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体育大学  任  海

旨在减轻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以下简称“双减”政策）的出台，让我国1.56亿中小学生松了一口气，也为学校体育发展赢得了空间。然而，如何充分把握这一政策机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学校体育发展？这就需要明确当前学校体育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学校体育以“健康第一”为教育理念。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且是一个人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诸维度上达到完满状态。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基本因素。在身体方面，在国民营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体力活动正全方位地退出日常生活，能量吸收远大于能量消耗，导致慢性病流行；在心理方面，由于社会竞争日趋剧烈，心理压力激增，心因性疾病陡增；在社会适应方面，随着亲缘社会的解体，人际关系趋冷，社会信任度降低，行为的道德性趋弱。

学校体育是国民健康的重要基础，它不仅要让学生养成体育习惯，以维护其在校期间的健康，更要让学生将这一良好的习惯保持终身，在其生命旅途中维护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维度的健康。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的小学和初中学段，是一个人习得体育技能、养成体育习惯的“窗口期”，也是实现健康中国“筑基固本”的关键时期，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要让孩子们养成体育习惯，具备参与体育的动机是前提。这本来不应成为问题，因为孩子天性好动，与体育有天然的亲和力。然而，今天激发孩子们的体育动机却似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沉重的作业负担压缩了孩子们的体育空间，也因为久坐生活方式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还因为诸如网络游戏等新奇娱乐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双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孩子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他们更多地参与体育提供了可能，但如何让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如何让孩子们主动摆脱久坐生活方式的束缚和各种消极娱乐的诱惑，自觉自愿地选择“出汗受累”的体育锻炼和体育娱乐方式，生龙活虎地运动起来？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

平心而论，我国对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体育被列为必修课长达14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体育课内容从田径、体操到球类活动，项目不可谓不全。然而，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学生参与体育的动机缺失或不足，他们多在达标、评比、评估、加分等外界因素压力的驱动下参与体育，压力一旦消失，体育行为也随即消失，无法形成体育习惯。从教育视角看，“被动体育”有体育之形，无体育之实，有表面的一时之功，无持续的长久之效。然而，今天改善孩子们身体状况的紧迫性使得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加大干预力度，强化“被动体育”，最明显的例子是将体育成绩纳入升学考试。于是，我们看到在楼前屋后的空地上忧虑的父母督促着焦虑的孩子反反复复地练习跳绳、绕杆运球、垫球等。须知，三大球是技能密集型的活动，排球有传、垫、扣、发、拦，篮球有运、传、截、切、投，足球仅脚法就分为脚背正面、脚背内侧、脚背外侧、脚内侧、脚尖等。为了考试，将集体项目窄化为个体单一技能，孩子们在枯燥单一的动作重复中，既体验不到多种技术转化的快感，也感知不到集体项目团队协同的魅力。尽管“被动体育”难以激发孩子们参与体育的持久动机，甚至会误导孩子们的体育认知并引发负面心理反应，尽管大家知道其效果多限于短期，但我们仍不得不使用，这说明学校体育本身也会出现“双减”政策要坚决克服和杜绝的“机械、无效作业”和“重复性、惩罚性作业”。少年儿童时期的“被动体育”，到成年或老年后会再次出现，不过那时驱动人们体育参与的是苦不堪言又难以医治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

“双减”政策的出台再次引发人们对学校体育的反思，如何将“被动体育”转变为孩子们自觉、自愿参与的“主动体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玩”这一概念就自然进入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视野。

“玩”也称“游戏”。在传统社会“玩”多被视为没有实用价值的时间虚掷和精力空耗，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贬义性，常与不认真、不负责、不严肃、不求上进等消极意义联系在一起，如“吃喝玩乐”“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玩弄诡计”“玩忽职守”“玩火自焚”等词语人们多耳熟能详。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言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更是将学业与玩耍对立起来，断言学业因游戏玩耍而荒废，众多家长和教师将其奉为警句，“贪玩”也就成了影响少年儿童文化学习的“罪魁祸首”。出于对“玩”根深蒂固的偏见，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有大量与“玩”有关的娱乐活动，但“玩”戴罪之名不曾改变。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也基本如此。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玩耍”或“游戏”文化的教育价值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其名著《游戏中的人》（Homo Ludens）中将“游戏”表述为“一种自由的活动，有意识脱离平常生活并使之‘不严肃’的活动，同时又使游戏人全身心投入、忘乎所以的活动。游戏和物质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游戏人不能够从中获利。游戏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遵守固定的规则，井然有序。”法国社会学家罗杰·凯洛伊斯（Roger Caillois）在约翰·赫伊津哈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将“玩”的特征归纳为：①有趣，游戏让参与者愉快；②分隔，游戏在时空上与日常生活相分离；③悬念，游戏结果是不确定的；④非生产性，游戏无功利性的实用价值；⑤有自己的规则，游戏规则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规则；⑥虚构的真实，游戏虚构的真实使人沉浸其中。

正是游戏的这些特点，使人在游戏时摆脱日常生活规则的束缚，不为外物所累，充分获得自由，得以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尽情展示自己，在依据游戏规则与玩伴的友好较量中全力开发自己的潜力，积极提高自己的技能，改进自己的谋略，以便在游戏中取胜。也正因为这些特点，游戏总与愉悦相伴，如约翰·赫伊津哈所描述的“游戏的心情或喜不自禁或热情奔放，游戏的气氛或神圣或欢庆，视天时地利而定。高扬的紧张情绪是游戏行为的伴侣，欢声笑语和心旷神怡随之而起”。德国思想家、诗人席勒也因游戏彰显个性自由而对之赞赏有加。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曾言：“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整的人。”

