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8
2. School of Kinesi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和追求,健康关系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以健康中国战略为顶层设计,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行动纲领,以健康中国行动为推进抓手的国民健康促进体系。扎实推进健康中国行动,要求针对当前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及慢性病蔓延等主要健康问题,加快形成体医融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充分发挥运动对疾病的预防、治疗与康复作用。此外,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体育事业的具体体现,是党进行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对体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一方面要求补体育发展短板、强体育弱项,另一方面也要求提升体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补体育发展短板、强体育弱项需利用体医融合解决群众健身的参与不足问题。提升体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也要求体育强国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加快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探索一条体医融合促进健康之路。在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双重背景下,如何深入推进体医融合,走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是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解答、总结、提炼时代重大问题,形成重大理论成果并指导实践是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笔者以“体医融合”“体医结合”“运动处方”为关键词,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可查年份为1994—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查询系统(可查年份为1997—2019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可查年份为1980—2019年)中进行项目名称检索,获取国家层面基金立项数据30项;在中国知网(CNKI)搜索,筛除内容重复、与体医融合主题无关的文献,总计得到学位论文137篇、期刊论文175篇。通过梳理以上成果,总结其中得失,分析未来体医融合的研究方向,切实发挥体医融合研究对实践的引领作用。
1 体医融合研究现状 1.1 国家基金立项概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共资助体医融合相关研究30项(表 1),其中2019年立项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说明体医融合问题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国家基金立项的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3个方面:①探讨利用体医融合手段促进某类群体健康的应用研究,选题涉及大学生、青少年、老年人、手游成瘾青少年、帕金森患者、智障青少年等方面;②结合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全民健身等时代需求,从理论层面研究如何促进体医融合发展,主要涉及运动处方师培训认证、体医融合人才培养、体医融合政策协同、体医融合机制协作等方面;③以体育和医疗2个系统融合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系统地探索体育与医疗的协同发展。
在学位论文方面,以体医融合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呈现以下特征。①研究主题集中于运动处方方面。根据论文题目及关键词统计,在全部137篇学位论文中,以运动处方为主题的论文合计123篇,占总数的89.8%。主要分为运动处方对人们身心健康影响效果的实证研究,运动处方科学化、个性化、智能化发展研究,运动处方教学模式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运动能力的改善效果研究。②论文培养单位(机构)相对集中,以师范类和体育类院校为主,师范类院校42篇(占30.7%),体育类院校34篇(占24.8%)。③研究涉及的学科专业以体育学为主导。在137篇体医融合主题的硕博士论文中,体育学专业的论文数量占据主导地位,共97篇,占70.8%。④研究层次特点明显,多为硕士论文。体医融合研究相关的硕士论文132篇,而博士论文仅有5篇。⑤研究方法以实验法为主。主要验证运动处方对人体健康的促进效果,考察体医融合的现实情况及发展等问题,而对于体医融合的内涵、制约机制、政策保障、模式构建与验证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
1.3 期刊论文研究概况 1.3.1 研究议题与观点 1.3.1.1 体医融合的基本内涵体医融合的前身是体医结合[1]。宣海德最早提出并阐释了体医结合的概念[2],即指社区体育要与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相结合,促进体育部门与医疗部门相互配合、补充[3]。另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医体结合,两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4]。但体医结合的适用范围相对更广泛,无论是已患病、高危亚健康人群还是普通健康人群,在进行体育健身的过程中,均可通过医疗手段的判断、初筛、过程监督以及评价更好地达到健康目的[5-6]。2016年,《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相继提出要促进体医融合发展,推进运动健康服务。在此背景下,体医融合的概念开始出现,并逐步取代体医结合。体医融合是体医结合的进一步升华,是从理论深度到实践默契度更高的结合[1]。因此,体育和医学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结合在一起,其基本前提条件是“从医疗看体育,重新发现体育的功能价值[7];从体育看医疗,重新认识疾病的本质”[8]。结合体医结合的定义,体医融合是指体育和医学两大学科、知识体系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相互渗透、互为一体的过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交叉渗透、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其本质是探索一条运动促进健康之路,最终目的是解决关系我国国民健康的问题,实现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9]。
