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 44
当前，伴随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我国民众对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与此同时，基于体育与幸福之间天然存在的密切关系，我国的一些政策文件、规划纲要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把体育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起来，将体育视为人们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由此不仅催生了“体育能够让人幸福”的命题，围绕此命题的效应、路径、机制而进行的探索更成为当今体育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吸引力的热点之一。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发现，虽有一些阶段性成果令人振奋和鼓舞，但由于缺乏对体育与幸福关系的个性化揭示，学界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知仍比较模糊，进而导致误读、误解、误用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在“体育能够让人幸福”这个命题中，关于“体育”“幸福”究竟指的是什么，体育凭什么能给人带来幸福，体育究竟能给人的幸福带来哪些效应，其生物学基础是什么，参加体育锻炼如何才能兼顾“健康”与“幸福”等问题的认识就存在许多误解。虽然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比较浅显，但都是影响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鉴于此，本文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构架，从概念界定、关系梳理、学理探究、机制阐释、生物学基础、效应证据、测量评价、理性选择等8个角度，以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研究思路，对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中亟待学界回答的8个基本问题予以回应，旨在为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进而为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的深化提供参考。
1 “体育”和“幸福”的概念范畴是什么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工具，因为它的内涵与外延标志着事物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限定了它所包含的特定范畴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建构什么样的理论，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范畴是人们在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反映，通常是由一些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完形”概念构成的[1]。概念范畴则是人脑内在的、天生的，按一些运算规则生成的概念结构[2]。就本文而言，探讨“体育与幸福关系”的命题，首要任务就是明确“体育能够让人幸福”命题中的两大核心概念——“体育”和“幸福”的基本范畴、框架结构及其层级范围，进而把握、统摄整个“体育”和“幸福”概念群及其关系。
关于体育的内涵、外延以及学校体育、身体锻炼、竞技运动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已有30年之争，至今仍无明确定论[3]。对此，本文既不做深究，也不妄加评论。需要说明的是：“体育与幸福关系”命题中所指“体育”的概念范畴应既包括学校体育教育、竞技体育运动，也包括身体锻炼、休闲性体育、体育欣赏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广义的体育”，因为这些活动均属于“体育簇”[4]，且都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效应。
相较于“体育”, “幸福”的概念目前更缺乏科学的论断。这是因为“幸福”本身是个“千面君”，是一个“每个人知道其含义，却无人能够精确其定义”[5]的词。在生活中，大众认为一生平安是幸福，身体健康是幸福, 家庭和睦是幸福，游山玩水是幸福，衣食无忧是幸福，“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幸福……笼统地说, 凡能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都叫幸福[6]。在学术界，学者们则分别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角度对幸福进行阐释，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需要给“幸福”下过定义，但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共识。例如：有人[7]认为幸福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有人[8]认为，幸福是一种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和享受，是效用和欲望的比值；还有人[9]认为，幸福是一种舒适感、一种成就感、一种特别的快乐、一种称心如意的感觉。近年来人们又越来越倾向于将幸福定义为一种主观的幸福状态[10]。综上观点以及体育能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效应，笔者认为，体育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既应包括快乐论中的“快乐”“愉快”“高兴”“舒畅”“称心如意”等感觉，也应包括实现论幸福中的“自我价值和自我潜能的实现与显现”，即人们常说的“广义的幸福”。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幸福是人类个体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说到底是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11]，故在心理学研究中，幸福也常被表征为幸福感[12]。
从学理上讲，“幸福”与“幸福感”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两者又是完全不同的学术概念。相同的是，两者皆指个体需求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愉悦心理体验，但它们之间是一种连带关系，并不是“孪生姐妹”。有“幸福”就一定有“幸福感”，但有“幸福感”并不一定有“幸福”。“幸福”是“幸福感”的结果，“幸福感”是“幸福”的缘由。“幸福感”反映的是外部事物带给人内心的愉悦、安详、平和的心理状态，“幸福”强调的是人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满足感。“幸福感”总是伴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表现为即时的心理状态），反映的是情绪现象；而“幸福”往往是在事情结束后对“幸福感”进行回味时得到的体验，故“幸福”基于“幸福感”的不断累积，是一种更加稳定的心理状态。此外，“幸福感”既是对生活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下去的愉快心情。“幸福感”属于低级心理活动的状态体验，而“幸福”属于高级心理活动的状态体验。因此，“体育能够让人幸福”指参与体育活动时既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也能让人体验到这种生活方式正处于美好“幸福”的生活状态。
2 体育给人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由几个维度构成关于体育与幸福的关系，现有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幸福感”中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传统幸福学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以快乐论为基石，以个人主观感受评定，由积极情感（如快乐、喜悦、愉快、高兴、轻松、满意、振奋、舒畅等）、消极情感（如焦虑、抑郁、紧张、内疚、悲伤、担忧、气愤、痛苦、仇恨、烦恼等）和生活满意度（如生活质量、休闲时间、健康状况、身体满意感等）3个维度构成[13-14]，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三大特征[15]。
当前学界对“主观幸福感”中是否应包含“消极情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支持者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等3个维度构成, 积极情感越多，消极情感越少，生活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16]。反对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反映的是愉快情绪的存在，不应该包括消极情感（如抑郁、情绪低落等）[17-18]。如果将消极情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成分之一，这与当前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假设相背离，即消极情感的消除并不等于幸福[5]。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个体要真正幸福，其积极和消极情感的比例应为3:1，幸福科学需要更多地关注积极情感[19]。另有不少研究者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合二为一，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看作“情感”同一连续体的两端，认为主观幸福感由“情感”和“认知”2个维度构成[14, 17]。“主观幸福感”是否应包括消极情感，关系到主观幸福感度量指标能否在学术共同体内全面通约、准确对译，是能否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前提和关键，因此必须明确，并需要精确的操作性定义。
Diener等[20]研究发现，当被问及体育能够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幸福感时，人们常常给出2种答案，或将其描述为经常处于欢乐状态（积极情感），或将其描述为处于生活满足状态（认知），因此，研究设计要将积极情感和生活质量满意感列为主观幸福感的核心。Wiese等[21]在系统分析休闲性体育活动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时发现，体育活动参与与积极情感（k=7，n=2 107，r=0.21）和生活满意度（k=7，n=2 544，r=0.12）存在正相关，而与消极情感（k=6，n=2 033，r=-0.05）无相关关系，因此，体育活动参与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2个方面。
从根本而言，体育活动参与是一种以获得心理快感为目的的自娱过程，尽管也不排除其能够减轻负性情绪（如促使焦虑症状减轻、抑郁程度降低、孤独感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睡眠质量改善等）的可能，进而对人体健康或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但无论从“幸福”的定义中个体需求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愉悦心理体验，还是从“体育”给人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效应看，主要还是涉及“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2个方面。因此，本文支持在今后的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中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为“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2个维度的观点，因为毕竟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要反映的不是人类病态心理问题的改善，而是体育如何能让人获得心理上的快感，降低或消除消极情感并不等于必然会给人带来幸福感。