当具有这些神奇特征的游戏与少年儿童的身体活动结合在一起时，二者相互激荡，相互促进，游戏变得生机勃勃，身体活动变得趣味无穷。跑、跳、投、踢、抛、接、悬垂等单调的身体动作，经过组合，构成独具魅力的身体游戏，让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乐此不疲。身体游戏将身体活动趣味化，其并不仅为了让孩子们玩得高兴，更着眼于在不经意间培养孩子们的多种能力。这是因为所有的身体游戏都设有需要用身体应对的困难和障碍，游戏的过程就是身体不断接受和应对挑战的过程。这使得游戏过程形势多变、跌宕起伏，孩子们全神贯注、随机应变、见招拆招，持续地运用身体技能、智慧、意志和团队精神克服困难、超越障碍。身体游戏的全身心投入，不仅让孩子们玩得尽兴，而且还能“玩”出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心智和完整的人格。这就是寓教于乐。

近代以来，身体游戏对青少年独特而有效的教育价值受到教育家们的高度关注，游戏与身体活动在教育维度的结合演化出竞技运动这一极富教育价值的身体游戏。今天我们说的学校里的“操场”（playground），其本意并非“操练场”，而是“玩乐场”或“游戏场”，孕育了我们熟悉的大部分运动项目，这些运动项目建构了学校体育的“骨干”，如足篮排三大球、田径、体操等运动均发端于学校，遍及各地的运动会也源于学校。蔚为壮观的竞技运动体系，其实质就是“玩耍”“游戏”，其核心价值就是教育。就连今天声名赫赫的奥运会（Olympic Games）也可被译为“奥林匹克游戏”，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将其视为教育青少年的重要方式。

可见，“不严肃”的“玩”其实承载着极为严肃的教育使命，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不可或缺的身体和精神养料。就此意义而言，“玩”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的灵魂。进入21世纪以来，“玩”的教育价值愈发引人注目。英国国家运动场协会（National Playing Fields Association）等在Best Play：What Play Provision Should do for Children中指出，“玩”为少年儿童的成长提供了3种机会：①享受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之加以控制的机会；②探测自身活动边界和探索风险的机会；③享有广泛的身体、社会和智力体验的机会。少年儿童从玩耍和游戏中可获多种益处：①培养独立和自尊；②形成尊重他人的品格，进行社会互动；③支持整体良好状态，促进健康成长与发展；④提高认知和理解能力；⑤提升创造力和学习能力。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一文中也说过，“教育乃一种快乐之事业”，提出“视教育为游戏的作业、作业的游戏也。至于劳碌动作以求结果之代价者，则宜摈弃于教育界外”。对孩子而言，“让他跑，让他跳，让他玩耍，他就能长得活泼有精神”。

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指出：“儿童有权参加适合其年龄的游戏和娱乐活动。”

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少年儿童天生富有游戏精神，我们要珍惜这种天性，呵护这种精神，为“玩”正名，让孩子们玩得心安理得，让学校体育保持游戏精神。正在进行的学校体育改革已经沿着这个方向起步，提出“尊重儿童主体地位和权利”，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让我们坚持下去，变“被动体育”为孩子们欢天喜地投入的“主动体育”。健康是玩的伴生物和副产品，一个爱玩、会玩的孩子自然是健康的。成人为健康而锻炼，孩子因玩而健康。让孩子们玩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  毛振明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揭开了基础教育改革大幕。“双减”犹如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不仅打破了2021年秋季开学前学校的平静，也影响了整个教育领域和全国人民的思绪。人们在纷纷称赞这一重大改革之余也有些茫然，许多家长甚至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为“双减”高兴还是忧虑，部分家长开始采取颇为矛盾的行动：他们一边抱怨之前家庭作业太多、孩子睡眠时间太少、参加课外辅导班经济负担太重，一边四处打听“双减”后怎么能给孩子请到好的家教，从哪里能找到好的练习题让孩子做。中小学里也是一片忙乱景象，教师们开始了“弹性上下班”，他们缩短了备课、学习和休息的时间，为15：30—17：30的“新工作”而忙碌着，“真的好累”的声音不绝于耳，极个别撑不住的教师已向学校递了辞呈；本应因“双减”而受重视的音乐、体育、美术教师却没有预想的那么高兴，工作量增加带来的烦恼似乎已超过学科被轻视造成的不满；全国的校外培训机构更是“哀鸿遍野”，校外教育从业者人心惶惶，个别“脑子灵活”的培训机构经营者已将“校外培训”改为“家政服务”，校外培训教育大有“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打游击”的趋势。

在乱象面前，党和国家推进“双减”的意志仍坚定不移，“双减”工作正遵循着“学生为本、回应关切、依法治理、标本兼治、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统筹推进、稳步实施”的原则和策略有条不紊地开展，国家对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的集中培训正在进行，对校外培训机构人员的安置工作也在稳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方法论已从学校教育中面向学生的“减负”扩展到校外面向家长的“双减”，一场史无前例的涉及中国教育深层次、“老大难”问题的教育革命正在步履坚定地向我们走来。

要深刻理解“双减”的背景和意义，必须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高度去审视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是理解“双减”深意的重要线索和依据。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开篇指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清“双减”的深刻背景和深远意义。

（1）“双减”的初心和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双减”是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中国的老龄化及人口红利衰减”“中国青少年正确理想信念树立”“素质教育全面决胜与核心素养培养体系建立”以及“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等宏大背景提出的，因而“双减”必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最为深刻、最具“震爆力”的改革，可以被称为“新时代的教育革命”。

（2）“双减”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以保证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双减”背后是“谁来教育中国的孩子”的重要问题。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事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下，全面提升教育质量需要财力支持和时间积累，社会教育资源则是在这种条件下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但是，在应试教育的不断强化过程中，校外培训逐渐发展过度且越来越畸形，严重影响了学校教育这一主战场，更为严重的是西化的教学内容甚至错误的意识形态混杂其中，使中国的青少年教育面临着“培养什么人”“谁在培养人”的严肃拷问。