1.3.1.2 推进体医融合的必要性从落实国家战略的角度看,不同学者就体医融合对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落实全民健身战略和实施体育强国战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诸多论述,认为在当前大健康的背景下,体医融合是健康中国的重要支柱[10],是建设体育强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1],是解决全民健身工作的技术核心,以及扩大体育科学为健康服务领域的关键。
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看,当前,我国青少年体质水平下降,部分地区征兵应征合格率不到40%,各类慢性病发病率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成年人精神障碍患病率达17.5%,成年人睡眠障碍达38.2%[12-14]。单纯依靠医疗卫生的传统干预模式已远远不能解决现阶段的国民健康危机[15]。研究结果显示:体医融合模式能有效促进受试者健身行为改变[16-17];体医融合能使呼吸病患者病情得到一定缓解,降低医疗费用[18];体医融合模式干预方案能显著改善青少年体成分指标中的体脂量和去脂体质量[19];同时,体医融合是改善老年人健康问题的有效实施途径,在体育和医疗设施齐全的建成环境中,老年人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且罹患疾病的风险更低。这些成果展示了体医融合在健身行为干预、慢性病防治、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以及老年健康促进方面的积极效应,为解决我国国民健康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与手段。
1.3.1.3 推进体医融合的主要困境在观念认识上,体医融合观念淡薄[20],人们对体育健身理念认识不足[21]的问题长期存在。“重医疗,轻运动”的被动健康理念依旧占据主导地位[22]。医疗手段仍是人们健康改善的首选,许多医生的诊断观念也以“医学补救”为主,沉浸于医学诊断与治疗,治疗方法及手段相对单一[23]。
在体制机制层面,体医融合发展存在行业分离、业务互不融通的问题,致使两大行业关联度较低,最终难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22-23]。近年来,虽然体育与医疗相关部门已意识到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双方组织体系相互独立,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沟通媒介、责任分担以及政策支持,部门间协作困难,迟迟难以走向融合[6, 24]。
在保障体系方面:①政策法规相对缺失。我国体医融合缺乏法律顶层设计,体医融合实施标准、督导、评估、收费标准、运动处方的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法规仍不健全[25]。②配套实体产业发展滞后。我国对体医融合“公益性”的推崇使得市场因素介入较少,体医融合配套的实体产业未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26]。产业发展受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医融合配套设施的建设,无论是软件基础还是硬件设施,我国体医融合特殊化的配套设施都较为缺失[18]。③资金保障有限。对合肥市[22]、佛山市[27]等地方体医融合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经费投入少、资金来源单一是我国体医融合发展的一大阻碍,且体医融合发展专项资金被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28]。④人才极度缺乏。当前,我国复合型体医人才短缺已成为体医融合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29-30]。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36所高校进行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但每年毕业生仅有1 000多人[31]。
在体医融合模式方面,自体医融合逐渐受到关注和讨论后,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相关试点工作。从采用俱乐部模式的北京郡王府阳光康漫健康管理中心,到采用医院附属模式的北京北太平庄医院健康体质监测指导中心,再到采用社区试点模式的上海康健社区市民体质测试中心以及后来的苏州“阳光健身卡”等,我国已进行了一系列体医融合的体育健身行为干预模式的探究[18]。通过梳理这些模式发现,体医融合服务模式规范化、制度化、本土化程度低下,依旧为传统的“治已病”发展模式[8],距离形成一套能面向全国范围普遍试行的模式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1]。
1.3.1.4 推进体医融合的路径基于学理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以及国际经验,学者们对体医融合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代表性观点如下。
(1)学理逻辑层面。常凤等[25]、王海等[32]、冯振伟等[23]运用社会共生理论,得出体育与医疗具体的融合共生路径主要有以下6点:完善体医融合的共生单元;增强共生关联,优化融合互惠共生模式;营造共生环境,保证共生界面;培养运动健康指导人才;推广运动处方实践,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回溯传统体育与中医融合的当代价值。李璟圆[33]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阐述了体医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还有一些学者基于不同学科理论对体医融合的微观操作进行了思考。如王会儒等[34]结合中医的传统养生理念,构建了“传统养生体育+医疗+养老”的老年健康促进模式,为深化现有体医融合模式做出了有益探索。
