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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除《陈涉世家》《伯夷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外的108篇传记在文章结尾均有以“太史公曰”为标志的论赞。这种把作者的评论与讲述人物事迹的客观叙述分开的文体形式是司马迁的创造。它不同于《左传》中的“君子曰”，是作者对传主的评价以及一些与传记有关问题的交代。这一文体是怎样创立的？“太史公”究竟是谁？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中有哪些隐含创作过程的痕迹？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读懂《史记》的前提。

一 司马迁称其父为“太史公”

要理清“太史公曰”这一论赞形式的创造过程，首先要清楚“太史公”的确切概念。

《史记》百三十篇,除《陈涉世家》《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外的篇章均有“太史公”或“太史公曰”出现，共计156次。这么多字面相同的“太史公”，其概念却不同。唐人司马贞的【索隐】说“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1]2485，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却说“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1]35。考证“太史公”的原本含义，辨清每一篇章中的“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亲的称呼还是别人对司马迁的尊称，理清哪些“太史公”是《史记》之原文，哪些为别人所加，是我们读懂《史记》的重要问题。

要弄清“太史公”的确切含义，首先需认真读《太史公自序》。《自序》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的合传，前一部分是司马谈传，司马迁是以第三人称写的，自称“迁”。在写父亲的传记时，司马迁不便以第一人称说“余”如何如何，而只是自称其名“迁”。到了为自己写传记时，司马迁才以“余”发言叙事。司马迁传中的“太史公”是别人加上去的，篇名中的“太史公”应该也是别人所加，《汉书》班固的自传就名为《叙传》。

《自序》自开篇到“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2490是司马谈传，后面才是司马迁传。

（一） “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谈的称呼

太史公之“公”字有九个义项，其“称谓”项之二是“父亲” 。太史公之“公”是对父亲的称呼。《战国策·魏策一》之《张仪欲穷陈珍》篇载：

张仪欲穷陈轸，令魏王召而相之，来将悟之。将行，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郑强出秦曰，应为知。夫魏欲绝楚、齐，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劝王多公之车。公至宋，道称疾而毋行，使人谓齐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绝齐、楚也。’”^[2]250

此处6个“公”都是父亲的称谓。“陈应止其公”是说陈应制止他父亲到魏国，下面的5个“公”字，都是陈应在为其父陈珍划策时当面称其为“公”。汉王刘邦称其父为太公，《项羽本纪》载：项羽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1]232“公”也是父称。

“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亲司马谈的称呼，此前没有此称呼，没有“太史公”一词。在《太史公自序》的司马谈传记部分，司马迁6次称其父为太史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1]2484，“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1]2485，“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1]2485，“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1]2489，“而太史公滞留周南”，“太史公执迁手而泣”^[1]2490。

司马谈父子在谈到他们的任职时称“太史”而不是“太史令”，更不是“太史公”。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2490

这证明“太史公”是“太史”加“公”所构成，是司马迁对其父亲的专称。唐人从《太史公自序》中看到了“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亲的称呼。司马贞就说：“案《茂陵书》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则 ‘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1]2485

（二） “太史公”不是尊称

“公”虽有“对人的尊称”之义项，但“太史公”不是司马迁对其父的尊称，只是一般的称呼。

古人以谦为礼，《乐书》说：“君子以谦退为礼。”^[1]1037所以尊称别人，卑称自己，不仅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就是称君父也是谦称。使者到他国总是称他国国君为“贵君”，称自己国君为“寡君”。所以司马迁不会在《史记》中尊称其父，“太史公”只是对父亲的一般称呼，是其职务加父亲。

（三） 司马迁绝不可能“自谓”太史公

《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之评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1]35唐人张守节的【正义】注曰：“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自序传》云：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明太史公，司马迁自号也。”^[1]35

张守节虽然以《太史公自序》为证解释“太史公”是司马迁“自谓”“自号”，但其所举只是司马迁传的部分。对司马谈传的“太史公”是绝对无法用“自谓”“自号”解释为司马迁的，他只是断章取义。从《太史公自序》全篇来看，司马迁是绝不会自称“太史公”的。

“太史公”，虽然在《太史公自序》的司马迁传中出现过8次，但有证据表明，这些称谓是后人加的，不是司马迁的原文。司马迁绝不可能自称“太史公”，理由有三：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亲的称呼，“公”是父亲的称谓，他不可能既称自己的父亲为“太史公”，又称自己“太史公”，这是古今绝对没有的事。“太史公”之“公”可以是尊称，别人可以称司马谈为“太史公”，也可以称司马迁为“太史公”。但古人对自己只会谦称，绝不会自尊。司马迁自称其名“迁”，给任安写信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称“仆”，在《史记》中常称“吾”“余”亦称“臣迁”。没有证据证明司马迁自称“太史公”。

