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为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分别被城乡户籍制度管理。与之相适应，中国体育也分为城乡两大部类，在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分别运作，相互间少有交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推动下，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突破城乡界限大幅流动，城镇化大潮兴起，势不可挡，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城乡分治的体育状态难以为继，目前中国体育发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城乡割裂的格局有关，改革势在必行。这些年来，我们不断试图改变这种割裂状态，但一直未获得预期成效。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对城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而且对解决城乡体育发展严重失衡的难题设置了新平台、提供了新路径。跳出城乡体育分治的窠臼，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视角，基于社会发展的新现实，重新认识城乡体育的相互关系，以应对城镇化带来的挑战，促使体育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是今天中国体育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1 快速城镇化对中国城乡体育的挑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也为当今世界所罕见。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44%，持续上升到2019年的60.60%，首次突破60%，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70%。201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84 84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 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55 16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 239万人^[1]：这是中国城乡人口结构的现状。

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率在30%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0.48%，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期^[2]。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全民健身计划开始实施，在城乡逐步推进，取得成效。同时，“城市病”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市病”日趋严重，以农村空心化为代表的“乡村病”也开始出现。快速城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体育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对城市体育和乡村体育提出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1.1 快速城镇化对农村体育的挑战 1.1.1 改变了体育的参与主体

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1亿人，男性占64.9%，女性占35.1%，平均年龄为40.8岁，其中5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75.4%。外出农民工更为年轻，平均年龄为36岁，其中40岁及以下占67.8%^[3]。留在农村的农民状况是：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 422万人，其中女性14 927万人，占47.5%，年龄35岁以下的有6 023万人，仅占19.2%^[4]。

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态势严峻，表现为：①规模大，2018年全国2.49亿60岁以上老人中，农村占46.22%；②程度深，60岁以上老人占农村人口的20.46%，高于城镇的16.13%；③高龄化严重，80岁以上老人占60岁以上的12%，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和留守化加剧了农村实有人口老龄化程度，且在越落后的农村，实有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5]。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这种变化将持续下去。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5%，保守估计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在8 000万人以上，农业就业人员比例将下降到20%左右，乡村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5.3%，约为1.24亿人^[6]。

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的结构表明，目前农村体育也在“空心化”，支撑农村体育的青壮年人数在急剧减少，体育骨干大量流失，导致农村体育的中心“塌陷”。目前农村体育的主要对象是儿童、妇女和老人，人称“613899部队”（儿童节、妇女节和重阳节）。留守村民受教育程度也较低，6.4%的人未上过学，37.0%的人学历为小学，48.4%的人学历为初中，7.0%的人学历为高中或中专，1.2%的人学历为大专及以上^[4]。农村体育面对的这种人口结构性变化，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1.1.2 改变了体育的支撑环境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农村出现日趋严重的耕地撂荒、农宅无人居住等土地闲置问题，资源浪费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200万hm²，宅基地废弃空置近760万hm^2[7]。有研究^[8]表明，有3.77%的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甚至超过40%。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难以维持。人口“空心化”又导致产业“空心化”，出现人居环境“脏、乱、差”的“空心村”。从21世纪初开始，村庄合并之风越来越盛。中国农村村委会从1999年到2011年，由80.1万个减少到59万个，总数减少超过1/4^[9]。这些情况表明，农村体育社会支撑环境已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1.1.3 改变了体育的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俗称“三民体育”（民族、民间、民俗体育）经过数千年的岁月磨洗，已与农耕岁时节奏、生活习俗融为一体，深深地浸透着中国的生命理念、哲学思想、经络学说、审美情趣。农村体育是传统赓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千百年来，农村体育文化对保持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维系家庭和谐、邻里和睦，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代际传承等，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生于农村，成于农村，盛于农村。然而，随着“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10]的出现，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日趋衰败。体育非遗项目的衰落是其表征，目前大多数体育非遗项目缺乏自生能力，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堪忧，传承活动难以维系。保护很好的仅占10.1%、较好的仅占43.4%，有近半数的体育非遗项目处在确知濒危和潜在危险状态下^[11]。