(2)历史逻辑层面。有研究[35]发现,传统武术与中医融合的历史经验对体育与医疗在理念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及人才融合方面有借鉴作用。杨文杰等[36]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演进过程,发现体医结合现象是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重要“隐形动力”,由此倡议拓展少数民族体医结合的深度与广度。梁丹等[37]结合医疗体育的历史溯源,提出高等医学院校应全面开展医疗体育教学,以此促进体医融合发展。冀晓龙[38]考察了近十年来我国运动康复专业人才的相关文献数据,认为课程体系不均衡、人才培养目标模糊、招生人数少等因素制约了人才培养数量,并提出体医融合领域人才发展的相应对策。李振旗等[39]对“体医融合”中五禽戏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后,提出应制订符合不同环境、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五禽戏运动处方,从微观层面带动体育与医疗融合发展,促进人民健康。
(3)现实逻辑层面。周超等[40]针对我国体医融合的研究现状,提出未来应加强社区体医融合实证研究,就强化临床医生的体医融合意识及能力展开深入研究等建议。叶春明等[41]针对体医融合复合型人培养问题,提出将依托社区在职培养与鼓励高校专业培养相结合,并建立资格认证制度,促进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科学化、规范化。针对体医融合运动干预手段的效果及作用,徐月萍等[42]经过实验证明,运用体医结合模式能有效降低慢病、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对慢病的管理效果较好。针对国家战略背景下体医融合的实践路径,金晨等[24]认为在全民健身背景下,应通过加强体医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健全体育医疗机构制度,推进体医融合、落实全民健身战略。
(4)国际经验层面。朱晓东等[43]认为,我国可借鉴美国的做法,构建体医结合运动促进健康服务体系及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建立体医结合的统合管理机制以提升我国体医结合健康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岳建军等[8]也认为,美国构建的“运动是良医解决方案”值得我国借鉴,并提出我国政府应加快构建身体活动生命体征标准,设计相关顶层政策策略,推动身体活动生命体征实施。王雪强等[44]参照国际常用的证据水平进行分级,结合中国正积极倡导的“非医疗健康干预”和“体医融合”,提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运动疗法治疗颈痛的规范和建议,以便指导物理治疗实践和推行体医融合理念。洪金涛等[45]发现,《身体活动汇编》(Compendium of Physical Activiby,CPA)具有其他身体活动能量消耗测量方式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提出将其应用深入至“运动是良医”与“体医融合”项目中。
1.3.2 研究方法概况体医融合具有多学科性,既有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对体医融合的现状、模式、发展趋势等展开研究,如余清等[10]通过实地调查法考察了我国目前品牌影响力较大且创办时间较早的10家运动康复中心的发展情况。也有学者将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结合研究体医融合系列问题,如张崇林[46]一方面借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确定了公务员体质健康促进的针对性方法和手段,保障了数据模型建立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在系统动力学的支撑下,构建了促进公务员体质健康的智能化运动处方系统。
具体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①调查研究法。多以关注我国体医融合的发展现状为主,包括体医融合的服务需求[22]、人才培养[47]、认知状况[33]等。②实验研究法。主要用于探究体医融合运动处方对身心健康的干预作用及其效果,如吕家爱等[48]对上海市金山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76名糖尿病患者进行了体医结合模式运动干预试验,发现体医结合模式运动干预能有效调节和控制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水平。③文献研究法。我国体医融合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49],现有研究多以文献研究法探讨体医融合理论构建、模式建设过程中的相关成果,并对相关观点进行支撑论证,代表性成果如对体医融合域外经验的解析[4]、体医融合历史进程的阐释[50]、体医融合发展逻辑的分析[6]等。④案例研究法。部分学者运用案例研究法弥补现有理论存在的不足或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增强对体医融合问题的解释力,如李璟圆等[1]选取开设运动处方门诊的6家医疗机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经过分析提出了理念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产业融合的体医融合新路径。
2 体医融合研究述评 2.1 国家基金层面从立项基金的学科门类看,体医融合立项基金几乎全部在体育学科门类下,只有4项课题来源于教育学、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管理科学等其他学科门类,可见其他学科对于体医融合的关注度不高。从获得立项负责人所属单位看,当前从事体医融合研究的主力军主要还是体育类和综合类大学,而作为与体医融合发展紧密联系的医药类高校,其获得资助的课题数量只有4项,占总数的13%,表明医药类高校进行体医融合研究的动力不足。从课题资助的类别看,三大基金项目资助频率最高的依次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8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相较而言,资助金额较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体医融合研究领域的资助力度略显不足。
