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奥·斯宾格勒曾言:“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都市的产生对人类社会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在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看来:“上海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西方和中华文明接触的结果在中国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2]较早开埠(自1843年始)的历史渊源使得上海得以广纳、宽涵海内外多元文化,并融合、改造成为体现这座城市品格的标志性特色文化——海派文化,即在中国传统江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开埠后传入的、对上海影响深远的、源于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3, 4]}。“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进入21世纪的海派文化,不仅体现在中外合璧的建筑文化、百花争妍的舞台文化、汇聚特色的饮食文化等,还深刻反映在独具个性的上海都市体育文化^{[5, 6, 7]}。因此,以上海开埠以来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为脉络,解析近代上海都市体育文化的演进路径,对于深刻把握海派体育文化的渊源与精髓,进而促进我国多地域体育文化、尤其是都市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都市一词早见于《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意指人及货物汇集之地。现今人们所指的都市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巨大规模城市。从人类文化学视角解读,都市的概念是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集合体；因此,国内学者^{[8, 9]}提出,都市文化是指城市人在城市长期的发展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都市文化是城市精神活动的产物,其与城市的经济、政治活动并列,既包含人们的意识形态(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也包含人们的非意识形态(如教育、科技、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

对于体育文化的研究国内较早、较集中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对体育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本文立足于将体育文化作为都市(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纳赵方珂等^[10]提出的体育文化定义,即体育文化是指为丰富市民生活,满足生存需求,以身体为媒介,把满足市民需求的身体活动进行加工、组织和秩序化,形成获得社会承认、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据此,本文指涉的都市体育文化是指在都市范围内,城市人口为满足生存需求,丰富业余生活,以身体为媒介,把满足市民需求的身体活动进行加工、组织和秩序化,并获得社会承认的、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都市文化。都市体育文化包括体育物质文化(都市体育建筑、场馆、雕塑等)，体育行为文化(都市体育行为、技术、规范、规则等)，体育精神文化(市民体育观念、意识、思想、言论等)三大层面;在地理层面,它是农村体育文化、村落体育文化等的相对概念。自开埠以后,西方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文化率先在上海向国内其他城市广泛传播,西方体育的概念、运动组织形式以及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经营管理方式等也进入上海,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市体育文化。基于此,本文以上海为个案,研究近代以来上海体育文化的演进与变迁,丰富我国都市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把握海派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特征,匡正都市体育发展的方向,指导当代都市体育发展的实践。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与江浙一代的沿海城市差别不大。开埠以后,上海迅速成长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现代都市。“华洋杂居”的租界、“治外法权”造成的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以移民为主的人口构成、市民阶层的日益庞大等诸种特质,经过特定历史时期的综合,成就了上海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1]。此时的上海体育文化是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其中西方侨民的生活方式中蕴含浓郁的体育文化色彩。1893年租界西方人筹备上海开埠50年庆典活动时,慕威廉在演讲中曾经如此描绘上海“模范租界”:“公家花园如此之美丽,林荫大道之漂亮,洋行建筑的典雅,领馆、银行、总会、商场、商业、治安、司法,路灯、自来水、卫生防疫措施,汽船、电报、电话、纺织厂、螺丝厂、码头、铁路、税收、医院、学校、万国商团、救火队、巡捕,赛马、足球、戏剧,诸多方面无不显示出租界优越特点。”^[12]

从晚清到中华民国,上海是全国的报刊中心和出版中心,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包括中国话剧、电影、油画、芭蕾以及竞技体育的发祥地,成为全国娱乐业和市民文化的中心。体育作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伴随着西方文化来到上海,让上海民众感受到了一种西方文明形态。这样的文化地位决定了上海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既是接纳外来影响的“前站”,同时也是输出本土文化的最重要“码头”。当然,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前提下,这种交流是难以对等的：一方面是西方列强文化意识与文化产品的倾销；另一方面是本土的有识之士们抱着自强目的主动地学习和“拿来”。因此,从晚清至中华民国,经由上海而进行的文化交流以列强对中国的影响为主导,我们的文化输出,主要以供海外华人的有限娱乐为目的,以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异域想象和文化猎奇为核心,数量少且品类单一。

