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史记》人物形象的研究颇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岳慧等人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评述中写道：“对于《史记》中的人物，文章中的描写已不是以往的人物形象分析，而是转向多角度研究。……在关于《史记》文本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其中对《史记》中的人物在不同书中的对比研究及后代文学作品对《史记》人物改编研究表现得比较突出。”^[1]该文章还统计，研究最多的人物有：项羽、汉武帝、刘邦、孔子、春秋霸主等，女性人物集中在虞姬、吕后、汉武帝后妃。从中可看出研究最多的是古代帝王，该栏目连载的《史记观止》系列第一篇就是《帝王风范》，分黄帝初祖、尧舜禅让、商汤博施、武王兴周四部分对帝王进行了详细介绍。笔者对《史记》中舜的帝王形象较感兴趣，而且舜作为我国黄帝之后最出名、最有作为的古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说过：“舜的故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2]5另一方面，学术界关于舜的研究虽层出不穷，但对舜帝形象研究相对较少，同时还未见到专门从《史记》角度展开讨论的。事实上，舜帝形象在早期文献中有一个演变过程，直至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才最终定型。因此，文章试对《史记》中舜的帝王形象作简单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对舜帝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尧典》和《舜典》中，《尚书》中用大量史料记载了舜的功业，集中刻画了舜的帝王形象，但对舜成为帝王之前的事迹记载相对较少，《尧典》中仅用“瞽子，父顽，母嚣”“克谐以孝”等字一笔带过。《舜典》刚开篇就写：“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3]73直入主题来写舜“齐七政、望山川、修五礼、任贤人”的帝王作为。这可能与《尚书》的性质有关，《尚书》既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学习治术的宝典，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尚书》在先秦时期又被各学派学者广为学习和引用，因此《尚书》中舜的古帝王形象便广为传播而逐渐定型。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导致思想上呈“百家争鸣”之势，儒、墨、道、法等各学派在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政治立场与道德观念时，往往引尧舜为例，古圣贤尧舜禹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不可否认的是，诸子都以舜作为贤明帝王之标杆，只是侧重点不同，即根据自己学说的需要对舜帝的故事进行有意地删减与取舍。因孔子推崇仁与德等品质，所以儒家典籍中的舜是行仁修德、品行高尚的道德圣王。《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记载：“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4]1628孔子主要看重的是“德”，因此舜帝在孔子口中就是拥有仁德的圣王。而孟子更看重的是性善与孝行，《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315由此可看出，孟子借圣王尧舜来宣扬自己的“性善论”。此外，在《孟子》中舜被塑造成孝行的典范，孟子对舜的行孝事迹作了很多发挥，如舜受父母弟弟迫害后仍然以孝事父母，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乐而忘天下等等。墨家塑造的舜则是“兼爱非攻，尚贤节葬”的贤明帝王。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反对掠夺战争，极力推崇舜帝“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的仁德。《墨子·尚贤》记载：“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6]37墨子借尧舜来推广他的尚贤学说，将尚贤看作政治之根本。《墨子·节葬下》记载：“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6]134这里墨子不管舜下葬的史实，为了自己的节葬思想而对舜帝事迹随意发挥。道家提倡帝王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垂拱而治，因此舜帝偶尔也成为庄子讽刺与批评的对象。如《庄子·外篇·在宥》记载：“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7]273庄子讽刺黄帝、尧舜有那么多作为都没有治理好天下，不如无为而治。法家则塑造舜为明法度、信德化的帝王。《韩非子》中多次论及舜，将舜帝作为治国方略的正面形象。《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记载：“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8]105这里韩非子虽承认尧舜为贤明帝王，但是意在借尧舜来强调规矩与绳墨之法的重要性。但是，《竹书纪年》则一反前人之论述，不承认舜的贤德及尧舜禅让，为我们描述了一位“暴力型”的舜。如《竹书纪年》有“舜囚尧, 复偃塞丹朱, 使不得父子相见也”^[9]6，以及“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9]7的记载。《竹书纪年》塑造的舜是一个有野心、有阴谋的政治家。

总之，先秦史籍写舜帝多偏重于对其帝王形象的描述。尤其是诸子根据自己的学说对舜帝事迹随意发挥，导致舜帝形象多样且不显真实。《竹书纪年》中的“暴力型”舜帝更是春秋战国时期舜帝形象多元化的有力证据。