1.2 快速城镇化对城市体育的挑战 1.2.1 公共体育服务压力激增

“城市病”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以及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输出失去平衡，需求矛盾加剧等问题^[12]。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和规模加大，“城市病”也在各大城市传染开来，有的二、三线城市也未能幸免。

“城市病”给市民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也使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临巨大压力。尽管一直在持续不断强化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扩大公共体育服务的覆盖面，但城市土地资源日渐稀缺，用于体育设施的空间逼近“天花板”，远不能满足城市快速增长人口的需要，降低了人们参与体育的幸福感。

1.2.2 乡-城移民（农民工）的体育权益难以维护

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1亿人^[13]，在城乡体育分治制度环境中，将近3亿的农民工成为城乡体育“两不管”的盲区。农民工身在城市，不属于农村体育的治理范围；他们户籍在农村，也不属于城市体育的治理范围，成为体育的社会边缘人。城镇化的提速使城乡差异导致的社会歧视显性化，强化了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

1.3 城乡体育分治模式的困境

快速城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城乡体育发展的环境。目前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之多，因果关系之复杂，都是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快速城镇化不仅提出农村体育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提出了城市体育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城乡体育分治的架构中，这两大问题都是无解的。

1.3.1 农村体育发展失去方向

尽管多年来农村体育一直被看作中国全民健身的重点之一，但实际上其也一直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最为薄弱的环节，找不到有效的着力点。根本原因是在城乡分治的旧格局中，城市和乡村分居城镇化的两端，乡村端输出，城镇端输入，基本流向是农民离乡离土进入城镇，其结果是农村空心化。城镇化速度越快，农村空心化程度越严重。城镇化打破城乡分割壁垒，将农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体育发展呈现鲜明的动态性，而既有体育格局是静态体育运作需要设计的，其特征是城乡体育分途发展，分别管理。城镇化像“全速运转的水泵”，将人口源源不断地吸入城市，农村体育只能随着城镇化进程衰落，难有出路。

迄今为止，我国发展农村体育的基本做法让农村体育向城市体育看齐，以城市体育的模式改造农村体育，“以乡村之足适城市之履”。无论从1985年到2002年的“体育先进县”评选，还是今天的“体育三下乡”，其基本思路均如此，其结果是短板越补越短，农村体育前景暗淡。

1.3.2 城市体育面临发展瓶颈

目前，中国体育既为“乡村病”所困，也为“城市病”所累。乡村端持续不断地向城镇输送人口，导致农村体育的凋敝和可用资源的闲置，城市体育资源则严重不足、捉襟见肘，承载的压力持续增加，供需间的差距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日益增大，“健康中国”提出的全人群和全周期覆盖的体育公共服务网络难以铺设。

“城市病”和“乡村病”均源于快速城镇化，“双病”同源，需要“双病”同治，也只有“双病”同治，才有效果。目前，解决农村体育问题的“钥匙”在城市，而解决城市体育问题的“钥匙”在乡村。然而，在城乡体育分治的格局中，城乡体育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快速城市化已将中国体育推到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需要对城乡体育分治的格局做根本性的战略调整，变城乡互损为城乡互利，否则难以为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中国体育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

2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城乡体育新认识

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在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分治已在我们头脑中固化为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框定了认知体育的视角，限制了观察体育的视野，钝化了对体育发展变化的感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城乡体育的关系，重新思考中国体育未来的发展。

2.1 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新视角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1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现实的重大战略决策，也为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体育发展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带来的是对城乡体育相互关系的全新认识，使我们有可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乡互动、城乡互补的体育发展格局。目前中国体育已走到只有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才能继续发展的历史时刻。

目前中国体育发展的问题在城乡体育分治的旧框架中全是“死结”。就农村看农村体育，看到的是：体育中坚力量的流失，与现代体育颇为隔膜的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落后的体育观念，缺失的体育动机，薄弱的体育知识，乏力的政府支撑，没有保障的经费来源，空置的学校危房，人去屋空的院落，等等，到处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同样，就城市来看城市体育，体育资源的紧缺，体育选择性的不足，弱势群体的体育覆盖等问题也难以解决。但当摆脱城乡二元的思想禁锢，从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新视角切入时，顿时豁然开朗，老问题有了新前景，一个潜在的生机勃勃的愿景出现在眼前。城乡体育取长补短、城不离乡、乡不离城、互动互补、共生共荣。

