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海是民国时期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学者，他于1931年出版的《西行见闻记》，上世纪末到现在又数次出版，为西北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要书籍，但是关于刘文海本人生平材料非常少。笔者尽力搜集资料，对其人及其行记作些研究和述评，为秦东文化增添一些内容。

刘文海，字静波，生于清末，具体年月不详。其父刘永生(？—1928)，字寿山，少家贫失学，常受邻里膏粱子弟欺负抑揄，及长后往甘肃酒泉一带经商，交游甚广，有爱国思想和侠义之风，经常扶危济贫。刘永生在接触来往于内外蒙古、中亚等地区商人的过程中，深知“西北边地之空虚，外患将至之无日”^[1]自序，竭其财力送文海出国留学。1928年底刘永生病逝于酒泉，生意由刘文海兄刘藻章接替。刘文海西行到达渭南火车站时曾自述：“渭南为余生地，车过余髫龄读书小学时，偶一回思，不胜今昔之感。余家在南山麓，去城尚二十里许。未尽扫墓之责已有十年，而小儿则从未到过。”^[1]3可见出生于渭南，在县城上的小学，家乡大概在今临渭区河西乡一带。

文海留学欧美10年，“从事政治、经济、社会诸学”^[1]187，“曾绕行世界二匝”^[1]187，旅行过印度等地。1920年前后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之一)。1924年7月暑假，陕西督军刘镇华创办的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和陕西教育厅合办为期十多天的“暑期学校”，邀请国内名流来西安讲学，应邀前来的有鲁迅先生和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长夏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蒋廷黻、陈定谟，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刘文海也应邀前来，在风雨操场讲《近代世界变迁史》《大国家主义》。^[2]20鲁迅在西安注意到，本地方言往往把声母是s、d、t的字音分别发成声母为f、ds、ts的字，文海说话也是如此，鲁迅以为这是学长安口音，文海解释说：“我们渭南人，有学长安口音者，与长安学其他时髦恶习一样地被人看不起。”^[3]93这期间，适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刘文海等十几位学者联名题赠匾额“古调独弹”表示祝贺。^[4]64-68

北洋政府后期，东南大学发生动荡，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高薪聘请学者，刘文海和其他一些教授遂去了东北大学。1925年，刘文海出版《近世大国家主义》一书,曾引起一些论争。^[5]12月，东北大学英文俱乐部成立，每周开会一次，用英文演讲、会话、报告中外新闻、讨论问题，请著名教授报告，文学科请的就是刘文海，讲演《现代之安南》。

笔者查《民国职官表》得知，刘文海于1928年10月4日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审计员之职。审计院成立于1928年2月，三原人于右任为院长，蒲城姚镇李元鼎为副院长，审计员大多数为陕籍人士，录取时十分注重素质能力。刘文海 “由友人强入政界”^[1]48，即受于、李等老乡之邀而弃教从政。1931年，审计院改为审计部，纳入监察院。1934—1935年，刘文海任审计部第一厅厅长。1936年8月，林云陔任审计部长后，广州籍职员又居多，文海开始任驻外审计，并一直到1949年。^[6]549-556此后去向不可考，也未见再有论著发表。

刘文海父兄都在甘肃经商，1928年11月，刘父病笃，刘文海携子邦琛赴酒泉探望。他们先由南京乘火车由津浦线北抵徐州，再转乘陇海线火车抵河南灵宝县，又改乘骡车西抵西安。到兰州后，得悉父亲已逝，乘骆驼继续西行。1929年2月4日到达酒泉，居留5个月，中间还专门去张掖销货一次。8月1日，乘骆驼由酒泉赴哈密，到达沁城后，刘家驼队被当地驻军强行拉差驮柴，延宕11天，9月6日抵达哈密。新疆当局对内地知识分子向来十分疑忌，省主席金树仁电报令刘文海“切勿来西，应即回辕，由陕甘大道返京”^[1]147，遂于10月7日离开哈密，取道内蒙古，经张家口抵绥远(今呼和浩特市)。12月26日，乘车经北张线抵北京，又至天津登海轮，抵上海，1930年1月4日乘火车返回南京。计此次旅行，时间长达一年零两个月，“凡乘火车行八日，轮船四日，汽车一日，骡车约四十日，骆驼几五月。饥寒忧患，皆所备尝”^[1]自序。

