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体育之母，古今中外体育与战争的关系最为密切。古奥林匹克竞技项目均产生于战争，现代体育三大源头之一的德国体操也源于普鲁士的军事训练传统。中国古代体育的射御、射礼、弓射、弩射、骑射、兵技、武举、狩猎、角抵、剑道、蹴鞠、击鞠（马球）、武术等均与古代战争有直接关系。“兵技巧”一词出自《汉书·艺文志》，是两汉时期军队体能、技能训练体系的总称。汉代“兵技巧”包括“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等三大内容。其中除“积机关”属于军事工程学领域外，“习手足”为军队的体能训练，“便器械”是使用兵器的技能训练，宋明时期统称为“武艺”，均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军事体育和训练内容。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战争的重要转型与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汉匈战争改变了先秦时期的战争形态，推动了军事训练手段与方式的变革，形成了汉代的“兵技巧”军事体育与训练体系。

1 两汉时期的“兵技巧”

“兵技巧”是汉代“兵家”内容之一。汉代所谓“兵家”，相当于现代的军事学。班固^[1]112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汉书·艺文志》中的“兵家”共分4家，分别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其中，“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111-112，是汉代军队训练体系的总称。

《汉书·艺文志》载“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其中包括射法8家（《逢门射法》2篇、《阴通成射法》11篇、《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卷、《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篇、《蒲苴子弋法》4篇）、剑法1家（《剑道》38篇）、手搏1家（《手博》6篇）、蹴鞠1家（《蹴鞠》25篇）。另外，归类于“兵技巧”的还有：《鲍子兵法》10篇，图1卷；《五子胥》10篇，图1卷；《公胜子》5篇；《苗子》5篇，图1卷。上述典籍均亡佚，仅存书目。但既归类于“兵技巧”，可见其与军事训练、技能有关。

汉代“兵技巧”分为3类：①“习手足”即军士的基本身体素质与体能训练方法，包括手搏、蹴鞠、剑道等；②“便器械”是弓射、弩射等技能训练方法；③“积机关”是修筑关寨、营垒、城池、沟濠等的工程学方法。

“习手足”与“便器械”是两汉军事训练的核心。从汉高祖、文帝、景帝到武帝时期，北方匈奴的侵扰与威胁一直是汉王朝的心腹大患。残酷而持久的汉匈战争要求汉王朝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对汉军将士的体能、技能训练提出了较高要求。汉代实行征兵制，成年男性至23岁皆须入伍从戎，接受训练并定期考核。《后汉书·百官志》^[2]引《汉官仪》：“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另汉制还规定男子在入伍前须接受军训，“非教士不得从征”，“士不素习不得应召”^[3]，而“士”入伍前的军事训练由尉、游徼、亭长等基层地方官吏负责实施。由此可见，“兵技巧”不仅是两汉军队的训练内容，也是民间带有预备役性质的“教士”“素习”训练体系。

两汉时期的“兵技巧”被后世称为“武艺”。《三国志·蜀书·刘封传》^[4]：“（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北宋《武经总要》^[5]19：“凡军众既具，则大将勒诸营各选精锐之士，须矫健出众、武艺轶格者，部为别队。”宋代武举考试科目包括“兵学”与“武艺”2类，“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于庭”^[6]。明何良臣《阵纪》^[7]：“故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明戚继光《练兵实纪·练手足第四》^[8]93：“凡武艺，务照示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上述“兵技巧”或“武艺”都是古代战争的产物，是古代军队针对军人体能、技能的训练与考核评价机制，属于军事体育与军事训练范畴，与民间社会的“拳法”“拳棒”“技击”“武术”不同。

这里需区分一下古代文献中的“武艺”与今人所说的“武术”的区别。“武术”一说出现于清末民初，是流行于民间的个人攻防搏击之术，其称谓历代有所不同：汉代称之为手搏，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称之为“拳法”“拳术”，明清小说如《水浒传》称之为“拳脚”“拳棒”等，清末称之为“技击”，民国称之为“国术”。清末民初徐珂辑撰《清稗类钞·战事类》有冯氏“自幼好武术”之说。民初马良创编刊行《中华新武术》，“武术”一词逐渐流行开来。现代统称的“武术”则是一种以技击技术为特征，具有健身、教育、竞技、表演等功能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武艺与武术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场域是战争，后者的场域是民间社会；前者的载体是军队，后者的载体是个体；前者的主要功能是战场御敌，后者的主要功能是防身、健身和表演；等等。两者有一定联系，但不可混为一谈。按戚继光^[9]227的说法，“拳术似无预于大战之技”，但作为一种“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方法，可成为“初学入艺之门”，在军事训练中有一定价值。这与汉人对手搏的认知是一致的。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战争和武备是事关国家与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但由于古代史家的政治史学传统和儒家“重文轻武”的主流文化，历史的书写者通常会有意无意忽略或“滤掉”军队作战细节与军事训练内容。加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偏重思想谋略，对军队训练多不涉及，以致晚清曾国藩、左宗棠等文人在练兵实践中发现，除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外，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竟找不到可用之书。也出于同样原因，今人要研究古代军队训练与军事体育，除《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等极少数典籍外，几乎没有资料可循。虽然汉代与戚继光的时代跨越了1 500余年，但同属冷兵器时代，其练兵要求与训练方式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因此，本文研究两汉时期“兵技巧”亦多参照、借鉴戚继光的这2部练兵名著。

