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部文献，然而它是出自刘义庆之手还是众人之手，这个问题长期争执不下。同时，它又是如何编撰的，在文体上具有怎样的特征，这些问题也涉及《世说新语》成书及文体生成的认知。在此，我们主要将《世说新语》的生成置于前源文献特别是语类文献传统的视野下来加以关照，具体从编撰方式、材料来源等方面来还原《世说新语》的生成过程，并进而分析它的文体形态。

一、

《隋书·经籍志》著录《世说》八卷，题作“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此后的史志目录也大都如此记录，如《四库全书总目》题作“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其实很多学者也明确认为《世说新语》是刘义庆编撰的，高似孙《题世说新语》谓：“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 ^[1]264袁褧在《刻世说新语序》中说:“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1]265周心如《世说新语识语》说:“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为清言渊蔽。”^[1]269，李调元《世说旧注序》谓：“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三卷。”^[1]270俞安期《续世说新语跋》云：“刘宋临川王撰《世说新语》，尽于两晋。”^[1]326。文徵明《何氏语林序》说：“初刘义庆氏，采撷汉晋以来理言遗事，论次为书。”^[1]408，王思任《世说新语序》云:“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映带汉、魏间十数人。”^[1]415这些说法均强调《世说新语》出自刘义庆之手。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世说新语》出自众人之手，陆师道《何氏语林序》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世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1]409陈文烛《世说新语补序》说：“盖临川王潜居研志，耽情坟籍，为宗室之表，所爱佳事清言，采而书之。当时如太尉袁淑、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诸公，引为佐史国臣，故记载周悉。”^[1]414鲁迅先生指出：“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2]38-39显然，他们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刘义庆与《世说新语》的关系，但是主张《世说新语》出自众人之手。

这两种看法在后来的《世说新语》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王能宪先生在其《世说新语研究》中坚持前一说，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对刘义庆的考察，通过对刘宋宗室文化素养的分析，“可以证明刘义庆在文学天才方面是具备了编撰《世说》这部文学名著的能力的”，同时刘义庆15~30岁期间在朝廷和京畿为官，其中担任为期不短的秘书监，有机会接触皇家所藏典籍；并且刘义庆并不热衷政治，因此，“刘义庆无论是才情能力，还是时间精力，乃至品性兴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亲自编撰《世说新语》”。二是对招聚文士的考察，临川王招聚的文士都担任一定的实职，并且袁淑、何长瑜、鲍照、陆展在临川王幕府的时间都不长，又没有同时相聚在一起，与淮南王的宾客长期供养，日夕讲论的情形大不相同。三是对《世说》本身的考察，《世说新语》确实存在前后重复、相互矛盾、称谓不一、归类不符、各篇多寡不一等问题，不过，“《世说》一书是根据各种旧籍辑录而成，并不是刘义庆的独立创作(尽管可能有相当程度的加工和部分自创)，因此书中出现上述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譬如内容重复的问题，倘若真是多人分工编撰所造成的，但一旦统稿时，主编人定要去其重复。因此，这非但不能证明成于众手，反过来恰恰证明是独力所编。而独力编撰时，遇到同一件事而有不同记载，往往难于取舍，便一并采录。……至于称号不一的问题，这大概是我国古籍的通病，既然临川所据之书甚众，原文称谓不一，辑录出来的《世说》自然就名称繁多，因此，这也很难说就是众手所成的痕迹。还有分类的问题，《世说》的分门别类自有其体系，多寡不一乃是为内容所决定的，且有后人删并”。因此，“《世说新语》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3]4-22。范子烨先生《〈世说新语〉研究》则坚持后一说，他也是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从作品本身来看，《世说新语》带有明显成于众手的痕迹：语言风格不统一，条目分类不尽妥当、时有错乱，记载同一言行兼存异说。其二，就刘义庆及其幕府文士与《世说》之关系来看，刘义庆的大多数著作均非出于己手，《世说》之编撰也是如此；并且刘义庆残存的文章看不出与《世说》相关之痕迹，其文章水平也远在《世说》之下；可是那些幕府文士则与《世说新语》的关系很密切，如袁淑《诽谐文》“文风诙谐，与《世说》之文章风格十分接近”，而且他“对魏晋时代的人文掌故颇为熟悉。他平时的言论多与《世说》的语言和故事有关”。其三，从氏族谱系及文士交游来看，王僧达作为刘义庆的女婿，又是琅琊王氏的后人，他熟知魏晋名士的言行，其为人与性格也颇有晋人遗风，因此王僧达“不可能完全置此事于不顾”。袁淑与琅琊王氏、吴郡顾氏的关系密切，“琅琊王氏一族见于《世说》者约有八十人，显然是特别受到编撰者重视的”；鲍照与琅琊王氏也有交往，如王僧达、王僧绰、傅亮，而傅亮又是《世说》中的人物；何长瑜与谢灵运有交往，谢灵运是《世说》人物之一，且谢氏一族出现于《世说》中者还有十九人，仅次于王氏；陆展熟知前朝陆氏人物的言行，《世说》中陆氏人物出现十位，在书中出现二十八次，“这足以证明《世说》之成书是以众多编撰者的耳闻目睹的事实为依据的”^[4]39-83。

