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采录了诸多神话传说的内容，这早已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研究。但前人对于《史记》中的神话传说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神话相对集中的《五帝本纪》以及其他本纪中的感生神话，而对于《三代世表》中的神话则往往只论及其中世系与《五帝本纪》等的矛盾。实际上，《三代世表》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为《史记》中的神话人物排出世系，它在神话历史化方面还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历史神话化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三代世表》与《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之间还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三代世表》与神话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是20世纪初中国学者援引自西方神话学用来描述中国神话和历史之间关系的一个概念，玄珠(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后更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首先引进这一概念，指出我国相传的关于太古的史事，至少有大半就是中国的神话，并且在谈到有关蚩尤神话时，还认为：“《史记》直把蚩尤认为黄帝时的诸侯，完全把这一段神话历史化了。”^[1]75可见，中国学者最早关注神话历史化问题时，《史记》就成为关注的重要对象。茅盾之后，研究神话历史化的学者日多，而关注《史记》中神话历史化现象的学者也日渐增多，《史记》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概括来说，神话历史化指的是上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在后人的理解和阐释之下进入了历史，从而被当作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的一种现象。一般认为，神话历史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到《史记》尤其是《五帝本纪》而最终完成。如有学者指出：“《五帝本纪》的写成，将远古神话彻底地历史化，且不留一点神话传说的痕迹，肯定了中国的人类历史是由黄帝一脉相传的。五帝的承袭建立在血统观念基础上，但也有德行的选择，是血统与道统的融合。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始祖的民族意识，集中反映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文化心理，标志着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完成。”^[2]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可以说他们都认识到了《五帝本纪》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然而，《史记》在神话历史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或者说神话历史化的最终完成，是否仅仅依靠《五帝本纪》？诚然，《五帝本纪》对神话中的五帝进行了改造，不采不雅驯，对于有关五帝的神话性记述基本都予舍弃，只剩下“生而神灵，弱而能言”^[3]2，“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3]14，“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3]14，“生而神灵，自言其名”^[3]16，“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3]18等这样一些略带神话色彩的语句。相反对于他们的美德则大加赞赏。如记黄帝“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3]2，“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3]7；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3]14；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3]16；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3]18；帝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3]38。这样的处理使得五帝神性大大削弱，人性更加增强，从而由神话人物向贤明人王转变，确实推动了神话的历史化。但是，这只能说是五帝等神话人物的历史化，对于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最终完成而言，仅仅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化是不够的。

神话历史化的最终完成不仅仅是将神话人物转化为历史人物，还要使其与真实可靠的历史发生关联，也就是说要为他们安排好在历史上的位置。《五帝本纪》虽然也为五帝排出了世系，但是这个世系还只限于五帝之间，反映的是五帝之间的传承关系。世系并非人所独有，神与神之间也可以有谱系，西方神话中的诸神之间就具有完整系统的谱系，因此，单独在五帝之间排出世系还不能说明神话历史化的完成，这个世系还需要与真实可靠的历史相勾连起来。

这一沟通“神”“人”的任务，在《史记》中实际上是《五帝本纪》以及《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世表》诸篇共同作用才完成的。《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3]63这就通过禹把黄帝、颛顼与夏朝的历史勾连起来了。《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3]119《周本纪》云：“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3]145又通过殷契、后稷把帝喾与商朝和周朝的历史勾连起来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在《五帝本纪》的基础之上将五帝神话的历史化更往前推进了一步。

应该说，通过《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五帝等神话人物已经脱离了神性，具备了人王的品格，并且也和切实可靠的历史取得了联系，在历史上有了合适的位置，基本上完成了历史化。但是这些篇章相对分散，各自承担的也只是一部分的功能，真正汇集神话历史化成果，促成神话历史化最终完成的则是《三代世表》。

首先，《三代世表》在设计上划设“帝王世国号”“颛顼属”“俈属”“尧属”“舜属”“夏属”“殷属”“周属”，从结构上就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将神话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与切实可靠的夏、商、周历史时代相贯通而成大一统的体系的。