（四） “太史公”不是官职名

张守节说：“迁为太史公官，题赞首也。”^[1]35他认为“太史公”是官名才这样说。他引虞喜说：“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独迁。”^[1]35虞喜又说：“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1]2485虞喜所谓“古者”不知以何为据？从《左传》看，周朝就只有“太史”而无“太史公”。《左传·襄公四年》载：“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3]818杜预注：“辛甲，周武王太史。”^[3]821辛甲曾对伐东夷的周公旦说：“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以劫大。”^[4]128(《韩非子》)司马谈也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不知何时之太史为“太史公”。事实上，在先秦典籍中无“太史公”之说。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则直接注解为：“太史公，官名，即太史令。”^[5]856但是，“太史公”不是官名，司马迁任的是“太史令”而不是“太史公”，《自序》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1]2490《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6]613在司马迁之前，无“太史公”之说。

春秋时期有“太史”，是官职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3]1024《哀公十一年》有：“公使太史固归国子之元。”^[3]1775春秋时期太史有两人，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是也。到了秦朝，大概做史的人多了，因此其长官称为“太史令”，汉承秦制，亦称“太史令”。

南北朝宋代人裴骃的【集解】注太史公说：“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1]2485这个注解是很有问题的。说“太史公，武帝置”，无史实根据。瓒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1]2485司马谈为太史在“建元元封之间”，《自序》明言“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1]2490，司马贞也引《博物志》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1]2491时在汉武帝元封三年。那么武帝是何时改“太史公”为“太史令”的？《百官公卿表》无武帝改为太史令之说。按照如淳的说法，司马迁是“太史公”，宣帝时才改的太史令，可司马迁早在元封三年就是“太史令”了，这怎么解释？

说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既无据又不合情理。太史令属太常，太常是九卿之一。司马迁的爵位是“下大夫”，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6]2063，俸禄是“六百石”，相当于一个县令，也就是说，司马迁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他怎么可能在总理之上呢？如淳的理由是：“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计书”是太史令的职责，丞相只是兼管一下，所以先上太史令，以此说明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不足为据，从来就没有太史“位在丞相上”的记载。司马迁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故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6]2066太史令正是与“太卜、太祝”并列同属于太常的官员。如果太史令在丞相之上，司马迁怎会有如此感受呢？

“迁死后，宣帝以其为令”，无此事。司马迁约死于汉武帝太始四年，20年后，事隔武帝、昭帝，宣帝才即位。宣帝改不改“太史令”的名称都与司马迁没有关系。

司马谈是当过太史丞和太史令的，但司马迁没有称自己的父亲为“太史丞”或“太史令”。试想，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能以职位称呼自己的父亲吗？事实是司马迁是在父亲的称呼前加上其职称来称呼父亲的，“公”是对父亲的称呼。

“太史公”从来就不是官职名称。

（五） 司马迁传中之“太史公”是别人所加

在《太史公自序》同一篇文章中，如果前面称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后面司马迁自称，是更换概念，这是写文章之大忌，司马迁绝不可能这样做。这样的结果是让人不明白“太史公”究竟是谁，以致注家在“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后注曰：“太史公，司马迁也。”^[1]2491

司马迁传部分的“太史公曰”有四处为重复。“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句，“太史公曰：‘余闻董生’”^[1]2491句，“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1]2493句，“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1]2493句皆是。文章是《自序》，且句中多数有第一人称“余”，把“太史公”删除，没有人会把这些话理解为别人所说。反倒是加上“太史公曰”不仅叫人觉得别扭，而且费解：在《自序》中如果有“太史公曰”，只能是引用其父司马谈的话，但这四处都不是。现代人的自传也不会自称“某某教授”或“某某书记”，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古人既不会妄自尊称，也不会重复，而是惜字如金。这四处“太史公曰”可能是杨恽添加的。

传中有“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句。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为“十年而遭李陵之祸”^[6]2058，删去了“太史公”三字，这也是赘语。

叙《自序》之写作缘由“第七十”一段不合体例。前面所述百二十九篇的写作缘由皆十分简略而不失要点，而叙《自序》一段不仅文字上是其他篇章的十几倍，而且让人不得要领，不知所云，逻辑混乱又抄袭前文。“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主天官”^[1]2507就是抄袭的“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1]2490，这段文章窜入别人的文字不少。其中的“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不合以第一人称所作之《自序》，应不是司马迁原文。