2.2 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层面体医融合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体医融合领域涌现出来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已证明了这一点。从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对体医融合发展的需求看,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议题有待深化。与国外相比,我国体医融合研究成果总体数量不足,某些研究议题较为缺乏,如现有研究主要利用现代体育手段,部分研究采用中国传统体育如太极拳、八段锦等进行慢性病干预,对体育和医学手段如何配合防治慢性病的研究较少,特别是采用中国传统体育与中医学融合的手段防治慢性病的研究缺乏。近年来,随着体医融合的现实需求日益强烈,有关体医融合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研究议题逐渐拓展,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比较典型的如体医深度融合的“三融合、四合作路径模式”[51]。这些研究为解决“体不懂医、医不懂体”、医疗运动场地不足、体育与临床合作困难等问题提出了创新性方案。但这些研究只是针对体医融合现存问题提出的局部性解决方法,而非系统性解决策略,且照搬西方体医融合模式的痕迹较重,对中国国情的考虑不足。要解决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目前,在体医融合领域,主要采用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倡导和实施的“运动是良医”模式,其以西医与现代体育的融合为主,中医药和中国传统体育的融合模式尚未形成。在有关体医融合领域的国际比较研究中,也主要以借鉴国际经验为主,中国观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输出还不充分,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选择正确与否如何检验、其成功的标志是什么”等一系列逻辑相关的问题均未涉足。
(2)研究视角有待拓展。体医融合本身需要体育学和医学2个学科的交叉、融合,由于其涉及问题复杂,还需多学科参与、融合、交流才能探索出一条最优、最适切的发展之道。尽管多学科视野下的体医融合研究已开始进行,但总体上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依旧欠缺,特别是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较少,同一研究采用多学科交叉视角的更少。
(3)研究方法有待多元化。体医融合的微观手段和方法研究以直接运用ACSM的运动处方及验证效果为主,专门针对中国居民的健康问题,运用临床手段和方法遴选适合中国人体质的运动处方和体医融合方案的研究较为缺乏。在体医融合理论和制度研究方面,多以思辨方法、利用现状调查法形成理论并提出政策建议,较少采用社会科学实验法形成理论和制度。体医融合的现实问题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地区的个案调查研究,无法反映事实的整体原貌。
(4)分析工具有待科学化。对体医融合现状的准确了解是提出相关解决策略的基础。大多数现状调查以研究者自制问卷的方式进行,由于缺乏对体医融合概念的统一界定,以及受研究者自身水平的影响,问卷的效度和信度难以得到保证。在体医融合手段和方法、健身行为干预手段和方法、体医融合组织制度安排的效果评价等方面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较多使用主观测量工具,采用加速器、智能穿戴设备等客观测量工具的研究较少,使得不同研究在揭示同一问题时的累积效果不明且缺乏可比性,测试结果对干预效果反映的客观性也不足。
(5)研究资料有待丰富。注重实践行动但不注重对行动过程数据的积累和整合是我国体医融合研究领域的弱点,整体研究缺乏体医融合环境、群众健身行为和国民健康状况数据的系统收集及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这已严重影响我国体医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及体医融合规律的揭示。
(6)研究话语权有待提升。体医融合作为健康促进最经济、绿色、效果显著的方式,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话题。发达国家用了50多年的时间对“身体活动不足”进行流行病学的追踪调查,提出“运动是良医”的体医融合思想,探索形成了一些体医融合的实践模式,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相较之下,我国的体医融合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数量总体较少,且以借鉴西方经验为主,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工具、研究资料积累和研究范式等方面与国际前沿研究存在不小的差距,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还十分有限。
3 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深化体医融合研究展望 3.1 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深化体医融合研究的内涵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等内容。体医融合助力健康中国既是体育功能价值的体现,也是体育回归生活的本质反映。体育与医疗作为促进身心健康的“左右手”,如何有效地有机融合、双管齐下,形成推动健康革命的新路径已显得尤为迫切[26]。欧美国家作为体医融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协调体育、医疗、卫生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调体医深度融合,构建了可持续的协同治理路径[52]。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需将健康融入包括医疗、体育等领域在内的发展政策,针对生活行为和生活环境等影响健康的因素,推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53]。因此,凝聚体育与医疗领域的合力、促进体医融合协同创新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题中之义,也是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理论界因受制于专业界限区隔与专业能力阻碍等诸多因素,大多缺乏体医融合发展的理论经验积累和成功做法,致使体育与医疗融合缺乏深度与广度。未来,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的同时,应抓住健康中国建设的契机,积极探索体医融合的中国道路,而非“让医生重新学习体育,体育人重新学医”。