3 体育凭什么能给人带来幸福影响人类幸福感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2个方面：外在的环境因素（如行为、社会文化、教育、经济、地理、生活事件、美学等）；人自身的因素（如遗传、认知、人格、伦理等）[22]。从行为学角度看，虽然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的行为多种多样，但各有各的缘由。吃、喝、玩、性爱等行为之所以能给人带来幸福感，是源于它们能让人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回报[23]；金钱之所以能切入人的幸福感，是由于它能让人获得物质上的满足[24]；旅游之所以能关涉人的幸福感，在于它能通过休闲、娱乐、逃避、美感等达到消遣、自由、逃逸、认知、审美和移情的目的，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获得“悦”“新”“情”的幸福体验[25]；唱歌之所以能给人带来幸福感，是基于唱歌能诱导β-内啡肽、催产素的分泌，进而让人产生愉悦感[26]；教育之所以能对人的幸福感有所促进, 一是因其有助于改善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外在条件，二是因其有助于提升个人获得幸福的能力[27]……体育之所以能给人带来幸福感，是由于体育本身蕴含能让人幸福的“元素”，即“玩”“休闲”“游戏”“运动”“比赛”“观赏”“教育”等，这些均有提升人幸福感的作用。
体育离不开“玩”的本质属性（自由、愉快和创造），也包含着自愿的行为、自由的心态、贴近生活、有大家公认的规则、有吸引力等要素。玩是人的天性，是人的一种需要。玩的过程会对人的精神产生重要影响，可使人的身心获得松弛，使人享受到快乐和幸福。
“在获得幸福感这一点上，金钱往往无济于事，休闲才是正途。”[28]体育活动诞生于人类的休闲需要，而休闲本身就能给人带来脱离（工作岗位）、消遣、放松、自主、归属感和“愉快的心情”。如人们闲暇时在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的环境中，伴随优美动听的音乐旋律练太极拳、跳健身舞，既能体验到自然之美，通过舒适的环境舒缓压力，远离烦恼，给身心以休憩、复原的机会，又能通过轻松的运动方式松散筋骨，活动腰肢，取悦身体，沉浸在愉悦、幸福的氛围之中。有研究[29]指出，在运动型、艺术型、社交型和康乐型等类型的休闲活动中，运动型和社交型休闲活动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更强。
体育蕴含着“竞技”“比赛”的元素，而“竞技”“比赛”本身又蕴含着别样的魅力，具有极大的观赏性。竞技运动往往以其动作的高难性、竞争的激烈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给参与者和观赏者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30]。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的智慧、激情与活力，团结协作精神，技战术变化，以及激烈、精彩的竞赛场面和结果悬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球迷”“粉丝”“观看者”的情绪，兴奋、激动、赞赏、快乐、惊叹、沮丧、愤怒的情绪不断变换，尤其是自己钟爱的“球队”“运动员”赢得胜利时，幸福感会油然而生[31-35]。另外，现代竞技体育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能够通过人的自我实现提升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能量，通过比赛中的破纪录、摘金夺银，进而让运动员获得自豪感和幸福感。
现代体育附加的政治功能可激发民众的自豪感。体育的政治功能体现在为国争光、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上[36]。国际重大比赛的胜负往往与运动员所代表的国家荣誉相联系。因此，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已成为各个国家抒发爱国情感、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国民士气、弘扬国家威风的舞台[37]。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华健儿一鼓作气，勇夺51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性突破。闪光的金牌使得国人沸腾，海外华侨欢呼雀跃，在海内外掀起了巨大的爱国浪潮。此时此刻，不但参赛的运动员会因自我实现、自我欣赏、他人或媒体赞扬、赢得比赛获得奖励和地位而感到幸福，所有的中华儿女也会因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而感到幸福与自豪。此外，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和欧洲足球锦标赛等，也可以让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在短期内“剧增”[38]，而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取得的成就可通过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整个国家国民的幸福感[39]。因此，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发展水平，既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国家的社会发展状态，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的自信和幸福状态。
此外，作为“身体教育”的重要手段，体育不仅可以提高人的体质水平，而且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规定性，决定了体育并非只是技术性、生理性的身体训练，更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目标维度。通过发展身体培养人, 通过身体的自由与解放实现人的整体自由与解放[40]，其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通过身体教育带给个体的自我成长、社会认同、自信和自尊，以及自我增强和自我调节，不仅能促使人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而且可以大大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看，幸福感既来自主观体验，又来自客观存在，是主观与客观、快乐与意义、享受与发展、个人与社会维度上的和谐与统一。那么，体育是怎样“切入”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呢？笔者认为，体育本身不仅含有“幸福”的意义，同时也是个体实现主观幸福感的途径。当参与和观赏体育活动让人体验到愉悦和兴奋时，主观幸福感即被激活[41]。这种来自客观存在的主观体验，让人既能感受到身心的自由与放松，也能体验到身心的快乐与满足，进而升华至体育活动参与的幸福感，这或许就是体育给人带来幸福的原因。
4 体育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人的幸福基线遗传学研究[42]发现，根植于人类基因的遗传物质对主观幸福感的产生和维持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43]指出，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至少有一半取决于遗传基因，而另外一半取决于环境和有意义的活动。因此，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其他感觉一样，也是受DNA编码信息、表观遗传学信息和环境因素共同调控的，是基因、表观遗传、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主观幸福感存在遗传所决定的设定点或基线水平，一些幸运的人可能会有更大的幸福倾向，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人的主观幸福感就无法改变。
享乐适应理论认为，好事或坏事可能会暂时影响主观幸福感，但大多数人的主观幸福感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设定点[44]。例如，人在遇到“彩票中大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升官又进爵”“财源滚滚至”等好事时，主观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但这种主观幸福感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最终将会由于“适应”或新奇感的消失不可避免地恢复到先前的基线水平。同样，人在遭遇丧父、丧子、丧妻、车祸、失业等不幸时，主观幸福感也会陡然而降，但由此带来的不幸感也不会长期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自我调整也会逐渐减弱甚至完全消失，重新恢复到原先的基线水平。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在大多数时间里主观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23]。体育活动如何影响人的主观幸福感；参与体育活动给人带来的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快乐，还是长时间的“开心”；如果每天都参与其中，会不会像“金钱”或其他财富的获得那样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现象：这些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Mangels[45]认为，主观幸福感的持续存在，50%取决于遗传，10%可由诸如性别、职业地位、工作收入、健康状况、所处环境等变量解释，而其余40%可归因于幸福水平的提高。由于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基因控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有意义活动的选择，因此, 定期选择有意义的活动对“追求”和“保持”长期的主观幸福感非常重要[46]。
目前，体育活动已被确定为一项能诱发主观幸福感的“有意义”的活动[47]，但参与体育活动通过什么路径促使人的幸福基线向上摆动，进而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是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尽管主观幸福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但必定有其生物学基础，既可在基因层面上得到认识（如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5-HTTLPR基因[48]，与情感体验有关的MAO-A、OPRM1基因[22]等），也可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得到解释[49]。表观遗传学[49-50]认为：在人的主观幸福感方面，DNA编码信息提供了合成生命所必需蛋白质的模板和蓝图，决定着人类主观幸福感的基线水平；表观遗传学信息则提供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应用DNA编码信息的指令，决定着主观幸福基线的上下摆动；运动作为一种环境表观遗传调制器，可在不影响DNA编码的前提下，通过诱导表观遗传学修饰改变调控主观幸福感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促使幸福基线上升，进而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一观点对“幸福感的遗传因素很难改变”[51]提出了挑战。目前有关体育锻炼通过激活信号级联引起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miRNA调节[52]，影响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机制在防治多种慢性病[53]，延缓衰老[49]，影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转录[54]，改善认知能力[52]，调节神经突触可塑性，改善学习和记忆功能[55]等方面的效应已被大量研究证实，而有关“表观遗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56]，或者说目前还只是一种理论推测或假设，但令人鼓舞的是它已为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切入点。