如前所述，西汉之前的舜帝形象主要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关于《尚书》记载的舜的贤德帝王形象，另一个则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暴力型”舜帝。到了西汉，“暴力型”舜帝形象逐渐消失，舜形象趋于统一，即贤明帝王形象。这种统一有赖于《史记》对舜帝形象的定型。《史记》中舜的贤德帝王形象很鲜明，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舜帝卓越的治国措施与功绩，比如“修五礼”“齐七政”“五岁一巡狩”“任人唯贤”等作为。应该指出的是，舜帝治理天下论罪处刑，这是他与其他几位古帝王不同的地方，也是舜帝贤明的重要表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10]24。体现舜帝赏罚分明，功成则赏赐其车服，功败则处以刑罚。但是刑罚也是论罪处刑，这是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体现。张守节《正义》里对“流宥五刑”有如下解释：“马融曰：‘流，放也；宥，宽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孔安国云：‘以流放之法宽五刑也。’郑玄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也。’”^[10]28不论哪种解释都体现了舜的贤明，舜帝治国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是舜帝继位与禅让所体现出的道德风范。司马迁承认尧舜禹禅让关系，这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10]30，以及《史记·夏本纪》中的“帝舜荐禹于天，为嗣”^[10]82等记载都可以看出来。

对于《史记》舜帝形象的统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司马迁对诸子学说中舜的资料有所取舍。在《史记·五帝本纪》的末尾有太史公的“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0]46张守节《正义》解释“其文不雅训”为：“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即百家之言不具说服力。”^[10]47不难看出，司马迁有重视历史事实的良好史学修养，基于一些较为可信的文献记载以及亲自实地考察，对百家杂语加以改正取舍以统一诸子说法，也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0]3319。因此，在塑造舜帝形象时，司马迁采取了去粗“求同”的方法，舍弃了那些分歧较多的材料。其次，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诸子百家可以不受官方舆论的限制而自由发挥学说，因而出现不同版本的舜帝形象；而汉代是个大一统王朝，“百家争鸣”的现象消失，尤其是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更强盛，大一统之势日趋明显。由于大一统政治对思想和舆论的管控加强，舜的贤明帝王形象得到强化，从而使舜帝形象从多元走向统一。司马迁所编修的《史记》，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大一统意识，他塑造的古圣王形象无不是努力统一天下、贤明盛德的形象，因此“暴力型”舜帝形象逐渐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考察。时间方面，《史记·五帝本纪》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是有深刻含义的。黄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结束混战完成统一的帝王，而舜帝又是继黄帝之后以德治治理天下的帝王。司马迁写“本纪”部分记录帝王事迹，其用意也在于告诉汉室统治者，以武力统一天下和以德治治理天下的必要性。空间方面，《史记·五帝本纪》写舜帝“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10]43，以及司马迁写《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来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是把他们当作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从地理空间上我们能感受到司马迁大一统意识。舜以德降服三苗是将三苗作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由此看出《史记》中的舜是一个以德治治天下的贤明帝王。

总之，《史记》对舜帝形象作了一个大总结，舜帝形象由春秋战国诸子笔下具有不同风格的舜以及《竹书纪年》中暴力夺权的舜形象，开始走向统一，又因为《史记》的巨大影响，舜帝道德圣王形象也逐渐定型。

尽管《尚书》中有大篇幅关于虞舜的记载，但是跳跃性太大，对舜为帝之前的事情记录得太少，一开始就写舜被四岳举荐继而称帝，这仅仅写了舜的帝王形象。《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最后写“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10]46，说明司马迁认为《尚书》有残缺，记录的内容不完整，而尧舜的事迹在春秋战国不断被人发挥与传播导致言过其实，即百家之言不雅训，因此司马迁将这些资料集中整理且系统撰写。《史记·五帝本纪》不同于以往史籍，先将五位古帝王当作普通人来写，有明显的成长轨迹。《史记·五帝本纪》写舜有三个阶段即三种形象：平民形象、能臣形象、帝王形象。

