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使我国体育健儿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参与国际竞技体育赛事。后备人才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实现“体育强国梦”乃至“中国梦”的基础。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到1988年“兵败汉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学术界也开始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行研究，但研究数量较少、质量不高。从1991年起，中国就积极向国际奥委会申请承办奥运会，直到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经过艰辛的申奥历程，全国人民的奥运梦即将实现，举国上下开始注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学术界也掀起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的高潮。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实现了金牌榜新的突破，跃居第1位，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较强，归根到底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功劳，同时，也凝聚了学术界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的贡献。但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仍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结构不均衡，优势项目提升空间有限，潜优势项目整体缺乏后发优势和潜力，基础项目、“三大球”以及冬季项目整体水平较低；国内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竞技体育创新驱动不足，科学化管理和训练水平有待提高；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面临新的困难和冲击^[1]。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新的方向。

鉴于此，本文以16家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为检索范围，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篇名共检索相关文献119篇，遴选出与本文最相关的文献100篇。通过对这些文献归纳整理，总结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形成的共识、存在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展望，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提供参考，使其更有针对性，成果更具实际应用价值。

1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目标、政策研究 1.1 培养目标研究

目标指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含“里程”之意。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目标即：因制度、传统、文化、历史之约束，历经“有目的、有组织、长时间”的社会实践过程，达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标准。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目标的维度较为单一，强调竞技体育能力的提升，追求社会效益以及国家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在转型期，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开始改革, 以多样化的培养主体多路径地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为主流，培养目标呈现多元化和多层次特征^[2]。未来，应以“目标关联维度”考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目标，达到时间、空间、途径和效益四大维度的协调统一。同时，仍需加强目标执行力，完善培养目标的管理结构，加强对目标执行过程的检查与反馈^[3]。

1.2 培养政策研究

竞技体育人才政策是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航标”，引导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健康化、高速化、标准化、可持续化发展。因此，国家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因地制宜”，出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政策法规，如国家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拓宽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培养输送通道^[4]，上海市出台《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湖南省出台《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条例》，福建省出台《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等。同时，学术界对此也给予了关注。从政策学与人才学的视角探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政策，大致包括教练员人才培养政策与运动员培养政策两方面的案例研究。在教练员人才培养政策方面，教练员人才政策的选聘、培训等存在内容缺失问题，同时也缺乏完善的教练员引进政策、激励与制约相结合的政策，建议建立配套、健全、完善的教练员人才政策系统^[5]。在运动员人才培养政策方面，运动员选材、训练、教育、职业规划、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开始逐步细化、完善，日趋系统并形成体系，如发挥高等院校体育科研优势，重视全民健身运动，合理分配体育资源，突出运动员教育的完整性，转变政府职能并呼吁社会力量的全面参与等^[6]。

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研究 2.1 培养体制研究

从现有研究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体育体制是一脉相承的。“体制”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本源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因素。目前学术界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在训练体制方面，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社会转型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7]，再到多元化的训练体制^[8]，进而形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学校化、社会化、产业化培养路径^[9]。学术界一致认为，多元化训练体制下的训练主体之间存在职、权、利的矛盾冲突。

（2）在竞赛体制方面，主要体现在“运动成绩”“金牌战略”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影响。学术界一致认为：以“金牌战略”“运动成绩”为主要目标的多元化“竞赛体制”能够促进社会各阶层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关注度的提升，拓展经费的来源渠道，使选材、训练、竞赛更加规范；弊端是“成绩至上”的导向，“输送与名次”的奖励失调，异类竞赛安排使衔接欠佳。建议改革省运会的竞赛与计分办法，加大运动员管理力度，扩展竞赛市场^{[8, 10-13]}。

（3）在管理体制方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行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其优点是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见效较快；弊端是囿于计划经济集权制的思维，过度依赖政府的运行机制与财政拨款。建议转化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更新体育管理理念，理顺组织间关系与权限划分，建立健全协会管理制度^{[8, 14-15]}。