1949年之前,中外不平等的地位使得上海在与国外诸多文化的交流实践中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个性。其间有好奇的探讨、友善的尊重、主动的接纳,同时也经历了异质文化之间猜忌、较量、抵制的过程^[13]。这些或友善或敌视的举动,以多元化的方式镌刻于上海的历史,成为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品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上海都市文化既向国内开放,更向世界开放,成为输入西方文化的窗口,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这一时期,不同国家、流派的体育观念都会在上海落脚生存,并能较为从容地相互比较、交流和融合。上海体育文化的这些特性,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反映,它们是历史沉淀的宝贵财富,是上海体育发展的重要资源。

就体育项目而言,近代西方体育进入上海实际上先以竞技运动为主,游戏和休闲运动稍晚一些传入。上海开埠以后,伴随着西方侨民的到来,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体育习惯逐渐被带入上海。大多数西方流行的体育项目,开始在租界内出现并流行,然后为中国人所认识,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中国建立,创办体育刊物,举办体育讲习班,建造运动场,组织运动竞赛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从其开办的学校规模就可以看出,教会学校是西方竞技运动传入中国的重要阵地,在促进西方竞技运动在近代上海的传播中起到中介作用。基督教青年会利用其教会及国际组织的特点,通过“基督化”教化中国人的道德、人格,提出人格救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等,对上海民众的体育意识形成与培养起到部分开化作用。 例如，曾被称为“梵王渡大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建于1879年。该校创造了许多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国内第一所引进现代体育运动项目的学校;第一次开展了校际间运动会;在全国首建高尔夫运动场等^[14]。它重视学生课外活动,每周要求学生进行一定量的体育锻炼、哑铃操和军事操等，成为后来上海体育教育及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示范”。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商人、军人等驻留上海期间开展体育活动,影响附近的中国人,尤其是租界体育推动了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与实践。例如,1928年1月28日,法国人邵禄在上海组建了“法商赛跑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66万两白银买下了英国商人马立斯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的私人花园。邵禄随后抵押该花园,向万国储蓄会借款135万元,兴建许多体育设施及场馆(如跑狗道、足球场、大看台等),在此定期举办赛马和足球比赛^[15]。这些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及体育赛事的举办,对当时上海市民的体育意识及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鸦片战争以后,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多批留学生赴美国、日本等国学习,在国外参与体育运动并学习体育与健康专业知识,回国后推动了西方体育项目在国内的传播。例如,1853年就读于上海王家码头教会学塾的吴虹玉,随美国贝里舰队赴美国留学,这是迄今所知见于记载的上海人出国留学的第一人。1872年在留美学生容闳的积极倡导和丁日昌的反复游说下,清政府首次向美国派遣官费留学生。每批幼童学生均在上海山东路外万国公墓对面开办的留美预备学堂(亦称出洋局)学习一年中文、英文，考试合格再赴美留学。1872—1875年清政府派120名12岁左右的幼童赴美国留学,其中上海籍的有18人,这是上海早期一批留洋学子,他们开启了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在上海传播的序幕。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起初中国留学生只是一般地学习和参加西方体育运动。20世纪初出现了专修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这些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留学生回国后,竭力传播西方体育并致力于培养专门体育人才。在赴美归国的留学生中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与上海有关的代表人物包括中国体育活动家沈嗣良、圣约翰大学的杰出毕业生马约翰、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女教育家和女体育家陈英梅、中国第一位女体育博士张汇兰等。这些留洋人士是近代上海体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直接践行者。

19世纪中叶以后,以报纸为代表的平面媒体在上海兴起,大众传媒开始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近代上海报刊传递各种生活信息和体育信息,促进了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上海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体育认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早期在上海的一些英文报刊,就曾有专门的体育版面和体育类报刊。例如,《密勒氏评论报》由美国人密勒于1917年6月在上海创刊,后由J.B.鲍威尔继任主编,它是一份具有美国自由主义色彩的英文周报。该报纸以报道和评论中国政治、经济时事为主，也有美侨在上海、中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涉及体育内容。《密勒氏评论报》每周六出版,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此外,上海的外文期刊包括《Town and Sportsman》(《都市与运动》)、《Tung-Hua Sports Digest》(《东华运动报》)、《Sporting Times》(《体育时报》)等对于传播西方体育文化、促进其与上海文化的融合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追溯奥林匹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清末(1907—1908年),已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奥林匹克的言论,并开始向中国人宣传奥林匹克,介绍奥林匹克的宗旨，宣传奥林匹克对青年的教育意义。