2 “习手足”与手搏、剑道、蹴鞠

《汉书·艺文志》“兵技巧”有《手搏》6篇、《剑道》38篇、《蹴鞠》25篇。这些技艺都不是战争中的实用技能，而是两汉军队中“习手足”的方法手段。明戚继光《纪效新书》^[9]102-104与《练兵实纪》等称之为“练手足”，包括“练兵之力”“练手之力”“练足之力”“练身之力”等。

2.1 手搏

手搏即不使用器械兵器的徒手格斗之术。明戚继光称之为“拳法”，相当于现代武术中的拳术。汉代的《手搏》6篇亡佚，其内容已淹不可考，但《汉书·艺文志》所载《手搏》6篇是中国古代对拳技的最早记载。

手搏不是战场上的实用技能，为何在两汉时期却被列入“兵技巧”？关于这一点，有丰富练兵实践经验的戚继光^[9]227作了解释：“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在以弓弩和各种冷兵器作为主要武器装备的古代战争中，军人的身体素质与训练水平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实战中，各类兵器的掌握和使用都须以士兵个人的核心力量与专项体能为基础。因此，戚继光^[9]229-230认为，“拳法”是军人基本身体素质有效的训练手段与方法：“大抵拳、棍、刀、枪、叉、钯、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其拳也，为武艺之源。”

汉代《手搏》6篇亡佚，唯存书目。其他汉代文献资料中也未见有关手搏的记载。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提到，奋威将军邓展“善有手臂，晓五兵，能空手入白刃”^[11]152。文中“手臂”所指不详，但既与“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有别，又言能“空手入白刃”，显然是指拳法，或即手搏之别称。至于手搏与“兵技巧”的关系，可从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9]227的论述中得到解释：“学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而其妙也，颠起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横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当斜闪。”戚继光认为，通过“学拳”能够提升军人身体素质，他在《纪效新书》中还提到了当时流行的各类拳种，并选载了一套拳法作为“戚家军”练兵之法。戚继光关于拳法与练兵关系的论述合理解释了汉代的“兵技巧”为何有手搏这一科目，也可证明古代军队训练是手搏、拳法流传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场域。

2.2 剑道

《汉书·艺文志》“兵技巧”中有《剑道》38篇。仅就篇数而言，这是“兵技巧”书目中篇数最多的，由此可见该书内容之丰富。惜乎该书亡佚，难窥其貌。

剑是一种古老的兵器。从商周直至战国时期，以击刺为技术特征的青铜剑是军队近战防身的制式短兵。从考古发现看，虽然先秦时铁剑已出现，但西汉初尚多为青铜剑。青铜相对软脆，剑身过长则易折，故普通青铜剑的剑身长度一般仅50 cm左右，适合单手配盾使用。在汉初著名的“鸿门宴”中，项庄“请以剑舞”与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之剑可能都是单手使用的青铜剑。

汉武帝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和汉匈战争的需要，短小的青铜剑为铁制长剑所取代。铁剑的硬度提升，剑身加长，具有更强的杀伤力。国内各地出土汉代铁剑较多。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汉剑一般长达1 m左右，有的甚至长达1.2 m以上。这与先秦时期较短的青铜剑形成鲜明对照。河南洛阳金谷园、七里河等地西汉墓曾出土铁剑37把，长度都在80 cm以上，其中最长的一把为118 cm^[12]170。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藏铁制汉剑一把，长117 cm，宽3.5 cm，剑茎长20 cm，剑身长95 cm。从人体力学角度看，单手使用的剑其剑身长一般不超过70 cm，否则会因剑体的重心问题难以单手握持使用。由此可以推测，长度超过1 m的汉剑类似于古代欧洲的重剑，更适于双手握持劈砍击刺。现存汉剑实物较长的剑茎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汉代铁剑与先秦青铜剑在使用技术上有很大不同，前者为双手剑，后者则为单手剑，这是由于两者的制作材料、工艺和剑身长度不同而导致的。

