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解说是当代体育传媒系统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广播电视辞典》将体育解说定义为:“体育比赛中, 在现场报道比赛实况的播音活动, 它能使受众如身临其境并获得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1]在此定义中, 作者强调了这一概念完成的过程和受众的感受, 对概念的归属和实现方式无明确交代。根据概念界定普遍遵循的“属加种差”法则, 该定义存在逻辑缺陷。《英国体育大百科全书》中的相关定义是:“在现场直播的体育赛事中提供语言描述, 并在赛事结束后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的行为。”^[2]这个定义着重于对行为的描述, 而且扩展了习惯的“体育解说”的外延, 同时在表述上存在着对“现场直播”陈述的漏洞。笔者认为, 体育解说是:“通过某种特定语言对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体育游戏等一切与体育相关的活动进行描述和叙述, 可能兼备预测、评论和烘托等功能的一种体育播音形式。”^[3]3

体育解说的文化特性较为显著。美国学者迈克尔·梅斯纳、马嘉莱特·邓肯和凯利·扬森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是由媒介精心建构的。建构它的核心人物是解说员和技术人员……受众在阅读体育文本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解读被建构的创作文本。”^[4]英国学者加里·万内尔认为:“解说的概念是体育传播的基础, 更是广播电视体育媒体传播的首要和中心环节。”^[5]丹麦学者普莱本·劳斯博格提出:“体育解说的话语是体育赛事转播诸领域中个性化最突出的, 在体育转播研究中, 体育解说的文化研究价值最大。”^[6]美国学者卡特里奥娜·希格斯和卡伦·韦勒指出了体育解说在体育赛事转播中的特殊意义:“体育赛事转播的话语权力, 可以通过解说员远远超乎对赛事本身的叙述性报道的话语充分体现出来。”^[7]因此, 近30年来, 在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中的广播电视体育部分, 有相当多的学者是对广播和电视体育解说展开的话语和内容分析。

有关体育解说, 笔者在《体育解说论》中已经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现象学、美学等视角进行了分析。对体育解说过程中存在的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包括体育解说中诸元素的互动仍然缺乏理论探究。加拿大裔美国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游戏观是近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工具。本文拟从拟剧理论和游戏模型出发, 揭示体育解说的另一层内涵。

1 体育解说是体育赛事转播的伴随文本

笔者曾经提出体育解说的符号伴随文本理论。体育解说有着一套完整的伴随文本系列, 包括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文本评论和链文本等。副文本是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伴随因素; 型文本指明文本所属的集群, 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 前文本是指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 文本评论是关于文本的文本, 是文本生成后被接收之前出现的评价; 链文本是接收者解释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8]。事实上, 从宏观的视角考察, 体育解说本身就是体育赛事转播的伴随文本。

1.1 体育解说是体育赛事转播的副文本

副文本是文本表现层上的框架因素, 有时起着比文本本身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体育赛事转播中, 体育解说正是起着副文本的作用。对于绝大多数中度和浅度体育迷而言, 他们对体育解说员的需求很难做出自我判断。解说员是否专业, 是否具有高水准, 对于这部分体育迷而言更多地是依靠组合轴上的链接。一般而言, 出现在高端媒体、出现频度高的解说员容易成为他们依赖的“意见领袖”。对于这部分体育迷而言, 他们对体育解说的消费是典型的副文本执着。只要知道解说员来源于他们心目中的“高端媒体”, 他们就有一种莫名的依赖感。比如, 一家网络媒体和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同时转播一场乒乓球赛事, 双方共享同样的比赛信号, 客观条件几乎完全一致。对于多数体育迷而言, 选择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解说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更专业。这就是对于副文本的执着。对于重度体育迷而言, 他们对于体育解说的消费是自主、能动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能力和喜好判断解说员是否专业、优秀。他们对于体育解说员一般不会过度依赖, 因为他们依靠的是聚合轴上的比较, 有时甚至会启动自我比较机制。一旦发现体育解说员在某些方面还不如自己(主观判断), 就会为这个解说员贴上不合格的“标签”。以后只要出现这个解说员的解说, 他们要么调低音量, 要么采取对抗的态度解读。对于体育解说员而言, 同时满足浅度、中度和重度体育迷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公共交际平台上要部分受众“滚开”更是不理智的做法。比较明智的选择是根据比赛的性质、主体受众决定解说“话语”。