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有其一致之处，即强调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成书上的作用，其分歧之处则在于：《世说新语》到底是成于一人之手还是众人之手。围绕这一问题双方展开争论，从上面的引述来看，双方都尽量收集证据来证成己说。就各自的论述来看，似乎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当合观双方的论述时则不难发现，他们有时对于同一事实却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比如，对于《世说新语》前后重复、相互矛盾、称谓不一等现象，有的解释为《世说新语》原本是根据各种旧籍辑录而成，而有的则将此理解为成于众人之手的证据。孤立看来，它们似乎都有成立的可能。然而，当将《世说新语》与上古文献的生成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解释有必要重加审视。比如《论语》，它也存在前后重复、相互矛盾、称谓不一等现象，人们普遍认为《论语》的生成经历过程，其间经历众人之手，但最终是在子思的主持下完成的。就《史记》来说，这部文献也出现前后重复、相互矛盾、称谓不一等现象，但我们能说《史记》的作者不是司马迁，而是出于众人之手吗？这两个例证表明上古文献生成的复杂性。回到《世说新语》本身，《隋志》以来的文献认为它的编撰者是刘义庆，而主张成于众手的说法则晚起得多，并且提出的证据大都也只是推论性的。其实，我们要认识到，《世说新语》主要是“编”而不是“著”，因此，作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完成《世说新语》的编撰并不是全无可能。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世说新语》的编撰过程，并以此来呈现刘义庆与《世说新语》之间的关系。

二、

对于《世说新语》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撰述对其所发生的影响。瞿林东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视野开阔，撰述多途，除记一代皇朝之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5]223-227这种撰史风气，特别是家族史、人物传乃至地方史给予《世说新语》的编撰以深刻之影响，“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曾引用经史子集四部著作四百十四种，其中以史部著作二百八十四种为多。而在史部著作中有杂传一百四十三种，占史部著作半数以上。而杂史之中却有别传八十九种，又都是《隋书·经籍志》所没有著录的。……除此之外，并引用其他的杂传，如郡书、家传、类传、志异作品五十四种。……所以编辑魏晋人物逸闻轶事的《世说新语》，不单纯是文学作品。”^[6]123-124这样看来，《世说新语》的形成不但缘于当时的撰史风气，同时也是那时撰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此我们主要考察《笑林》《世语》《语林》《郭子》的撰写，以期为《世说新语》的编撰提供一个背景。

首先来看《笑林》，《隋志》以为其作者为邯郸淳，余嘉锡先生则以为是陆云所著，其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邯郸淳不太可能知道张温使蜀之事，二是释赞宁的看法。^[7]211然而陆云著有《笑林》的说法始自宋人，此前《晋书》陆云本传及《隋书·经籍志》、两《唐志》、《通志·艺文略》等宋或宋前书籍对此都没有记载；《晋书》本传只说“云有笑疾”，并未说其作有笑书；宋释赞宁《笋谱》说：“(云)为性喜笑，作《笑林》。”这种仅据陆云“喜笑”便断言此书为陆云所作未免过于武断；其实像陆云这样一位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又离家客居宦游之人会写出《笑林》这样一部笑话书实在值得怀疑。^[8]《文心雕龙·谐》篇说“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姚振宗以为“笑书”即《笑林》，为邯郸淳奉魏文帝曹丕之命而作。^[9]271-275至于张温出使蜀汉，据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的分析，邯郸淳即使没有到过吴国，但听说张温使蜀之事是有可能的。^[10]18-19即使《笑林》中有的笑话所写到的人和事发生在邯郸淳身后，然而“从他的生平事迹及有关记载来看，此书著作权似还应归他所有。”^[11]77魏晋时代有着浓厚的娱乐氛围，《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云：“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12]39又《蜀志·费祎传》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12]785《蜀志·许慈传》载：“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12]757-758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原本是滑稽能手的邯郸淳编撰一部笑话集也就并不意外。可惜的是，宋朝以后《笑林》就已经亡佚。马国翰在其《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收入二十七条，此后鲁迅先生重加辑录，得二十九条。这些遗留的条目读起来大都让人忍俊不禁，充满娱乐的意味，还有几条是有关吝啬的：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