2.2 城乡体育交叉观察的新视野

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城乡相互取代，而是二者互补，要互补就要了解各自的优劣。城乡融合发展突破了市民只关注城市，农民只关注乡村的狭窄视域，将城市与乡村同时置于人们的视野，在比较中重新认识。城镇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形成鲜明对照。

在城乡比较中，人们清楚地看到：城市的优势在于就业机会、经济收入、教育质量、文化生活、社会服务、医疗条件，其劣势则是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空气污染、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竞争激烈、物价过高，可概括为“城市病”。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城市之所长正是农村之所短，而城市之所短正是农村之所长。城市的优势和农村的劣势驱动农民进入城市，成就他们的“城市梦”，这是今天城镇化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在“城市梦”的主流图景外，另一种次生图景正在浮现，且形象日渐清晰，这就是城市居民的“田园梦”。农民大量进城，留下清风朗月，留下让人胸襟大开的广阔天地，留下了春花秋实、暑热冬寒的四季景色，留下让人与自然密切接触、感受自然、享受自然的空间，使人与自然再次和谐共生成为可能。这是多年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深受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之害的城市居民可望而不可即的。于是，在农民进城追逐“城市梦”的同时，农村的优势和城市的劣势则驱动一些市民去农村圆他们的“田园梦”。近年来“农家乐”持续升温，农业观光采摘遍及全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表征，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城镇化程度有关。一般而言，当城镇化发展到60%以上时，乡村的稀缺性和价值会日益显现^[14]。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达到60.60%，已越过这一拐点，在城市的负面影响难以让人忍受的同时，乡村的多种价值、多元功能正在显现。

城乡融合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梦”与“田园梦”双梦交织、融合贯通。城市体育是“城市梦”的组成部分，让人们享受现代体育乐趣，领悟现代体育的价值，满足当代农民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通过体育促进乡-城移民融入城市，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农村体育则是“田园梦”的组成部分，让人们回归田园，走进自然又呵护自然，以不同于城市体育的多种身体活动，促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体悟“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重新感受和领悟中华文化根基的农耕文化价值，回归传统又超越传统。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育与既有的城市体育和农村体育多有不同。它非城非乡，亦城亦乡，承载城市和乡村的双重价值，让乡村对接现代文明，让城市受惠传统文化。在城乡两端之间不仅有体育多类型的过渡，还有多层次的衔接。其核心是满足今天人民群体的美好生活的多类别、多层次需要。

2.3 体育生态化的新前景 2.3.1 体育生态化的时代潮流

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是在城镇化推动下出现的，它还涉及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进程。今天的城市体育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在人工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其规制标准化、实施同步化，以适应城市居民节奏一致的生活，提供批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如竞技运动赛事、学校体育教学等。城市体育特点决定了其在本质上对自然因素的排斥性，因为风雨雷电及寒暑变化会打乱预定日程，干扰体育实施状态。于是，城市体育发展的基本走向是室内化，以与自然隔绝来排除各种偶然因素，将一切牢牢掌控在人的手中。于是，体育馆、健身房成为城市的特有景观，即使是室外场地也通过排水、防风等各种科技手段，将自然干扰降到最低程度。城市体育是无法感知或难以感知自然环境的体育，其价值与功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仅如此，城市体育人工环境的营造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环境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促使生态文明迅速崛起，生态文明以遵循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着眼点，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15]。生态文明对体育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目前所有体育赛事组织、体育设施建设、体育活动安排都须纳入生态维度的考虑。然而，城市体育试图在已彻底人工化的环境中生态化，形格势禁，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农村体育的生态化却有其内在依据，顺理成章，显示出巨大的先天优势。

2.3.2 农村体育的生态性

与城市体育相比，农村体育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传统文化语境。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农村体育有着天然自成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人-地关系将人与山水田林湖草沙各种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构建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村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天然地具有生态性，赋予农村体育以生态性的潜质。生态体育是利用山水田林湖草沙等自然要素开展的人与环境共生，促进人自身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体育，是绿色引领，经济、社会、文化多维共进的体育。只有生态体育才能让农村体育的生态潜质作用充分发挥，展示其魅力。