1.2 体育解说的风格是体育赛事转播的型文本

型文本指明文本所属的集群, 体裁和风格是型文本的特性。体育解说的风格是体育赛事转播的型文本。体育解说员的风格类型在很多时候并非自主决定, 这跟解说员本人的气质、文化程度、社会背景和受众需求有很大的关联。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解说员很难进行幽默、娱乐类型的解说。20世纪80年代, 内地的体育解说几乎只有一种风格, 大家都不自觉地模仿宋世雄的解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不同风格和流派的解说出现后, 体育解说员的选择范围大大增加, 这也使得解说视野不断拓展。许多解说员在一场解说文本中会出现2~3种不同的气质类型, 但受众有自己的分类标准, 往往不以体育解说员本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 韩乔生在解说生涯早期是典型的宋氏流派解说风格, 但由于“韩乔生语录”的出现, 敦促自己在娱乐性上做出了妥协。因此, 今天的体育迷们不会再把韩乔生归入宋氏流派的解说风格中, 而是特点鲜明的“韩氏”风格。受众在无形中接受了这样的型文本定位, 在面对不同的比赛时, 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期待。在面对世界杯、欧洲杯这样四年一度的足坛盛事时, 他们会期望解说员比寻常的比赛解说情绪更加饱满; 在面对日常的欧洲和国内足球联赛时, 他们会期望解说员以风趣幽默、对话体的形式与他们产生互动; 在面对令他们揪心的中国足球队的国际比赛时, 他们会期望解说员以相对轻松幽默、有些批判揶揄的方式解说。足球解说员需要了解主流足球迷的心态, 结合中度和浅度体育迷的诉求, 适时调整自己的解说思路和准备方式。

1.3 过往赛事的解说是体育赛事解说的前文本

前文本是指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一场体育解说的生成, 几乎受到这场解说前所有该项目甚至所有体育赛事解说文本的影响。现在听到的体育解说, 绝大部分是在之前已有体育解说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度创作。在二度创作中, 有些解说对过往的文本采用引用、剽窃、反讽和暗示等处理方式。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体育解说而言, 重大的问题不是年轻解说员追求多元化的解说, 而是解说员的视野局限。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和网络视频, 绝大多数体育解说员的解说方式如出一辙。95%以上的足球解说员在进球之后只会高呼“好球”“球进了”和“漂亮”, 这都是深受前文本戕害的结果。

另外, 双重分节和体裁期待决定了体育解说在广播体育解说中的定调媒介功能和电视体育解说中的重要功能^[9]。作为体育赛事转播的伴随文本, 体育解说在微观结构上比较特殊, 诸多元素之间的互动比较复杂, 有必要通过拟剧理论予以考察。

2 拟剧理论视域下体育解说的微观分析

拟剧理论是由戈夫曼提出的。戈夫曼是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传播学家和语言学家。戈夫曼的理论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影响。与涂尔干的宏观社会学视角不同的是, 戈夫曼主要从社会交互影响的微观层面展开分析, 因此, 有学者将戈夫曼的理论誉为功能主义理论下的“微观社会秩序”研究^[10]。戈夫曼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源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受到该校社会学研究中观察法的影响, 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在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里的田野调查。马里兰州设得兰群岛的居民多次出现在戈夫曼的研究中, 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被学者乔纳森·特纳誉为“展现了对社会互动分析一个真正开拓性的突破……对自我展示、仪式和框架的强调, 代表着20世纪中叶的社会学理论, 其中许多重要的概念被不同理论传统吸纳”^[11]。虽然学术界公认符号互动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赫伯特·布鲁默提出的, 但戈夫曼对于符号互动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在《互动策略》中提出:“我的终极兴趣是要发展一门作为自然有边界的、互相解释场域的面对面互动的学科——社会学的亚领域。”^[12]同其他社会学家把面对面的交往分为变化多端的日常习惯的交往不同的是, 戈夫曼提出的面对面交往分为非关注性的交往和专注性的交往两类^[13]。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的“观众”“剧班”和“表演者”等理论成为之后几十年里这一领域研究的热点。这些概念几乎都适用于体育解说的微观分析。