1932年7月6—7日,上海新闻界、体育界及团体,为刘长春饯行,将近2 000人出席,场面热烈。1932年7月8日上午,刘长春与教练宋君复从上海新关码头,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赴美参加第10届奥运会,展开中国奥运首航。《申报》也以《赠刘长春君西渡赴美》为题报道了刘长春此行的重大意义^[16]。自此中国人的首次奥林匹克之行从上海起航,也留下了这段难忘的奥林匹克记忆。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1次申奥活动。尽管旧中国参加奥运会成绩并不理想,但正是由于“奥运第一人”从上海的首次起航,使得上海成为后来奥林匹克在国内传播的重要阵地；同时,也使奥林匹克文化融入近代上海体育文化之中,逐渐形成其“海纳百川、兼容中西”的海派文化风格。

众所周知,体育是一种以人类自身运动为主要手段而改造自我身心的“生活样式”,因而以文化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体育文化,其本质是“人的体育的生活样式”。体育文化是体育活动按照“人”的方式和标准,改变环境和人自己的。体育价值观属于体育精神文化的范畴,是体育价值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即对体育价值的看法和态度,并伴随着兴趣、情绪和习惯等心理活动,是指导人们对体育问题做出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都市文化既包含了都市中人们的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也包含了海派体育文化的内容。海派体育文化则有具体的指标,这些指标大体可归为体育物质文化、体育行为文化、体育精神文化3大层面。因此,都市文化包含了海派体育文化的内容,都市文化的建设离不开都市体育文化的建设。一个具有良好的都市文化的城市,必然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体育城市。近代上海都市体育文化的形成与演进是伴随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入侵开始的。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大量西方侨民的到来,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带入上海,使西方文化在租界得到了全方面的展现。大多数西方流行的体育项目,开始在租界内出现,并开始在租界流行,然后为中国人所认识,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人们的体育价值观。

在被动接纳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过程中,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的演进也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本土价值观元素。例如,在1900—1920年圣约翰大学体育的鼎盛时期,圣约翰大学各运动队在上海、全国乃至亚洲都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在这其中,“檀香山华侨学生麦惠安、杨锦魁、曹延生、刁腓力、邱道生等皆当时运动界之健将也”^[14]。他们回国后,结合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之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引进西方体育项目,开展符合中国人身体特征及文化价值观个性的体育项目,有效推进了上海乃至全国体育水平的提升和体育文化的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01年圣约翰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足球队,被称为“辫子足球队”;1905年圣约翰大学棒球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场进行了中国第一场华人棒球赛^[14]。

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工业化、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铸就的消费社会为典型表征。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而言,消费社会之所以迥异于传统商业社会并作为一个独特概念被提出,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物质(消费品)价值取向的不同偏重。在传统的商业社会中人们往往最在意物质的用途,即看重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在消费社会中,产业化生产与市场运作模式使得消费者不再执念于将商品使用价值作为消费行为的唯一考究标准,开始看重商品的交换价值,特别是商品所蕴含和传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正如鲍德里亚^[17]所言:“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待全套的物。”此时,消费者与商品以及消费活动的关系就成了“物役”的关系,即由商品和消费行为定义和建构消费者。