（3）“双减”的“重锤”是全面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以维护家长利益。“双减”中关于“减轻校外培训负担”的“减”是比较新的提法，也是比较新的工作，更是引起社会大震动的那个“减”。校外培训负担已成为影响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并进一步影响中国人口结构的大问题。据统计，现在全国的学生家长在校外培训教育方面的总花费已经超过了国家对教育的总投入，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上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种侵权行为已成为社会问题。“双减”拟解决的不单单是学校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4）“双减”的直接目标是构建良好教育生态以缓解家长的焦虑。以“起跑线”为命题的激烈应试教育竞争、沉重的校外培训经济负担、择校的彷徨与焦虑、面对高价学区房的贫富差距感受、上下学接送孩子的劳累和对学校就餐的不安、对校园安全的忧虑与恐惧等都严重扰乱了中国的教育生态。在不良的教育生态中，家长、社会、学校、教师、学生均处于焦虑状态，此次“双减”就是要优化教育生态以消除这些焦虑。

（5）“双减”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在“双减”过程中实施的减作业、增加文体活动、取消校外学科培训、推进教师弹性上下班等都是手段和途径而非目的。“双减”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较高素养、快乐时间、健康身心还给学生，把育人责任还给学校，把教学责任还给教师，把安心和舒心还给家长，把健康发展的青少年还给祖国。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这为开展课外、校外体育活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体育教师和社会青少年体育教育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许多体育教师跃跃欲试，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欢欣鼓舞。

毋庸置疑，“双减”之后一定会有“双加”，这个“双加”是“加强学校课内外教育对青少年的综合素养和身心健康促进”和“加强学生校外文体、科技、劳动、社区服务等活动以构建朝气蓬勃的校外素质教育氛围”，其中体育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无论对于学校体育，还是体育教师以及在校外教育耕耘的体育人而言，“双减”都是难得之“机”。①学校、家长乃至全社会都会比以往更加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②在学校增加体育活动时间乃至增加体育课时都会变得更合时宜和顺理成章；③多年来在课表上“名存实亡”的“班级体育活动”“课外活动”有望“复活”和得到发展；④学校里的体育社团、学校运动队等工作也会得到重视与发展；⑤学校体育教师的工作舞台更加广阔，他们展示存在价值和特殊才能的机会也变得更多；⑥体育教师通过指导学生体育锻炼而获得的经济收入会有所提高；⑦社会体育资源会“涌入”学校体育，促进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融合。

但是，这些“机”也是需要警惕的“危”。①当学校、家长乃至全社会比以往更加关注学生的课内外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时，他们的眼光会变得更加挑剔，学校体育的问题也会更加凸显，甚至可能出现重大的负面舆情；②增加体育活动时间乃至增加体育课时会使本就不足的教师资源、场地器材资源变得更加紧张，运动安全隐患增加；③要恢复已多年“名存实亡”的“班级体育活动”“课外活动”必须得到班主任、少先队、共青团等各方面的配合，需要对学校中的“工作悠关方”和“责任悠关方”进行动员并明确责任；④学校里体育社团、学校运动队的发展必然要求校内外体育竞赛体系的建设，也需要更多的经费投入，这都是新的挑战；⑤学校里体育教师的工作舞台得到拓展之后，其专业化能力也需要提升，而“一专”（专项技能）、“一能”（锻炼学生身体的能力）、“一全”（安全组织体育活动的能力）将变得非常重要；⑥虽然体育教师的经济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是他们的指导质量以及身心的健康水平未必会相应提高；⑦社会体育资源会“泥沙俱下”地“涌入”学校体育，校外体育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地快速生长，这些依然会给学校的立德树人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隐患。

“双减”并不是孤立的动作，国家为强化青少年教育与权利保护打出“组合拳”。在这套“组合拳”中，“清朗行动”旨在荡涤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饭圈文化”，对网络游戏的清理行动旨在消除青少年的“网瘾”，“体教融合”旨在促进青少年的文化课学习与身体锻炼的协调发展，“课程改革”旨在将核心素养和学科素养贯彻到中小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劳动教育”旨在培养尊重劳动、具有劳动本领的时代新人，“国防教育”旨在培养知国防、敬国防、爱国防和参国防的具有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的一代新人，等等。近一段时间，面向青少年教育的举措层出不穷，“双减”是其中的“硬核”和“重锤”，因为不把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从“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培养正确“三观”、品德素养、体育素养、文艺素养、劳动精神、国防意识、健康素养、强健体魄等都将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应在深刻理解“双减”这一教育改革意涵的基础上将学校体育改革工作与“双减”相结合，或者说应在“双减”推动下做好学校体育改革工作，从“双减”视角高质量地完成学校体育的改革。

当前“小眼镜”“小胖墩”增多以及学生速度、力量、耐力不强等是党和国家下决心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造成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学科学业负担重导致体育锻炼不足”，“双减”为加强体育锻炼提供了契机和空间，而通过加强体育锻炼又可以促进和推进“双减”的实施。建议：①大力推进“学生体质提升‘三精准’工作”，通过精准测量、精准分析、精准干预有效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②开发新颖有趣的身体锻炼内容，推广已有的“体育趣味课课练1260例”“运动专项游戏天天赛”“全员运动会项目400例”“阳光素质操300例”等；③开发卫生、营养、保健、用眼卫生、心理健康等教育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质健康促进活动。

当前，体教融合是促进学校体育提升质量、强化课外锻炼和课余训练的改革动力。课外、校外的体育锻炼是减轻学生课外作业负担后的最佳填充，而要活跃课外、校外体育活动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课外、校外组织保障、活动内容保障、竞赛平台保障和激励机制保障。要实现这四方面的保障，强化各特色学校和传统项目学校建设，以及在这些学校里广泛开展全员性班级联赛、社团活动、校际比赛等活动是最好的方法。这些措施可以在营造学校“一校一品”“一校多品”体育文化的同时，促进青少年运动训练与竞赛的蓬勃发展，进而形成在普通学校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新机制和新体系。