汉剑的杀伤力虽然大大超过青铜剑，但西汉武帝时因对匈奴骑兵作战的需要，将以劈砍为技术特征的环首铁刀大量装备于部队，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强大的威力，剑逐渐退出了战场。

剑既然不再是战争中的利器，何以《汉书·艺文志》仍将《剑道》38篇列为“兵技巧”？究其原因：①虽然环首刀在汉武帝后逐渐取代剑，但剑在军队与民间仍是近战防身利器。三国时期曹操曾被叛兵所围：“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11]21②汉剑虽然在军中地位下降，但贵族上流社会仍有“佩剑”“击剑”的传统。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善骑射，好击剑”^[11]99，崔琰“好击剑，尚武事”^[13]，等等。③剑具有“习手足”的军事训练价值。《汉书·艺文志》“兵技巧”中未列刀、戟等兵器书目，而有《剑道》38篇，可证剑的军事训练意义并非是“便器械”而是“习手足”。据曹丕《典论·自叙》，汉末剑术已有不同流派，“四方之法各异，以京师（洛阳）为善”^[11]152。当时最著名的剑术高手是虎贲王越。曹丕曾师从王越弟子史阿“学之精熟”，并曾与武技名家邓展以甘蔗代剑较艺，轻松击败对手^[11]152。曹丕《典论·自叙》可证，汉剑更具有民间技艺性质而非实战兵器。从出土汉剑的长度和重量推论，双手握持长达1 m以上的铁剑踊趋跳荡、劈砍击刺能够有效提升军士的身体素质。或许这就是汉剑被列入“兵技巧”类“习手足”之法的重要原因。

剑在魏晋以后彻底脱离了军队，或成为佩饰和仪仗器具，或仅存于文学诗歌之中。宋代《武经总要》和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均未提到剑术。明代俞大猷所著《剑经》的内容也是棍术。汉代列入“兵技巧”的《剑道》38篇遂成为绝唱。

2.3 蹴鞠

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14]189：“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可见，战国时期流行于齐国的蹴鞠只是民间的一种游戏、娱乐活动。

《汉书·艺文志》为何将蹴鞠列为“兵技巧”？这个问题令很多史学家感到困惑。其实，这与汉代蹴鞠之“鞠”的制作工艺特点和踢法有直接关系。

从文献与考古资料看，汉代蹴鞠有3种形式：①继承先秦民间娱乐游戏传统的蹴鞠，即汉人桓宽《盐铁论·国疾》^[15]中所谓的“康庄驰逐，穷巷蹋鞠”。②在筵会等场所进行的蹴鞠表演，其表演者多是女性，所踢之鞠应为轻盈的毛线球（敦煌出土有汉代毛线球）。③军事体育项目，即霍去病在军中“穿域蹋鞠”^[16]及《汉书·艺文志》列入“兵技巧”的《蹴鞠》25篇。

从军事训练角度看，汉代作为“兵技巧”的蹴鞠应是一种竞争激烈、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东汉李尤《鞠城铭》记载了这种比赛的形式：“员（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执机。”^[17]据此铭可知，汉代蹴鞠比赛有专用场地（鞠城），两边分设半圆型球门（法月衡对），2队各出6人参加比赛（二六相当），以将鞠踢进对方球门（鞠室）为胜。比赛有规则（鞠政）与裁判员，要求双方进行公平竞争。李尤在《后汉书》中无传，其《鞠城铭》为唐代欧阳询收于《艺文类聚》的《刑法部》，表现了汉代蹴鞠所包含的公平竞争要素与法制理念。

这类竞技性很强的蹴鞠比赛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也成为皇宫中的表演项目。三国时魏明帝曹叡在许昌修建景福殿，宫前就建有蹴鞠场。明帝命何晏作《景福殿赋》有句：“其西则有左墄右平，讲肄之场。二六对陈，殿翼相当。僻脱承便，盖象戎兵。察解言归，譬诸政刑。将以行令，岂唯娱情。”唐代李善注引三国魏卞兰《许昌宫赋》：“设御坐于鞠域，观奇材之曜晖。二六对而讲功，体便捷其若飞。”李善注引汉刘歆《七略》：“蹋鞠，兵势也……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至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18]何晏《景福殿赋》等文献史料显示，直至汉末三国时期，蹴鞠仍是“象兵”“练士”的“兵技巧”，其内含的“公平竞争”原则也具有“譬诸政刑”的教化功能。