都市聚集了大规模的人口,而这些都市人口(市民)则成为消费社会最忠实的“粉丝群落”。事实上,无论是商品,或是实践活动,在市民消费过程中均具有相同的性质,他们同样在装饰和充实自身以吸引消费群体,利用自身包围住消费者,最终建构消费者^[18]。体育赛事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消费文化的特征,它凸显的展示化、形象化、模式化特征^[19],使原本的体育竞技意义被消解,逐渐异化成了与货物、商品一样的消费品,体育赛事成为了都市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消费活动。体育赛事作为被市民阶层广泛接受的文化活动之一,已随着其受众的消费者化而日渐趋向于娱乐消费活动,其本身蕴含的文化内涵如竞技精神和体育精神也逐渐表征化,成为一系列可观、可感的视觉符号。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体育赛事在上海的“涌入”,一方面在近代平面媒体的尝试介入下比赛呈现为体育景观的展示,并被构建成一种初步媒体化的虚拟现实;另一方面,都市受众也开始用体育赛事归类自己、区分他人,逐渐将观看赛事作为一种休闲和娱乐,进而形成近代上海融合中西特色的海派体育文化。

以近代西方传入上海的典型赛事——赛马为例,在西方侨民的推动下,基于都市消费文化的强力影响,其成为早期上海租界最为盛行且影响最大的体育娱乐项目^{[19, 20, 21, 22]}。西方侨民分别于1850年、1854年和1861年,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建了3个跑马场,西方侨民在此通过赛马沿袭其在西方的体育生活方式,同时也开展其他西方体育活动。赛马活动不仅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更特别的是能够用来博彩,它承载了都市消费文化的诸多特征。因此,赛马活动在上海一开赛,就引起了万人空巷之盛况。每逢春秋两季的赛马时节,上海普通民众纷纷视为家门口的盛大节日前往观看,上海的外国洋行也因赛马活动而“停公半日”,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例如,《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赛马的报道:“……其驰马之际,西人则异样结束,务求精彩。或二三骑,或三四骑,连贯而行,风驰电疾,石走沙飞,各向前驱,不为后殿……”。

近代上海是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也是近代化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它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丰厚的文化底蕴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

从开埠以来上海都市文化的演进历程看,海派体育文化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演进与发展的直接结果。海派体育文化的建设推动了都市文化的传播,其所倡导的积极向上的公平竞争、拼搏进取以及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提升了城市形象,也传播了都市文化的内涵。基于江南传统体育文化的积淀,伴随开埠以来西方体育文化的涌入及上海都市文化的变迁,在近代西方体育文化与本土体育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具有鲜明海派文化风格的海派体育文化应运而生。

基于海派文化的滋养,且深受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浸润,近代上海逐渐形成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都市体育文化亚类——海派体育文化,即“以上海地区为中心,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吸收外来先进体育文化和借鉴其他学科优秀文化内容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实践和居民的需要,通过个人独创或集体合作的形式而产生的一种新颖、独特的体育文化的内容与形式”^[5]。海派体育文化也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体育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体育文化。海派体育文化是多地域体育文化和中西体育文化交融的直接结果。从传统和现代2种视角考虑,海派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文化特征。

(1) 海派体育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海派体育文化吸纳古今中外的体育文化,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一切为我所用。

首先,继承传统。以近现代上海流行的木兰拳为例,它继承了中国传统体育如太极拳、气功、技击、体操、舞蹈的精华,通过合理地融合与贯通,形成迎合女性生理与心理特征的“似武似舞,刚柔相济,婀娜多姿,悠闲自如”的运动形式,印证了我国传统修身养生之道,强调动与静的交替、思与行的结合、音乐与拳路的配合,使得习练者达成延年、祛病、健身、健心之目的^[6]。