当前“上了14年体育课什么都没学会”“体育教学蜻蜓点水、低级重复、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等弊端日益成为威胁体育学科生命力、阻碍“终身体育”和“健康中国”实现的顽疾，必须通过推进“教会、勤练、常赛”加以解决。针对学生“学不会、没兴趣、厌体育、迷电游”等现状，学校体育应通过“可选择性的专项化体育教学”（体育走班制教学）的改革确保“教会、勤练、常赛”，让学生重新体验竞争与表现的运动乐趣，重新回到操场上和阳光下。

“双减”之后，体育家庭作业和课外体育活动作业等势必得到加强，家校体育共育也会更加有力。如果没有评价，课外体育锻炼很难甚至不可能变成学生的自觉行为。为不断激励学生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须将课外体育活动和作业的“成绩”予以科学评价，并探索将其列入体育课的平时成绩，进而将其列入升学考试的平时成绩，以此提升升学体育考试平时成绩计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当下部分省将中考体育总分定为100分，其中平时成绩占60~70分的形势下，平时体育锻炼的科学化评价尤为重要。

在新时代的学校教育中，体育与劳动、国防、科技、艺术教育相结合的意义日益凸显。劳动体能技能、国防体能技能、安全体能技能需要与体育中的体能训练相融合，科技体育和艺术体育也需要通过体育自身的拓展而得到发展。“双减”之后，劳动教育、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科技教育、艺术教育都将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体育必须与这些“学科战友”一起走上“双减”的主战场，在为“双减”目标的实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丰富和发展自己。

上海体育学院  唐  炎

2021年7月24日，国家治理学生负担过重的“双减”政策^[1]出台，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学生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 min，初中生不超过90 min，并且要求小学生书面作业基本在校内完成，初中生大部分书面作业在校内完成。同时，“双减”政策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转为非营利性机构，且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双减”政策的“雷霆”手段为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体育活动提供了潜在时间，也为课内外一体化的学校体育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当然，潜在时间能否转化成可利用的实际时间，想象空间能否产生出真正的实践动力，这绝非水到渠成，更不可听之任之，而需要学校体育乘势而为、主动求变。

“双减”之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将从繁重的课外辅导和家庭作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放学后、休息日和节假日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从理论上讲，上学日学生每天除去行程、用餐、洗漱和必要的作业时间外，至就寝前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约为2~3 h，双休日和节假日的时间则会更多，这些时间中的一部分的确可用作体育活动。但问题是，学生能够参加什么样的体育活动。

从上学日来看，学生放学后假如不去校外辅导班，可选择的去处只有学校和家中。如果留在学校，学生则可以利用学校的场地开展体育活动，但这种体育活动显然不可能演变为体育课，也不可能总是进行单调的跑步、做操或随意玩耍。从安全和育人两个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种有组织、有育人内涵的体育活动，显然，竞赛性体育活动是较为理想的选择。这不仅契合新时代“常赛”的学校体育活动开展要求，更重要的是竞赛性体育活动本身对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也是实现体育诸多育人目标的理想场域。

就学校而言，开展的竞赛性体育活动可以是综合性运动会、以行政班为参赛单位的单项联赛、运动项目兴趣小组内部的交流赛等。从组织难度和参赛要求看，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联赛都很难在课后时间作为常规性活动持续开展，比较可行的是组织运动项目兴趣小组内部的交流赛。然而，经常性开展运动项目兴趣小组内部交流赛也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小组成员须具备满足比赛需要的基本项目运动技能。

令人尴尬的问题出现了！扪心自问，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中，除了少部分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和尚不具备基本体能支撑的小学低年级学生外，有多少学生具备满足比赛需要的基本项目运动技能？尽管目前对于该问题还缺乏基于精准数据支撑的确切答案，但从近年来不同层级文件对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反复强调，以及学界将学生运动技能掌握描绘成学校体育发展的“百年困境”中可以推测，中小学生掌握项目运动技能的情况很不理想。“双减”虽然为学校体育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机会，但学校体育自己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原因何在？归纳而言，除长期被提及的学校体育地位不高、场地器材不足、体育时间被挤占等外部原因外，学校体育自身在学习内容的设置以及体育教师培养上亦存在缺陷。在内容设置上，弊端是项目设置多，学习浅尝辄止，转换频繁，往往是一个项目刚学了点“皮毛”又换成了其他项目。学生在周而复始的项目转换中，看似接触了不少项目，但真正掌握的技能很少。这样的学校体育实践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使本不合理的学习内容设置变成了常态。这种不合理的常态转移到体育教师身上，就形成了对体育教师能力结构的认识偏差，即体育教师应是什么项目技能都要会一点的“万金油”。对体育教师能力结构的认识偏差最终影响到高等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具体表现为降低入学考试的体育技能要求，同时增加入学后项目技能课程的数量。“一降一增”的结果就导致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项目技能基础不扎实、学习不充分，整体水平出现下滑。当他们进入中小学任教后，相当一部分人除了浅尝辄止的教学外，很难适应体育与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要求。高中体育新课程改革提出的模块化教学之所以推进缓慢，这就是原因之一。毋庸讳言，中国学校体育因学习内容设置的弊端形成了一个自缚手足的“旋涡”，成为中国学校体育总在改革却总在“原地打转”的主要症结。

学校体育欲从“双减”政策产生的潜在时间中获取属于自己的实际时间，必须跳出这个“旋涡”。下面提供几种可参考的跳出“旋涡”的方法：

（1）高等体育院系、学校体育研究院所和各级体育教研机构应紧密合作，遵循基本动作技能和项目运动技能的发展规律，按项目构建从基本动作技能到专项运动技能的一体化运动技能等级标准。在此基础上，依据学生运动技能等级进阶的时间要求，结合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时间的占有情况，合理确定体育课程内容中的运动技能类学习内容。然后，以运动技能学习内容为主线，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的育人要求，结合项目特征，分类别、分层次地将体育健康知识、体育学科德育等学习内容有机融入运动技能类学习内容之中，进而形成项目特征明显、运动技能进阶梯度明确、技能-知识-品德有机融合的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