具体而言,应以《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为重要依据,紧密结合健康中国行动考核指标框架,考虑体医融合的效应,从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防控重大疾病等3个层面,选择健身行为干预、慢性病防控、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老年健康促进等4个重点任务进行体医融合协同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可对落实健康中国行动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体育强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一项战略性工程,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但关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更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54]。2017年8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会见体育系统先进代表时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健康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体育强则中国强,没有全民的健康全面小康自然无从谈起[55]。在近年来我国不断取得奥运会、各项世界锦标赛成绩突破的同时,党和国家开始着重关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群众体育建设,这也是体育的社会功能价值的体现。
加强群众体育建设,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健身、健康需求,预防疾病、减少群众的患病率,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切实解决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学生体质下降,青少年、老年人群体慢性疾病患病率增加等一系列健康问题。国内外的实践研究[18, 56-57]表明,体医融合是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措施。可见,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也需主动服务于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体医融合协同创新解决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面临的问题,为全民健康、全面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扫清障碍。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是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体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建设体育强国应着力解决体育发展的短板问题,实现体育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数量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这是体育强国建设的短板之一。通过健身行为干预的体医融合协同创新研究,寻求有效的健身行为干预模式、适宜技术,可起到补体育强国建设短板、将体育强国建设主动融入健康中国战略的双重功效。
总之,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深化体医融合研究就是要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依据健康中国行动和体育强国建设存在的短板问题,结合体医融合的功能,选择非医疗的健身行为干预、慢性病防治、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和老年健康促进等重点任务,运用协同创新的方式进行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实践,并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方式,将体医融合实践中已见成效的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最终实现中国特色体医融合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统一。
3.2 对未来深化体医融合研究的思考 3.2.1 拟定关键问题围绕上述目标,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1)在理论上阐明中国特色体医融合道路的本质与内涵。中国特色体医融合道路的本质与内涵包括体医融合的领导力量、主要任务、根本途径、现实依据、根本目标、手段选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不仅是在体医融合手段方法、体制机制层面的重新探讨,更是对体医融合在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体育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式的重新思考。其可引起不同学科领域对中国传统体育和中医学结合的体医融合模式的关注,激发研究热情,突破以现代体育和西医为主的体医融合模式研究视角。
(2)解决健身行为干预的有效性问题。从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看,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缺乏锻炼成为多种慢性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是儿童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原因之一,也是体育强国的短板之一。因此,通过体医融合实现健身行为干预的有效性是解决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问题的双重需要,其关键性不言而喻。此外,无论是基于场所还是基于人群的健康促进均涉及健身行为的有效干预,这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非医疗健康干预的核心,该问题如果无法解决,体医融合的价值就难以发挥。
(3)解决体医融合手段和方法上的中国特色问题。微观层面的手段和方法融合是体医融合的核心,中观层面的组织制度和资源融合、宏观层面的战略融合均是为了手段和方法的融合。因此,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首先要解决手段和方法上的中国特色问题。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从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养生体育、保健体育的健康作用及机理,以及中国传统养生体育、保健体育与中医药融合的功效。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形成有效的运动处方和微观层面的体医融合方案,减少现代体育手段和医疗干预对资源的大量消耗,这是体现体医融合的中国特色之关键所在。