汉代蹴鞠之所以成为“兵技巧”，与所踢之鞠（球）有直接关系。汉代蹴鞠是皮革实心球，唐代颜师古注：“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之以为戏也。”^[19]这与后世唐宋蹴鞠（包括现代足球）所踢的充气球有很大区别。皮革实心球直接影响了汉代蹴鞠的规则与技术。从运动学角度看，实心球的球体较沉，只能贴地滚动，且速度较慢，这一特征决定了汉代蹴鞠的运动特征：参赛双方共12个强壮的军士（二六相当）争踢1个实心皮球，这导致比赛时双方的身体对抗会非常激烈，同时需要运用进攻、掩护、阻挡、拦截等攻防战术。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比赛中，身材魁梧强悍、上肢力量强大和冲撞能力凶猛者具有更大的对抗优势。6人制实心球蹴鞠比赛不仅具有战争象征意义，而且作为“习兵之势”^[14]189符合古代军队对将士身体素质的训练要求。正因如此，汉代刘向《别录》才认为：“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20]415唐代颜师古也认为：“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焉。”^[1]111相对而言，唐宋蹴鞠和现代足球因所踢之球是充气球，球体的轻盈和弹性决定了其对参赛者的灵敏度、柔韧性、速度等身体素质以及传球、控球、射门等技巧要求更高，比赛具有很高的娱乐性和游戏性，因而能成为民间极为普及的运动，而与军事训练渐行渐远。

蹴鞠作为军队训练手段一直延续到汉末三国。晋人虞预《会稽典录》载：“三国鼎峙，年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于是名儒洪笔绝而不续。”^[21]虞预认为，由于汉末战祸连绵，中原板荡，上层士人被迫弃诗书而习弓马，在家蹴鞠健身习武，以至于文事荒废，儒学不兴。虞预将蹴鞠与弓马相对应，表明直至汉末蹴鞠仍被视为“兵技巧”之一。

3 “便器械”与射法

“强弓劲弩”是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之王”。两汉军队制式装备为“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2]，弓弩为“五兵”之首。在汉代，操作弓和弩的技术被称为“射法”，在“兵技巧”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书·艺文志》载兵技巧13家，射法即占8家，其中弓射6家，弩射2家。这些有关弓射和弩射的著述属于“兵技巧”中“便器械”的方法。遗憾的是，这些有关射法的书均已亡佚，只能从书名中看到射法在汉代军队训练中的突出地位与重要意义。

3.1 弓射

从器械上射法分为弓射与弩射。从技术上弓射可分为步射、车射、骑射3种。步射是最基本的射法。周代贵族的“射礼”都是步射。商周至春秋时期，车战为主要战争形态，因而车射（射御）成为重要的技艺。战国至秦汉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及战争规模的扩大，步战取代了车战，步兵成为中原战场上的主要兵种，步射也就取代车射成为军队主要的作战技能。

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促使弓箭制作与弓射技术发生了很大变化：①铜铁制箭镞取代了先秦时期的青铜箭镞，并有三棱型、倒钩型等多种型制，增强了战场杀伤力。②弓的制作更加精良，并成为制式化武器。考古工作者在阜阳汝阴侯墓、邗江胡场五号墓、居延甲渠侯官遗址、新疆雅尼等汉墓中都发掘出了汉代复合弓的考古实物。这些弓长130~140 cm，或竹胎或木胎，内附牛角片，身髹黑漆，附有鎏金铜弓弭，反映了汉弓的制造水平^[12]292。③弓射不仅是汉军的基本训练项目，而且形成了秋季考校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下》^[20]52李贤注引《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这说明汉代无论是车兵（轻车）、骑兵（骑士）、步兵（材官）还是船兵（楼船），都要挑选身强力壮、能够开弓张弩的勇士，并加以严格的训练和考校。

与游牧民族自幼骑射不同，对于成年汉族男子而言，学会射箭需要进行严格的、有组织的体能和技能训练。首先，射手开弓引弦需要强大的上肢力量（膂力），宋《武经总要》^[5]42指出：“故始学射，必先学持满，须能制其弓，定其体，后乃射之。”其次，射箭需要很高的技巧：“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5]42因此，掌握射箭技术需在教头或军官的指导下进行长期严格的训练，“教弓者，先使张弓架矢，威仪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迟速远近、射的亲疏、穿甲重数而为之等”^[5]40。正因射法技术含量颇高，因此《汉书·艺文志》的“兵技巧”中射法即占8家。汉代画像石砖多有习射、射猎、弋射、步射、骑射等图像，反映了古代射法的情形。

两汉时期出现了不少射箭高手。李广是西汉著名的“神射手”，他的射术令以骑射为生的匈奴人也闻风丧胆。《汉书·艺文志》所载“兵技巧”中就有“《李将军》射法3篇”。东汉名将盖延“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20]253。三国魏武帝曹操“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擒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11]95。魏文帝曹丕自叙其“六岁而知射，八岁而能骑射”^[11]151。三国东吴太史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猿臂善射，弦不虚发”^[22]190。