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13]183-184

倘若将它们置于《世说新语·俭啬篇》中，是不遑多让的。可以说《笑林》对于《世说新语》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嘲谐的作风，同时也影响到其门类的设置，故鲁迅先生说《笑林》“实《世说》之一体”是不错的。

关于《魏晋世语》，《隋志》以为作者为“晋襄阳令郭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裴注云：

案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12]101

由此可知：一是郭颁曾担任“晋之令史”，后又“出为官长”；二是裴松之对于郭著《世语》颇有微词，认为其缺乏辞藻；三是裴氏也指出《世语》因载录异事而为世所重，干宝、孙盛等撰写《晋书》多取材于此。又《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云：“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晋魏世语》，事多详覈。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14]339可知郭颁乃西晋人，《世语》又作《晋魏世语》。《世语》大约亡于宋元之际，然而《世说新语》刘注却援引不少。就刘注所引《世语》条文来看，其体例大抵与家传、别传相近，着重记载人物的家世、郡望、履职及事迹。比较而言，此书在《世说新语》的生成上却有着重要意义，王枝忠先生分析说：

其一，它直接开启了以后此类小说最常见的体例，并成为《世说新语》的取材来源之一。众所周知，刘义庆聚集门人撰著《世说新语》时广采以往各书，而从《世说新语》正文及刘孝标注引《魏晋世语》佚文内容大都一致来看，大量采自《魏晋世语》。所以，近人叶德辉据此而下断语：“临川此书或即以为蓝本也。”其二，《魏晋世语》所记均为作者生活时代之事，可谓是时人记时事。而《世说新语》除去极少数为西汉事外，均为汉末至东晋间事，也与生活时代极近。所以，前者与后者的渊源关系也不容忽视。其三，裴松之在《三国志·魏志·裴楷传》注文中引了韩宣一些事后指出：“按本志，宣名都不见，唯《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可证《魏晋世语》一书是按门类系事的，其中之一即为“名臣”。我们知道，《世说新语》也是按内容分门别类来排列的，可证在体例上也受到郭颁做法的影响和启迪。^[11]143-144

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因此，《世说新语》在内容和体例两方面都受到《世语》的影响。

在《世说新语》的生成过程中，《语林》《郭子》的意义或许更为重要。关于《语林》，《世说新语·文学篇》云：“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14]318刘孝标“注”谓：

《裴氏家传》曰：“裴荣字荣期，河东人。父稚，丰城令。荣期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檀道鸾谓裴松之，以为启作《语林》，荣傥别名启乎？^[14]318

又《轻诋篇》曰：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14]990-991

刘注引《续晋阳秋》云：

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14]991

综合这几条记载，可知：(1)《语林》作者为裴启，据《裴氏家传》，启又名荣。(2)《语林》大约成书于晋哀帝隆和年间。(3) 是书主要记载汉魏以来“言语应对之可称者”，即侧重于记录人物言论，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语类文献。(4) 是书完成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形成一门“裴氏学”。(5) 由于谢安的批评，《语林》遭到废弃。据《隋志》的记载，《语林》在隋唐之际就已经失传。后来学者对此进行辑佚工作，鲁迅先生收辑180则，周楞伽先生做了补订工作，其《裴启语林》一书共收录185则，其中第177条至第185条列为附录。考察这些遗文，有80条见于《世说新语》，^[15]由此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

再来看《郭子》，《晋书·郭澄之传》云：“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也。少有才思，机敏兼人。调补尚书郎，出为南康相。值卢循作逆，流离仅得还都。刘裕引为相国参军。……澄之位至裕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卒于官，所著文集行于世。” ^[16]1605据本传，郭澄之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是刘裕集团的重要成员。郭澄之所处时代较裴启晚，但社会地位却高于裴启。《郭子》编撰的时代晚于《语林》，其篇幅也少于后者。《郭子》很可能没有《语林》有名，可是对于《世说新语》的编撰发挥极其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辑录《郭子》佚文84则，其中有77条就见于《世说新语》。