2.1 拟剧理论视域下体育解说的诸元素

在戈夫曼的剧班理论中, 表演的概念处于核心地位。这与体育解说在体育赛事转播中的地位相对应。戈夫曼把表演视为“一种可能的隐匿、发现、虚假显示、再发现的无限循环”^[14]7的信息游戏, 这个过程贯穿于社会互动的全程, 他对表演的定义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 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14]12。同理可推, 体育解说也是戈夫曼“表演”概念的一部分。

戈夫曼对表演中的角色进行了细分, 特别是“观众”“剧本”等概念。观众是那些做出其他表演的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体育解说的听众、观众和网民。尤其在当下, “观众”与体育解说员的互动大幅度提升, 有时候甚至可能影响体育解说的品质。例如, 体育解说员在解说过程中表达对某一知识点的理解阙如, 或者在解说中出现或明显或不明显的错误, “观众”可以通过互动方式对此进行补充或校正, 这与戈夫曼概念中的观众理论类似。值得一提的是, 体育解说员与解说顾问之间互为演员和观众的身份, 两者协同参与演出, 互相配合。戈夫曼的剧本概念是在表演期间展开并可以在其他场合从头至尾呈现或表演的预先确定的行动模式。虽然体育解说看似无台本播音形式, 但事实上, 体育解说员的前文本、大量赛前资料的准备和赛前采访活动都为“剧本”打下坚实的基础。体育解说的“剧本”不仅是存在的, 而且是在严格意义上符合戈夫曼剧本概念的。

在戈夫曼看来, 表演可以分为表演成功和表演崩溃2个部分。表演成功又可以分为理想化表演、误传表演和神秘化表演3个种类。其中, 理想化表演显著表现了它所在社会的普遍、正式的价值标准, 因此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仪式——对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性复原和重申^[14]29-30。体育解说员的理想化表演实际上是一种常态意义上的仪式。这种仪式的标准是体育解说员与受众达成的某种约定俗成的契约。从这层意义上看, 激情澎湃的体育解说员与幽默风趣的体育解说员在解说过程中追求的“高潮点”截然不同。人们为了维持前台地位, 不得不为向上流动做出努力, 同时还有避免向下流动所做的努力。体育解说员对于自己的“表演”成功往往有一套界定标准, 这与受众的标准常常是不完全吻合的, 有时甚至是相悖的。

误传性表演是表演者通过伪装、行骗、欺诈的表演传达与事实不符的虚假印象。观众对于表演者的演出是持怀疑态度的, 因为谎言和真实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14]51。虽然体育解说是无台本即兴叙事, 但体育解说员有时是可以事先准备甚至有预案的。在伦敦奥运会之前, 中央电视台田径项目解说员杨健就为受伤的刘翔准备了4套解说方案。在男子110 m栏预赛的解说过程中, 杨健声泪俱下。事实上, 不少受众在转播过程中就怀疑解说员事先知情。事后杨健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总结会上证实了这一次的解说属于“误传性表演”。

神秘化表演是指限制接触, 保持社会距离, 能使观众产生并维持一种敬畏, 使观众对表演者处于一种深感神秘的状态中^[14]54。在理论上, 体育解说员处于赛场内“最好的位置”上的一个封闭区域, 他们的工作状态是一般受众感兴趣又不能理解的。这就让这份职业充满神秘色彩。另外, 由于职业关系, 体育解说员经常要与职业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也是普通体育迷趋之若鹜、倍感神秘的缘由之一。戈夫曼提出:“在保持社会距离这一方面, 观众本身也总是给予配合, 经常会摆出一副恭敬的样子, 对附着在表演者身上的神圣完美表示敬畏。”^[14]55知名的体育解说员大都拥有自己的“粉丝”, 这些粉丝对于解说员的迷恋方式不同于明星运动员。当然, 戈夫曼对于神秘化表演埋有一个伏笔:观众由于敬畏表演者而不予追究的事情, 往往是那种一旦泄露, 表演者就会感到羞愧的事情。体育解说员一旦跌下神坛, 就不再具有神秘色彩, 不再享有被“敬畏”的地位。这就是受众对体育解说员的各种“解说门事件”喋喋不休的原因之一。