（六） 杨恽在《自序》中添加“太史公”之可能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甥，他既有司马迁的遗传，又受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性格极像司马迁。杨恽的父亲杨敞是宰相，杨恽像司马迁一样“少负不羁之才”，恃才傲物，清正廉洁，公平公正，为人直率，有时也难免胡说八道，因此被人举报对皇帝不敬，后被宣帝腰斩。

《汉书·杨恽传》说：“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6]2179杨恽是从读《史记》走上治学之路的，因《史记》而“颇为《春秋》”，并因此“以材能称”。可见他读《史记》很早，是其没当官之前的事。以杨恽自负而大胆的性格，他是有可能在《自序》的司马迁传记部分添加“太史公”的。按李长之先生的推算，“他是可以来得及见他的外祖的”^[7]104。杨恽也是有资格在《自序》中添加“太史公”的，他是司马迁唯一的后人，他读《史记》时，《史记》还不为人所知。

《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6]2069“其书稍出”是稍稍传出的意思，是传出了部分篇章而非全部。到了杨恽为平通侯之后，经杨恽“祖述其书”，才正式宣布有《史记》。是司马迁的女儿——杨恽的母亲，保存了《史记》，杨恽读的是未“宣布”前的《史记》。因此，我们认为除杨恽外，无人会在司马迁传的部分添加“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添加“太史公”后，似乎前后更连贯了，不细读，感觉不到有什么别扭之处。司马贞说：“或云迁外孙杨恽所称，事或当尔也。”^[1]2508

总之，《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传部分的“太史公”不是司马迁原文，很可能是杨恽所加。司马迁只会称自己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而绝不会自称“太史公”。

二 司马迁在其他篇章对太史公的称引

司马谈是《史记》的初创者，《史记》是司马迁遵照父亲临死的嘱托而以毕生精力完成的史学巨著。他不仅在《太史公自序》中为司马谈写下了传记，阐述了他父亲的道家思想，而且在其他若干篇章中提到了他的父亲，或称引父亲的话语，或叙说父亲的事迹，皆称其为太史公。对太史公的称引分开头、中间、结尾(评赞)三种情况。

（一） 开头称引以为作传之依据

在《孟子荀卿列传》之开头说：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1]1839

这是司马迁叙其父亲读孟子书所发感叹。“夫子”句，是司马迁言其父“罕言利”，因为“利”是怨恨之源。“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是司马迁的话，是对司马谈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儒林列传》《龟策列传》开头的“太史公曰”后面的话也是司马迁对其父亲话语的称引。这些开头的引语都有借以表达传记中心思想的作用。

（二） 中间部分的称引

司马迁引用其父亲的话于文章之中和引用其他人的话是一样的，如《伯夷列传》说：

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盖见，何哉？^[1]1687

对于许由、卞随、务光这些人的事迹，并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但司马迁听其父亲说曾登上箕山，听说有许由的坟墓。这就不同于一般的传说，因此使人相信。如果登箕山不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而是司马迁亲自登上箕山听说的话，这话不会这么说。细味此段文章，后一“余”字才是司马迁的自称。司马谈的话为作《伯夷列传》提供了依据，许由是比伯夷更早的历史人物。

再如《货殖列传》第二段：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2461

这段重要的经济思想论述，与司马谈尊重客观实际的道家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为《货殖列传》的创作提供了历史和理论根据。《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也在文中引用了司马谈的话。

（三） 结尾即评赞部分的称引

《史记》被称为“纪传体”史书，它是以人物传记为基本形式的历史著作。无论是《本纪》《世家》还是《列传》都是记叙人物事迹的，是通过重要历史人物的兴衰来表现历史的发展变化，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在叙写人物事迹时，作者司马迁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客观叙述的，但在每篇的最后有一小段作者的评赞，这段评赞往往是结合作者自身经历和传记事实对人物作出说明或评价，指出其对历史的贡献和个人的缺失，或借人物事迹解释历史发展变化规律，这论赞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以论赞统摄全篇，更能看清人物的历史全貌和其历史地位。评赞是《史记》的重要部分，是我们读懂《史记》，了解司马迁的重要资料。

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冠有“太史公曰”的 108篇评赞中，多数评赞的“太史公曰”是别人后加的，有一部分是本来就有“太史公曰”的。此“太史公”不是司马迁，而是司马迁引用他父亲司马谈的话。如《五帝本纪》的评赞：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于问《五帝德》即《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35