三、

经过对《笑林》《世语》《语林》《郭子》的分析，可见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它们都为《世说新语》的形成提供比较充分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刘义庆又是如何利用它们的呢？

关于上古文献的生成，张舜徽先生曾说：“载籍极博，无逾三门：盖有著作，有编述，有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为用亦异。名世间出，智察幽隐，记彼先知，以诱后觉，此之谓著作；前有所因，自为义例，熔铸众说，归一家言，此之谓编述；若夫钞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讹，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次也。” ^[17]12-13按照这个分析，《世说新语》的生成应该属于编述的范畴。其实，一些学者早已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世说新语》的编撰，比如高似孙《题世说新语》说刘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1]264，袁褧《刻世说新语序》说“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1]265，文徵明《何氏语林序》说刘义庆“采撷汉晋以来理言遗事，论次为书”^[1]408，鲁迅先生也明确指出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2]38的特征，可惜他们都未能展开论述。真正比较全面分析这个问题的是《世说新语》的注者及相关研究者，这其中首先要提刘孝标，其他如余嘉锡、王能宪、范子烨等学者均在此问题上作出很有意义的探索。整体观之，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新语》的过程中使用原文移录、存疑、简化、增益、拆分、附注这些方式。

首先来看原文移录。刘义庆有时在遴选材料之后不做更改，或者稍作调整，就将其直接编入，比如《语林》载：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18]35这一条被直接收入《容止篇》。有的是稍作更动，比如《语林》载：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阳仲大才, 刘庆孙长才。^[18]29《赏誉篇》作“太傅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14]517将“太傅府”改为“太傅”，“裴景声”改为“裴邈”，然后是位置的调整。又如《语林》载：康法畅造庾公，捉麈尾至佳。公曰：“麈尾过丽，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18]82《言语篇》作“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刘《注》：“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法畅著《人物论》，自叙其美云：‘悟锐有神，才辞通辩。’”余嘉锡先生以为庾法畅当作康法畅^[14]132-133，周楞伽先生也有类似看法^[18]82，可见《世说》之庾法畅当为康法畅。这样，刘义庆在遴选此条时，“庾公”改为“庾太尉”，“捉”改“握”，“麈尾过丽，何以”改“此至佳，那”，“答曰”改“法畅曰”，基本上是移录原文。

其次来看存疑的原则，如《言语篇》载：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卞令。^[14]129刘惔与竺法深之间的交谈，有人说是卞令。这种“或云”表明刘义庆在编撰此条记载时的存疑态度，而这种审慎做法显然是基于历史客观性的要求，比如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老子列传》时首先详细记载李聃的事迹，接着在“或曰”的形式下记载老莱子、太史儋。这就意味着，刘义庆是秉持史传编撰原则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世说》的每条记载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都是真实的、历史的，而只是说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新语》时存有历史的态度。其实，据徐震堮先生所考，此条“或云”的说法是不对的。^[19]60又如《言语篇》载：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 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锺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 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 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14]68-86

这两条所载事迹相同，而人物不同。同在《言语篇》，编者不容不知这一点，但还是毅然将它们编在一起。这种行为只能理解为史家的存疑态度。余嘉锡先生说：“此与本篇孔文举二子盗酒事略同。盖即一事，而传闻异辞。”^[14]86这一说法是可取的。

第三，所谓“简化”，据王能宪先生的观察，具体又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省去原文中字里仕历等介绍，径直进入叙述人物故事”，如《言语篇》载：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14]97

此条记载见于《语林》：

满奋字武秋，体羸，恶风，侍坐晋武帝，屡顾看云母幌。或云:“北窗琉璃屏风，实密似疏。”奋有难色。武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或云：是吴质侍魏明帝坐。^[18]26

又见于《郭子》：

满奋字武秋，高平人，畏风。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问之(一引作帝乃笑之)，对曰:“臣若吴牛，见月而喘。”^[13]167