（4）在培养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练员培养体制不尽合理，缺乏纵向、横向之间的交流；运动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训练科学化程度较低；竞赛杠杆调节失灵。建议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多轨制培养体制与人才梯队建设体制^[16-18]。

目前，全面深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方向已依稀可见，即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协助等多元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延续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困窘—破解”研究脉络，可以发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困窘主要集中在：训练与竞赛体制未理顺；人才培养动力不足；市场作用未凸显；学校体育发展滞后；结构紊乱，规模受限。

2.2 培养机制研究

“体制”的变革会引起“机制”特质的变化。从管理学角度看，“机制”是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互动的过程^[19]。随着我国体育改革的全面深入，多元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初步形成。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观念禁锢、经费不足、教练员水平不高、天赋佳的后备人才少、部分规定不合理、竞赛体系不健全等，提出建立教体结合、多元化培养的运行机制^[20]。

（2）在市场机制方面，随着社会化和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嵌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的配置逐渐由“政府意志”配置过渡到“市场机制”配置，建议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和人才交流市场机制^[21-23]。

（3）在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转型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不同层次（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分化加剧，协调各层次利益的机制不健全，建议构建不同层次利益协调的整合机制^[24]。

（4）在动力激励机制方面，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不足，难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不同层次的利益整合机制不协调。建议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适度动力机制和全面灵活的激励机制^[25-27]。

一言以蔽之，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研究方面，大致形成了“困窘—破解”的研究范式。从这一模式看，主要存在运行机制、市场机制、整合机制、动力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困窘”，进而就此“困窘”提出“破解”之道。从本质上看，运行机制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践路径的主线，市场机制是运行机制的外部“调解员”，整合机制是运行机制的内部“调节员”，动力激励机制是运行机制的潜在目标，保障机制为运行机制解决后顾之忧。另外，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的相关文献看，出现“机制”与“体制”的混淆，如文献标题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而阐述的则是“体制”。这也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应辨析“机制”与“体制”，避免“治标不治本”的现象。

3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3.1 政府培养模式研究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政府培养模式主要指由“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长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借助政府的行政优势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目标^[28]。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坚持和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政府培养模式^[29-33]，如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一条龙”训练网^[34]，国家和省区市两级专业队以及县、市、省三级训练网^[35]，“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36]等。可以看出，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前期，政府培养模式使中国竞技体育由“落寞”走向“辉煌”，这一模式与之所处的时代相匹配，因而并非永恒不变。随着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政府单一培养模式也在变化中调整，努力实现动态平衡。但有一点很明确，政府必须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而且应占据主导地位。

3.2 社会（市场）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学术界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市场的关注度与日俱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市场）培养模式应运而生。杨再淮等^[37-38]从市场定位、影响因素、市场要素等3个方面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展开研究，认为：市场定位要满足健康需求、升学需求以及择业需求；人才市场的发展动力、市场保障是后备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市场主体、载体、法则是人才培养三大要素。同时，学术界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市场）培养模式提出如下建议：建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市场^[39]，实施市场宏观调控机制，健全后备人才市场法规和体系，制订后备人才市场发展规划，协调后备人才市场中各市场主体的关系^[23]。以上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期与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培养主体、目标也由“单一化”转为“多元化”。另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市场至今仍未满足健康、升学及择业三大需求，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诸多学者的研究也为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市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揭示了其现实意义。