刘文海此行本为家庭私事，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及专业素养，使他始终留意于西北社会问题，不断进行调查与研究，思索解决之道。他坚持写日记，记录下了一路经历及所见、所闻、所想，并携带相机，所至辄留几影。刘文海有感于甘肃人民生活困苦，曾就平时调查所得写成论文，俟东归后发表，可惜在张掖时，怕被当地残暴无知之军阀搜去而有性命之虞，不得不忍痛烧掉。刘文海与兄考虑到“陕甘二省连年大旱，饿亡载道，瘟疫横行，兼之土匪蜂起，交通梗塞，一时自己一路绝对不应扶先父母灵梓旋里，致导危险，而负不孝恶名”^[1]56，决定取道新疆及西伯利亚，返回南京。选此途径，还有一层考虑：“余因闻新疆富庶，久欲亲自调查、作国人参考，苦无机会。今已在甘肃西陲，正宜趁此一尝夙愿。倘能取道和田，过葱岭、出阿富汗、由印度绕归，则获益不可限量，不然，亦当横穿北疆，行经西伯利亚。”^[1]58在哈密，刘文海被当地驻军软禁，“几乎无日不散步城厢、郊外，调查人民生活习惯”^[1]152。

由以上可知，完成父亲遗愿，为解决西北社会问题和危机而作调查，是刘文海旅行的根本动机。

《西行见闻记》即此次旅行经历、见闻和调查研究结果之记录，于1930年1月完稿，1933年由南京书店出版。正文前有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敬恒)、于右任二序及作者自序一篇。全文共四章，前三章分述甘肃、新疆、内蒙古旅行情形，体例一致，先是记述旅行经历，再总结三省区社会状况，最后提出改进与解决意见。第四章简约，简述了由绥远返南京的过程。正文插有刘文海所摄风情、景物照片20张。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组织专家编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行见闻记》被收入其中。200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北行记丛萃”丛书第二辑共10册，《西行见闻记》由李正宇点校，被选编入其中。2016年1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西北史地丛书”，《西行见闻记》被选编入第二辑。

刘文海西行之际，正是西北人经常谈之色变的“民国十八年”，旱灾、地震、兵灾、匪患交相逼凌，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陷入自清代同治年间以来最为悲惨黑暗的境地，刘文海亲眼目睹了沿途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并将其记录下来，“为世人保存了一份难得的黑暗世界留影”^{[7]点校前言}。择要分述如下：

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十八年(1929)，陕、甘、宁、青发生了连续三年的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特大旱灾，1929年，陕西灾民535万，死亡250万，外逃30万。^[8]328甘肃全省灾民达250万人，死于饥饿的有140万人，死于疫病的有60余万人，死于兵祸的有30余万人。^[9]323“陕西连年荒旱，饥民饿殍载道。入春以来，情形更惨。陕西大道两旁，几有每隔半里，一尸横陈之慨，故气候一热，倒尸腐化，臭气四溢，疫疠为虐。”^[1]37在西安至咸阳之间，“沿路麦苗未安，灾民满目。在咸阳街上购食时，为饥民包围”^[1]4。甘肃“近年连年不雨，赤地千里，又因交通不便，无从接济，加以恶吏居中剥削，遂致人民生活无靠，束手待毙，疾疠盛行，饿亡载道。余曾目击其惨状”^[1]72-73，“一逢旱荒，人民欲食青草亦不可得”^[1]73。

1927年4月23日，甘肃武威、古浪又发生烈度为11度，震级为8级的特大地震，给甘肃人民造成巨大灾害。在甘肃静宁，“所经过之地，悉受猛烈地震影响，聚水之处甚多，皆成碧色。在清江驿喂骡，驿为地震中心。……驿道因地震阻塞，新劈之路壁立，车行极难，骡马多疲乏毙命于此”^[1]19；“古浪县城倾颓，居民不过五十家”^[1]20；“沿路屋覆墙裂，地震之遗灾宛在”^[1]20。

1928年，冯玉祥的西北军进驻甘肃，地方军阀受到打压，激起了河州事变，马仲英、马廷贤等带领回民军与冯军开战，战火延及甘、宁、青、新。除冯、马二军之外，各地尚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变兵、土匪，纪律极乱，一切费用取给于民间，人民深受其害。