表演崩溃在日常生活中也大量上演。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 探讨了针对表演者的防卫措施和针对观众的保护措施。他提出, 防卫性措施包括戏剧表演的忠诚、纪律和谨慎3个方面。其中, 剧班成员不能趁自己身处前台上演自己的节目, 也决不能利用表演时间公开批评剧班。为了避免不忠的情况发生, 戈夫曼提出在剧班内部发展高度的内群体团结和定期变换观众^[14]184-185。与之相对应的是, 体育解说员也“不得不”表达出对于自己身处机构的忠诚。他们被“要求”经常“呼台”, 不遗余力地为同一媒体的其他赛事转播或栏目做广告。“表演纪律”是指表演者“必须装出一副其理智和情感都卷入了所从事的活动中的样子, 但又必须防止自己真的被自己的表演所迷醉”以免破坏表演效果。绝大多数体育解说员在工作展开之前都会被提醒哪些话题是“禁忌”, 哪些话语需要谨慎表达。这些防卫性措施是体育解说员维持自己身份认同的基础性条件, 一旦违规就会有被逐出剧班的可能性。表演谨慎针对管理技术中的“选择忠诚的和有纪律的成员和剧班要明确了解它能够从它所依赖的成员那里获取忠诚和遵纪的程度, 以及选择麻烦最小的观众”^[14]187。虽然体育解说员开始无法规避“麻烦最小的观众”, 但由于广播、电视和网络是日常接触性媒体, 即便是对某些体育解说员颇有微词的“挑剔”受众, 在一段时间之后也会逐渐“适应”该解说员的风格和特征。毕竟, 长时间脱离体育解说员的解说话语对于绝大多数体育赛事转播的受众, 不是主动投入体育赛事转播观赏的主流方式。对体育解说最为挑剔的体育迷群体会通过选择不同渠道观赏赛事, 或是关掉体育解说声的方式规避。

保护性措施包括个体自动离开未受邀请进入的地方。不管是位于比赛场内, 还是在演播室里, 体育解说团队的空间均属于“表演区域”, 闲人免进。即使有摄影师和摄像师等“局外人”出于工作需要侵入, 他也会“知趣地以一种不感兴趣、事不关己、不予注意的方式行动”^[14]195。

当观众被纳入表演, 成为整个表演的一部分时, 观众个体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和关心, 克制自己的表演……禁止所有可能会导致失礼的言行, 避免争吵的意念”^[14]196。在竞赛型演示叙述中, 观众参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可能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走向, 甚至影响一项运动的走势^[15]。观众的能动表现, 尤其是在表演者出现纰漏时, 观众运用的乖巧手段可能帮助表演者摆脱困境。在今天的体育赛事转播中, 体育解说员知识范围之外的不少话题都是通过受众参与互动得到补充的, 这也印证了观众参与的能动性。

2.2 拟剧理论视域下角色外的沟通

戈夫曼还探讨了社会个体在扮演角色之外的社会事实。他指出:“剧班所做的表演并非是对情境自发而直接的反映, 也并非倾注了剧班所有的精力, 因而也并非构成了他们唯一的社会现实。”^[14]174角色外的沟通大致可以分为缺席对待、上演闲谈、剧班共谋和再合作的行为4种类型。