其次，《三代世表》虽然名为三代，但实际上却是“纪黄帝以来讫共和”^[3]618为止。因此，从内容上看，《三代世表》也是将神话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商、周历史时代视为前后相继的，《索隐》云：“其实叙五帝、三代，而篇唯名《三代系表》者，以三代代系长远，宜以名篇；且三代皆出自五帝，故叙三代要从五帝而起也。”^[3]617这也道出了司马迁把五帝神话时代与夏、商、周历史时代视为一体，把五帝神话向历史转化。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五帝本纪》是对《史记》以前神话历史化成果的汇总，《三代世表》则是对《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神话历史化成果的汇总。《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神话历史化的成果在《三代世表》中都有体现，并且《三代世表》还在诸本纪基础上有所发展。如《三代世表》“帝王世国号”栏不仅对五帝进行了世系排列，而且将五帝与夏、商、周各朝的帝王都排进了一个世系里，并且时时以黄帝作为参照。如：

帝颛顼，黄帝孙。起黄帝，至颛顼三世。号高阳。^[3]619

帝俈，黄帝曾孙，起黄帝，至帝俈四世。号高辛。^[3]619

帝尧。起黄帝，至俈子五世。号唐。^[3]619-620

帝舜，黄帝玄孙之玄孙，号虞。^[3]620

帝禹，黄帝耳孙，号夏。^[3]620

帝履癸，是为桀。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桀二十世。^[3]624

殷汤代夏氏。从黄帝至汤十七世。^[3]624

帝辛，是为纣。弑。从汤至纣二十九世。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3]630

周武王代殷。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3]630

从五帝到武王，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每一个朝代的开始与终结，司马迁都会特别提到黄帝，计算从黄帝到这个时期的时间，这就把五帝与夏、商、周三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努力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体现，而他的这种大一统历史的书写，正是通过神话历史化的手段来实现的。

在《三代世表》中五帝与夏、商、周历史已经融合无间(有关《三代世表》的疏漏处本文不讨论，仅从司马迁将神话与历史相勾连成为一个整体的效果来看，是可以说融合无间的)，五帝在司马迁的努力下，也终于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成员，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地位也可以说正是奠基于此，而并不仅仅是《五帝本纪》。汪越《读三代世表》云：“《三代世表》以黄帝为主，于颛顼属、俈属、尧属、舜属；于夏属、殷属、周属，皆曰黄帝生。又曰起黄帝至颛顼三世，起黄帝至帝俈四世，起黄帝至俈子帝尧五世，黄帝玄孙之玄孙虞舜，明诸帝皆黄帝后也。于夏、殷、周，曰从禹至桀十七世，曰从黄帝至桀二十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曰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曰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明三代皆黄帝后也。”^[4]12-13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正是通过《三代世表》，司马迁为神话中的五帝找到了历史的位置，将神话时代与信史时代很好地衔接起来，促成了神话历史化的最终完成。

二、《三代世表》与历史神话化

历史神话化是和神话历史化相关的另一个反映神话与历史关系的概念，但是相较于神话历史化而言，它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历史神话化新近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2000年常金仓先生发表《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5]一文质疑神话历史化能否成立之后。但是实际上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谈及中国神话何以不系统不完整时就谈道：“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繇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6]12所谓“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这其中就包含了历史神话化的思想。此后，袁珂、赵沛霖、王青等先生也都对这一命题开展过研究。学者一般认为“所谓历史神话化是指原始神话时代结束以后，奴隶制社会的人们在神秘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对于始祖和其他为家族(民族)事业发展有特殊贡献人物的神化而形成神话故事的过程”^[7]或“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即就是历史上的人物经过神化而有神性，其事迹经过夸张而变得非凡”^[8]。

对于《史记》中的历史神话化研究，前人基本没有涉及，对于《三代世表》与历史神话化的关系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或许是由于《三代世表》对于历史神话化进程来说，反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由于表格形式的限制，《三代世表》详于世系而略于记事，这就使得它在历史神话化方面的推进作用比不上《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