从人与文化的关系看，农村体育的生态性不仅呈现于地理空间，也体现于社会空间。人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和“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农村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共生并存，相互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而演化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俗称“三民体育”（民族、民俗和民间体育），包括拔河、踢毽子、风筝、秋千、漂流、划船、登高、武术、气功、舞龙、舞狮、秧歌、社火等。它们或呈现为个体性的强身健体娱乐养生，或展示为群体性的村落岁时活动，千姿百态、蔚为大观。这些传统体育无不凝聚着阴阳五行八卦等中国哲学思想、和谐和睦的社会习俗、积极乐观的审美情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记。它们散而不孤、杂而不乱、相互支撑，随着大自然的节奏张弛有序、循环往复、代代相传、维护人伦、传承价值。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相互交叉的生态基因使农村体育具有生态体育内生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为释放这一内生力提供了条件。

2.3.3 生态体育的联动效应和集成效应

生态体育的优势在于其关联性和耦合性，它是基于人多种需要的内在联系建立起来的生活体育，多维共存、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突破了工业文明对人们生活的割裂导致的生活碎片化。碎片化的生活带来的对立与冲突，对人的身心带来的伤害难以估量，这也是心因性疾病在今天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生态体育基于人的整体需要，从体育的角度开发农村特有的体育资源，就近取材、就地取材、点石成金，将山水田林湖草沙等自然要素与多种身体活动结合起来，围绕着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以“体育+”或“+体育”的形式，将体育要素融入多种业态，发挥身体活动在养生、健身、娱乐、旅游、观光、体验等多领域的特殊功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多种需要，提高幸福感。

目前，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从农业生产角度看，资源匮乏，是“穷山恶水”；但是从生态体育的角度看，其有着大量宝贵的体育资源。发展生态体育及其相关产业是促进农民就地非农化，增加非农经济收入、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生态体育以自然环境为支撑，关联的产业具有绿色环保的性质，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正是国家大力推行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所需要的。

3 中国特色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支撑

目前，中国城市体育与乡村体育处于严重不对称的状态。这既不利于农村体育的发展，也使城市体育失去农村的支撑。城乡体育融合发展，首先需改变农村体育的薄弱状态，这就要将农村的生态体育做大做强。中国农村生态体育潜力巨大，可惠及亿万城乡居民，是具有去除“城市病”和“乡村病”顽疾的长效性体育良药。这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努力才能完成的一项伟大工程。这一工程的建构过程就是城乡体育相互补充、融合发展的过程。发展农村生态体育需要城乡间体育资源的双向流动，从而让生态体育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这就要在思想上清除制约城乡体育资源流动的理念障碍，为资源的流动和整合提供路径。

3.1 重新界定城乡体育，为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提供理念支撑

在影响体育发展的所有资源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体育是人的体育，没有人便没有体育的享用者和提供者。人既是体育资源的服务对象，又是体育发展的核心资源。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人口的基本流向是由乡到城的，农民不断流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历史潮流势不可当，农民数量急剧减少，且留守的多为老弱妇孺。显然，如果只有由乡到城的流向，没有由城到乡的流向，农村的衰败不可避免，生态体育也就无从谈起。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前提是变乡-城资源的单向流动为城乡双向流动，这在城乡分割分治的格局中几无可能。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打破了这一僵局。城乡体育融合的实质是市民与村民的融合，是人自身和谐发展的多种需求的融合。因此，城乡体育融合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融合。

既有的城乡体育是基于城乡地理位置界定的，这在人与户籍合一的静态社会中是合理的，城市体育就是市民体育，农村体育就是农民体育。但在城镇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已离乡离土，跨越城乡，社会呈现大规模的人户分离状态，城乡体育的地理界定不仅脱离实际，失去真实性，而且有违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目前，需着眼于人重新界定城乡体育，从而为体育资源的城乡双向流动提供学理依据。

基于这一视角，体育资源流向城市，非为城市，而是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同样，资源流向农村，非为农村，而是为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因此，城市体育不是市民体育，而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城市居住者的体育；农村体育也不是农民体育，而是包括市民在内的所有短期或长期乡村居住者的体育。只有打破了城市体育是市民体育的旧观念，才有可能让非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参与城市体育；同样，只有打破了农村体育是农民体育的旧观念，才有可能让城市居民参与农村体育，引导资源流向农村。