汉末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射手是吕布，史载其“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三国志·吕布传》^[23]10记载了他在“辕门射戟”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中的惊人技艺：为了调解袁术部将纪灵与刘备的冲突，“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吕布一箭射中军士手举的短戟，这较之罗贯中《三国演义》中描写吕布射中插在地上的“方天画戟”更令人怖畏。难怪纪灵和刘备事先根本不信吕布能射中，见此只好罢兵。即使在今天的奥运会射箭比赛中吕布的射术也是不容小觑的。

3.2 骑射

在古代射法中，难度最大的是骑射。《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射法类书目中虽未见骑射训练内容，但汉匈战争决定性的兵种是骑兵，因而骑射必然是汉军训练的重要科目。

骑射本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狩猎之技。《史记·匈奴列传》^[24]140生动地记载了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骑与射的天然组合使游牧民族人人皆兵，匈奴因之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4]161，在战争中具有中原农耕民族军队所不具备的强大机动能力与远程打击能力。西汉谋臣晁错曾指出：“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25]195在长期的汉胡战争中，中原王朝终于认识到只有“以骑制骑”才能有效抵御农牧民族骑兵的侵扰和威胁。以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中原农耕民族终于跨上了战马。至苏秦游说诸国时，魏国已拥有“骑五千匹”，燕国“骑六千匹”，赵国更拥有“骑万匹”^[14]185。至西汉初，在匈奴骑兵的严重威胁下，“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26]。

以往研究汉匈战争的学者多注意到地处中原的汉王朝组建骑兵部队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优良的马种。但实际情况是，在马镫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骑马对农耕民族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骑俑均无马镫。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583件彩绘骑兵陶俑骑手两脚悬挂于无镫马的两侧^[27]。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17件东汉执戟青铜骑俑马背置鞍，骑士跨坐其上，脚下无蹬（图 1）。学术界一般公认马镫出现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实物是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营子村出土的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415年）的鎏金木马镫。这些考古材料都表明，先秦至两汉时期骑兵均是无镫骑马。

对于自幼生长于马背的游牧民族而言，无镫骑马问题不大，而对于汉民族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汉制成年男子23岁方入伍为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28]178。可以想见，这些昨日还是农夫的成年男子一旦征召为“骑士”会遇上什么样的技术难题：骑手无镫借力如何上马，上马后脚下无镫如何保持身体的稳定与平衡，在无镫的情况下如何在马背上射箭和使用武器。虽然史书不见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始，到两汉对匈战争大规模使用骑兵，汉民族上马骑射的“兵技巧”训练过程必然备尝艰辛。

关于古人在无镫的情况下如何上下马，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从实证角度而言主要有3种：借助某种工具踩踏跨骑上下马，让马跪卧上下马，骑手抱着马项或手按马背跳跃上下马。对于战场上突倏迅捷的骑兵而言，显然前2种都是不可能的。《史记·李广列传》^[24]113载李广被匈奴军队俘获：“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从文中看，李广当是不借助任何工具跳跃上马。又《三国志·吴书·吕岱传》^[29]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年已80的老将吕岱“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意为老迈的吕岱上马如年轻人一样“超乘”，即手按马背跳跃上马，而不是像老年人一样借助某种辅助工具“跨蹑”上马。根据这些记载推断，在无镫的情况下，两汉骑兵采用手按马背或抱住马项跳跃上下马，而这必须依赖良好的腿部弹跳力量和身体协调能力。

在无镫的情况下，汉人不仅上下马是难题，骑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如何保持稳定不坠马的难度更大，更何况还要骑在马上张弦射箭或持戟突击。因文献缺失，今天无法从汉代的“兵技巧”看到骑射训练的详情。匈牙利学者拉约什·考绍伊为了研究古匈奴人的骑射技艺，曾亲身体验乘骑无镫马，发现其过程痛苦至极：骑者没有马镫踩踏，只能任由下身在马背上颠簸摩擦，从而导致极大的身体痛苦，骑者连续多日无法行走甚至出现尿血现象。另外，骑乘无镫马的骑手很难保持身体平衡，极易从马背坠地受伤^[30]。拉约什·考绍伊的实证体验真实地反映出汉军骑兵训练时骑手所经历的痛苦过程，以及一个为史家忽略的重要事实：对于从小没骑过马的汉族成年男子而言，要成为骁勇的骑兵战士必须经历至少3个训练步骤和阶段：①学会在无镫情况下如何上下马；②练习如何运用身体平衡以避免摔下奔驰颠簸的马背；③习练骑在奔驰的马背上两手开弓射箭或持戟突击。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根据实证方法推测，一个汉族成年男子被征召为骑士，没有若干年艰苦的骑马、骑射和持戟突击训练并通过狩猎等综合性训练和演习是很难上阵杀敌的。

