁对杰出之人的推崇和其希望贤者能被重用的进步的尚贤思想。

三、《史记》超越《左传》之原因

《史记》在选取管仲行实之时虽有对《左传》的继承，但更多的是其塑造管仲形象时对《左传》的超越。而两者在记述同一人物时之所以呈现诸多的差异，主要与作者生存的社会环境、人生际遇以及对贤能之人的评判标准等因素有关。正是这些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才使得两书中管仲的形象出现了差别。

(一) 时代环境不同

《左传》的作者是站在春秋时代来记述管仲这一人物的。此时正是周礼分崩离析的时候，战争连连，烽烟四起。而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作者是强烈呼吁霸主出现的，这是作者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结合。在周天子微弱的情况下，“霸主”俨然就是周天子的替身，而“霸主”的出现更是春秋末期周王朝制度的另一种标志。所以，《左传》中对霸主的形象是积极肯定的。因而在对桓管之事的记载中，作者就将主要的笔力落脚于齐桓公身上，以此来着重颂扬齐桓公的千秋霸业。而管仲虽然作为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重要人物，在当时的时代要求下，也只能以简单凝练的笔墨带过，并不去评判其所做出的功绩，甚至将管仲助桓公称霸诸侯的谋略归功于齐桓公的英明决策，以此来表明作者对霸主的推崇，对时代的顺应。

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时移事易，又加之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使得司马迁站在汉代观照春秋，从而以一种更为冷静客观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历史人物，而其对管仲之于齐桓公霸业过程中的作用着重突出与肯定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得出的。例如司马迁不仅增进管仲的三次进谏，更是将齐桓公取得的成就归于管仲。《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时道：“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6]1696此外，《货殖列传》中也记载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6]2462由司马迁的言论可知，其对管仲的评价较之《左传》更为公允，其在增补《左传》所回避的材料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站在自己这个时代对管仲这样贤能之人的评判，即齐桓公称霸，管仲功不可没。由此可见，司马迁对管仲才能的着力刻画不仅是其顺应时代变化的尚贤思想的体现，更是其对《左传》中管仲形象塑造的超越。

(二) 人才观态度各异

人才观念在《左传》中非常的淡化，因为《左传》记述的主要是君主的丰功伟绩，很少去关心这些君主成功的原因等相关因素。那么对于管仲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左传》没有给予明确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史记》则与《左传》不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人才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不仅在《楚元王世家》论赞中曰：“存亡在所任。”^[6]1595其在《匈奴列传》论赞中也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6]2232从司马迁反复强调“唯在择任将相”可知，他对人才极为重视。如其《齐太公世家》中记载：“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6]1697而司马迁对管仲的推崇，对他之于齐桓公霸业的肯定正是司马迁惜才尚贤思想的有力体现。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人才的标准也有着明确的表述。如《管晏列传》中记载，管仲早年贫困时，曾做出过一系列有违礼德，被世人认为是“愚”“不肖”“怯”“无耻”的行为，但司马迁却并不以此来诟病或否定管仲的才能。因为他对人才有着客观公允的评判和认识：首先他不以成败来衡量人才，更不以出身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其次是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最后他认为坚韧不拔的精神是贤能之人必备品格。司马迁在《史记》中流露出的对人才的重视和对人才的评判标准反映的正是其进步的人才观念。

(三) 管仲的人格魅力

《史记》中对管仲形象的塑造之所以能够超越《左传》，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管仲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和不拘小节的人格魅力对司马迁的鼓舞与激励。据《管晏列传》中对管仲言论的记载：“吾尝困时，尝与鲍叔贾，分利多自与”，“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吾尝三战三走”，“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6]1695从管仲的肺腑之言中可以看出，其在为相前的经历异常坎坷。早年出身贫贱，且与鲍叔牙一同经商，相继做官又接连被逐，驰骋疆场的过程中却多次当逃兵，本应为公子纠尽节，却选择了受幽囚之辱。管仲的这些在常人看来复杂且被人不齿的人生经历，并没有阻碍他才能的施展。正是这些艰难困顿，磨炼了他的意志和品性，从而养成了其豁达乐观、不拘小节的人生态度。从管仲的身上，我们不难窥见司马迁的身影。尤其是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的言论，折射的正是司马迁自强不息、忍辱以创作《史记》的人格精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曾说道：“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6]2494从司马迁的自述可知，他对那些虽身陷囹圄，仍发愤图强的圣贤先人充满了崇敬。而管仲也曾身陷牢笼，但他不拘小节，最终成为一代春秋贤相。司马迁从管仲的人格精神中汲取着创作《史记》的动力，也是对管仲忍辱以成功名思想的延续，二者在精神实质上实有相通之处。此外，在《史记》中，司马迁也将这种具有不拘小节、奋发进取特点的人物类型延展开来，使其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四、司马迁的尚贤思想

贤能之人之于一个国家有着决定其兴衰成败的重要作用。先秦儒家就非常看重统治者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孔子的“尚贤”思想即是体现。此外，《列子·说符》载曰：“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于自贤。”^[8]215《墨子·尚贤》中也载：“夫尚贤者，政之本也。”^[9]113这些言论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治世理念，即贤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巨大力量。而司马迁思想上兼容多家教义，他把先秦的这些治国用人的思想熔铸到《史记》中。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管仲这样一位“春秋贤相”形象的塑造，其主观倾向便是“知贤、尚贤”。其在《齐太公世家》中不仅增进《左传》所没有的有关管仲行实的记录，并且将齐桓公称霸的主要功绩归于管仲的辅佐，以突出管仲的治世之能。在《管晏列传》中，更是将管仲与春秋贤相晏婴并举，并且以大段的篇幅来记述鲍叔牙对管仲的知遇之恩以及其对管仲不拘小节而扬名立世精神的赞赏。正如司马迁对管仲才能的肯定：“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6]1695司马迁敬佩管仲，但是他更倾慕的是管仲那忍辱负重而成荣名的贤者风范，而这也正是其尚贤思想的有力体现。

司马迁的尚贤思想不仅仅体现在管仲形象的塑造上，其在《史记》中还记述了许多贤臣的行实。例如《史记·殷本纪》中的比干就是贤臣的代表，他以死强谏商纣王，不仅是站在国家存亡的长远利益来考虑的，是爱国的表现，更显示出了一种敢于直谏且不怕牺牲的贤者气魄；再有就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作为一位正直的贤臣，却屡遭小人谗言，他仍然心系楚国，多次劝谏楚怀王。被驱逐后的屈原宁愿选择洒脱的死去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这是其贤者风范的体现。除了比干和屈原之外，司马迁还极力刻画了许多贤能之人，例如《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伍子胥，《史记·田单列传》中的王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范蠡等，无不是司马迁笔下心系君国的贤臣形象。司马迁将自己的尚贤思想融注到对这些杰出人才的刻画中，以此来表明自己对贤能之人的追慕。

五、结语

纵观《左传》和《史记》对于这样一位贤能之人记述的对比发现，二者虽有契合，但更多的是《史记》对《左传》的超越。相比《左传》和《史记》对管仲行实的记录，《左传》简练而失公允，在桓公称霸的过程中，其多将管仲之功消隐而旨在颂扬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但《史记》却做到了详尽而客观的记述，其不仅肯定了管仲之于齐桓公霸业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彰显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人、“规小节不能成荣名，恶小耻不能立大功”的人才观，这既是司马迁进步的尚贤思想的体现，更是《史记》对《左传》的完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