比较而言，《言语篇》的这条记载整体上虽近于《郭子》，但有些地方又与《语林》相同，如“(武)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而《郭子》作“帝问之(一引作帝乃笑之)，对曰:臣若吴牛”，因此，刘义庆编撰此条时主要采自《郭子》，同时也应该参考《语林》。当然，刘义庆在遴选之际也做了适当修改。不过，通过这条记载，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在文献生成次序上，由《语林》而《郭子》而《世说新语》，它们之间存在先后相生的关系。它们在相生之基础上，彼此又存在扬弃。比较起来，《语林》与《郭子》在体例上更为接近，《语林》的书写基本上接受当时杂传的体例，重视人物的家世、郡望的载录，《郭子》也大体沿袭这种做法。然而，《世说新语》基本摒弃这一书写体例，只关注人物的言行。还有，《语林》在叙述满奋侍坐晋武帝的事迹之后，又引述“或云”，以为是“吴质侍魏明帝坐”，可见，裴启在编撰此条时并不确定这一事迹的真正归宿，所以采取存疑的态度。《世说新语》也有这种态度，从《语林》的此条记载来看，《世说新语》编撰上的存疑态度是渊源有自的。可是奇怪的是，它在收录此条时偏偏却没有“或云”，这当然有可能是刘义庆在遴选它时做了一番考证，发现“或云”与实际不符，于是做了删改。可是，我们发现《郭子》在收录此条时已经没有“或云”，这表明《世说新语》遴选此条时主要依据的是《郭子》，这就意味着《郭子》比《语林》在《世说新语》编撰过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是“糅合浓缩原文”，如《贤媛篇》载：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

刘《注》谓：“《史记》曰：‘婴故东阳令史，居县素信，为长者。东阳人欲立长，乃请婴。婴母见之。乃以兵属项梁，梁以婴为上柱国。’”对于刘孝标的这条注释，余嘉锡先生评论说：“《史记》东阳人之请婴，乃请为东阳长耳，未尝请见婴母。婴母云云，自以告婴，非见东阳人而语之也。此注所引过求省略，遂失本意。” ^[14]780-782应该说，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史记·项羽本纪》载：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20]122

刘向《列女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对此，余嘉锡先生说：“《列女传》八《陈婴母传》略同。《世说》此条事同而辞异，未知其所本。”^[14]781不过，刘《注》援引《史记》虽然不当，但显然认为《贤媛篇》的这条记载当来自《史记》。两厢比较，二者的关系可谓一目了然。

三是“截取原文中最具特色的秀句丽词”，《赏誉篇》载：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刘《注》引虞预《晋书》曰：

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父潜，魏太常。秀有风操，八岁能著文。叔父徽，有声名。秀年十余岁，有宾客诣徽，出则过秀。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大将军辟为掾。父终，推财与兄。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郎。晋受禅，封巨鹿公。后累迁左光禄、司空。四十八薨，谥元公，配食宗庙。^[14]499

据虞预《晋书》，“谚曰”其实是时人对年幼裴秀的评价。虞预比较详细地交代裴秀的家世、生平，通过这种叙述，使人明白这条评论出现的缘由。可是，刘义庆并不关心这一过程，他注重的是品评的结果。

第四，所谓增益，《贤媛篇》载：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14]789-790

此条又见于《郭子》：

许允妇是德如妹，奇丑；交礼竟，许允无复入理。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裙裾待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允有惭色，遂雅相敬重。^[13]163

经过编者的润饰，《贤媛篇》这条记载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较《郭子》繁复，情节也更为圆融。

第五，所谓“拆分法”，就是“将旧文之某一条拆开，而裂为多条”^[4]15，比如《规箴篇》第八、九则：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预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为之小损。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疾其妇贪浊, 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令婢曰：“举却阿堵物。”^[14]657-658

按《太平御览》引《郭子》云：

王夷甫雅尚玄远，又疾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妇欲试之，夜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阅之，令婢举阿堵物。妇，郭太宁女，才拙性刚，聚敛无厌，夷甫患之。^[21]1050

显然，依据《太平御览》的引述来看，《郭子》的这些内容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而刘义庆在编撰时却将其析为两条。这种方式其实也见于早期语类文献的编撰，比如《礼记·缁衣篇》云：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22]1502

再反观《论语·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3]68比较这两条记载，《缁衣篇》所载很可能是孔子讲话的原貌，而编撰者截取前半部分编入《论语》。

第六，对于附注法，范子烨先生解释说：“即于行文之末，附加少许具有说明性质的文字，以方便读者理解。”^[4]18比如《雅量篇》载：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早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14]451-452