（2）中小学需要在体育课程安排上打破按现有行政编班开展体育教学的方式，根据年级人数规模和学校体育场地资源情况，将同一年级（或同一年级部分班级）学生按项目兴趣编班安排在同一时间上体育课。考虑到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学生的体能基础和动作操控能力弱，还不足以支撑其进行技能较为复杂的项目活动，建议这种编班方式从三、四年级开始。在此之前，仍然以行政编班的方式开展以游戏化为主、以基本动作技能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教学。

（3）中小学应根据学校开展的项目教学情况，招聘项目特长优势明显的毕业生为体育教师。对于中小学中的存量体育教师，可根据其自身项目技能情况，通过“国培”“顶岗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其项目技能和教学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解决存量体育教师项目执教能力不足的问题，促进高等体育教育专业主动进行人才培养方式的调整，另一方面推动体育教师资格认定和体育教师能力评价改革，进而整体提升体育教师的胜任力。

（4）中小学应参照“教会、勤练、常赛”的学校体育工作新要求，在“制度顺应”的理念下，重新规划校园体育活动的开展方式。其基本思路是：在课堂中以逐步“教会”为主要工作目标；在早锻炼（早操）、大课间或课间锻炼（课间操）、活动课中以“勤练”课堂中学习的内容为主要目标（需要根据学习内容重新设计锻炼形式）；在放学后（“双减”产生的潜在时间）以“常赛”已掌握的技能为主要目标。显然，这里的“常赛”一开始不可能是正式的竞赛，而是随着年级增长、技能逐步掌握而逐渐走向正式的竞赛。因此，“常赛”的形式也需要重新进行设计和规划。

以上4点建议看似对学校体育在“双减”政策提供的发展契机下需要主动求变的线条性勾勒，其实也是学校体育“破茧成蝶”需要着力改变的主要方面，其间蕴含了大量需要重建的体系性工作。显然，这些工作的完成仅靠中小学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因此，笔者建议，在国家层面组建学校体育系统改革攻关研究团队，针对以上建议中蕴含的关键性问题，分专题开展“以实证取向、案例呈现、方案提供为导向”的研究活动。如此，“双减”政策提供的契机才可能成为学校体育走向健康发展的历史性起点，否则，学校体育很可能在“‘双减‘后，体育教师火了、体育教师更有劲了、学校体育急速升温了”之类的短暂亢奋声音中归于沉寂。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以上学日期间学生放学后留在学校的情况下，学校体育如何利用“双减”政策契机主动求变进行简要讨论。对于上学日学生放学直接归家以及非上学日期间，学校体育如何发挥延伸作用的问题并未涉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学校体育如能根据本文提出的主动求变思路进行系统改革，那么，学生直接归家后及非上学日在家期间，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技能前提就能够得到保证。至于学生在家期间能不能利用家庭、社区的体育资源开展相关活动，这依赖于家庭体育特别是社区体育的资源配置方式。从此意义上讲，国家体育等相关部门以“全民健身路径器械”为主要资源投入的社区体育建设模式确实到了需要重新思考的时候。同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遍地开花”的社会性体育培训机构走向规范发展，激发其服务于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公益意识，进而为学校体育作用的延伸提供必要的力量补充等问题，也需要认真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  汪晓赞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发布后，家庭和社会皆对学校体育的发展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学校体育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冷了补习班、热了运动场”“体育教师火了”“体育场馆周末爆满”等现象。从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角度而言，这些现象显示出体育正逐渐被学校、家庭和社会所重视、学生的运动参与和身体活动水平也正逐渐提升。但是，在肯定“双减”政策带给学校体育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必须思考在“双减”政策的驱动下学校体育的价值与使命是什么，以及如何抓住时代机遇、坚守教育使命、突破现实挑战，让儿童青少年在应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体魄强健，立身报国”。笔者就“双减”政策下学校体育的“坚守与突破”谈谈自己的浅知拙见，希冀能抛砖引玉，推动“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通过发展更高品质的学校体育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学校教育是学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公平的教育形式，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对培养高质量人才至关重要。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的教育主阵地作用不容忽视。“双减”政策实施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其在儿童青少年体育与健康教育中的地位急速上升，对青少年身体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作为体育与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学校体育应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①要打造优质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育教师须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贯穿于课前设计、课堂教学、课后反思的始终，帮助学生在复杂、真实的运动情境中学练结构化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及技能。体育与健康课程是实现“以体育人”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缓解学生学业压力、焕发学生精气神的“缓冲区”和“加油站”。②要营造浓郁的“活力校园”氛围。通过课内课外的活动组织，如文化课堂中的“微运动”、特色大课间等丰富有趣的课外体育活动形式，为学生营造充满活力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③要严抓课堂教学质量。体育教师应践行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确保课堂的运动强度达到平均心率140~160次/min，运动密度75%以上；每节课保证10 min左右的“补偿性”体能练习；强调运动技能教学以活动与比赛为主，用结构化的知识与技能来解决真实运动情境中的复杂问题^[2]，并以此作为提高教学效果的主要手段。④要开齐、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学校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要求，从制度上保障每个学生都能上好体育与健康课，保障学生体育健康促进的权利；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政策文件的引导性和考核评价的激励作用，推动学校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丰富的育人方式、高质量的育人手段、合理的保障措施，彻底摆脱运动场的“面子工程”，使运动场更开放、更聚人气、更有“温度”，从“风景好看”变得更加“体育友好”，切实发挥学校体育“以体育人”主阵地的重要作用。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促进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3]众所周知，体育活动对于学生健康成长大有裨益，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堪忧的难题要得到有效解决，重点应依附于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只有学校体育工作得到足够重视，才能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从根本上扭转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总体不容乐观的状况。然而，当下的学校体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容易被忽视，学校教育仍然更多关注学生的文化课程学习，使得学校体育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双减”政策的出台引发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巨大变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是一把推动亿万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利剑”。以往在强调“减负”的时候，学校常常会“巧妙”地从体育与健康课上做文章，让“减负”变成“减体育与健康课”。“双减”政策则在“前车之鉴”的基础上，疏堵结合，即学校在“减负”的同时，要在“增体育”上下功夫。不过，“增体育”并非简单地增加体育与健康课时，而是要首先明确哪些体育活动更有利于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能够最大化地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减负担”与“增体育”的结合须坚守体质健康的底线。减下来的“负”应尽可能用于提高学生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提升学生体育与健康学习兴趣的方式方法、增加户外运动时间而有益于眼视力健康保护的活动。在寻求“减负担”与“增体育”的平衡过程中，只有达成广泛共识，呈现领导重视、教师负责、家长支持，以及课内科学有效、课外丰富多彩的局面时，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才能得到有效提高，也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蓝图愿景，让体质健康“红利”惠及全民。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体育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在2021年夏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中，苏炳添、葛曼棋、杨倩、孙颖莎等众多中国奥运健儿展现出了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永不言弃、“自信、自强、自尊”的体育精神，使整个民族为之振奋。“双减”政策的出台充分彰显和突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体育融入文化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既是学校体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的必然趋势。体育教师不仅要重视体育强身健体的作用，更要挖掘和弘扬体育的育人功能与价值，努力在体育与健康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遵守规则的自律意识等。然而，随着社会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不断改变，诸如“小鲜肉”“小伪娘”“无底线审丑”等低俗文化通过网络、多媒体或其他形式侵蚀着儿童青少年的“三观”，致使不少儿童青少年理想缺失、文化失范，这些现象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和应对的棘手问题。因此，学校体育应坚守体育的育人功能与价值，通过各种体育手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减少屏幕使用时间，积极参与各类体育活动，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让体育更好地融入生活。同时，应推动社会各界共同行动起来，引导广大学生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最终帮助学生提升包含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方面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核心素养。