在陇东，刘文海“曾亲见暴兵强欲与良民妇幼同炕而宿，一种暴横态度，令人发指”^[1]11。平番县(今甘肃永登县)沿路遍目“焚烧痕迹，庙宇、亭、阁、民房，几全化灰烬，而以平番县东之满城，及平番东南关受灾为尤巨”^[1]17。1929年3月23日，马仲英部屠戮永昌县城2000余人，随后又杀民勤县城4600多人^[9]334，变兵攻克并掳掠敦煌。刘文海当时在酒泉，听到这些消息，不胜惊骇，记下了当时传闻：“是日晨，适闻山丹、永昌相继为回民攻破，杀伤无算。”^[1]253月15日记载：“但是晚忽续得一骇人听闻之信息，即回兵东向后，围攻镇番(今民勤)。城破后，全城居民无论男妇老幼，尽付诸兵火，共计死亡二万有奇。”^[1]26

刘文海在酒泉跟驻军谈话时了解到，马仲英攻打永昌、山丹县城，本来城不可失，但是追击马部的西北军某部官兵“均志在暴富，而又不便直接掠取，故任回民攻城陷邑，代为收敛”^[1]26-27，坐等城破，估计城内掳掠差不多，再胁迫马部交出所掠财物，“计该军所得，有骆驼二万头，满载物品，更有幼妇八百余人”^[1]27，揭露了西北军鲜为人知的一些恶劣行径。

为了扩充部队，拉兵手段亦十分卑鄙。甘肃毛目县(今金塔县)县长，某一日到乡高等小学借口录取学生，“谓各生资质优良，须带至县城另入大学，衣服杂费概由国家供给”^[1]154，谁知到县城后被送到军营，随后又开赴别处，致使许多少年小小年纪便与亲人别离。

当时西北地区行政管理体系处处可见前清封建遗痕，落后而腐败，在西北军的冲击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交相逼迫下，这套体系处在崩溃之际，强者为王，败者为寇，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盘踞各地，政治极为黑暗，人民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

永登县百姓曾跟刘文海倾诉：“地方连年大旱，土匪迭扰，更加税吏征收鸦片特捐，不容宽假，人民被逼逃散，屋社为墟，鸡犬不闻。”^[1]18言讫泪下如雨。“张掖县长，河北人，起身行伍，动以土匪自居。”^[1]2河西走廊农业灌溉全靠有限的雪山融水才能维持，而掌管水资源分配的所谓“农官”“耆老”“乡约”，都凭贿赂充任，成为县长爪牙和盘剥乡民的恶吏劣绅。^[1]22因为生产、运输税额高，使得食盐稀缺，价格高昂，“贫而无力者多淡食”。新疆政治更加黑暗，“盖余自抵西北以来，已习闻地方当道对非其同类者，先置之死地，然后假造一罪状牌示了事”^[1]47。

嘉峪关竟然视新疆为国外，设卡征关税，阻断与内地的商贸来往，加重新疆对于祖国的离心力，刘文海尤为深恶痛绝，斥其为“混账洋关税”^[1]155。

鸦片泛滥是近代西北社会的痼疾之一，刘文海西行路上，处处见到罂粟种植和毒品之害，极为痛心疾首。酒泉城外“遍地麦穗如金，罂花似锦”^[1]38，高台县境内“连日道中所见，尤其高台一县，良田遍植罂粟，减少人民食粮，当道之居心何太忍！”^[1]38

吸食鸦片极为普遍，见于记载的有官吏、军官、士兵、警察、稽查、税卡卡员、商人、普通百姓处处皆有，绝大多数为汉族。在酒泉对100家居民共400口人口进行了抽样调查，吸食鸦片者占1/6，人均日吸2次，每次耗费5分，“鸦片烟具，几无户不有，无人不吸，言之伤心”^[1]76。新疆在杨增新统治期间(1912—1928)，前期禁烟取得很好的效果和声誉，“然及临死之年，恶念一动，忽将烟禁放弛，现又罂花遍野，吸者满榻。其唯一善政，永付尘埃”^[1]193。

身染毒瘾者往往面容青灰，鹘面鸠形，体格极差，远逊于自律性较强之回民，“一‘汉回’殆敌三华民而有余”^[1]70。

陕商于清末便因西北社会动乱和左宗棠用兵而衰落^[10]432，但一个强大的商帮不会一下子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出于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陕商一直延续到民国中期才从甘、宁、青、新退出。渭南人曾是陕商的主力军之一，刘文海父兄就承继渭南陕商之余绪，以酒泉为根据地，商业网络延伸到宁、青、新、蒙等地，实力不俗。刘文海曾在高台、张掖、酒泉等地遇到过同乡商人，可见当时在甘陕商不少，仍可称“帮”，“以秦晋帮实力最为雄厚”^[1]77。1919年，浙江温州人林竞西北考察时在甘肃凉州(今武威)记曰：“商人以陕籍为多，晋次之，津又之……陕商多贩卖土产及湖北白布、蓝布等。”^[11]102因为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商帮生意更加难以为继。