缺席对待是剧班成员转入后台时以特殊方式贬损或赞扬观众。“他们会制定出计划来‘出卖’他们, 采取各种‘手段’攻击他们, 或者抚慰他们”^[14]145-146。体育解说员也时常在后台通过各种方式贬损和赞扬观众。有时, 本来在后台的缺席对待被误置为前台表演。前PPTV体育解说员周亮的解说门事件就是例证, 本来应当处于试音状态的解说声被网络媒体直接传播出去, 使解说员不得不承受“前台”待遇, 导致表现性角色扮演的失败。值得指出的是, 戈夫曼认为:“暗中贬损比暗中赞扬要更为普遍, 或许是因为这种贬损有利于维护剧班的团结。在与观众面对面的交往中, 表演者必须善待观众, 于是就可能会出现自尊的失落, 因此当观众缺席时, 他们就需要以贬损观众作为补偿。”^[14]146这可以解释不少体育解说员选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推特、脸书、博客、微博、微信等)而不是公众媒体上贬损部分受众。

上演闲谈是剧班成员走出观众在场的区域时, 他们的讨论通常会转向有关舞台表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制定立场、界限和位置; 分析前台的利弊; 考虑观众可能具有的规模和性质; 讨论过去表演中出现的混乱以及目前可能的混乱情况; 相互传递有关其他剧班的新闻; 仔细揣摩观众对上一场表演的反应等^[14]150。在体育解说领域呈现为体育解说员与解说顾问, 或者与同行之间探讨体育解说话题和与受众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体育解说员之间的配合问题是影响体育解说质量的重要环节, 分析一场特定比赛的受众是体育解说员的工作内容。例如, 解说一场NBA常规赛与季后赛和全明星赛的受众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剧班共谋是剧班成员之间在角色外互动中传递的信息, 这些信息不会被观众意识到表演者传达了任何与情境定义不相符的东西^[14]151。剧班共谋一般通过秘密暗号系统来传递。在体育赛事转播中, 体育解说员会与导演、导播、音响师等剧班成员发生多重互动, 这种互动往往通过内部系统对话、传递纸条等完成, 有时甚至只是通过有默契的“对话”完成。例如, 体育解说员会根据导播切出的适时画面更新自己的解说话题, 导播也会根据体育解说员正在发生的话题切出对应的画面, 这种对话是受众无法感知的。

再合作的行为是指剧班之间界限的活动, 或超越、离开剧班之间界限的活动, 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直接的沟通途径, 可能表现为含沙射影、口音模仿、恰当的玩笑、蓄意的停顿、隐晦的暗示、有目的的嘲弄、富有表情的弦外之音等^[14]162。体育解说话语中的各种对话交流就是这种再合作的行为。随着对话式体育解说越来越普遍, 解说员之间的玩笑和揶揄, 解说员为活跃气氛制造的话题和噱头等屡见不鲜。

剧班理论为表演类叙述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养分, 这些恰好是体育解说的内涵所在。因此, 运用剧班理论解释体育解说, 能够让人们清晰地理解体育解说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细部问题, 这也正是戈夫曼的微观社会互动理论的精髓。正如美国学者玛丽·迪甘和迈克尔·斯泰恩所言, “戈夫曼有关日常生活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通过仪式参与来考察通常是深厚的感情和可能的人类更新情感”^[16]。

3 游戏模型视域下体育解说员与受众的关系

埃利亚斯是20世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他是著名的社会学莱斯特学派的创始人。在埃利亚斯的指引下, 莱斯特学派建构了型构社会学(过程社会学)。埃利亚斯型构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 只有当人们把个人和社会看作是变化的, 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东西, 才能阐明个人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17]。用著名的体育文化学者、埃利亚斯的学生埃里克·邓宁的话来说, 今天通过型构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学者, 几乎无法不受到埃利亚斯的影响^[18]。在《什么是社会学》一书中, 埃利亚斯提出了著名的“游戏模型”(台湾学者译为“赛局模型”)。这个模型的机构之复杂, 内涵之丰富, 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埃利亚斯的游戏模型建立在对系统论和原子论的批判上。他鲜明地指出很多人害怕面对这种认识, 他们假设“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他们用“整体”或“全部”创造了一个玄而又玄的东西以解决玄而又玄的东西^[19]110。埃利亚斯从权力分布的角度出发, 阐发了自己的游戏模型。