3.3 混合培养模式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与日臻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已被打破，而纯粹的市场培养模式尚未成熟。为了“取”政府、市场培养模式之精华，发挥政府主导、市场基础资源配置之效，学术界开始探讨混合培养模式：①培养模式理论探讨。改革创新，理论先行。以“创新理论”为依托，建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6个环节”（选、训、送、赛、跟、安）理论模式框架^[40]，以及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系的理论框架、基本组织结构^[41]。②以教育系统为依托的模式，包括“体教结合”模式^[42-49]，“小学—中学—大学”培养模式^[50-53]，“竞技体校”培养模式^[54]，“业余体校—体校—专业运动队”与“国家项目中心—院校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单项后备人才训练基地”两元共生培养模式^[55]。③以家庭为依托的模式，包括“走训制”的“家庭合作”培养模式^[56]与“个人—家庭”培养模式^[57]。④以政府、社会、企业、家庭等为依托的多元化培养模式^[58-63]，包括“温州模式”^[64-65]、“南通模式”^[66]、“清华模式”、“丁俊晖模式”、“举国体制培养模式”^[67-68]、“竞、教、研、企”四结合培养模式^[69]、“三位一体”培养模式^[70]。以上研究表明，培养主体的多元化促使多元化培养模式的形成。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趋势看，传统的政府一元主导培养模式已渐被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取代，且多元化培养模式已初具雏形，处于加工、包装、创新阶段。当然，各位学者所提出的竞技体育培养模式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孰对孰错之别，目标在于既能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省情、市情，使之本土化（本省化、本区化、本市化），又能与竞技体育的实践完美契合。其中，“温州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性模式，符合该地区以及类似地区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际。

无论是政府培养模式，还是社会（市场）培养模式，以及混合培养模式，其本身并无孰对孰错之分，皆为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应然模式，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今，随着社会转型、制度变迁，培养模式的推陈出新是必然趋势，旧的“举国体制”应转变为新的“木桶理论”型举国体制。同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多元培养模式已成为“此时、此刻、此境”的最佳选择，其中，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一元”，且是“主元”，即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多元治理理论与多中心理论，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且已开始试点、试行，理论与实践有望完美契合。

4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全国、区域、省域研究 4.1 全国研究

放眼全国，众学者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行普适性研究，旨在探求“通用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战略规划，视域宽泛，求同存异，主要涉及节约型社会理念、主体教育理念、和谐社会视角、边缘革命视角、育人夺标理念、生产性投资观点以及生态系统结构角度的创新应用研究。

（1）节约型社会理念应用研究。运用节约型社会理念探讨“节约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与机制，破解“高投入、低产出”与“人才资源严重匮乏”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之困，旨在探索“良性循环”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可持续发展策略^[71]。

（2）主体教育理念应用研究。树立主体教育理念，培养与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主体意识，破解“主体性缺失”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之困，旨在回归主体、回归人的丰富性^[72]。

（3）和谐社会视角应用研究。和谐社会强调社会构成要素达到协调的状态，应用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领域，旨在消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诸多不和谐现象，提出投资主体多元化、运动管理主体多元化、训练体系科学化以及管理形式协会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发展趋势^[73]。

（4）边缘革命视角应用研究。沿循边缘革命的逻辑，探讨、解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3个典型基层成功案例（①以企业为主，与政府、学校联合培养；②非营利组织培养；③体教融合培养），旨在达到触类旁通之效，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建言献策^[74]。

（5）育人夺标理念应用研究。树立“育人夺标”的理念，破解“三级训练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之困，重构“育人夺标、以人为本、开源广蓄、优化整合、节能增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75]。

（6）生产性投资观点应用研究。以生产性投资观点看待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长投资及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破解“投资体系不健全”“投资渠道单一”“产权边界迷糊”“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失衡”的“举国体制”与“全运战略”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之困，旨在探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长多元化投资与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改革新思路^[15]。

（7）生态系统结构角度应用研究。树立生态化培养理念，从生态系统结构角度审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生态化转变，奠定“立体型”“渗透化”“交融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发展的基础，以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系统的生态效应，并促进竞技体育形成良性生态^[76]。

从“全国”视域探析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相当于“普查”研究，全面而具有普适性。显而易见，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培养体制、培养机制以及培养目标已具雏形，摒弃以往的“单一化”已成为现实。但无论“单一”还是“多元”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只不过是时代变迁中的“适应”产物。现今推行的“多元化”更符合我国国情，能够顺应竞技体育发展的需要，维持“供需平衡”。