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在人群队列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识别与“幸福基因”表达有关的具有表观遗传属性的可修改因素，明确体育运动干预能否通过诱导“幸福基因”表观遗传修饰改变促进“幸福基因”的表达，建立基于表观遗传分子标志的运动与幸福关系评估模型，从分子生物学层面揭示体育与幸福关联的生物学基础。对此，新近发展起来的基因-蛋白组学及代谢组学技术、生物芯片分析技术，为深入探索体育与幸福关系的表观遗传学机制提供了可能，其简单、形象、直观、易读的可视化分析技术呈现的结果，对揭示“体育能够让人幸福”的生物学本质，阐明体育与幸福关系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作为环境中的一种“有意义”的活动，体育参与本身也能促使参与者的幸福基线上升。例如：参与者运动过程中获得的“流畅”（畅爽、沉醉、高峰）体验，可让人们忘记那些破坏我们幸福感的东西[57]，进而促使幸福基线上升；体育参与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使人的社交能力增强，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58]，无疑会使人的幸福“设定点”上调；体育运动通过提升个人健康水平、人格魅力、身体自尊、身体活力，以及降低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造就幸福基线的上升。一般认为，参与体育活动带来的积极情感效应会因为逐渐适应，在体育活动结束后不久恢复到原来的水平[59]，而参与体育活动带来的认知幸福效应（如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自尊水平、社会环境等）可能持续的时间较长远[60]。
5 体育能够让人感到幸福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神经科学研究[61]表明，大脑是幸福感产生、维持和变化的生理基础，且在大脑中存在一个从接受外界刺激到感受快乐和幸福的“幸福系统”。这个系统由能感受快乐、奖赏和幸福的大脑皮层的前额叶、眶额叶、海马回、前扣带回、脑岛和皮层下区域的杏仁核、腹侧纹状体、伏隔核和腹侧苍白球等[62]组成的共享或重叠的网络系统（图 1），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褪黑素等神经递质或激素组成[22, 63-64]，并形成一个能感受“情感”反应的集成回路（图 2）。其中，内侧前额皮层既能负向预测个体的快乐论幸福，也能负向预测实现论幸福。眶额皮层能正向预测个体的快乐论幸福，脑岛能正向预测个体的实现论幸福[65]。
|
| 图 1 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脑功能定位 Figure 1 Brain function localization related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
|
| 图 2 “享乐”的脑机制[68] Figure 2 Brain mechanism of "happiness" 注：橙色方框中的TS符号表示Thompson等[66]的研究结果；紫色六边形中的Z符号表示Zahm等[67]的研究结果。γ-氨基丁酸（GABA）投射以红色标记，谷氨酸投射以绿色标记，多巴胺投射以蓝色标记，享乐区标记为黄色。 |
Kong等[69]曾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分数低频波动振幅(fALFF)与健康个体自我报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讨主观幸福感的神经基础。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包含2个相关但又不同的组成部分：在认知和情感幸福上，双侧后颞上回（pSTG）、右后扣带回（pMCC）、右丘脑（thalamus）、左中央后回（PCG）、右侧舌回（lingual gyrus）的fALFF能预测个体的认知健康水平，而双侧额上回（SFG）、右眶额叶（OFC）和左下颞回（ITG）的fALFF能负面预测个体的认知健康水平。相比之下，只有右侧杏仁核中的fALFF可以预测情感幸福。Suardi等[17]发现：伏隔核作为大脑的“奖赏中心”，富含多巴胺和阿片受体2种神经递质，能对香味、美景、金钱、漂亮的面孔、音乐、海洛因、安非他命、可卡因等做出响应；杏仁核、额叶和基底神经节对情绪的加工、控制具有重要作用；额上回、中扣带回、前扣带回与生活满意度认知相关[69]；前扣带回和眶额叶具有密度较高的阿片受体，与人的“喜欢”“欣快感”有关。积极情绪的加工主要涉及前额叶、伏隔核、腹侧黑质等脑区[70]，而负性情绪与下丘脑、杏仁核、海马回、隔区、扣带回等大部分边缘系统相关联[71]。多巴胺是体验奖赏或愉悦最重要的神经递质，具有寻求快乐、传递亢奋和欢愉信息的作用，能让人体验到“想要”[64]；内啡肽具有强烈的镇痛作用，能给人带来强烈的“愉悦感”“欣快感”“喜欢”[64]，皮质醇与调节压力有关，催产素可通过直接介导移情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17]，5-羟色胺可通过调节满足感、快乐感和乐观情绪影响主观幸福感[66]。
目前，有关“幸福”的神经科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清楚“享乐”“生活得很好”与“主观幸福感”是如何确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已有研究[72]证实，“主观幸福感”的脑机制与奖赏系统之间存在高度关联。研究[70]发现，人的主观幸福感不仅是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快乐反应，而且是一种对情感过程的解释性阅读，并通过大脑愉悦系统产生“奖赏”。“奖赏”包括“喜欢”“想要”“学习”3个关键因素[73]。其中：“喜欢”是“主观幸福感”的核心过程，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想要”是基于过去经验还想继续得到“奖赏”，是对未来幸福的期望。例如，饥饿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想要”进食以及进食后的“享乐”，对“满足”生理需要很重要。金钱可以购买几乎任何类型的适合大脑的奖赏产品，对提高生活质量很重要。性爱是为了繁衍后代，是对基因“愿望”的最大回报，也是大脑提供的最强烈的行为奖赏[74]。参与体育锻炼能引发心理上的奖赏（如提高健康水平、提升耐力、恢复活力、减轻体质量、保持体型等），获得主观愉悦或期望的奖励，这种奖励本身源于人的心理需求，故体育锻炼后的“收益”奖励可增加再次“想要”的可能。另外，参加体育锻炼还可避免有害或不愉快事件的发生（例如，体质量的增加、慢性病的发生等），这种避免或减少有害刺激本身也是一种奖励，也可增加“想要”再次发生的可能[75]。因此，日常生活中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依赖于与奖赏匹配适当的“想要”和“喜欢”。过少的“想要”会带来“抑郁”，而过多的“想要”可能很容易陷入诸如成瘾之类的适应不良（如吸毒）[64]。
研究表明，尽管体育运动给人带来的愉悦感不同于美味食物、旅游、性高潮、海洛因等，也不同于恋爱、听音乐、见到亲人等带来的认知乐趣，但它们给人带来的愉悦机制是相似的，都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皮质通路完成的，且在机制上存在着较大程度的重叠[68]，都能在神经科学的框架内得到解释[76]。
大量证据表明，体育活动可诱导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认知功能和幸福感产生影响[77]，如增加额叶和海马回灰质体积[78]、减少灰质损伤[79]等。Batouli等[80]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可以促使82%大脑皮质区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对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以及延缓与增龄相关的认知能力衰退具有重要意义，其机制有2种：一是体育锻炼参与了认知功能的神经回路[78]；二是体育锻炼增加了“脑血管储备”[81]。另有研究发现，体力活动活跃的儿童大脑皮质和基底神经节体积更大[82]，白质更完整[83]。目前，越来越多的脑成像研究[84]表明，步行或跳舞等运动干预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其机制与体育锻炼能诱发大脑多个脑区的结构和功能变化有关，例如，增加锻炼者海马回的体积和记忆力[85]，增强老化大脑有效分配认知资源的能力[86]等。
此外，运动诱发的脑神经递质和生化物质改变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直是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急性运动能诱导多种神经化学物质，如乳酸、皮质醇、BDN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神经递质(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乙酰胆碱等）、内源性大麻素和内源性阿片物质的释放[87]。其中，运动30 min后前额皮层、前后扣带回、脑岛、海马旁回、顶叶、小脑和基底神经节阿片类物质浓度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参与者心情愉快、出现欣快感。运动对幸福感的调节是多因素的，涉及内啡肽、皮质醇、内源性大麻素、BDNF、多巴胺和血清素等[88]。运动能激活内源性大麻素系统，进而发挥镇静、抗焦虑的作用，并引起强烈的主观幸福感体验[89]。篮球、曲棍球、网球等项目的运动更容易激活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瑜伽练习可通过刺激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如内啡肽的释放，减轻参与者的恐惧、压力、焦虑、愤怒等不良情绪，降低个体对疼痛的敏感性，缓解或逆转疼痛症状，进而诱发欣快感，提升主观幸福感[90]。笔者认为，尽管目前神经科学关于运动诱发主观幸福感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报道也比较少，离全面揭开这一机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认识体育锻炼使人产生幸福感的生物学本质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6 体育能给人的幸福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在“体育能够让人幸福”这个命题中，体育是以促进身心健康、获得当下或长远的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梳理相关研究发现，体育之所以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是因为体育能实实在在地让人体验到幸福的感受。
（1）体育能让参与者“获得”愉悦、享乐的体验。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绪、情感融合在一起而“输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基于身体感官需要而获得的满足感。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参与体育活动能使人在心理上获得“快乐和成功的体验”[91]，如高兴、开心、激动、喜悦、痴迷、自豪、满足等积极的情感反应；另一方面，人的幸福感可以通过体育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快乐来实现[92]。例如，一场酣畅的比赛，汗水、吼叫、酸痛、冲撞、爆发力、全身心地投入与亢奋，能让人摆脱物欲的羁绊、世事的纷扰，给人带来自尊、自信与快意，使人得到极大的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因此，体育能给参与者带来放松、自由、悠闲和消遣的生活，在运动过程中让人获得的“流畅”（畅爽、沉醉、高峰）体验，以及收获的快乐、愉悦、舒畅、激动、兴奋之心情，进而让参与者感受到人际之美好、世界之和谐，应当是体育带给人们幸福的重要内容[93]。