学校体育在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受“五唯”顽疾思想的影响，学校体育的发展一直处于缓慢曲折的状态。2020年12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在教育部体卫艺司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率先向全社会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2020—2030）》（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了兴体育、融体育、亲体育、常体育、智体育的“5+体育”行动愿景，为全国的学校、家庭、社区以及有关部门提供了一套系统、完整且操作性强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实施策略。《行动方案》所提出的优质课程、活力校园、家校联动、赛事挑战、智能监控等五大行动冲破了“唯技术论、唯体能论、唯分数论”的传统体育教育模式，倡导以健康为核心的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模式，更加聚焦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更加关注体育健康促进行动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更加强调家长和社会校外力量参与学生健康促进的作用。《行动方案》不仅勾勒了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的远景目标和宏伟蓝图，而且还为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方案和依据。将此作为参照体系，无论是政府、社会、学校，还是家长、教师、学生都应当转变看待体育的固有思维，从更加广泛的视角来看待体育，以“五大行动愿景”为指引，以“五大具体行动”为抓手，突破传统体育教育思维，充分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整体育人功能与社会价值。

学校教育固有的教育模式就是以学校为主，所有的教育基本都是围绕学校展开的，家庭、社会参与相对较少，使得学校体育面临“孤军奋战”的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健康意识与体育观念的淡薄以及对体育的偏见。随着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学校体育的发展已不再单单依附于学校教育，一种“家校社”多元联动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模式正在逐渐被人们认可与接受。以往的“家校社”联动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学校既面临体育师资不足、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受限的困境，又面临要开足、开齐、开好体育与健康课的压力，不得不打开校门来开展体育活动，请更多的社会机构、家长和社区深度参与体育与健康课程建设，为未来“家校社”联动打开了窗口。今后，学校、家庭和社区须更加清晰地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有效促进多元联动模式的常态化和深入化发展。①学校主导：学校应主动引导周边社区和家长参与学校体育活动，为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②家庭辅助：家长应转变观念，主动陪同或辅导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积极完成教师布置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家庭作业。同时，有体育特长和爱好的家长可自主组建家长志愿者团队，协助体育教师开展课后体育活动，以弥补学校课后体育服务师资配置的不足。③社区参与：充分发挥社区体育指导员的作用，打造社区运动空间，定期开展亲子运动会、体育嘉年华等活动，制订社区活力家庭奖励计划，通过“家校社”多元联动活动的开展纾解学校体育“孤军奋战”的困境。学校应加强与学生、家长的紧密沟通，围绕“教会、勤练、常赛”，构建学校体育新生态，引领学生走近操场、走进运动、走向健康。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4]明确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评价方式事关教育事业的发展导向，科学有效的评价方式可以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指挥棒”，反之则会导致教育事业背离初心。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热”起来的学校体育是否真的够好、够有效、够持久，自然涉及学校体育评价问题，这将使原本就颇具争议的学校体育评价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承担更大的舆论压力。这同时也是深入推进学校体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契机。各级各类学校应建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同时客观记录学生日常体育参与情况和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定期向家长反馈，号召社会各方力量互相监督支持，确保学校体育改革落地落实。如今学校体育工作的困境与学校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有着必然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①针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评价体系不健全；②存在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评价方法过于单一等问题。“双减”政策的出台对学校体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评价时应重点考虑其学科特点，做到“改进结果性评价，强化过程性评价，探索增值性评价，健全综合性评价”。同时，重点关注信息技术在教育评价过程中的应用，努力提高学校体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与客观性，以达到“以评促教、以评促改”的作用，充分发挥评价的反馈、导向、激励和改进功能。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学校体育评价还应积极探索、大胆尝试，运用智能化手段形成多元的评价体系，真正实现由“单一评价”向“综合评价”转变。此外，“双减”政策还提出了认真落实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模式，将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与文化成绩的评价有机融合，为学校体育提供科学精准的评价方法和手段。