4.2 区域研究

以“区域”的视角进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案例研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标志着“针对性”研究的开端。通过对以下几个“区域”的实证研究，初步形成“问题—对策”的研究范式。

（1）西南地区研究。以川渝地区的案例为主，存在人才流通不畅、项目布局同构且效益低、培养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及缺乏优质精品后备资源等问题。建议树立“一体化”理念、规范政府职能、建立区域协调机构、完善考核机制以及增强区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市场调控^[77]。

（2）东南地区研究。以江浙沪、长江三角洲、浙西南欠发达地区的案例为主，主要存在行政区之间各自为政、培养体系效益较低、体制机制不合理、学训矛盾、选材培训就业不尽如人意等问题。源于管理体制、训练水平、资金经费以及竞赛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建议依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一体化”的培养思路，走体制改革、“融体于教”的新式“体教结合”之路，同时施行“走训”模式^[78-82]。

（3）西北地区研究。以陕西省的个案为主，结果表明教练员素质、项目布局、运动员培养、资金投入以及科研水平制约着陕西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建议加强教练员培训、加大经费投入以及优化运动员选材^[83]。

（4）跨地区研究。以广东等6省（市、区）、广西等12个经济欠发达省（市、区）的案例为主，主要存在思想认知不足、过度依赖“三级训练”制度、培养渠道相对单一、学校课余训练名存实亡、体育资源配置匮乏、围绕全运会布局项目多有雷同等问题。建议共同探索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运用“体教结合”式运动员培养新思路，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初步建立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运动训练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84-85]。

从“区域”角度看，学者们主要选取西南地区（川渝地区）、东南地区（江浙沪、长江三角洲、浙西南欠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较为深入的问题剖析，未重视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大“北方区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以至不能通过“区域”的视角对我国四大区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进度、成果进行宏观考量，也不能通过“区域”间的对比研究扬长避短。当然，这也为“区域”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后续深入研究给予了启示与铺垫。

4.3 省域研究

以“省域”视角探析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具有典型的地方针对性和代表性。从现有研究看，“省域”研究主要涉及上海市、湖南省、四川省、浙江省、辽宁省、安徽省、广东省、陕西省、江西省、河南省，初步形成“问题—对策”的研究范式。

（1）对上海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包括管理体制、科研体制、人才培养机制等的研究，建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既要有“科学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战略目标与“集团化、集群化、集约化”的战略选择，也要建立“选材优化→培养分级→教练员队伍建设”的培养体系^[86-87]。

（2）对于湖南省、四川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资金经费问题，如政府财政压力大、经费投入渠道单一、资金经费配置不均等，建议施行“政府+教育+社会+企业+家庭”等多元融资方式，发挥市场机制的功效，同时增加基层业余训练经费资源，保障均衡性^[88-89]。

（3）对于浙江省、辽宁省、安徽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生源问题，如生源贫瘠、选材困难、学训矛盾以及运动员退役再就业困难等，建议理顺人才输送渠道，完善选材体系，落实“体教结合”培养模式，建构多元训练体系，培育退役运动员就业保障机制^{[47, 90-95]}。

（4）对于广东省、陕西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教练员问题，如缺乏系统的教练员引进机制、教练员人才政策缺乏保障、教练员自身能力（敬业精神、训练水平、科研能力等）不足，建议配套、健全、完善教练员政策系统（保障政策、交流政策、引进政策等），强化主教练负责制，建立教练员职称评聘制度，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做好教练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强化教练员的培训和进修工作等^{[5, 11, 18, 96-98]}。

（5）对于江西省、河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地问题，如体校面临生存危机、多数民办类相关学校（体校、武校、俱乐部等）尚存不足、高校后备人才培养薄弱以及体校工作缺乏规范化与科学化等，参考国外经验^[99-100]建议加大培养基地建设力度，拓宽出口，实施高校竞技体育目标工程^[101-103]。