这段文字主要是说明黄帝本纪等材料来源的。开头一句是引用其父司马谈的话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太早了。下面一转，说《尚书》没有黄帝、颛顼、帝喾的记载，自己的材料是来自于民间长老的传说，再考之于《春秋》《左传》《国语》写成的。文中两次用第一人称“余”，说明“太史公曰”非“余”所言，是引用了“太史公”的话。张守节说：“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1]35在一段文章中同一人而改换人称，不合情理和实际。从全段文意看，“太史公曰”后面的一句也应是司马迁引用其父之言。司马谈对《史记》已经是拟定了篇章次序，所谓“先人所次旧闻”^[1]2490是也。据李长之先生考证，《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李斯列传》^[7]133等八篇可能出自司马谈的手笔，也就是说，《史记》中有些出自司马谈的文章。鉴于司马谈对《史记》的初创工作，司马迁在写作时提到他的父亲，引用其父亲的话语是在情理之中的。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评赞中既有“太史公曰”，又有第一人称“余”、“吾”的评赞者，“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的称呼，“太史公曰”后面是司马迁引用其父亲的话，“太史公曰”是司马迁之原文。这样的论赞计有《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孔子世家》《留侯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田儋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9篇。另有4篇评赞无“太史公曰”其余99评赞中的“太史公曰”则是东方朔或杨恽添加的。

从《五帝本纪》的论赞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太史公曰”这一论赞形式的创造。他的论赞为了有说服力，需要引用别人的话为据，如我们常看到的孔子的话。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史记》的初创者，司马迁又完全接受了他父亲的道家哲学，所以引用他父亲的话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司马迁已经在正文中多次引用其父之语，在论赞中引用司马谈的话是顺理成章的。在那些引用其父的话为开头的论赞就成了最早的“太史公曰”形式的论赞。

三 《陈涉世家》等四篇没有“太史公曰”的论赞

我们今天看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没有“太史公曰”的四篇评赞是《陈涉世家》《伯夷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这四篇评赞也是司马迁写的。

《陈涉世家》的评赞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1]1575这是对陈胜亡秦历史功绩的肯定，说陈胜首先举起了反秦的义旗，是他的部下最终亡秦。汉朝对陈涉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才派三十家人为他守冢墓，直到司马迁时，虽已过百年，但仍“血食”。

对陈涉亡秦之功，司马迁是非常重视的，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1]633这是说陈涉也像项羽刘邦一样曾一度号令天下。正是鉴于陈涉亡秦的历史地位，司马迁才为其作“世家”，这是三十世家中唯一只有一个人的传记。在《项羽本纪》的赞中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1]239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1]2500-2501这足见司马迁对陈涉亡秦“首事”的高度历史评价，足见上面所举是司马迁对《陈涉世家》的评赞。可前面没有“太史公曰”，但是司马迁所评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司马迁作评赞时，根本就没有“太史公曰”这样的字眼，评赞中的“太史公曰”大多是东方朔加上的。可以说，《史记》中的大部分篇章本来就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没有“太史公曰”的《陈涉世家》那样。《伯夷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的评赞和《陈涉世家》的评赞一样，也是司马迁所写，但没有冠以“太史公曰”。此四篇及《五帝本纪》等9篇，共13篇保持了司马迁之作的原貌。

四 东方朔与“太史公曰”之论赞模式

我们知道，《五帝本纪》《郦生陆贾列传》等9篇的评赞开头用“太史公曰”引用了司马谈的话，这样就使评赞很醒目，一看就知道这是司马迁对本传记的评论。而那些没有“太史公曰”的论赞则难于与传记分开，须读后想一想才知道这是评赞。因此，平定《史记》的东方朔在那些没有引司马谈的论赞前加上了“太史公曰”四字，这使我们今天读《史记》时，读到后面的“太史公曰”时，一眼就知道是论赞了。

汉人桓谭在《新论》中说：

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之也。^[8]2

桓谭字君山，《后汉书》有《桓谭传》。其父汉成帝时为大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才，遍习五经，哀帝、平帝间位不过郎。“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9]640(《后汉书·桓谭传》)。桓谭《新论》成书于西汉末年。桓谭比作《汉书》的班固还早五十年，是最接近东方朔和司马迁的学者。