（2）体育能给参与者带来需要的满足。哲学家康德认为：“快乐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类之所以会选择某一类行为，是因为这类行为能满足人类精神愉悦的心理需要。当人的主体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精神上就会感到幸福、愉快和振奋，就会体验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体育作为人类一种自我娱乐、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以及能让人产生“身悦”“体畅”“神愉”感觉的文化活动[94]，能有效满足参与者自主、自尊、自信、成就、健康、归属、享受、身体吸引力、自我实现等多种心理需要[95]，进而提升幸福感。
（3）体育能给参与者带来自尊。自尊是个体赞赏、重视、喜欢自己的程度, 是个体对自我持有的一种情感体验或对自我的整体性评价[96]。有研究[97]指出，自尊作为自我人格中的核心要素，在更深层面上决定着个体的幸福状态，且对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2个指标均有显著贡献[98]。关于体育活动提升自尊的机制，大多数研究认为这与体育活动中锻炼者对运动技能掌握后的成功体验、自我效能感、改善身体外观和躯体意象有关，其中对身体意象的影响更为重要。体育运动在塑造人体的匀称体型、理想体质量、优雅端正的体态、富有弹性的肌肉、光泽红润的皮肤方面具有其他方式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即使锻炼者看不到自己的体型或肌肉结构有很大变化，锻炼者的自我感觉也会好很多——这本身就能对锻炼者的心理健康、信心、情绪和幸福感产生巨大影响[99]。
（4）体育能给参与者带来健康效益。健康是幸福的保障和源泉，是衡量幸福指数高低的基准。健康不是幸福的全部，但无健康即无幸福可言。人的健康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随时呵护。虽然呵护健康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但运动无疑是最积极、最经济、最有效、最便捷、最有趣的手段之一。目前关于运动防治疾病的效应、效益和对健康的促进与维护作用已被循证医学研究所证实，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5）体育能促使参与者生活满意度提升。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内容，不仅能综合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更能反映人们对于目前生活状态的认知和感受。大量研究表明，体育作为一种集健身、益智、娱乐、消遣、审美、激励等作用于一身的文化娱乐活动，对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100]。经常参加身体锻炼的人比不参加锻炼的人生活满意度更高[101-102]，无论是青少年[103]、成年人[104]、老年人[105]，还是残障者或慢性病患者[106]，只要参与其中就有可能通过提高和维持健康水平，改善睡眠质量[107]，减轻心理压力[108]，提高自身活力[109-110]，改善性功能[111]，提升社会支持度[112]、身体能力感知[113]、自我效能感[114]，改善心境[115]，改变应对方式[116]，通过提高身体满意度、心理满意度、体能满意度、美学满意度、社交满意度、成就和价值满意度等[66]途径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117]。
当前，大量研究[118-120]虽已证实，参加体育活动可诱发积极情绪，提升生活满意度，对参与者的幸福感产生积极效应，但仍有一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明确。例如，作为积极心理学的第一要素，快乐是主观幸福感的基石。那么体育能给人带来快乐，是否就等于带来了幸福？通过体育活动给人带来的幸福效应与参与其他活动带来的幸福效应存在哪些差别？体育活动带来的快乐水平是由积极情绪的强度决定的，还是由积极情绪的频率决定的？主观幸福感中的积极情感与认知，哪个更能反映人的主观幸福感，该如何计算权重？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学界还较少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如何构建一个综合系统模型，全面系统地探究体育对幸福的影响效应，明确哪些是被试（处理）因素，哪些是影响因素，哪些是调节因素，哪些是结果变量，哪些是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7 如何判断体育给人带来了幸福感研究对象的可度量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也是决定研究结论“科学性”的关键。在本命题中，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动态心理结构，其本质是人们对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观体验，不仅包含了参与者的情感成分和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也包含了被试者的理智判断，故欲精确度量体育给人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者们受幸福感“主观性”很强这一认识的制约，对它的测量始终没有离开量表这个手段。客观而言，量表作为一种测量方法和手段, 既有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和便捷性, 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在对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时，研究者采用基于回忆的自陈量表，或通过数理统计方法从具体的维度或题项得分中整合出总体分数，其结果不但遮蔽了主观幸福感的复杂性，且极易造成证据与结论之间逻辑链条的矛盾重重，可重复性极差，进而使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在量表设计上，由于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理解的不一致（例如，2011年世界主观幸福感数据库中就列出了1 200多个测量项目[62]）, 往往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任意地选择指标，导致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含义各不相同。加上不同量表所设计的维度数目(或题项数目)各不相同，造成采用不同量表测试同一研究对象时所得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相差悬殊，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大大限制了不同研究的相互比较[121]。此外，还有研究直接选用一些没有经过信度、效度检验的用于其他学科主观幸福感测量的问卷、量表，难以反映体育活动参与特有的主观体验[122]，致使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尽管采用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存在诸多缺陷，但毕竟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体验，而不同个体对体育活动的体验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今后的研究仍然不能忽视量表测量对主观幸福感度量的贡献。但是，欲使量表发挥真正作用，还需要在量表编制的科学性方面不断完善。例如，主观幸福感量表编制的核心问题是揭示体育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本质特征，即积极情感的反复体验和生活满意度的变化[123]，那么在编制量表时，就要考虑维度、题目的设置是否与之相关，还要对不同维度指标进行加权处理。欲实现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最好采用“公认”的整合模型或量表，把运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心理过程与心理计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其目的是要通过参与者的感受“捕捉”主观幸福感[124]。
如何避免量表测量的主观性，从客观的角度揭开幸福感的“面纱”，是多年来研究者们苦苦思索的问题之一，也是多个学科领域学者们研究的兴趣点。尽管目前要把主观性很强的心理体验作为一种客观指标测量还存在不小的难度，但从学理和测量技术的发展趋势看并非遥不可及。主观幸福感不仅是一种心理反应，也是一种生理反应，且“生理是心理的基础”。“生理反应、表情行为和主观体验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125]，这为主观幸福感的客观测量提供了学理支撑。例如，有研究[126]发现，人是否快乐可以用人的面部表情度量，可以通过被试的眼睛观察，因为感觉到幸福的人是在用眼睛微笑的，而且这种微笑可以通过仪器进行测量。
又如，大脑是主观幸福感产生、维持和变化的生理基础，包括幸福感体验在内的所有心理活动必然同时会在相关大脑中枢产生反应。脑电波的变化，或神经递质和激素（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肾上腺素、皮质醇等）水平的变化，或信号传导的变化等，都可以通过诸如脑电图(EEG)、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等技术手段进行测量[73]。此外，还有一些生理指标如血压、心率变异性、皮肤温度、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表情行为（如生活中的微笑频率）等常与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关联，都可以提供个体幸福状态的信息[10, 127-129]。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一些相关性研究，明确幸福感度量最恰当的生物学方法是什么，血液中是否存在反映主观幸福感的生物学标志物，体育活动与血液中反映主观幸福感的生物活性物质如内啡肽、多巴胺、5-羟色胺、肾上腺素、皮质醇等[130]究竟存在多大程度的关联，哪些指标能成为有效识别主观幸福感的生物学标签，哪些指标能更好地反映运动干预所产生的“主观幸福感”效应等。
“衡量一个人是否感到快乐与幸福最好的方法是问他们自己”，但客观测量也不能被忽略。尽管目前幸福感的生理测量方法还不够成熟，其有效性也经常受到质疑，但其结果客观、精确、稳定，具有量表测量法无法比拟的优势。未来如果能把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测验结果无疑会更加客观、准确。尽管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真正要把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对体育带给人的幸福感进行评判，还需要更多学科的配合与合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8 体育锻炼如何才能兼顾人的健康与幸福在当代全球人口由于体力活动不足导致慢性病日益猖獗[131]的严峻形势下，基于增加体力活动水平能从病因学层面缓解慢性病“井喷”态势的循证医学证据，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和美国医学协会（AMA）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通过增加体力活动水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降低医疗开支的全球性健康行动计划——Exercise is medicine（EIM），并得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
EIM的核心理念是将“运动”喻为“良医”或“良药”[132]，以及解决各种健康问题成本最低的“魔法子弹”[133]。其背后的逻辑是体育锻炼应成为慢性病预防的“前端要地”和医疗活动的延伸，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们健康的重要手段，减轻国家和个人医疗负担的关键举措。当前，EIM不仅获得了学理上的支撑[134]，也得到了循证医学证据的肯定[135]。尽管如此，公共卫生政策的努力并未带来全球体育人口的迅速增长，体力活动不足发生率仍未得到根本上的扭转[136-137]。虽然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媒体宣传和政府推动EIM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运动”的“健康”效益，忽略了它的“幸福”价值。