总的来看，各省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均亟待调整、变革或重构，运动员（生源、选材、文化、训练、就业）、教练员（训练、政策、内因）、经费、培养基地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都严重阻碍了各省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当然，经济较发达的省域（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相较于经济欠发达的省域（河南省、陕西省、辽宁省），教练员水平、场地基础设施等综合水平较高。

5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的共识、问题、展望 5.1 共识

（1）从宏观角度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我国竞技体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加强后备人才培养有利于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2）从微观角度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队伍建设的强有力后盾，加强后备人才培养有助于竞技体育队伍“纳贤储才”，以消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的隐患。

（3）从研究范式看，“现状描述—问题发现—对策提出”一脉相承，自古有之，即先“看”，有“问”，必“答”。学者在描述“现状”的同时要究其“问题”，也要探其“对策”。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研究，形成了“现状—问题—对策”的范式。

（4）从研究趋势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逐渐从理论层面拓展至实证层面，由开始的质化研究逐渐转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且逐步偏重于量化研究；从全国性实证过渡到区域性实证，逐渐呈现“分区域”“分项目”“多案例”的研究趋势。

（5）从培养趋势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正逐渐脱离“举国体制”下的政府单一培养模式，摆脱“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向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合作的“多元化”培养模式迈进。

5.2 问题

（1）理论与实践研究不均衡。多数学者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时仍滞留于理论层面，即就理论研究理论，如止于培养模式的构建，未付诸实证，又如缺乏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证、案例的系列性研究与跟踪调查，尚不能有效地验证、检验或考量评价模式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同时理论研究深度不足，缺乏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撑，即“立不住”。另外，仅有的实证研究涉及的省域、区域不全面，应加强其他省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因地制宜地实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同时，也要加强区域与全国范围的研究，增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宏观战略的普适性。

（2）研究深度不足，存在“点到为止”的现象。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历史、现状、宏观等层面，未挖掘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即表面工作多，实质工作少。同时，缺乏对于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以及政策革新等引发的变革及趋势的细微把握，导致研究结果滞后于实际发展。

（3）共性研究多，个性研究少。多数学者往往会有“以一概全”的想法或观点，或存在“求同存异”的思想禁锢。研究内容多偏向于所有项目人才培养的共性，而忽视项目自身的个性。

（4）对体制问题研究不深。谈及体制问题，多数学者有所忌惮，不愿正视，大多选择回避或绕开的方式，未深入挖掘体制的问题与弊端。一切研究的基础都建立在现行的体制之上，如忽视体制会使“根基”不稳。

（5）研究视域单一，成果应用性低。大多数研究往往局限于体育领域，未能在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展开“动态性”研究，也未能从人才学、生态学、计量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探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提出的“对策”“模式”“体制”“机制”等解决后备人才培养问题的措施，其针对性、应用性、适用性及可操作性欠佳，有待进一步考量，即“研究”与“应用”存在脱节现象。

5.3 展望

（1）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选材”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材”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开端，也是一系列工作展开的基石，决定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成功与否。应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材”方面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分项目”研究。不同的项目需要不同的人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要因“项目”之“异”而“异”。可建设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分项目研究专题，进行模块化研究，也可依据项群理论建设项群专题进行研究。如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的针对性、应用性都会显著提升。

（3）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教融合”研究。中国进入新时代，理应探索一种不同于国外、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即中国特色“体教融合”模式。同时，“体教融合”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政策基础，如《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因此，“体教融合”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亟待探索，将成为后续研究的热点。

（4）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绩效评价机制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评价机制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评价运行模式、反馈机制，是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效率与能力的一种保障体系，其为实现科学、有效地落实绩效评价理念、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因此，加强绩效评价机制研究，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运转更加和谐、高效，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

（5）借助科学的量法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量化研究。如：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心理；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效率；借助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均衡性；借助平衡计分卡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绩效评价体系；借助空间探索方法分析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空间分布；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效益；等等。值得强调的是，如何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后续研究应高度关注的问题。

作者贡献声明：

王松：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论文；

张凤彪：审核、调整研究思路，指导修改论文；

崔佳琦：搜集统计数据，调研文献，核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