其次,中西贯通。在近代西方体育项目通过文化强势入侵、留学生体育学习与实践、报刊媒体的广泛宣传等路径输入上海的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融入本土文化特色,逐渐形成融汇中西体育文化的“海派体育项目”^{[15, 23]}。例如,赛艇是西方体育项目,在引入近代上海后,它逐渐与沪上岁时民俗节日——端午赛龙舟相融合,汲取双方之特色。它既体现了西方大型体育文化竞赛项目的群体性、凝聚力、宣泄情感、节日狂欢的特征,又融入了中国岁时民俗休憩身心、沟通感情、凝聚群体之气质,很快引起民众的共鸣,为民众所接受,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于是,众多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走进了民族的视野,并且逐渐为我所接纳,成为海派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海派体育文化的创新性、示范性。吸纳不是重复和模仿,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创新的品质深刻地表征在近代以来上海体育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所开创的数次“先河”上。如：1907年徐一冰在上海开办的中国近代第1所体操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体育教育之先河;上海分别于1915年、1921年和1927年举办了3次近代远东运动会(由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发起),开创了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之先河;以上海境内大学为主,举办的有南洋公学、约翰书院、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联合运动会,开创了中国国内大学联合运动会之先河等等^{[20, 21, 22]}。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变迁中,上海还留下众多的体育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近现代体育文化的见证。当年上海西侨青年会大厦,就是建筑文化的创新。该建筑占地1 933.49 m²,建筑面积为11 396.60 m²。美商哈沙德洋行承担设计,该洋行建筑师安铎生为该工程项目设计负责人。该工程始建于1928年,竣工于1932年。大楼前幢9层,后幢11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设滚球房和室内游泳池;二层设健身房、弹子房、棋牌室和交谊大厅;三层为餐厅。西侨青年会建成后,成为西侨青年们的社会活动中心^[23]。体育比赛是青年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经常举办中西青年运动比赛。新中国成立以后,体育大厦成为上海市体育俱乐部和体委机关用房,其发挥的作用一直在延续。

(3)海派体育文化的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即便是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体育项目的主要载体是体育竞赛。晚清的上海以通商为主要功能,社会心态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由英侨引入上海的赛马和赛狗等运动,体育竞赛成为在租界赢利的工具。仅1850年、1854年和1861年,在短短的11年间,西方侨民就曾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边上兴建过3个跑马场。赛马在租界的发展就成为英侨商业化经营的例证。1876年出版之《沪游杂记》云:“赛马日,观者上自大夫,下及负贩,肩摩锺接。”又云:“似因讲武开场圑,却把输赢鼓舞来。”

(4) 海派体育文化的多元性。海派体育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是基于“海纳百川、协调发展”国际都市文化特色的先进体育文化典型,呈现典型的多元文化特征^{[24, 25]}。

首先,海纳百川。以海派秧歌为例,它不仅仅局限于北方农村秧歌的传统,而且融入时尚音乐(如“太湖美”“紫竹调”“采茶调”等)，乐器(笛子、琵琶、古筝等民族乐器与架子鼓、定音鼓等西洋乐器)，各民族舞蹈(拉丁舞、牛仔舞、满族宫廷舞、傣族舞、健身操等)，服饰(民族与西洋结合的设计与颜色),在都市文化的浸润下发展而来,不仅在历届全国健身秧歌比赛中屡夺桂冠,而且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其次,协调发展。在促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全面发展方面,当今的上海为全国树立了典型。作为衡量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在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宏观环境中,海派体育得以相对全面协调发展:竞技体育不仅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绩,而且形成了海派体育文化独有的“姚明的高度”“刘翔的速度”和“王励勤的力度”等典型现象。这些体育名人们在各自领域的出色表现及魅力向世界展示出了海派体育文化的精髓,彰显了东方体育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及文化意义。

此外,群众体育也形成了独具海派特色的“一区一品”“一街一品”“30分钟体育生活圈”等民生体育工程,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的竞赛表演逐渐形成了以“六大品牌赛事”(F1中国大奖赛、上海网球大师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田径钻石联赛上海站、高尔夫世锦赛、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为代表的海派高端国际体育赛事群,聚焦了世界的目光。

回顾近代上海都市体育文化的演进路径可见,现今上海都市体育文化中呈现的开放、创新、包容的精神,革故鼎新,敢于突破传统模式,并大胆吸纳外来文化,既保持本色又发扬自我,自成一派的时尚、鲜活、千姿百态的都市体育文化特质,均与开埠以来近代上海在都市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追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和变通相关。因此,未来上海都市体育文化发展应以海派体育文化之“继承传统、中西贯通、追求卓越、海纳百川、协调发展”特征为依据,基于建设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的目标,依托于上海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体育文化层面实现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理性与价值、技术与人文等的有机融合,引领体育实践的良性、均衡、多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