EIM的基本证据主要来源于运动干预的生理、生化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疗花费上的“数据”变化，考虑更多的是个体体育锻炼与健康的关系，以及国家因此所面临的体力活动不足带来的健康危机，而对如何鼓励人们参与体育锻炼，如何激发锻炼者的激情，如何让人们在体育锻炼过程中体验到“开心”“快乐”“幸福”等一系列问题，并不那么感兴趣[137-140]。
有研究[89]指出，当“运动”被视为“药物”时，运动的指向是“预防”和“治疗”，而非“幸福”。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表明，“运动”要像“药物”一样达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必须达到一定的运动量，而这样的“量”极有可能引发身体“不舒服”的感觉。WHO提出“要想达到增进心肺、肌肉和骨骼健康，减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抑郁症风险的目的，18~64岁成年人每周至少应进行150 min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每周至少75 min较大强度的有氧运动，或中等和较大强度2种运动方式的组合”的体力活动建议，且强调较大运动强度对获得健康效益的重要性[141]。
大多数普通人都经历过运动过程中“不舒服”的体验，如口渴恶心、喘息气粗、腿部沉重、肌肉酸痛、精神疲惫、疲劳倦怠等，尤其是参与一些强度较大的剧烈运动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可能会更加明显[136]。这既是大强度运动本身的固有特征，也是刺激身体适应的强度所需，但同时也是削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欲望的重要原因。
研究[141]表明，运动过程中的情感反应可能是未来锻炼行为的决定因素，而这种情感反应主要受运动强度控制。在体力活动各种参数中，强度对改善情感状态有特别的影响142]。但究竟哪种强度对获得主观幸福感的情感反应影响最佳，目前所有的体力活动指南均未提及。有研究[143]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运动强度与正性情感反应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即运动的强度越大，获得的快乐就越少。较为剧烈的体力活动可能给身体带来的健康益处较大，但也可能对心理健康带来不利影响[144]。Wicker等[145]在对28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参与中等强度锻炼的人群中，晨练次数越多，时间越长，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而在参与大强度锻炼或中等强度与较大强度配合进行锻炼的人群中，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即过大的运动强度或过长的运动持续时间会降低主观幸福感。Reed等[123]在综合分析105项有关定期有氧运动对自我报告积极情绪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低强度（约30% VO2max）、30~35 min/次、3~5 d/周、持续10~12周的休闲性体育活动方案产生的幸福感效应效果最强，但这样的强度产生的健康效益较差。
笔者认为，参与体育锻炼欲兼顾“健康”与“幸福”，最重要的是要采用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方式和方法。这是因为只有这种强度的体育活动，才能同时使身体的心肺、骨骼、肌肉等器官得到有效刺激，给身体带来健康效应，也能给身体带来愉悦感、流畅感和高潮感，进而产生幸福感，让参与者从身体、心理和精神上同时受益，真正达到“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我幸福”的目的。
9 结束语怎样才能让人获得幸福已成为当前“健康中国”“幸福中国”“小康社会”建设背景下诸多学科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体育自身蕴含能让人幸福的元素，其作为最经济、最便捷、最有效的干预方式, 展示了给人带来幸福的巨大潜力。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是在近几年的研究实践中, 对体育与幸福关系进行的一些思考以及当前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的一些进展。希望在此提出的8个基本问题能对未来确立研究方向提供一些启示。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是关涉体育价值重塑和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应给予足够重视。相信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仅能有力推动体育与幸福关系研究的前进步伐，同时能促使学界对体育价值的分析和理解真正回归到“最终为了人的幸福”的要义之中，更重要的是能让人们更加正确地认识到体育与人的幸福生活之间的真切联系，并通过参与其中获得幸福效应。
作者贡献声明：
乔玉成：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搜集相关资料，撰写、修改论文；
范艳芝：翻译部分外文资料，核对数据。
| [1] |
高国翠, 高凤兰. 俄语词汇概念范畴划分的联想测试研究[J].
外语学刊, 2012(4): 104-108 (  0)
|
| [2] |
宁岩. 从概念范畴角度解析概念结构的普遍性特征[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 30(7): 68-70 ( 0)
|
| [3] |
乔玉成. "体育"概念的发生学研究:兼论"Sport"能否成为中国"体育"的总概念[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3, 28(1): 1-16 ( 0)
|
| [4] |
张磊. 体育簇概念:超越体育概念研究困境的新路向[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2, 36(5): 21-24 DOI:10.3969/j.issn.1000-5498.2012.05.006 ( 0)
|
| [5] |
高良, 郑雪. 当代西方幸福感研究的问题与方向[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9, 31(1): 84-88 ( 0)
|
| [6] |
杨晓升. 求解人生幸福之谜[J].
文学港, 2015(7): 107-110 ( 0)
|
| [7] |
王培佐. 幸福的源泉[J].
政工学刊, 2005(6): 50-51 ( 0)
|
| [8] |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快乐生活幸福中国: 幸福文化建设座谈会发言摘登: 一[N].光明日报, 2012-2-23(1)
( 0)
|
| [9] |
万俊人. 什么是幸福[J].
道德与文明, 2011(3): 32-35 ( 0)
|
| [10] |
MORGAN S J. Book review:The science of happiness[J].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2007, 18(1): 109-111 DOI:10.1177/02601079X07001800107 ( 0)
|
| [11] |
贾永辉. 基于生理生化角度的幸福相对性理论模型[J].
生物技术世界, 2013(5): 180 ( 0)
|
| [12] |
陈浩彬, 苗元江.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心理研究, 2012, 5(4): 46-52 DOI:10.3969/j.issn.2095-1159.2012.04.008 ( 0)
|
| [13] |
ALEMDAG C, ALEMDAG S, OZKARAA B. Physi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 of subjective happiness[J].
Baltic Journal of Sport & Health Sciences, 2016, 4(103): 2-10 ( 0)
|
| [14] |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 0)
|
| [15] |
李志, 谢朝晖. 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述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83-88 ( 0)
|
| [16] |
苗元江, 陈浩彬, 白苏妤. 幸福感研究新视角:社会幸福感概述[J].
社会心理科学, 2008(2): 17-21 ( 0)
|
| [17] |
SUARDI A, SOTGIU I, COSTA T, et al.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happiness:A review of PET and fMRI studies using autobiographical recall methods[J].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16, 16(3): 383-392 ( 0)
|
| [18] |
BÜCKER S, NURAYDIN S, SIMONSMEIER B A,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18, 74: 83-94 DOI:10.1016/j.jrp.2018.02.007 ( 0)
|
| [19] |
PASCO J A, JACKA F N, WILLIAMS L J, et al. Don't worry, be active:Positive affect and habitual physical activity[J].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1, 45(12): 1047-1052 ( 0)
|
| [20] |
DIENER E, OISHI S, LUCAS R E. National accou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5, 70(3): 234-242 DOI:10.1037/a0038899 ( 0)
|
| [21] |
WIESE C W, KUYKENDALL L, TAY L. Get active? A meta-analysis of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7, 13(1): 57-66 ( 0)
|
| [22] |
FARHUD D D, MALMIR M, KHANAHMADI M. Happiness & health:The biological factors-systematic review article[J].
Iran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4, 43(11): 1468-1477 ( 0)
|
| [23] |
MICHAELOS A C. Book review:Subjective well-being: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2, 26(2): 199-203 DOI:10.1007/BF00304399 ( 0)
|
| [24] |
NG W, DIENER E. Afflu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Does income inequality moderate their associations?[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8, 14(1): 155-170 ( 0)
|
| [25] |
张天问, 吴明远.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以互联网旅游博客文本为例[J].
旅游学刊, 2014, 29(10): 51-6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4.10.16 ( 0)
|
| [26] |
KANG J, SCHOLP A, JIANG J J. A review of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singing[J].