在司马迁笔下，舜首先是个平民，不是一蹴而就地成为帝王。关于舜的身世背景，《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详细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10]32从中可看出，年少时的舜是渔雷泽陶河滨的平民，经常受到家人的迫害，但是仍不失孝慈之心。舜顺事父母，使其欢心，但同时也躲避了父母的迫害。太史公将这一过程描述得很详细，瞽叟纵火焚廪，舜以雨笠自扞而下，以土实井，舜从旁空出，象与父母共分财物。舜以聪明才智自免厄难，使瞽叟无杀子之愆，象无害兄之罪，不至于奸恶。司马迁在这里继承了《孟子》中舜为孝行典范的观点，将舜塑造成大孝子。在帝尧老将求代之际，四岳举荐人才，因舜年二十以孝闻，遂得以举用。

其次是能臣形象，《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10]33舜以孝闻名，得到帝尧和四岳的赏识，于是尧以二女试舜，观其理家之道。“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0]34舜的良好品德感化众人，使其所到之处人民都和睦相处。在了解到舜的高尚品行之后，“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10]34。舜在这个时候体现出非凡的帝王之才，如“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10]35，这些作为都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

最后是“受终于文祖”而践天子之位，有“修五礼”“齐七政”“五岁一巡狩”“选贤任能”等作为，在上述铺垫的基础上自然过渡到帝王形象。《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10]38从中我们得知在尧之时，禹、皋陶等人分工职责不明。尧崩之后，天下归舜，舜则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命以不同的职位。“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0]43禹与皋陶等22人各司其职，使四海之内成祥和之状，咸戴帝舜之功。司马迁高度评价虞舜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不仅如此，司马迁写尽舜的一生，为我们交代了舜帝的大致轨迹与最后崩葬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10]44舜帝禅让禹之后巡狩方国，体察民情，最后老死道中。

总之，先秦史籍主要记载了舜的帝王作为，而司马迁笔下的舜从出生、成长、老去都有记述，他塑造的舜形象不再是单一片面的舜帝，而有明显、详尽的成长轨迹与故事经历。

《史记》中舜的帝王形象，除了上述特征，还与作者的天命观有关。司马迁生活在汉代“天人合一”思想盛行的年代，“天人合一”的内涵之一为天命观思想，即上天支配人的活动，人是执行上天命令者。《史记》中也不免受到汉代天命观的影响，这一思想在《史记》中多处都有体现，很多历史人物往往在穷途末路之际叩问上苍，将自己的种种不幸与失败归结于上天的惩罚。俗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自说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杀了诱降的羌族800人，这不义之举导致上天惩罚而不得封侯。李广在自杀前又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10]2876李广认为他与匈奴大大小小七十余战，最后竟能迷路，这都是上天在惩罚他。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的论赞里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10]338-339太史公的评价是公道的，他既肯定项羽起兵灭秦的功绩；同时又评价项羽的失败是由于“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不义之举而导致上天对他的惩罚。从这两个人物的事例可看出司马迁天命因果的叙事模式。

同样，司马迁在叙述舜的事迹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天命观思想，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10]22从上述两句可看出司马迁受天命观思想的影响夸大了舜烈风雷雨不迷的事实，同时把尧禅让舜看作是上天的意志。另外，从“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10]30，可看出在尧舜禹时代乃至西汉，上天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

《史记》内容的补充者，西汉元成年间博士褚少孙也继承了司马迁的天命观。《史记·三代世表》里记载：“张夫子问褚先生：‘《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氾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10]505-506褚少孙认为黄帝的子孙舜能够成为帝王，是因为上天回报黄帝恩泽所致。由此看出，褚少孙也有浓厚的天命观与宿命论。

但是，司马迁的天命观绝非悲观主义，而与儒家思想及大一统思想紧密相关。传统的儒家思想推崇“仁爱待人”，其核心是“仁与德”。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在《五帝本纪》中描述五位帝王时更多讲述他们的积极态度与作为，如舜帝修五礼、齐七政、五岁一巡狩、流共工、放驩兜、迁三苗等作为，以至于四罪而天下咸服。此外，《史记·五帝本纪》中还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10]30从上述“四罪而天下咸服”和“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可看出司马迁的天命观并非悲观主义，而把帝王的仁德与治国之策作为衡量功绩的重要条件。换言之，虞舜继承尧之帝位不仅是天意，更是民心所向。

综前所述，《史记》之前关于舜的史料记载大都比较片面单一，仅仅侧重舜的某一个方面，导致舜的整体形象有所缺失。《史记》中塑造的舜相对比较完整，平民、臣子、帝王，生动鲜活的人物舜跃然纸上。舜帝形象从片面单一走向真实丰满。当然舜帝人物塑造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天命观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