(4)解决体医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和示范区的建设问题。体医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和示范区是中国特色体医融合道路实践的载体,也是形成中国特色体医融合理论的源泉,体医融合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健身行为干预技术、慢性病防治有效性技术)、组织制度创新等均依赖于协同创新平台和示范区的建设。此外,各类协同创新平台和示范区的建设还可为体医融合的深入推进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体医融合的良好氛围。因此,在中国特色体医融合道路的指引下,根据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不同问题产生的原因,选择合适的协同创新主体,建设高质量的体医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和示范区,探索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也显得极为关键。
(5)解决中国特色体医融合理论和制度的提炼问题。如何才能保证研究成果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体育强国建设中体现出持续的价值?答案是“理论和制度”,即在中国特色体医融合道路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将成功的体医融合实践上升为理论,以正确的体医融合理论指导新的体医融合实践,再将体医融合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制度,最终实现中国特色体医融合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统一。因此,各类研究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同时,如何将成功的经验总结、提炼并形成理论及国家制度极为关键。
3.2.2 明确研究对象体医融合涉及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体医融合服务需求方及供给方,需求方主要有个人和群体。体医融合服务在强调全人群、全生命周期覆盖的同时,在资源配置有限的情况下,应结合健康中国行动的主要任务和体育强国建设的短板,重点关注儿童青少年群体、老年人群体、残疾人群体以及慢性病患者群体的体医融合服务需求,因此这些群体是重点研究对象。体医融合服务的供给方主要涉及从事体医融合服务的相关组织(机构)和个人:组织(机构)包括全国各地的体育组织(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组织(机构);个人主要指直接与体医融合服务需求者接触的服务人员及管理人员,如临床医生、家庭医生、护理人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康复师、健身教练员等。这些均是体医融合的研究对象,在具体选择时,应综合考虑区域、层级、类型,农村以村(镇)为重点,城市以社区为重点。体医融合协同创新的主体主要涉及家庭、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体育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政府等,应结合体医融合研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选择相应的研究对象。
3.2.3 选择创新突破方向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针对当前体医融合研究及实践存在的问题,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深化体医融合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突破:
(1)学术思想、观念的创新。很多现有研究提出的体医融合思路、观念照搬西方体医融合模式的痕迹较重,对中国国情的考虑不足,如关于体医融合分工,提出三甲医院进行运动风险筛查、运动强度确定,在看病难、就医难、医疗资源极其紧张的现实情况下,个别三甲医院能做到,全国其他地方是否可推广?此外,提出体医融合中心的体育医学指导师通过培训有医学背景者(临床医学、公共卫生、护理专业)承担,那么全国需要培训多少体育医学指导师?培训的质量能否保证?显然,这样的解决策略难以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须突破现有思想、观念的约束,以体医融合的中国道路为指导思想,以解决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探索出一条后发国家实现体医融合超常规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一定是能高效解决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医融合基础条件薄弱、区域和城乡差异极大的国家深入推进体医融合工作的科学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是可为世界上其他探索体医融合之路的国家提供有益经验和启示的独特道路。
(2)研究视角的创新。根据研究问题选择多种研究视角:对我国体医融合现存问题应从体医融合历史演进的角度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对体医融合实践国内外经验的研究应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国内外体医融合的应对问题、动力要素、政策要素和支持要素等的差异,甄别可资借鉴的经验,走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针对慢性病防治关键技术的突破,应将身体活动不足作为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从疾病治疗和康复角度研究不同疾病治疗和康复对运动方式、运动量和强度、运动持续时间的需求差异,以及运动与医疗手段的配合问题,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形成有效的运动处方和微观层面的体医融合方案;深入贯彻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从三级预防(病因预防、三早预防、康复治疗)视角研究体医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等3个层面的融合问题;针对全人群的健康促进,应从教育学、心理学、医学、体育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跨学科分析,探索全人群体医融合促进下的健身行为养成及各类慢性病防治的关键技术。