“双减”政策的推进必然会面临诸多新的难题和挑战，学校体育应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做到“三个坚守”“三个突破”，充分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与价值。“双减”政策使体育有了更高的关注度，也必将承担更多的时代重托和社会压力。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应提高站位，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顺应学校体育进步的时代潮流，为推动“双减”政策健康落地贡献力量。

浙江师范大学  邵伟德

“减负”一直是学校教育改革的重点议题，但长期以来学生课业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被悄然转移到校外培训机构，这对校内教育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引发各类社会与家庭问题。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以下简称“双减”政策），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与期盼，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课外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巩固课内知识技能、培养运动兴趣、养成运动习惯与提升健康水平尤为重要。但总体而言，我国中小学课外体育活动质量不高、水平不一，并未实现课外体育活动的预期目标，主要表现为“活动时空封闭，内容形式僵化，组织部门单一”^[5]。

究其因：①课外体育活动游离于体育课程体系之外，有形无实。从理论上讲，课外体育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且具有拓展兴趣爱好、培养运动习惯的功能；但在实践操作层面，课外体育活动尚未被真正纳入体育课程体系，名存实亡，效果有限。②体育教师课堂教学工作量大，难以兼顾课外体育活动。受中小学教师编制所限，体育教师数量普遍不能满足教学需求，体育教师工作量较大，且课外体育活动工作量未被计入总工作量并取得相应报酬，因此，体育教师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热情不高。③课外活动常被“主科”教师“侵占”，课外体育活动难以落实。由于学生课业负担重、作业量大，“主科”教师抢占课外活动时间现象严重。④学校运动场地匮乏，课外体育管理难度大。全校性课外体育活动不仅需要充足的运动场地，且要求全校教师共同参与管理，但很多学校的运动场地明显不足，班主任及其他学科教师参与运动管理的专业性不够，存在一定的运动安全隐患，故课外体育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学生作业负担过重，校外培训机构过剩、收费过高、违规行为过多，家长经济和精力负担过重，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长期难以破解的顽疾。为此，“双减”政策从校外培训机构与校内教育两方面进行了工作部署，提出了“三限”“三严”“三管”“三提”的具体要求。“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是“双减”政策中“三提”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提升课外体育活动服务水平”是“双减”政策对学校体育提出的要求。那么，“双减”政策能为课外体育活动改革提供哪些空间？笔者认为：①“双减”政策明确限制了校内作业量与时间，为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留出更多的时间，这对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中小学生而言，有助于其通过运动缓解学习压力、强化体能、促进人际交往、改善心理状况。②“双减”政策较大程度地减轻了学生的学业压力，使学生有更多的精力与体力参与课外体育活动。在“双减”政策下学生体力与精力的节约化，为他们从事中高强度的课外体育活动进而提升体质健康水平提供了可能。

“双减”政策为学生提供了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与精力，并限制了课外活动被抢占与违规补课现象，如此，课外体育活动面临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了？答案是否定的。以上仅为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基于“双减”政策对提高课外体育活动服务水平的要求，笔者提出“一主体、二主线、三保障”的课外体育活动质量的提升路径。

（1）“一主体”是指以“运动俱乐部”为主体。长期以来，“学生上了14年体育课却未掌握1项运动技能”的问题依然突出，其中体育教学内容多而杂、低水平重复是主要原因，而课外体育活动未能正常开展是重要原因。因而，课内外体育活动须双管齐下：体育课教学应坚持落实第八次“课改”提出的“目标引领内容”课程理念，聚焦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目标，构建大中小学体育一体化课程内容体系，解决长期以来体育教学低水平重复问题；课外体育活动则应以“运动俱乐部”的方式吸引学生，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俱乐部”，进行专项化学习，破解学生学不会运动技能的难题，为学生真正掌握1~2项熟练运动技能提供支撑。因此，学校应结合师资力量、场器条件与学生特点等，尽力开设多样化的课外运动俱乐部，让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与深化学习，进而熟练掌握运动技能，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

（2）“二主线”是指以“运动竞赛”“分层管理”为主线。首先，课外运动俱乐部活动应以“运动竞赛”为主线。“教会、勤练、常赛”是近年来学校体育倡导的先进理念，“体育竞赛是学校里每位学生都应参与的一件事，学完体育一定要参加体育竞赛。只有参加体育竞赛，才能够实现学校体育锤炼意志、健全人格的功能”^[6]。课堂教学侧重于“学与练”，课外体育活动侧重于“练与赛”，因此，课外体育活动通过“以赛带练，练赛结合”的方式对复习、巩固与深化课堂教学内容起到关键作用。另外，若缺失了运动竞赛，学生对课外体育活动将失去兴趣与动力。其次，课外运动俱乐部运作应以“分层管理”为主线。尽管选择同一运动俱乐部的学生均有共同志趣，但他们之间仍有较大差异，为达成课外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需要对学生进行分层管理，对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因材施教，以谋求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

（3）“三保障”是指以“政策规范”“学校支持”“校内外合作”为保障。首先，1979年发布的《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提出，“每周参加两课时以上的课外体育活动（列入课表）”^[7]；1990年发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指出，“体育教师组织课间操（早操）、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训练、体育竞赛应当计算工作量”^[8]。以上文件虽然要求课外体育活动纳入体育课程并计入体育教师工作量，但在实践操作层面课外体育活动始终无法正常运行。建议政府部门出台更明确的“课外体育活动纳入体育课程体系并计入体育教师工作量及其报酬”量化指标，强化体育教师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责任意识，调动其积极性，为课外体育活动正常化运转提供政策保障。其次，作为执行者的学校领导应认真贯彻“双减”政策的要求，转变应试教育观念，鼓励体育教师大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提升课外体育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与成效；强化课外体育活动的质量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作为体育教师业绩考核的内容，提高体育教师的责任感。再次，由于校内体育资源有限，多数学校的体育硬件无法满足全校学生在相对统一的时间段进行课外体育活动，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可在校内开展“时间错位”的课外体育活动；体育资源匮乏的学校可借鉴其他地区经验，探索学校体育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社区体育、校外青少年运动俱乐部、政府体育场馆等的合作模式，解决校内资源不足的难题。例如，“澳门地区部分学校选择在15：00集中学生，分别到5~6个校外基地如游乐场、体操馆等训练，充分与校外基地合作，为学生提供多种类型的课外体育锻炼机会”^[5]。