Journal of Voice, 2018, 32(4): 390-395 DOI:10.1016/j.jvoice.2017.07.008 ( 0)
|
| [27] |
扈中平. 教育何以能关涉人的幸福[J].
教育研究, 2008(11): 30-37 ( 0)
|
| [28] |
斯特宾斯, 刘慧梅. 休闲与幸福:错综复杂的关系[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42(1): 31-43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1.12.061 ( 0)
|
| [29] |
徐延辉, 史敏. 休闲方式、精神健康与幸福感[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 56(5): 82-89 ( 0)
|
| [30] |
张凤珍, 李卫平, 谢忠萍. 现代社会体育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关系初探[J].
体育与科学, 2007, 28(5): 57-59 DOI:10.3969/j.issn.1004-4590.2007.05.013 ( 0)
|
| [31] |
FREDRICKSON B L, GREWEN K M, COFFEY K A, et al. A functional genomic perspective on human well-being[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33): 13684-13689 DOI:10.1073/pnas.1305419110 ( 0)
|
| [32] |
HALLMANN K, BREUER C, KÜHNREICH B. Happiness, pride and elite sporting success:What population segments gain most from national athletic achievements?[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3, 16(2): 226-235 DOI:10.1016/j.smr.2012.07.001 ( 0)
|
| [33] |
JANG W, WANN D L, KO Y J. Influence of team identification, game outcome, and game process on sport consumers' happiness[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8, 21(1): 63-71 DOI:10.1016/j.smr.2017.03.002 ( 0)
|
| [34] |
JANG W, KO Y J, WANN D L, et al. Does spectatorship increase happiness?:The energ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2017, 31(4): 333-344 ( 0)
|
| [35] |
STIEGER S, GÖTZ F M, GEHRIG F. Soccer results affect subjective well-being, but only briefly:A smartphone study during the 2014 FIFA World Cup[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 6: 497 ( 0)
|
| [36] |
田雨普. 新时期体育的政治功能[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1, 16(1): 7-8 DOI:10.3969/j.issn.1005-0000.2001.01.005 ( 0)
|
| [37] |
乔玉成, 许登云. 论体育的政治化倾向: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J].
体育学刊, 2009, 16(7): 1-8 DOI:10.3969/j.issn.1006-7116.2009.07.001 ( 0)
|
| [38] |
KAVETSOS G, SZYMANSKI S. National well-being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0, 31(2): 158-171 ( 0)
|
| [39] |
PAWLOWSKI T, DOWNWARD P, RASCIUTE S. Does national pride from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 contribute to well-being?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4, 17(2): 121-132 DOI:10.1016/j.smr.2013.06.007 ( 0)
|
| [40] |
侯玺超.论作为"身体教育"的体育[D].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1
( 0)
|
| [41] |
LEE H W, SHIN S, BUNDS K S,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sport participation:Happiness in a ski resort context[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4, 9(3): 575-590 DOI:10.1007/s11482-013-9255-5 ( 0)
|
| [42] |
冯建军.
回归幸福的教师生活[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15.
( 0)
|
| [43] |
LYUBOMIRSKY S, SHELDON K M, SCHKADE D. Pursuing happiness:The architecture of sustainable change[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5, 9(2): 111-131 DOI:10.1037/1089-2680.9.2.111 ( 0)
|
| [44] |
CAUNT B S, FRANKLIN J, BRODATY N E, et al.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A content analysis of peoples' recipes for long-term happines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3, 14(2): 475-499 DOI:10.1007/s10902-012-9339-1 ( 0)
|
| [45] |
MANGELS D.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What makes people happy and how can we become happier[J].
Berkeley Scientific Journal, 2009, 12(2): 2-5 ( 0)
|
| [46] |
SHELDON K M, LYUBOMIRSKY S. Achieving sustainable new happiness:Prospects, practices, and prescriptions[J].
Positive Psychology in Practice, 2004(1): 127-145 ( 0)
|
| [47] |
TKACH C, LYUBOMIRSKY S. How do people pursue happiness?:Relating personality, happiness-increasing strategies, 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6, 7(2): 183-225 DOI:10.1007/s10902-005-4754-1 ( 0)
|
| [48] |
ROTENBERG V S. "Genes of happiness and well being" in the context of search activity concept[J].
Activitas Nervosa Superior, 2013, 55(1-2): 1-14 DOI:10.1007/BF03379593 ( 0)
|
| [49] |
乔玉成, 王卫军. 规律运动干预人类衰老过程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进展[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6, 39(1): 61-67 ( 0)
|
| [50] |
RENZI C, PROVENCAL N, BASSIL K C, et al. From epigenetic associations to 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explanations in mental health[J].
Progress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2018(158): 299-323 ( 0)
|
| [51] |
张晓, 白长虹. 快乐抑或实现?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转向:基于国外幸福感研究的述评[J].
经济与管理科学, 2018, 33(9): 132-144 ( 0)
|
| [52] |
FERNANDES J, ARIDA R M, GOMEZ-PINILLA F. Physical exercise as an epigenetic modulator of brain plasticity and cognition[J].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7, 80: 443-456 ( 0)
|
| [53] |
GRAZIOLI E, DIMAURO I, MERCATELLI N,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prevention of human diseases:Role of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J].
BMC Genomics, 2017, 18(8): 802 ( 0)
|
| [54] |
MAEJIMA H, KANEMURA N, KOKUBUN T, et al. Exercise enhance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urotrophin expression in the hippocampus accompanied by changes in epigenetic programming in senescence-accelerated mice[J].
Neuroscience Letters, 2017, 665: 67-73 ( 0)
|
| [55] |
IERACI A, MALLEI A, MUSAZZI L, et al. Physical exercise and acute restraint stress differentially modulate hippocampal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transcripts and epigenetic mechanisms in mice[J].
Hippocampus, 2015, 25(11): 1380-1392 DOI:10.1002/hipo.22458 ( 0)
|
| [56] |
MANDOLESI L, POLVERINO A, MONTUORI S, et al.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 509 DOI:10.3389/fpsyg.2018.00509 ( 0)
|
| [57] |
维德曼, 张睿. 为何幸福如此难求[J].
发现, 2007(6): 43-45 ( 0)
|
| [58] |
沃里斯, 梁晓丹. 关于幸福的最新科学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6(1): 23-25 ( 0)
|
| [59] |
李爱梅, 高结怡, 彭元, 等.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适应的不对称性及其机制探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4): 632-642 ( 0)
|
| [60] |
KIM-PRIETO C, DIENER E, TAMIR M, et al. Integrating the diverse definitions of happiness:A time-sequential framework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5, 6(3): 261-300 DOI:10.1007/s10902-005-7226-8 ( 0)
|
| [61] |
肖仲华, 杨怀中. 大脑幸福机理与完善论幸福观[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3, 35(4): 88-93 ( 0)
|
| [62] |
罗扬眉.幸福感的神经机制来自多模态神经成像的证据[D].重庆: 西南大学, 2014: 1-2
( 0)
|
| [63] |
DOLCOS S, MOORE M, KATSUMI Y.
Neuroscience and well-being[M]. Salt Lake City: DEF Publishers, 2018: 12-15.
( 0)
|
| [64] |
KRINGELBACH M L, BERRIDGE K C. Towards a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pleasure and happiness[J].
Discovery Medicine, 2010, 49(9): 579-587 ( 0)
|
| [65] |
罗扬眉, 游旭群, 黄希庭.快乐论幸福和实现论幸福的神经基础: 来自默认网络功能连接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C]//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八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 心理学与社会发展, 2015: 1008-1009
( 0)
|
| [66] |
THOMPSON R H, SWANSON L W. Hypothesis-driven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analysis supports network over hierarchical model of brain architectur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34): 15235-15239 DOI:10.1073/pnas.1009112107 ( 0)
|
| [67] |
ZAHM D S, PARSLEY K P, SCHWARTZ Z M, et al. On lateral septum-like characteristics of outputs from the accumbal hedonic "hotspot" of Peciña and Berridge with commentary on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basal forebrain "boundaries"[J].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2013, 521(1): 50-68 ( 0)
|
| [68] |
BERRIDGE K C, KRINGELBACH M L. Neuroscience of affect:Brain mechanisms of pleasure and displeasure[J].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2013, 23(3): 294-303 DOI:10.1016/j.conb.2013.01.017 ( 0)
|
| [69] |
KONG F, HU S, WANG X,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happy life:The amplitude of spontaneous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predicts subjective well-being[J].