虽然农耕民族上马作战要经历艰辛的训练过程，但在“以骑制骑”的战争要求下，汉武帝通过高度重视“勇力鞍马骑射”，最终训练出一支“坚甲弩衣，劲弓利矢，边郡之良骑”，从而在对匈战争中取得了巨大战果。如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首次出击匈奴时四路大军“军各万骑”。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击匈奴，“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31]，这与战国时期诸国的骑兵部队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经过训练的汉军骑兵规模已能与匈奴骑兵对决，而这正是汉王朝战胜匈奴的重要条件与原因之一。

直至汉末三国时期，骑兵训练仍是决定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因素，涌现出不少骑射高手。《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卓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曹丕《典论·自叙》：“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32]曹操麾下有一支5 000人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在机动作战中屡建奇功。如在官渡大战中曹操亲率五千骑夜袭乌巢，烧毁袁绍运粮车队，致使“绍众大溃”^[11]39。在当阳大战中，“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33]32。曹操能拥有这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没有平昔严格而艰苦的训练是不可能的。

3.3 弩射

与弓射一样，弩射在今天也是一种体育项目，国内外都有很多民间弓弩协会和竞技俱乐部。弩在古代是强大的作战武器。《汉书·艺文志》“兵技巧”中有《强驽将军王围射法》5卷、《望远连弩射法具》16篇，都是关于弩射技术和训练方法的典籍。弩射是弓射的变革与发展。弓射的效果受限于人的力量与技术，而弩射则因在弓与弦的基础上加装弩臂、弩机、悬刀、望山等机械，形成比弓射更易操作、威力更强大的远程打击武器。诚如宋代《武经总要》^[5]41所说：“若乃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

与弓射相比，弩射的优势是射程一般能提高2倍左右，且技术简单，射手张弩后可依靠望山瞄准射击，不像弓射需要人的力量与技术控制射程与精度。汉代的弩分为臂弩、腰弩与踏弩（蹶张）：前者以手臂上肢力量开弩，射程虽短但精巧灵便；后者以腰引或脚蹬踏开弩，射程远，杀伤力大。弩射较之弓射的缺点是开弩张弦用时较长，射速较慢，且较为笨重，更适合装备步兵在战阵中使用而不适合骑兵作战。

早在先秦时期弩射就是战场利器。史载战国时期“天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14]176。在汉匈战争中，弩是以步兵为主的汉军锐利的打击武器。西汉晁错指出，汉军的“劲弩”是制胜“匈奴之弓”的法宝：“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25]196宋代《武经总要》^[5]40也认为：“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之畏服也。”汉匈战争证明，拥有强大的弩兵是克制匈奴骑兵的重要利器。

虽然弩射对射手的技术要求较之弓射要低，但正所谓“省功不省力”，弩兵开弩张弦需要强大的上肢和腰腿力量。汉弩强度按石计算，引满一石弩约需27~30 kg力量，这对于现代常人而言是很困难的了。据考证，汉军装备的弩多为三石（90.7 kg）、五石（151.2 kg）、六石（181.4 kg）、八石（241.9 kg），这些弩的射程能达到160~280 m^[12]299。汉代最强大的大黄弩的强度达到十石，其射程能达到300 m以上，堪称弩中之王。实验证明，即使是一石弩要用臂力张开也非易事，而二石以上的弩就必须用腰力或脚踏张弦，三石以上的弩就只能用双脚踏弩张弦了。从人体力学角度看，能开三石弩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惊人的力量，非常人所能为。这也意味着汉军的弩兵（材官蹶张、蹶张士）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兵种：一方面，弩兵必须是体形高大壮健，臂力、腰力和腿部力量都十分强大之人；另一方面，必须对弩兵的核心力量与专业素质进行严格训练，为此汉军还专门设有“主教放弩”的“发弩官”^[34]。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出土的汉代蹶张画像石，均用极为夸张的艺术手法刻意表现弩兵的强大臂膊肌肉和上肢力量及其强悍形象（图 2）。

4 “兵技巧”与两汉长短兵

两汉军队装备的近身格斗兵器主要有戟、矛、剑、环首刀、钩镶、盾等。汉代“五兵”包括“弓弩、戟、盾、刀剑、甲铠”^[2]。江苏、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上有兰锜（置放兵弩的架栏）图像，上置戟、矛、环首刀、剑、盾、钩镶、弩等长短兵器^[12]378-384（图 3）。国内各地出土了不少两汉时期的铁制戟、矛、刀、剑等兵器实物，这些考古材料都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军队常备近战兵器的情况。《三国演义》曾在人们心目中打造了一批家喻户晓的“神兵”，如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吕布的方天画戟等，但这些不过是文学想象而已，不是真实的历史。