范子烨指出“二王是孝伯两弟”属于附注。又如《赏誉篇》载：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14]546“谓其裁中也”属于附注。范子烨先生认为附注法“显示了编者对所叙人事的态度与评价”，并指出它“在南北朝小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4]20-21。另一方面，《世说新语》尽管使用附注这种手法，不过，这种手法并不始自《世说新语》。远的不说，《语林》就存在这种手法，比如：

陈寿将为国志，谓丁梁州曰:“若可觅千斛米见借，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米，遂不为立传。时论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礼子。

王濛与诸人谈，有时或排摈高秃，以如意注林公云:“阿柱，汝忆摇橹时不？”阿柱乃林公小名。^[18]28-84

由此看来，《世说新语》附注手法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至少接受《语林》的影响。同时，就《语林》现有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刘义庆是如何有意识地运用附注手法对遴选的条目加以改造，比如《语林》载：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不前，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鸟也。” ^[13]135

《简傲篇》载：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14]903-904

据《语林》，“鳳，凡鸟也”本是嵇康之语，可是，刘义庆遴选此条之后删去这一句话的主体，使之成为一条附注。通过这一条，我们有机会发现刘义庆是如何使用附注手法的。当然，《世说新语》中的附注有时在遴选的材料中已经存在，比如上引“仲堪眇目故也”，刘义庆只不过移录罢了。

从这些编撰手法来看，可以比较清楚地发现刘义庆主要是在前源文献的基础上编撰《世说新语》的，这再一次印证《世说新语》主要是“编”而不是“著”。

四、

从文体形态来看，《世说新语》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及记行的现象。首先来看格言体，如：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14]4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14]26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 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14]22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14]159

这些文本在体式方面属于格言体，即记载某一人物的短小精悍的言论。格言体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先秦时期已经盛行，其中《论语》最为典型。不过，在内容方面，《世说新语》的格言体主要与人物品评有关系。人物品评是魏晋以来的主流社会现象，也可以说是比较独特的时代现象。唐长孺先生说：“中正之状却是一种总的评语，其渊源是出于汉末名士的名目或题目而非行状。汉魏之间对于具体的道德评价业已感到厌倦，喜欢用简短地概括式批评。”^[24]103上引四个例证，大体属于这个范围，其中最需注意的是《世说新语》中的《赏誉篇》：

王戎曰：“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泄水，注而不竭。”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劭长，董仲道卓荦有致度。”

王丞相云：“刁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峰距。”

王长史云：“江思悛思怀所通，不翅儒域。”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14]508-562

这些都是对人物的评论。可以说，《世说新语》中的格言体式基本上与人物评论有关，这自然是魏晋时代的风气使然。

其次来看对话体。这一体式表现为两人之间或两人以上进行的谈话，呈现为“问—答”的结构。这一文体在《世说新语》中很常见，比如《德行篇》载：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 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 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14]12

这是一位客人与陈季方之间的对话，客人对于陈季方的父亲陈太丘负有盛名颇为惊讶，于是询问陈季方其中的原因。陈季方没有直接作出回答，而是使用桂树与泰山这样的比喻，含蓄地颂扬父亲的功德。又如：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14]24

王戎、和峤同时遭遇大丧，晋武帝问刘毅有没有经常去看望他们，并表达对和峤的担忧。刘毅则告诉说，不必担忧和峤，而应担忧王戎，因为和峤尽孝道而不毁生，王戎则是以死去尽孝道。上举两例的对话相对比较简单，只是两人之间的一问一答。当然，《世说新语》中也存在比较复杂的对话：

(1) 颍川太守髡陈仲弓。客有问元方：“府君如何？”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如何？”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14]70-71

(2) 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 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 外举不失其雠，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 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14]74

(3)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吾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郡并获全。^[14]13

(4)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14]17

第(1)(2) 两条的对话虽然都是在两人之间展开，可是对话的程序却不再限于一问一答，而是多问多答。第(4) 条对话也是在两人之间进行，表面上只记载一次问答，然而，就其表达而言，应该也是多问多答的，只不过编辑时省去一些问答。第(3) 条则是在多人之间展开。其实，魏晋时期的清谈为当时士人所喜好，他们有机会在一起言谈，其对话决然是繁复的。