刘文海一到兰州，就接手家族商业活动。考虑到西北军阀派系复杂，一直到返回南京之前，他都掩藏真实身份，以商人面目出现。所以，《西行见闻记》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陕商活动经历的记录。从行记可知，刘家驼队屡次受到政府、军队“拉差”和乱兵敲诈勒索。“‘拉差’即等于没收，暴兵一将懦怯之甘肃本地随驼人逐去，财产所有权即万备转移手续。”^[1]14一部分牲畜和货物被扣留在新疆长达两年。刘文海在高台遇见的一位陕商，货物被当地军队扣留，一个多月之后还讨要不回来。交通线上税卡林立，任意抬高税额，商队为了避税，常常不惜远走荒漠草地，备尝艰辛。刘文海感慨地说：“余幸来此，乃得发现我内地商民之苦。”^[1]123

刘家在酒泉一带声誉很不错，刘文海在酒泉时，当地驻军兵变，进屋搜掠，因刘父“素对贫民慷慨”^[1]34，乱兵得知此为刘家，未予扰害，转而洗劫了另外一个商家。这也印证了李刚教授所总结的“厚重质直、忠义仁勇”^[12]26-30这个陕商的精神气质特点。

总之，在各种天灾人祸的综合作用下，人民生存环境极端恶劣，一贫如洗，生活极端悲惨。很多人无法生存，则选择逃亡他乡。

实际上，因为刘文海游历丰富，专业素养高，又有目的地作了调查研究，所以《西行见闻记》虽然只有10万余字，却内容充实，涉及面很广，并不限于以上五个方面，其他如西域民族、宗教、建筑、服饰、婚俗、文化娱乐活动、物产等，有时虽寥寥数语，却十分深刻，能触及问题实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所珍惜而引为佐证。如书中记录了一些新疆民谣和“央歌”词，就被秧歌文化研究者所重视^[13]108-120。还有记载哈密札萨克亲王“凡民间娶妇，有姿色者，彼必假辞召至宫中服役，先行奸占，久而生厌，始任令归去”^[1]195，可证明新疆某些民族内存在部族首领对领地女性拥有初夜权。刘文海喜食哈密瓜，对其赞不绝口，诸如“哈密瓜佳天下”^[1]125，“余曾环游在世界两次，又足迹几遍全国，所尝之瓜未有美于此者”^[1]126等评价已成名言，至今为哈密人民广泛引用。清代同治年间左宗棠使用兵工，在东起潼关，西达哈密的大道上栽植200余万株杨、柳，极大地改观了陕甘大道景观，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被誉为“左公柳”。刘文海入甘以后，便一路记下了沿途“左公柳”的生长和破坏情形，可资后人作研究“左公柳”时代变迁和兴衰变化的资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祖国的大西北。《西行见闻记》的发表适当其时，成为当时人们了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地理、民族的重要窗口之一，为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为后来张恨水、范长江等人的西北之行提供了借鉴和参考”^[14]。到了今天，则成为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是西北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刘文海从小被父亲灌输爱国思想，了解西北边疆之危机，“而此次见闻所及，尤惊心怵目。内地政治既未清明，西北积弊亦日甚一日”^[1]125。他总结了甘肃、新疆、蒙古(当时外蒙古还未独立)三省区社会状况，提出改进与解决意见。其内容包括改良政治、铲除军阀专制、提倡移民实边、振兴商业、废除王公贵族特权、禁绝鸦片、回汉民族和解等方面。虽然不免有一些幼稚和谬误之处，但大部分都是建设性的，不乏独到见解。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刘文海以下两个思想来进行评述。

林则徐曾提醒国人，新疆之患，不在英而在俄^[15]458-459，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俄威胁减轻。不过，“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即刘文海在《西行见闻记》所提出的“大回教主义”，在 20世纪初，开始在新疆传播，成为“东突厥斯坦运动”(简称“东突”)的理论基础。新疆督军杨增新，头脑清醒，认识到“大一回教主义”^[16]171(即“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及其危险性，应对较为得当，“双泛”思想被成功压制^[17]70-75。1928年，杨增新遇刺身亡，继任者金树仁才能平庸，“双泛”重新抬头。刘文海在哈密进行社会调查时，敏锐地感觉到“双泛”思想已在此流传，将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此提醒国人警惕。他说：