3.2 以生态体育吸纳和整合城乡体育资源

生态体育是人与自然的结合，利用山水田林湖草沙等农村自然要素服务于人的养生、健身、娱乐、旅游、观光等体育或“体育+”的多类别、多层次需要。如果没有人，这些自然要素也就无从利用，也就没有体育价值。城镇化已将60%的国民移入城市，在可预期的将来其比例还会达到70%，甚至80%。于是，城市居民的农村体育参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与村民共同承担发展农村生态体育的使命。人之所在，资源所至。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到农村，才能实现城乡居民的双向流动，带动资源的双向流动。资源的双向流动又进一步驱动人的双向流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格局。生态体育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不同群体的城里人，在城乡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吸纳资源，整合资源，形成自我生长的机制。现阶段，发展农村生态体育似应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

3.2.1 针对城市旅游者的乡村观赏，拓展生态体育的体验维度

将体育要素融入户外拓展、乡村旅游、观光采摘、民俗民居等活动，让城市居民利用短暂的节假日，暂时离开嘈杂的城市，去乡野放松身心，体验乡村特有的身体性休闲娱乐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是城市生活的点缀，参与者对农村体验多处于浅尝即止的表浅层次，难以深入感受生态体育的多种益处，但新奇而身心两健的体验足以激发城市居民对农村的兴趣，为其以后可能的深度参与生态体育做好准备。目前这种短暂的城乡两栖是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主要方式，多在有一定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特色的农村开展，成为活跃乡村经济的重要形态。

3.2.2 针对城市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拓展生态体育的教育维度

劳动教育是中国中小学校教育的五育之一，其实践形态“以体力劳动为主”，旨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16]。然而，在城市环境中，可以达到如此目标的劳动教育并不容易进行。一些学校不得不将“叠被铺床、洗衣洗袜、刷碗刷筷、捡拾垃圾、修补课桌凳”作为劳动教育的内容，但实践证明，这些内容的体力劳动教育效果极为有限。

对于今天的中小学生而言，农业劳动是最为理想的劳动教育之一。在农业劳动中孩子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因自己的劳动，幼苗得以灌溉，杂草得以清除，鸡鸭被喂养，劳动的意义不言而喻。孩子们通过劳动会真切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明白“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道理。

城市中小学生生活在城市的人工环境中，与大自然少有接触，因而难以培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感和认知。乡野环境不仅能让孩子真切地感悟自然，而且能让其感受自己在自然环境中劳作的快乐。就社会学习而言，去农村劳动，会接触村民，了解民间疾苦，学习村民的坚韧，学习包括传统体育在内的传统文化。从健康的角度看，农业劳动不同于工厂流水线的分工，多为涉及全身的身体活动，兼有较好的健身价值。

农业劳动的完整性、劳动成果的直观性、劳动环境的自然性、劳动价值的感知性等决定了其对培养城市中小学生的劳动态度、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的有效性，是理想的劳动教育。城市中小学生人数众多，这一群体加入城-乡两栖队伍，对体育资源的城乡双向流动将产生巨大影响。

将中小学生农业劳动纳入体育，是否是将劳动等同于体育？其实不然，城市中小学生来农村劳动，其目的不是“务农”，而是“育人”，以农业劳动这种身体活动来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完善其人格，养育其身体能力。评定劳动教育效果的并非庄稼收成，而是孩子们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体育的目标所在。它们都是通过身体活动进行的教育。正是在教育的意义上，农业劳动教育也可被视为体育在劳动教育语境中的应用，是身体素养和劳动素养教育的结合。

3.2.3 针对城市老龄群体的田园养生，拓展生态体育的生活维度

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中国自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2050年将高达35.1%^[17]。老龄社会是我们将长期面对的常态社会，如何应对老龄人口事关重大。

细究起来，老年人并非只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他们还有十足的“余热”可以发挥，让自己的晚年幸福，对社会有所贡献。201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超过82%的中国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自评“健康”者在城市人群中所占比例最高^[18]。2017年人口抽样调查表明，中国的低龄老年人（60~69岁）占56.1%，中龄老年人（70~79岁）占32.9%，高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占11%。未来20年，低龄健康老年人仍将保持较高比例，丰富的老年健康人力资本足以产生老年人力资本红利的规模效应^[19]。