《汉书·艺文志》却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即“兵技巧”中有蹴鞠、手搏、剑道和射法等，却没有关于戟、矛、槊、刀、钩镶、盾等近战格斗兵器的技法典籍。难道是汉代兵家不重视这些兵器的使用技术和训练，或是班固漏掉了这类典籍？

其实，汉代“兵技巧”虽未列长短兵，却并不等于使用这些兵器不需要训练，更不等于这些兵器不重要。西汉晁错曾指出，“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25]193，认为士卒的训练和兵器的质量是决定战场胜负的重要因素。他比较汉匈兵器之长短说：“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箫，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阨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25]193可见长戟、剑盾、矛铤等长短兵器之于汉军的重要性。事实上，相对于匈奴“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短矛）”^[24]143这样的马背民族而言，成年后才入伍学骑无镫马的汉军是无法在骑射技艺上与其竞长短的，只能采用“万弩齐发”和骑马持长戟集群突击的作战方式弥补自身的短板。

因此，使用戟、矛等兵器的技能技巧训练也是汉军重要的“兵技巧”。《后汉书·百官志》^[2]引《汉官仪》：“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滕，带剑佩刀、持盾被甲、设矛戟，习射。”尉、游徼、亭长都是汉代的基层官员。所谓“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2]。连这些基层官员平时都要进行包括长戟、刀剑在内的“五兵”训练，可见在正规部队中，使用这些兵器的技能技巧训练更是不可或缺。

可是，为什么《汉书·艺文志》“兵技巧”中又不见戟、矛、刀、盾等“便器械”典籍呢？真实原因在于：这些长短兵器在战场上固然很重要，但在实际作战中并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古代战争不会像《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双方将领在两军阵前各呈技艺，两两单挑。战场经验丰富的戚继光指出：“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9]12-13换言之，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军队诸多单位、兵种、武器装备配合的体系化作战，即便是野战也是大军突击，箭矢齐发，矛戟向前。在这样一个作战体系中，士兵使用戟、矛等近战突击兵器并不需要多少技巧，起决定作用的是纪律、勇气、体力等要素。这或许也就是《汉书·艺文志》“兵技巧”中没有戟、矛、刀、盾等长短兵器书目的原因。

虽然古代战争中戟、矛、刀、盾等长短兵器的使用必须服从军队整体作战要求，但对于将士个人而言，“武艺”仍是非常重要的。戚继光根据自身的作战经验指出：“夫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杀贼立功，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若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也。”^[8]87戚继光所谓的“武艺”就是冷兵器时代将士个人的体能与技能之和。《练兵实纪·练手足第四》有练足力、练手力等体能训练项目与校腰刀、校刀棍、校大棒、校大钯等技能考核科目。以此推论，虽然汉代兵器与明代有一定差别，但其“兵技巧”也应有类似体能与长短兵技能训练的内容。

两汉时期由于大规模使用骑兵，其将领不能像先秦车战和步战中多在军阵后面指挥作战，而必须身先士卒，陷阵冲杀，这就要求骑兵将领拥有高强的武艺。戚继光指出：“将军于前，使无技艺在身，安得当前不惧？且身当前行，恃我之技，可当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相随，人人胆壮，惟看将军气色。”^[8]186骑战导致两汉出现了很多胆气过人、武艺高强的骑兵将领。如汉初项羽被困乌江，“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28]196。汉末三国时的关羽、张飞号称“万人敌”。白马之战中，“（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33]140。

长戟是两汉步骑兵普遍装备的突击兵器。《释名·释兵》^[35]343：“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西汉晁错将“劲弩长戟射疏及远”作为汉军的标志性装备。汉代的戟是戈与矛的组装，其形似“卜”字，故又称卜字戟。戟在战场上可以刺、推、啄、勾，是汉代战场上的长兵之王。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了东汉晚期17件青铜执戟骑俑。河南、山东等地出土有汉军骑兵持戟刺杀头戴尖帽的匈奴骑士画像石（图 4）。东汉初，刘秀麾下大将马武被陇西隗嚣军追击：“（马）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20]288刘秀军讨伐公孙述之战，“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36]。魏将张辽“武力过人”，在与孙权的合肥大战中，“（张）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37]108。魏将典韦为敌所困，“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37]164。