对学校体育而言，“双减”政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知识技能的主要途径，但课时有限，因而实现学校体育整体目标、解决学校体育顽疾、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更需要课外体育活动这一重要路径。“双减”政策为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提供了外部环境，但关键还要立足于学校体育内部，充分利用教育领域的改革优势，加强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破解学校体育改革的系列难题。

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  徐阿根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提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这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为基础教育事业制定的良方，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出台“双减”政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这个关系国家未来的事业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中小学生身体素质、锻炼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等方面的问题。教育部2021教育金秋系列新闻发布会报告的数据显示，67%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9]。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2019年全国6~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仅为23.8%^[10]。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近视率为53.6%，上海学生近视检出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05—2018年上海市中小学生肥胖率逐年上升，从11.35%上升到18.27%^[11]。

为解决中小学生身心健康问题，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例如，2021年正式发布了《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体育美育教学改革的通知》《〈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不断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在“双减”政策下，为更好地发挥学校体育的育人功能，笔者认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者、管理者和体育教师应在体育教学理念与方法、体育课程设置与内容、学校体育活动与竞赛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具体实践策略如下。

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理念与方法应契合时代发展需求，高效落实“双减”政策下的各项任务。应依据学生体育学习特点的变化，组织更有活力和吸引力的教学活动。当前，部分中小学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依然存在练习手段单一乏味、学生练习体验不足、课堂氛围沉闷等问题，导致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感受不到乐趣，处于被动状态，身体素质和学习效率低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体育教师的教学理念滞后，教学方法陈旧。因此，体育教师应加强新课程、新教材的研学，立足“教会、勤练、常赛”的教学理念，以结构化教学为抓手，围绕教学单元划分和单元教学设计2个重点，研究课程教材，研习教法，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苦练基本功，不断提升教学素养。同时，体育教师应“读懂”学生，在了解学生需求的基础上研究学法，通过学生体育学习的动机激励、身体练习的情感体验变化创新体育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使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课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例如，日前在上海市金山区举办的沪浙两地教学展示活动课中，障碍跑教学内容从跳过障碍转变成跨过障碍，用障碍间跑一步的方法跨过2~3个障碍，再到连续跨过4~6个障碍。排球课教学内容从“下手发球+移动接球”到“下手发球+移动垫球”，直到2对2比赛。这些教学设计较好地体现了新课标、新教材倡导的新教学理念，运用结构化教学方式，突出动作技能学练的完整性、层次性和逻辑性，使学生不仅能较快地掌握动作技能，而且运动情绪高涨。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小学生的个性和爱好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也促使他们对体育学习内容产生多元化需求。在“双减”政策影响下，学生学习体育的时间和空间得以拓展，应在完成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增设学校体育校本课程。例如：各种运动项目的兴趣小组和体育社团、学校传统项目或民族体育传统项目、新兴项目等均可形成学校体育校本课程并排入课程表；采用选学、走班教学的形式，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一过程中，应坚持设置有助于提升学生基本运动能力的内容。因为基本运动能力是现阶段我国中小学生最应提升的课程核心素养之一。只有培养、锻炼、提升学生的基本运动能力，才能促进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等素质快速发展，提高学生学习各种运动项目技术、技能的效率，使其在竞赛中更具竞争力，在锻炼、竞赛过程中体验自我突破的成就感，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愉悦。这正是对体育课程核心素养落地的正确回应。例如，在“双减”政策发布后，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将体育特色课程设置从学校层面延伸到每个年级，并保证两门课程的教学，每天15：30开展的体育社团活动从原先的7个增加到15个，有力地拓展了学生体育学习的时空。

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是实现学校体育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培养中小学生安排、利用余暇时间参与体育锻炼、养成运动习惯的有效方式。“双减”政策的出台为学校体育活动与竞赛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学校体育工作者应抓住契机，从构建学校体育文化的思路出发，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的活动与竞赛。应针对学校规定的所有学生必须参加的体育活动，如课间操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课间大活动、体育活动课，精心设计内容，改进安排形式，努力达成既不浪费时间又能保证每位学生充分参与的效果。学校可以利用一个或多个学习日开展的主题性体育活动——运动会、体育节或体育周等，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从比赛的“参与面”和“知识面”着手改变形式，既要设置一定的竞技体育项目比赛，以适应学生的爱好与特长的发展，也要设置一些大众化体育比赛项目，充分保证更多的学生参与。在组织此类活动时，还可以把竞赛、讲座、表演、游戏等形式结合起来，有效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对增强中小学生的体育意识，提高体育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双减”政策发布后，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将下午体育课后服务时间延长到18：00，服务项目从原先的3个增加到6个，涵盖了田径、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啦啦操等项目，学生的受益面扩大了一倍以上，真正实现了“学生参加体育培训的主渠道在校内”的目标。同时，该校将运动会比赛先分散到各年级进行，然后再集中到全校，时间长达1个月。在年级比赛中扩大参赛规模，使得更多的学生能参与比赛，培养体育意识。

学校在实施“双减”政策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诸如体育师资不足、场地器材不够等问题，但只要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与体育教师齐心合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从课程、教学、活动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掘自身潜力，一定能克服当前暂时的困难，迎来学校体育百花齐放、万物争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