3.1 原始模型

埃利亚斯的游戏模型首先列出了一个看似杂乱无序的“原始竞赛”模式。因为秩序和无序是相对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存在绝对无序。“就像在自然界一样, 在人群中, 绝对的混乱是不可能的”^[19]112。从呈现出的结果看, 似乎是一方要剥夺对方的社会功能, 甚至要在肉体上消灭对手, 但这一模式所表现出的暴力的对手的相互依赖也是不能忽视的。在这种原始竞赛模式下, 体育解说员与受众的关系是单向度的, 解说员可以完全无视受众的需求, 只需要根据自己对于体育赛事的理解就可以完成解说。这种原始形态在体育赛事转播的早期是很正常的。在权力分布发生变化以后, 人际关系网络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就会形成有规范的交织过程的游戏模式。

3.2 初级模型

(1) 两人游戏出现实力上的明显差距。甲方远远胜过乙方, 权力比例对甲方十分有利。甲方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乙方, 还能够很好地控制游戏。如果将体育解说员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视为两人游戏, 那么在这种范式下, 体育解说员即为甲方, 在权力关系中占有绝对优势。虽然无法像原始模型中那样呈现权力的单向度, 但依然牢牢掌控着这种关系。

(2) 甲乙双方的实力差距没有那么悬殊。甲方决定游戏过程和结果的能力降低, 乙方控制对手的能力提升。双方控制游戏变化形态的机会就减少, 双方在举动方面的相互交织导致一场谁也无法计划的游戏过程。在这种范式下, 体育解说员不得不开始考量, 直至充分尊重受众对于体育赛事的认知, 从比赛的角度出发, 满足特定受众的需求。体育解说员与受众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体育解说员的受众意识逐渐提升。

3.3 中级模型

(1) 甲方与乙、丙、丁等多人同时进行一场游戏。甲方实力超过其他对手很多, 乙、丙、丁等不是联合起来, 而是分开参加游戏。游戏的过程没有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甲方参加的游戏数量增加, 他的处境就会不利, 对其他几方的优势就会受到影响。在这种范式下, 体育解说员虽仍占据权力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但他已经开始主动将受众分类, 即轻度、中度和重度受众, 分类标准是受众对体育赛事认知能力的不同。体育解说员尝试与不同类型的受众分开参加游戏。一旦他的解说显著倾向于某种类型的受众, 就容易处于被其他类型受众抛弃的不利地位。

(2) 甲方与乙、丙、丁等多人进行游戏, 但不是分别展开, 而是同时进行, 但实力上依然是每一方都弱于甲方。这时可能出现多种格局。一种是乙、丙、丁结盟后就甲方优势的削弱, 对游戏的控制和计划更加不确定, 对结果的预测就更不确定。弱者结盟一方如果内部没有矛盾, 这种组合就是增加权力优势的一个因素。如果内部冲突很大, 那么组合就成为增加对手权力优势的一个因素。在这种范式下, 体育解说员的权力优势持续被削弱, 但与不同类型的受众相比仍然占据优势。不同类型的受众之间很难达成妥协, 因此, 这种同时进行的游戏实质上依然被体育解说员控制, 但他对于游戏的掌控程度已经远远降低。

(3) 两个集团之间的游戏。甲、乙、丙、丁与A、B、C、D之间势均力敌, 获胜机会均等。在这种前提下, 哪一方都无法对对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都不能自主控制游戏的进程。最终举动相互交织在一起, 逐渐形成某种规则。在这种范式下, 传统的体育解说员群体已经不得不与能动性大大增强的受众分享这种权力机会。受众通过博客、播客、其他自媒体或公众新媒体平台具备了解说话语权力, 导致体育解说员不得不在专业性上持续提升, 以争取获得权力上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 体育解说员群体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他们甚至可能经常被受众群体“击败”。