《殷本纪》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3]119

《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3]145

商人自有商人的凡人祖先，而《殷本纪》记载商人祖先乃是简狄吞鸟卵而生，这显然使得商人始祖富有了浓厚的神话色彩，将商人始祖神话化了。同理，《周本纪》记载周人祖先后稷是姜原履大人迹而生，而且屡次被抛弃都能化险为夷，仿佛具有某种神力。这也显然是将周人祖先给神话化了。然而，由于形式的限制，这些内容在《三代世表》中只好舍弃。《三代世表》“周属”记载后稷只有“高辛生后稷，为周祖”^[3]619和“后稷生不窋”^[3]619两项内容，而“殷属”也只有“高辛生禼”^[3]619“禼为殷祖”^[3]619“禼生昭明”^[3]620三项内容，对于“简狄吞卵”和“姜原履迹”的神话都没有记载。

除了始祖神话，《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还记载了许多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和始祖神话有所区别，始祖神话直接把民族的祖先当作神话中的人物，可以视为纯粹的神话，这些始祖的神话化则可以视为纯粹的、彻底的历史神话化。相比较而言，仅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不能视为纯粹的神话，但它们和那些被彻底神话化的始祖故事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程度不同，可以视为不纯粹或不彻底的历史神话化。如：

《夏本纪》记载：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3]106

《殷本纪》记载：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3]134-135

《周本纪》记载：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3]156

《夏本纪》载帝孔甲时天降二龙，孔甲无德，失去二龙；《殷本纪》记载帝武乙和天神搏斗，侮辱天神，最终被暴雷震死；《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顺应天命，有白鱼入舟等等神奇的事情发生。这些故事都极富神话色彩，是对孔甲、武乙以及武王等历史上真实人物以及武王伐纣等历史事件的神话化。但是限于形式，这些极富神话色彩的故事都难以采录进《三代世表》，《三代世表》的相关记载只有“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乱，不好德，二龙去”^[3]623，“帝武乙。慢神震死”^[3]629-630，“周武王代殷。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3]630。原本神话色彩极浓厚的故事内容，在《三代世表》中只能被忽略掉，或者被极大地压缩，其历史神话化的效果显然大打折扣。因而在历史神话化方面，《三代世表》的保存与促进作用是比不上诸本纪的。

不仅如此，《三代世表》对于历史神话化还有削弱的作用。《三代世表》褚先生补记的部分记载：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3]634

“无父而生”是感生神话的特点。《殷本纪》《周本纪》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所载的殷契、后稷神话，或为吞卵而生，或为履大人迹而生，皆无父。但是在《三代世表》中，出于排列世系的需要，同时也受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影响，司马迁又作了如下明确记载：

黄帝生玄嚣。^[3]618

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3]619

高辛生禼。^[3]619

高辛生后稷，为周祖。^[3]619

“无父而生”使得殷契、后稷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是《三代世表》却为殷契、后稷都安排了父亲，都是黄帝的子孙，这显然大大削弱了其神性。同时，也就把殷、周的始祖从神话人物又向历史人物拉近，从而削弱了《诗经》《殷本纪》《周本纪》等的历史神话化效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代世表》对历史神话化进程主要具有削弱的反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三代世表》对于历史神话化进程毫无促进作用。从神话的角度而言，《三代世表》把五帝神话纳入切实可考的历史范畴，使得这些神话成为上古史的一部分，这是把神话历史化了。然而，我们从历史本位出发，夏、商、周三代之前自有切实存在的历史，《三代世表》取五帝神话中的五帝来填充了这一段不可知的上古历史，虽然由于表格形式的限制，《三代世表》难以展现五帝的神话性，但是五帝作为神话人物自身带有的神话色彩，还是会使这段上古历史充满神奇的魅力，这无疑又把历史神话化了。