除了长戟外，手戟（短戟）也是两汉常用近战武器。手戟既可与盾形成组合，也可双手各执一戟作战。三国时魏将典韦是著名的双戟高手，史载：“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37]163吕布“辕门射戟”射的也是“门候”手举的手戟。手戟除了近战防身之用外，还可掷出“遥击”敌人。吴主孙权曾“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22]53。典韦曾在战斗中遭遇敌人包围，“贼弓弩乱发，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37]162-163。典韦用手戟投掷击杀敌人应不是一时应急之举，而是手戟本身就有类似“飞去来器”的投掷击杀功能。

从文献和文物看，长矛作为制式装备至汉末三国时期才为军队步骑兵普遍使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几乎没有使矛的记载，但《三国志》中出现了很多使矛的名将。汉末名将公孙瓒曾率军数十骑遇鲜卑数百骑，“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23]40。名将吕布与郭汜决斗，“布以矛刺中汜”^[23]3。马超与阎行决斗，“行尝刺超，矛折”^[37]27。当阳之战刘备军溃败，张飞断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33]146。吴将程普曾在战场上为救孙策“驱马疾呼，以矛突贼”^[38]2，丁奉“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阵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38]40。长矛功能单一，技术简单，制作容易，步骑兵突击时杀伤力强，东汉以后逐渐取代了戟的地位。

两汉军队装备的短兵主要有环首刀和钩镶。这2种都是汉代特有的短兵，虽然史籍中很少记载，但考古文物中多有发现。环首刀系铁制，刀身较长，厚脊薄刃，其在战场上凶狠的砍杀功能远超以击刺为主的剑，在西汉一出现就迅速成为汉军大规模装备的近战格斗利器。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砖多有环首刀图像，如江苏徐州博物馆藏东汉战争画像石、河南安阳高陵出土水陆攻战画像石等都有士兵手执环首刀搏杀的形象。国内各地出土不少环首刀实物，其长度一般在1 m以上。

钩镶是仅见于汉代的一种将盾、刺、勾组合而成的近战短兵，其造形十分奇特。这种兵器在史籍中很少记载，东汉刘熙《释名·释兵》^[35]351：“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国内多家博物馆藏有汉代出土钩镶实物（图 5）。钩镶的奇特造型专为克制汉代战争中的王牌兵器卜字戟。在近战格斗中，钩镶一般与长矛、手戟、环手刀、剑等配合使用，先用钩镶勾锁对方长戟的横突小枝，再以右手所执刀、剑、矛、戟等兵器击杀对手。

综上所述，虽然长短兵器训练方法未列入《汉书·艺文志》的“兵技巧”，但并不意味着汉代军队的训练和考核科目没有这些技能与方法内容。前引两汉武艺高强的猛将使用兵器的技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而只能是后天训练所致。《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载两汉军队和地方规定教习、考核的“五兵”就有刀、剑和戟，说明各类兵器的训练也是两汉“兵技巧”的重要内容。尤其在汉军对匈作战中，主要依靠手持长戟的骑兵集群突击抵消自身相对于匈奴骑射技术的先天不足，在近战中手戟、环首刀、钩镶等短兵配合盾牌使用也发挥出极大威力。因此可推论，长戟、环首刀、钩镶等长短兵训练也是汉军的必修科目。只是与骑射训练一样，由于话语权与书写者的原因，汉军长短兵的训练不见于文献典籍。

5 结束语

从国家层面而言，“戎”在任何朝代都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权稳定的大事。虽然囿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和历史书写者的原因，史籍中鲜有军队训练细节，但毋庸置疑，中国古代军事训练体系包含了丰富的古代体育内容，军人的体能和技能训练在古代练兵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两汉是中国古代战争和军事训练的重大变革时期。与先秦时期战争性质主要是农耕民族的“内战”不同，汉匈战争改变了战争形态。原来以车战和步战为主的中原军队必须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以骑射为主的新型战争。为此，汉王朝不仅主动进行了军事变革，通过“习射御骑驰战阵”来“以骑制骑”“以弩制弓”，而且还实行“非教士不得从征”“士不素习，不得应召”的预备役训练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军队训练体系。汉军为了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引入手搏、剑道、蹴鞠等一系列身体活动作为“习手足”的训练手段与方法，并形成了从民间到军队以弓射、骑射、弩射以及刀、剑、戟、矛为核心的“便器械”技能训练体系。由于古代文献典籍对这部分内容鲜有记载，如今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参照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练兵著作，并通过运动学实证方法研究、反推两汉时期军队的“习手足”“便器械”训练方法体系。可以确定的是，汉王朝“兵技巧”军事训练体系为汉军最终战胜强大的匈奴军队提供了重要保障。《汉书·艺文志》所载“兵技巧”书目也为研究两汉时期军事训练和军事体育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作者贡献声明：

郝勤：确定论文选题，搭建整体研究思路，撰写基础内容；

宋秀平：收集、查阅文献，文字梳理与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