城市里的老年人绝大多数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劳累了几十年，不再为俗务所羁绊，成为有闲阶级，有了依照自己意愿安排生活的可能。其中许多人倦于城市的嘈杂、拥挤，希望回归自然、淡泊与宁静。于是，近年不少老人携妻带友去农村租房租院，种菜种花，养鸡养兔，吟诗作画，站桩运气，打拳吐纳。他们在乡下择地，不求名山胜水，只要寻常的田园风光，以最接近自然的状态，依据自然的节律生活，圆中国人骨子里的“桃源梦”。他们一般春天下乡，晚秋回城，年复一年，几乎是半个村民，熟悉村里的风土人情，关心村里的公共服务，是资深的城-乡两栖人。他们是需要社会服务，也愿意并有能力提供社会服务的群体，有较强的资源吸附力。他们的田园养老不仅有助于农村养生、健身、娱乐及传统体育的维护与发展，也对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城市老年人口规模、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消费能力、余暇时间、社会关联度等各种因素，决定了其是农村体育极为重要的目标群体。

按照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在较高老龄化的国家或地区，老年人相比年轻人而言是消费水平更高的消费群体^[5]。然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养老事业尚在起步阶段。将体育融入田园生活，利用农村闲置的宅基地推行田园养老，不仅可满足老年健康生活的需要，也是扩大消费、拉动农村非农经济、振兴乡村的一个有效方式，为宜居乡村、美丽乡村的新农村建设服务。201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修改并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管理法》进一步为田园康养提供了方便。

3.2.4 深化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增强生态体育的城乡包容

农民工大都是来自农村的精英，也多曾是农村的体育骨干和文化骨干，其所处的年龄阶段和较高的文化程度，有助于其学习和掌握城市中多种形态的体育技能，开拓体育新知。他们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频繁地游走于城乡两地，天然地具有沟通城乡文化的桥梁作用。他们一方面将城市体育新理念带回农村，促进农村体育改革；另一方面又将传统体育文化输入城市，为城市体育改革提供新资源。农民工群体对城市体育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其对现代体育理念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也决定着其对农村体育创新的影响力。他们是城乡体育融合发展及生态体育建构极具影响力的群体，还是可以在城乡体育改革中产生巨大能量的群体。然而，目前这一群体在中国“体育版图”上少有踪迹，其能量处于潜伏状态。急需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增强城市社区体育的开放性，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体育，进而促使其融入城市社会，释放其促进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巨大能量。这不仅是今天中国体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需要。

3.2.5 鼓励农村留守人员积极参与，深植生态体育的社会基础

从城市现代体育的视角看，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孺多为体育的“困难户”，是体育的边缘群体。然而，当从生态体育的视角再看时，这些留守人员不仅可以是，而且应当是生态体育不可或缺的参与者。生态体育就其产业属性而言属于服务业，沿着体验、教育、生活等多种维度展开，演化出多种多样的服务性需求，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为当地留守人员的参与和就业提供大量机会。不仅如此，生于乡土的传统体育是生态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老人对当地传统体育习练之久、对传统文化了解之深无人可及，是生态体育的宝贵资源。从此意义上讲，生态体育的构建过程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

4 结束语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城镇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病”和农村空心化的同时发生。二元结构中的体育城乡分治严重束缚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使我们对农村丰富的生态体育资源视而不见，也使我们难以根据农村的自身特点，发挥城市对农村体育的激活作用。城乡体育无法建立互动的内生机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乡体育分治格局中的城市体育和乡村体育都遇到了各自难以克服的障碍，遇到了发展瓶颈。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也改变了城乡体育的关系。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是目前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依据。城市体育要以其包容性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村体育要以其生态性吸引城市居民流向农村，从而满足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不同需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体育亦如此。现阶段，着力打造农村生态体育，促进城乡体育资源的双向流动，进而促进城乡体育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贡献，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不仅需更新观念，深化认知，调整体制、机制，还需妥善处理多种利益关系。这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改革，其艰巨性与复杂性是我们未曾遇到过的，其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前景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