三、《三代世表》与《五帝本纪》等的关系

《太史公自序》云：

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3]3998-3999

何乔新在《何文肃公文集》卷二中评价《史记》：“今观其书，本纪者天下之统，世家者一国之纪，列传者一人之事，书著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著兴亡理乱之大略，此其大法也。”^[9]83牛运震《史记评注》亦云：“年表者，所以较年月于列眉，划事迹于指掌，而补纪传书志之所不及也。”^[10]60可见《史记》五体既各有作用，同时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的角度来看，《三代世表》和《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之间就是相互照应、相辅相成的。

首先，《三代世表》对《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神话历史化的成果进行了总结与提升。《三代世表》虽然简略，但是《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本纪中的神话历史化成果在其中都有体现，并且被处理得更加条理化、系统化，融为一个整体。《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各自完成了一个阶段、一个部分的神话历史化，犹如散落在《史记》中的珍珠。它们虽然也有关联，但这种关联是散乱的、不明显的，《三代世表》犹如那根串联所有珍珠的丝线，将所有成果整合到一起。这种整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一方面它使得散落在各篇中的世系关系更完整全面地呈现了出来，更加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整合，还使得神话时代与历史时代完全贯通起来，形成整体，从而促成了神话历史化的最终完成。

其次，《三代世表》对《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神话历史化的成果起了明确和固定的作用。《三代世表》综合诸本纪，建立了包括神话时代诸帝与历史上夏、商、周诸帝的帝王世系。这个帝王世系存在诸多疏漏，历代学者多有指出。如梁玉绳《史记志疑》就曾于“帝禹，黄帝耳孙”条下指出：“三代皆不称帝，史公妄加之，说在《殷纪》中。又禹出颛顼，不得以为黄帝耳孙。即依《史》所说，亦当作玄孙，非耳孙也。”^[11]284又于“帝小甲，太庚弟。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条下按：“《纪》以小甲为太庚子，《表》以为弟，二处不同，故《书·君奭》疏谓‘俱出马迁，必有一误’。然考《索引》引《世本》与《纪》合。孔《传》以太戊为太甲之孙，盖太甲之子是沃丁、太庚，太庚之子是小甲、雍己、太戊，所以太戊为太甲孙。孔《传》虽伪，然与《世本》不殊，则《表》言弟者误矣。又《纪》谓殷衰诸侯不至在雍己时，当是也，此亦误前书于小甲之世。”^[11]285-286除此之外，梁玉绳以及其他学者指出的错误还有很多，但是《三代世表》中存在的这些错误并没有影响学者对于司马迁把黄帝当作民族始祖，把历朝历代当作黄帝之后这一观念的接受。前引汪越《读三代世表》“明诸帝皆黄帝后也”“明三代皆黄帝后也”之语，显然就接受了司马迁的这种观念。他在《读三代世表》中未尝没有指出司马迁的疏漏，但终究认为：“然则掇拾于煨烬之余，亦未可訾其鄙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也。”^[4]15由此可见，《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篇章中的神话历史化成果通过《三代世表》最终确定下来，形成了系统的体系，并通过《三代世表》得到广泛接受。较诸《本纪》而言，《三代世表》以表格的形式写就，文字简洁，内容丰富，脉络清晰，世系明确，这是其独特的优势，也正因为这些优势，才能使神话历史化的成果流传更加广泛。

第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对《三代世表》有着丰富和补充的作用。《三代世表》十分简略，这固然清楚明确，有助于流传。但也因其过于简略而难读，“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12]53。因此，必然还需要《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丰富的内容作为依托和补充，而不可能单独流传。

综上所述，《史记·三代世表》对于神话历史化的最终完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历史神话化还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同《五帝本纪》一样，仅仅凭借《三代世表》是不可能最终完成神话历史化任务的，它与《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相辅相成，相互依托才最终实现了神话历史化在《史记》中的完成。《史记》中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并在《三代世表》中得到集中体现，这既与神话和历史各自的发展有关，同时也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有关，通观《史记》，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现象还广泛存在于《秦本纪》《高祖本纪》以及其他一些篇章中，而正是通过这二者，司马迁“把汉与殷、周、秦并列起来，纳入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而构成了一个连续发展的大历史系统，这是符合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原则的”^[13]，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体现，也是“究天人之际”创作意图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