《桓谭新论》所述多汉代之事，不少是其亲见亲历之事，如有关王莽及更始帝的一些记述。桓谭作其《新论》时距东方朔和司马迁之逝仅百年，他又是在皇帝身边做官，信息广泛可靠。他把《新论》献给光武帝，书中所述之事应是确凿的。《新论》除了上面东方朔的记述，还有“东方朔短词薄语，以为信验，人皆为大智，后贤莫之及”^[8]18的话(见《徵篇》)。通观《桓谭新论》，其所记述是可信的。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人。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6]2145他22岁时，应汉武帝之诏，到长安上书自荐，说自己“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武帝看后，“上伟之”^[6]2145(《汉书·东方朔传》)。后待诏金马门，被任为郎，待在汉武帝身边，自以直言极谏为务，后为太中大夫。

“太史公造书”，是说司马迁写《史记》。“书成示东方朔”，“书成”不是指《史记》全书完成，而是指每完成一篇，司马迁就把它交给东方朔，让东方朔平定。“平定”是什么意思呢？《后汉书·陈庞传》有“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9]1049的记载，是公正审定之意。桓谭说：“朔为平定”也是由东方朔审定《史记》书稿的意思。

司马迁创作《史记》，不算他父亲司马谈写的部分，他自己大约自26岁开始写，到45岁时完成，前后约20年。东方朔比司马迁约大20岁，对司马迁来说应是长者。东方朔博学多才，在性格上与司马迁有许多相近之处，司马迁让东方朔“平定”《史记》是找对了人。东方朔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写作水平上都具有“平定”《史记》的能力。如果是司马迁在创作了相当一部分篇章后才交给东方朔，那么，东方朔为之“平定”《史记》也在10年以上，这时的东方朔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

司马迁把自己费尽心血写出的稿件交给东方朔“平定”，是对他的高度信任。东方朔接受司马迁要求其“平定”《史记》的任务，他是有责任的。他不仅有对《史记》初稿文字中的错讹之处提出纠正的责任，而且对历史，对后世负有责任，对此东方朔应该是清楚的。因此，东方朔在看过《史记》的每一篇后，都不可能毫无意见，他必须把自己的意见让司马迁知道，以便于司马迁参考和修改。东方朔可能对《史记》初稿提出哪些意见呢？一是文字错误。二是史料使用上的错误。三是史料补充，把自己知道，司马迁又没有写入《史记》的材料提供给司马迁。四是自己对传记中人物的评价。大概如此，才称得上对《史记》的“平定”。东方朔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提供了很多帮助，大概只有如此，司马迁才会“书成，示东方朔”。不少篇章的“太史公曰”就是在东方朔平定之后加上的，所以桓谭说：“太史公者，皆东方朔加之也。”

东方朔为什么要在评赞前加上“太史公曰”呢？读者在读纪传时是需要分清哪些是纪传本身，哪些是作者评赞的，对于论赞，读者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对那些司马迁以引用其父之语为开头的评赞，读者一看“太史公曰”这四个字就知道这是论赞，而那些没有“太史公曰”的论赞则需认真读过之后，才会知道这些话是作者的评论或说明。因此，“太史公曰”有标明是论赞的作用，而东方朔在没有“太史公曰”的评赞前加上了，东方朔加的“太史公”是指司马迁。

我们认为“太史公曰”为东方朔所加的99篇评赞中，有些有比较明显的人称重复感觉。如《殷本纪》：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1]80

如果“太史公”与“余”是两人，则“太史公曰”后无语。如果是一人，则人称重复。如果这是原文，司马迁不可能在“太史公曰”后写自己怎么说，“余”是《史记》中司马迁常用的自称。此类评赞人称重复，别人添加的痕迹明显，删去“太史公曰”不影响文意，所以我们认为“太史公曰”为东方朔所加。再如《齐太公世家》：

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1]1267

唐人司马贞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的【索隐】说：“盖杨恽、东方朔见其文称‘余’，而加‘太史公曰’也。”^[1]1688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符合实际的。这类文章计有21篇。其余19篇是：《项羽本纪》《孝武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卫康公世家》《赵世家》《魏世家》《管晏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韩长孺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

剩余的78篇之“太史公曰”，鉴于总体情况，我们认为也是东方朔或杨恽所加。

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称呼。在司马迁创造论赞这一形式时，引用了其父太史公的话，形成了“太史公曰”最早的论赞形式。东方朔在“平定”《史记》时，感觉“太史公曰”能醒目地表明是“论赞”，于是在没有“太史公曰”的论赞前署上了“太史公曰”。“太史公曰”这一论赞形式便于读者区分本传和司马迁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