3.4 高级模型

(1) 双层游戏模型:寡头类型。游戏者数量增加导致游戏者压力增大, 集团内部发生变化。游戏者在同一层面上一起游戏的集团变成双层。所有游戏者仍然相互依赖, 但不相互游戏。特殊人员接管原来功能, 并协调整个游戏。他们构成二级集团, 彼此直接游戏, 时而联合时而对抗, 但依然与一级集团的游戏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级集团与二级集团间的权力差异很大, 只有二级游戏者直接参与到游戏中。在这个双层游戏中, 游戏和游戏者的构造已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它的优势按照自己的目标和意愿左右游戏。他既根据相互依赖的游戏者构成的网络做出举动, 他的举动又构成这个网络。网络里既有同盟也有敌人, 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形势复杂。而且, 这只是双层构造还不是三层、四层或更多。在这种范式下, 体育解说员与受众的概念已经模糊, 同一场比赛的转播可能会被若干体育解说员或受众同时解说, 彼此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直接形成竞争。传统的体育解说员此时已完全无力控制游戏的走向, 他们能做的, 就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工作, 可能只是一场体育赛事转播解说部分的一小块。

(2) 两层游戏模型:简化的、不断民主化的类型。下层游戏者的力量在于上层游戏者的关系中不断缓慢稳步增长, 2个集团的权力差异缩小, 不平等随之缩小, 权力平衡灵活多变, 在2个方向上发生摇摆。随着权力差异缩小, 上层游戏者的功能发生变化, 导致游戏者也发生变化。所有参与者会觉得, 上层游戏者是服务于下层游戏者的。这样单个的游戏者都受到很大的制约, 受到与游戏者和游戏集团进行相互依赖的游戏之数量的控制。一个最有天赋的游戏者也不能看透这个规则, 游戏者不能控制游戏, 因为他们相互依赖以及交织的网络所固有的紧张和冲突。在这种范式下, 体育解说员如同社会大分工中的一颗螺丝钉, 与其他体育解说员(同时也是受众)共同完成自己的解说工作。如同歌手与歌迷的关系一般, 歌手演唱的所有曲目都可能由KTV里的歌迷来完成。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通过埃利亚斯的游戏模型不难发现, 体育解说员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由最原始的单向度关系发展到极其复杂的关系。如埃利亚斯所说, 游戏模型能描绘出人类社会这样的整合层次才出现的那些组织形式的独特性^[19]126。当前, 两者之间的关系仍位于初级和中级模型之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提升, 这种关系将日趋复杂化。正如笔者曾预言的体育解说可能呈现的多形态一场多声解说的趋势^[3]43, 体育解说作为体育赛事转播的核心部分, 也许将面临形态和模式上的重大变革。

4 结束语

作为当代传媒话语的代表范式, 体育解说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逐渐彰显。英国学者雷蒙德·鲍耶和理查德·海尼斯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 作为符号和行为规范的体育解说在不断发展进步, 体育解说的约定话语已经成为了人们思考、谈论和撰写关于体育的各种文本。在‘体育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个认知层面上, 体育解说使广播电视媒介成为了中心。”^[20]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 体育解说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自媒体的兴起和一些专业网站上的点对点服务让不少向往体育解说的爱好者拥有在公共平台“发声”的权力。这对于传统的广播电视体育解说模式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解构, 专业化、小众化、地域化、特色化、碎片式、去中心化等特征成为新媒体体育解说的“标签”。另外, 在国内, 黄健翔、刘建宏、段暄、娄一晨、詹俊、苏东、申方剑等众多过往传统媒体的优秀体育解说员纷纷进军新媒体, 让新媒体体育赛事转播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 甚至有改写体育解说版图的趋势。乐视体育旗下章鱼TV的多主播解说模式, 让一场多声、受众分层的理念得以实现, 这都将影响甚至逐渐改变传统媒体体育解说的模式。随着VR体育赛事转播概念的推出, 受众欣赏体育转播将不再受到导播画面切换的影响, 可能从与解说员不同的视角观赏体育赛事, 这就对体育解说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要求。怎样尽可能满足各种不同视角的受众需求, 正成为新媒体体育解说员必须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