Neuroimage, 2015, 107: 136-145 DOI:10.1016/j.neuroimage.2014.11.033 ( 0)
|
| [70] |
李爱梅, 李晓萍, 高结怡, 等. 追求积极情绪可能导致消极后果及其机制探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6): 979-989 ( 0)
|
| [71] |
NAKAGAWA S, TAKEUCHI H, TAKI Y, et al. White matter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loneliness in young adults[J].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 17001 DOI:10.1038/srep17001 ( 0)
|
| [72] |
陈红, 肖子伦, 李书慧, 等. 幸福感的神经机制:来自中枢神经系统的证据[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2): 106-113 ( 0)
|
| [73] |
BERRIDGE K C, KRINGELBACH M L. Building a neuroscience of pleasure and well-being[J].
Psychology of Well-Being: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1, 1: 3 DOI:10.1186/2211-1522-1-3 ( 0)
|
| [74] |
GRINDE B. Darwinian happiness:Biological advi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J].
Journal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Systems, 1996, 19(3): 249-260 DOI:10.1016/S1061-7361(96)90035-1 ( 0)
|
| [75] |
SZABO A, GRIFFITHS M D, DEMETROVICS Z.
Psychology and exercise[M]. Salt Lake City: Academic Press, 2019: 63-72.
( 0)
|
| [76] |
张孟杰, 韩璞庚. 幸福科学与自然主义的"幸福学"[J].
哲学研究, 2016(3): 86-92 ( 0)
|
| [77] |
MANDOLESI L, POLVERINO A, MONTUORI S, et al.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 509 DOI:10.3389/fpsyg.2018.00509 ( 0)
|
| [78] |
ERICKSON K I, MILLER D L, WEINSTEIN A M,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brain plasticity in late adulthood:A conceptual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J].
Ageing Research, 2012, 3(1): 6 ( 0)
|
| [79] |
CHADDOCK-HEYMAN L, ERICKSON K I, HOLTROP J L, et al. Aerobic fitness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children[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4, 8: 584 ( 0)
|
| [80] |
BATOULI S A H, SABA V. At least eighty percent of brain grey matter is modifiable by physical activity:A review study[J].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017, 332: 204-217 DOI:10.1016/j.bbr.2017.06.002 ( 0)
|
| [81] |
STERN Y. Cognitive reserve in ageing and Alzheimer's disease[J].
The Lancet Neurology, 2012, 11(11): 1006-1012 DOI:10.1016/S1474-4422(12)70191-6 ( 0)
|
| [82] |
CHADDOCK L, ERICKSON K I, PRAKASH R S, et al. A neuroimag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erobic fitness, hippocampal volume, and memory performance in preadolescent children[J].
Brain Research, 2010, 1358: 172-183 DOI:10.1016/j.brainres.2010.08.049 ( 0)
|
| [83] |
SCHAEFFER D J, KRAFFT C E, SCHWARZ N F, et al. An 8-month exercise intervention alters frontotemporal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overweight children[J].
Psychophysiology, 2014, 51(8): 728-733 DOI:10.1111/psyp.12227 ( 0)
|
| [84] |
AWICK E A, EHLERS D K, AGUIÑAGA S, et al. Effects of a randomized exercise trial on physical activity,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dults[J].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2017, 49: 44-50 DOI:10.1016/j.genhosppsych.2017.06.005 ( 0)
|
| [85] |
ERICKSON K I, VOSS M W, PRAKASH R S, et al. Exercise training increases size of hippocampus and improves memor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108(7): 3017-3022 DOI:10.1073/pnas.1015950108 ( 0)
|
| [86] |
VOSS M W, NAGAMATSU L S, LIU-AMBROSE T, et al. Exercise, brain, and cogni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2011, 111(5): 1505-1513 DOI:10.1152/japplphysiol.00210.2011 ( 0)
|
| [87] |
BASSO J C, SUZUKI W A. The effects of acute exercise on mood, cognition, neurophysiology, and neurochemical pathways:A review[J].
Brain Plasticity, 2017, 2(2): 127-152 ( 0)
|
| [88] |
HEIJNEN S, HOMMEL B, KIBELE A, et al. Neuromodulation of aerobic exercise:A review[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 6: 1890 ( 0)
|
| [89] |
SPARLING P B, GIUFFRIDA A, PIOMELLI D, et al. Exercise activates the endocannabinoid system[J].
Neuroreport, 2003, 14(17): 2209-2211 DOI:10.1097/00001756-200312020-00015 ( 0)
|
| [90] |
SURI M, SHARMA R, SAINI N. Neuro-physio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yoga, pain and endorphi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 Yoga, 2017, 2(9): 18-32 ( 0)
|
| [91] |
MATHEW J, PAULOSE C S. The healing power of wellbeing[J].
Acta Neuropsychiatrica, 2011, 23(4): 145-155 DOI:10.1111/j.1601-5215.2011.00578.x ( 0)
|
| [92] |
COMPTON W C, HOFFMAN E.
Positive psychology: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flourishing[M]. Belmont: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3: 1-3.
( 0)
|
| [93] |
SEGAR M L, GUÉRIN E, PHILLIPS E, et al. From a vital sign to vitality:Selling exercise so patients want to buy it[J].
Current Sports Medicine Reports, 2016, 15(4): 276-281 DOI:10.1249/JSR.0000000000000284 ( 0)
|
| [94] |
胡微, 于海. 论导引养生功法的"体畅, 神愉"之趣:基于运动项目娱人致趣原理的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5, 34(5): 140-144 DOI:10.3969/j.issn.1004-0560.2015.05.027 ( 0)
|
| [95] |
DIENER E, LUCAS R E.
Culture and well-being[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87-112.
( 0)
|
| [96] |
李玲. 大学生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4, 22(2): 261-264 DOI:10.13342/j.cnki.cjhp.2014.02.043 ( 0)
|
| [97] |
丛晓波, 颜宏赫, 张向葵. 自我和谐:从自尊本质看幸福感的提升[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 128-132 DOI:10.3969/j.issn.1672-8106.2016.01.015 ( 0)
|
| [98] |
STAATS S, ARMSTRONG-STASSEN M, PARTILO C. Student well-being:Are they better off now?[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5, 34(1): 93-112 DOI:10.1007/BF01078969 ( 0)
|
| [99] |
张力为. 身体自我与主观幸福[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7, 30(8): 1011-1015 DOI:10.3969/j.issn.1007-3612.2007.08.002 ( 0)
|
| [100] |
马春林, 刘志民. 体育运动与生活质量关系研究的进展与趋势[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1(1): 28-33 DOI:10.3969/j.issn.1007-323X.2011.01.007 ( 0)
|
| [101] |
SCHNOHR P, KRISTENSEN T S, PRESCOTT E, et al. Stress and life dissatisfaction are inversely associated with jogging and other type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leisure time:The Copenhagen city heart study[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2005, 15(2): 107-112 ( 0)
|
| [102] |
STUBBE J H, DEMOOR M H M, BOOMSMA D I.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ercise participation and well-being:A co-twin study[J].
Preventive Medicine, 2007, 44(2): 148-152 ( 0)
|
| [103] |
VARCA P E, SHAFFER G S, SAUNDERS V.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sport particip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1984, 6(4): 440-447 DOI:10.1123/jsp.6.4.440 ( 0)
|
| [104] |
FOX K R.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mental well-being[J].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999, 2(3a): 411-418 DOI:10.1017/S1368980099000567 ( 0)
|
| [105] |
魏高峡.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体育锻炼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07, 43(2): 55-60 DOI:10.3969/j.issn.1002-9826.2007.02.012 ( 0)
|
| [106] |
DUDA J L, WILLIAMS G C, NTOUMANIS N, et al. Effects of a standard provision versus an autonomy supportive exercise referral programme on physical activity,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indicators:A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2014, 11(1): 10 DOI:10.1186/1479-5868-11-10 ( 0)
|
| [107] |
MORITA Y, SASAI-SAKUMA T, INOUE Y. Effects of acute morning and evening exercise o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leep quality in older individuals with insomnia[J].