新疆南境多山，外力侵犯不易，西境各地，尽为回教势力。如阿富汗，如波斯，甚至俄属土耳其斯坦，自欧战结局以来，俱为民族主义及“大回教主义”活动场所，时有土耳其领袖来往其间。而新土耳其政府并与各地订有互相协助约定，其用意所在，路人皆知。盖吾新疆，早已被划入其势力范围矣。犹忆余抵芨芨台时，回绅与余谈及基马尔(笔者：即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923—1927年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眉飞色舞，显系彼辈于暗中已有相当活动。依此种种观察，余敢断定新疆回部民族主义运动，乃极迫切之问题。内部民族主义运动，其破坏国家之力量，非帝国主义所能望其项背。奥地利、匈牙利乃前车之鉴。考诸近世史，民族主义往往而不利，而未来新疆回部民族主义更有一可畏之原因，乃回民忍受两重专制魔力压迫，已将及沸点，将夺隙爆发。果尔，既有不可收拾之虞。倘更蔓延波及内地汉回，则前途更为不可设想。^[1]196-197

刘文海提议，为了对付“大回教主义”和“东突运动”，应该执行移民实边政策，向边疆移民，在促进新疆开发的同时，可抵御“变相帝国主义之‘大回教主义’”的威胁，打消帝国主义的觊觎。至于减轻内地人口压力、疏解自然灾害，都还是次要的。

对“双泛”和“东突”有这样敏锐而深刻的认识，在当时中国内地，除了刘文海没有第二人。可惜这一思想一直被埋没，极少被研究者所发现。就在《西行见闻记》发表不久，即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和加尼牙孜、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分子”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印证了刘文海的预言。好在此时为盛世才所败的马仲英转入南疆，一举将这个仅成立3个月的伪政权击垮。直到这时，内地《申报》《中央日报》等媒体才通过外电报道和逃难者知道了伪“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的一些情况，开始报道和进行一些触及不到实质的讨论。南京国民政府则始终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应对举措失当。^[18]95-103

刘文海西行期间，深感甘肃生态环境恶劣，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他以苏联为例，提出了保护森林、植树造林以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林业经济主张：

涉足甘肃境内，直觉满目赤野，将何以兴云助雨？苏俄与其西境诸小国订约，明言对其境内砍伐森林须加意禁止，良因提倡森林，不但可以供给国内建设原料及保存山川秀丽面目，更可以调济气候以裕民生也。甘肃境内荒芜之区极多，余曾考察其土性，最易培养森林。若果能对此点努力，不二三十年后，将见财源有恃，山川增色，雨量加多，农田尽利，前途为瑞士、为加利佛尼亚，正未可卜！^[1]86-87

他分析，甘肃森林稀少，燃料取给为一大原因，为此应该开采煤炭取代木质燃料：

甘肃所以成为满目赤野，当然因其不能保护森林；森林所以不能受充分保护者，无非燃料缺乏，人民迫于无奈，对个人之林产，不及待树秧长成，即遽行砍下燃烧，对公家及他人之林产，亦不免有盗窃行为。有此情形，又焉能怪“牛山濯濯”？故欲救济民食问题，保护森林则应自发掘煤矿始。^[1]88

通过以上两点就可以看出，刘文海的某些思想极具前瞻性，不但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开发运动中十分难得，在今天也颇为引人思考。

大西北曾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但因种种原因，明清之后日渐衰落，清末民初更沦为贫穷落后的边荒之地。但是国内有远见卓识之士并未忽略这片土地。1916、1918、1928年，被誉为“西北拓荒第一人”的林竞三次深入西北考察，前后向北洋政府和孙中山提出了开发西北的主张，建议先从交通道路建设着手。刘文海的考察虽不及林竞迅捷而拔得头筹，但也属于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关注和研究西北问题的先驱者之一，且补充了不少重要思想。九一八事变后，研究西北的团体纷纷出现，西北开发呼声日渐高涨，前往考察者络绎不绝。他们所提出的关于西北开发的方针措施，大体都不离林竞、刘文海等的轮廓。

刘文海民国初年留学英、美，回国后，又任教于一些著名大学，其著作《近世大国家主义》曾引起国内一定的争论。他的《西行见闻记》提出了西北开发思想和解决西北问题的主张，推动了民国时期西北开发的热潮，为后人开展近代西北社会、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然而，这样一位学者及其行记，渭南本地人却所知甚少，1996年出版的《渭南地区志》和1987年出版的《渭南县志》的《人物志》都没有任何记载，实在有遗珠之嫌，笔者在此吁请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