再次，《世说新语》也存在事语体。“事语”的出现是史官言事相兼传史方式的结果，此前言、事分立的方式所出现的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在叙事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事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缺陷，它重视过程性的清晰呈现，不但使叙事趋向完善，也使文本故事化。通过对先秦“事语”文献的分析，大体存在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25]，它们不同程度在《世说新语》中也出现。比如言显事隐：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曲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14]80-81

庞士元听说司马德操在颍川，特地从两千里外的地方赶来，正遇着司马德操在采桑。庞士元于是借采桑这个事件作为话题，与司马德操展开对话。在这个例证中，两人的对话显然占据核心，但开头的叙述对于后面对话的进行显然起着铺垫作用。至于言事并重者，如：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14]799

山涛与嵇康、阮籍只见了一面就成为要好的朋友，他的妻子韩氏觉察到山涛与二人的关系异于一般的朋友，便询问山涛。山涛承认这个事实，韩氏希望能亲眼看看。有一天，嵇康、阮籍来到山涛家里，当晚住了下来，韩氏暗中察看。第二天，山涛询问结果，韩氏对三人的长处进行对比。画线部分的叙事显然促进对话的进行，也就是说，这段文字中的“事”与“言”互相配合，一同完成文本的叙事。

第三种类型，所谓言隐事显，也见之于《世说新语》，比如：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唒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14]762

此则文本基本上是对阮籍及隐者行为的描述，其间只记载山间隐者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在此文本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为整个文本只有这一句对话，而且还在于，阮籍千方百计想与之交谈，隐者就是不发一言，直到阮籍对着他长啸，他才笑着回答这一句话。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14]762据此，隐者对于阮籍的长啸表示赞许，因为长啸本身其实是对“道”领悟的一种表现。而在隐者看来，道不是依赖言说就可以把握的，他对于阮籍的论道不置一词，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这样，文本中记载隐者的这句话其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它是对阮籍找到正确体道方式的一种肯定，这一文本也因为这一句话不但前后意义贯通，并将其境界提升到更高层次。

在“事语”三种形态中，言显事隐近于纯粹的记言，而言隐事显则近于纯粹的记事。其实，在《世说新语》中，还存在纯粹的记行文本，比如《德行篇》载：

(1)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14]7

(2)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14]19

(3)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14]28

(4)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14]29

这些文本完全采取叙述的方式，看不到人物言论的成分，这与早期史官记事文本是一致的。《春秋》就是一部典型的记事文献，全书看不到人物言论的记载。不过，《春秋》记事与时间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历史事件而存在。相比之下，上述文本由于缺乏时间因素，只能视为对人物行为的记载。《世说新语》记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比如《德行篇》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这也是一条记行文本。刘《注》引李康《家诫》说：

昔尝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上顾谓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复问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吾乃举故太尉荀景倩、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14]21

很明显，《德行篇》中的这一文本显然来自对《家诫》的改造。《家诫》的上述文本属于一则对话文本，对话的范围比较宽泛，刘义庆只是选取晋文王最后一段话，并将其改造为记行文本。王能宪先生在论述刘义庆纂辑编撰《世说新语》之法时指出《德行篇》此则属于“糅合浓缩原文”之例证^[2]61-62，是很准确的。由此观之，《世说新语》中的记行文本不排除原本就是如此，但有的应该是出自刘义庆的改造。

以上对《世说新语》的文体形态进行了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说《世说新语》文体的生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传统，这就是语类文献的传统。通过对语类文献传统的追溯，有关《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阐释也就变得比较容易与清晰。而在这种语类文献传统的追溯过程中，《论语》对于《世说新语》的意义也逐渐变得显著。以往，我们讨论这种影响，通常只关注孔门四科对《世说》门类的作用，其实，《论语》在文体方面也深刻影响《世说新语》，《论语》的各种文体形态在《世说新语》文本中均出现了。言、行两录原本是《论语》独特的文体特征，可是《世说新语》也存在这种特征。至于格言体，这一体式在汉代基本上已经边缘化，同样在《世说新语》出现。还有，事语体虽然是《论语》的一种体式，但分量并不重，《世说新语》却大大发展了。自《论语》面世之后，就出现模拟的风气，显著者为扬雄之《法言》，扬雄有意识地模仿《论语》的文体，有时连句式、用词也加以仿效，甚至是照搬。然而，《法言》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多地在思想方面，比较起来，《世说新语》在文体方面却能够创造性地效仿《论语》，从而奠定影响深远的“世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