Sleep Medicine, 2017, 34: 200-208 DOI:10.1016/j.sleep.2017.03.014 ( 0)
|
| [108] |
JONES M, TAYLOR A, LIAO Y, et al. Real-time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Associations with objectively-measured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17, 31: 79-87 DOI:10.1016/j.psychsport.2017.03.013 ( 0)
|
| [109] |
ROUSE P C, VELDHUIJZEN VAN ZANTEN J J, METSIOS G S, et al. Fostering autonomous motivat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Protocol and rationale for a randomised control trial[J].
BMC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2014, 15(1): 445 DOI:10.1186/1471-2474-15-445 ( 0)
|
| [110] |
BRIKI W. Motivation toward physical exerci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mediating role of trait selfcontrol[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 7: 1546 DOI:10.3389/fpsyg.2016.01546 ( 0)
|
| [111] |
DHIKAV V, KARMARKAR G, GUPTA R, et al. Yoga in female sexual functions[J].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2010, 7(2): 964-970 ( 0)
|
| [112] |
VANKIM N A, NELSON T F.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ental health, perceived stress, and socializ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2013, 28(1): 7-15 ( 0)
|
| [113] |
MARTIN GINIS K A, ENG J J, ARBOUR K P, et al. Mind over muscle?:Sex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image change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hysical changes following a 12-week strength-training program[J].
Body Image, 2005, 2(4): 363-372 DOI:10.1016/j.bodyim.2005.08.003 ( 0)
|
| [114] |
MCAULEY E, MARQUEZ D X, JEROME G J,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que anxiety in older adults:Fitness, and efficacy influences[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02, 6(3): 222-230 ( 0)
|
| [115] |
MANSFIELD L, KAY T, MEADS C, et al. Sport and dance interventions for healthy young people (15-24 years) to promote subjective well-being:A systematic review[J].
BMJ Open, 2018, 8(7): e020959 DOI:10.1136/bmjopen-2017-020959 ( 0)
|
| [116] |
陈开梅, 杨剑, 董磊, 等. 身体锻炼对青少年心理应激、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效应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9(10): 75-79 DOI:10.3969/j.issn.1001-9154.2013.10.017 ( 0)
|
| [117] |
NEWMAN D B, TAY L, DIENER E. Leis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 model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s mediating factor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4, 15(3): 555-578 DOI:10.1007/s10902-013-9435-x ( 0)
|
| [118] |
KIM J H, MCKENZIE L A. The impa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stress coping and well-be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leisure[J].
Health, 2014, 6(19): 2570-2580 DOI:10.4236/health.2014.619296 ( 0)
|
| [119] |
LATHIA N, SANDSTROM G M, MASCOLO C, et al. Happier people live more active lives:Using smartphones to link happiness and physical activity[J].
PLoS One, 2017, 12(1): e0160589 DOI:10.1371/journal.pone.0160589 ( 0)
|
| [120] |
RICHARDS J, JIANG X, KELLY P, et al. Don't worry, be happy:Cross-s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happiness in 15 European countries[J].
BMC Public Health, 2015, 15(1): 53 ( 0)
|
| [121] |
DE JONGE T, VEENHOVEN R, ARENDS L. Homogenizing responses to different survey questions on the same topic:Proposal of a scale homogenization method using a reference distribu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 117(1): 275-300 DOI:10.1007/s11205-013-0335-6 ( 0)
|
| [122] |
EKKEKAKIS P, PETRUZZELLO S J. Analysis of the affect measurement conundrum in exercise psychology. Ⅲ.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subjective exercise experiences scale[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01, 2(4): 205-232 DOI:10.1016/S1469-0292(01)00022-X ( 0)
|
| [123] |
REED J, BUCK S. The effect of regular aerobic exercise on positive-activated affect:A meta-analysis[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09, 10(6): 581-594 DOI:10.1016/j.psychsport.2009.05.009 ( 0)
|
| [124] |
LAYARD R.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J].
Science, 2010, 327(5965): 534-535 DOI:10.1126/science.1186315 ( 0)
|
| [125] |
唐淦琦, 黄敏儿. 高低幸福感人群的负情绪特点:生理和表情的依据[J].
心理学报, 2012, 44(8): 1086-1099 ( 0)
|
| [126] |
于传岗. 幸福度量学与我国农民幸福问题的度量[J].
江汉论坛, 2009(7): 19-21 DOI:10.3969/j.issn.1003-854X.2009.07.004 ( 0)
|
| [127] |
BACHOROWSKI J A, OWREN M J. Not all laughs are alike:Voiced but not unvoiced laughter readily elicits positive affect[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1, 12(3): 252-257 DOI:10.1111/1467-9280.00346 ( 0)
|
| [128] |
NETZ Y. Type of activity and fitness benefits as moderators of the effect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affect in advanced age:A review[J].
European Review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2009, 6(1): 19-27 DOI:10.1007/s11556-009-0043-z ( 0)
|
| [129] |
BOMAN K.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 possible measu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D].Sweden: University of Skövde, 2018: 35-37
( 0)
|
| [130] |
BENNETT M P, LENGACHER C. Humor and laughter may influence health:Ⅲ. Laughter and health outcomes[J].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08, 5(1): 37-40 ( 0)
|
| [131] |
乔玉成, 王卫军. 全球人口体力活动不足的概况及特征[J].
体育科学, 2015, 35(8): 8-15 ( 0)
|
| [132] |
CHEN A. On childhood obesity prevention:"Exercise is medicine" vs. "exercise is vaccine"[J].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2012, 1(3): 172-173 DOI:10.1016/j.jshs.2012.07.008 ( 0)
|
| [133] |
BEEDIE C, MANN S, JIMENEZ A, et al. Death by effectiveness:Exercise as medicine caught in the efficacy trap![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6, 50(6): 323-324 DOI:10.1136/bjsports-2014-094389 ( 0)
|
| [134] |
乔玉成, 牛严君. 运动的药物学特征:EIM的学理支撑[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7, 36(6): 77-82 DOI:10.3969/j.issn.1004-0560.2017.06.013 ( 0)
|
| [135] |
PEDERSEN B K, SALTIN B. Exercise as medicineevidence for prescribing exercise as therapy in 26 different chronic disease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2015, 25(3): 1-72 ( 0)
|
| [136] |
NESTI M S. Exercise for health:Serious fun for the whole person?[J].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2016, 5(2): 135-138 DOI:10.1016/j.jshs.2016.03.003 ( 0)
|
| [137] |
HUDSON Z. If exercise is medicine, who should be the prescriber?[J].
Physical Therapy in Sport, 2012, 13(3): 121-122 ( 0)
|
| [138] |
LOBELO F, STOUTENBERG M, HUTBER A. The exercise is medicine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A 2014 update[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4, 48(22): 1627-1633 DOI:10.1136/bjsports-2013-093080 ( 0)
|
| [139] |
BERRYMAN J W. Exercise is medicine:A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Current Sports Medicine Reports, 2010, 9(4): 195-201 DOI:10.1249/JSR.0b013e3181e7d86d ( 0)
|
| [140] |
DOWNWARD P, RASCIUTE S. Does sport make you happy? An analysis of the well-being derived from sports participa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1, 25(3): 331-348 DOI:10.1080/02692171.2010.511168 ( 0)
|
| [141] |
PARFITT G, HUGHES S. The exercise intensity-affect relationship: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exercise behavior[J].
Journal of Exercise Science & Fitness, 2009, 7(2): S34-S41 ( 0)
|
| [142] |
FORTIER M S, GUERIN E, WILLIAMS T, et al. Should I exercise or sleep to feel better? A daily analysis with physically active working mothers[J].
Mental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2015, 8: 56-61 DOI:10.1016/j.mhpa.2015.03.001 ( 0)
|
| [143] |
EKKEKAKIS P, PARFITT G, PETRUZZELLO S J. The pleasure and displeasure people feel when they exercise at different intensities[J].
Sports Medicine, 2011, 41(8): 641-671 DOI:10.2165/11590680-000000000-00000 ( 0)
|
| [144] |
ASZTALOS M, WIJNDAELE K, DE BOURDEAUD HUIJ I, et al. Specific associations between types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components of mental health[J].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port, 2009, 12(4): 468-474 ( 0)
|
| [145] |
WICKER P, FRICK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5, 25(5): 868-872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