(3)研究方法的突破。采用“理论—实验—理论”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临床医学视角通过大量临床实验形成体医融合微观层面的有效方法和技术;从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运用社会实验法,提炼形成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理论和国家制度。
(4)研究工具的突破。加强标准化研究工具的研制,在研制规范性问卷、测试标准等工具的基础上,以示范区为依托,综合运用问卷、加速度计、智能可穿戴设备、反映体医融合现状的外部接入数据等工具,对实验干预效果进行评价,从而筛选出有效的技术、方法及制度安排,使所有关于体医融合的干预效果评价可比较、可借鉴。
(5)文献资料方面的突破。注重对体医融合相关数据进行系统收集,建立包括体医融合环境、群众体育健身行为、国民体质数据和国民健康数据等在内的基础数据平台,开展数据的长期监测工作,并建立与卫生健康、交通、环保等相关部门互联、互通的数据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对信息的积累、动态跟踪和数据挖掘,解决体医融合数据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深刻揭示体医融合相关规律,开发体医融合的健康管理和服务平台,夯实体医融合的智慧化基础。
(6)话语体系方面的突破。应明确将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作为研究行动的准则之一,不仅要对国际上相关国家和组织开展的体医融合实践经验进行梳理,从中提取有益经验,也要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道路。积极与体医融合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学术团体开展合作交流,并充分利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期刊向全世界推介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模式、道路与经验,提升中国在体医融合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3.2.4 提高硕博士论文研究质量① 增强选题的问题意识,重点关注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中需要体医融合解决的关键问题。②强化跨学科交流,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多样性。医学、工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在体医融合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能弥补体育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体医融合问题。同时,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能吸引更多不同学科研究人员加入体医融合研究,壮大研究力量。③重视理论建设,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与融合。无论选择哪一领域作为研究主题,学位论文都应具有理论性,至少应有明确的理论框架或合理的理论指导[58]。体医融合研究也是如此,应重视理论与研究数据之间的融合,在充分利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困境之外,也应关注体医融合自身的理论构建。④提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科学选用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规范性,确保收集的数据有助于体医融合研究的开展。
3.2.5 加大国家基金支持力度发挥国家基金对体医融合研究的扶持、导向作用。将体医融合主题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个学科门类的申报指南,拓宽研究视角,丰富体医融合研究的内容。此外,政府应制订相应政策,鼓励和推动医学类高校、研究机构积极参与体医融合研究,促使研究主体多元化,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针对体医融合微观层面关键技术的突破以及协同创新平台搭建和示范区建设问题,应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专项在相关领域研究的投入,真正促进多领域、跨学科的体医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使牵头研究单位在选择协同创新主体时,考虑其在各领域、各行业的领军、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体医融合的研究队伍,从而营造体医融合协同创新的良好氛围,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3.2.6 注重成果的转化应用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体医融合为实现医疗卫生产业、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等的跨界融合并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新机遇。目前,我国对体医融合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很大,但受居民健康意识和供给影响尚未转变为现实消费。因此,未来研究应以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下的体医融合需求为出发点,协同相关主体进行体医融合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以体医融合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满足并创造消费需求,催生相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新投资、新供给,从而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
应通过临床实验、社会科学实验筛选出体育健身行为干预的有效技术和方法、具有中国特色的慢性病防治体医融合手段和方法,为各类健康促进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以科学循证的方式形成若干可参考、可复制的体医融合健康促进项目、健身行为干预项目,如体医融合防治糖尿病、老年人防跌倒等项目,并在实践中大力推广。结合医疗卫生系统在体医融合中的功能定位,开发适用于医疗卫生人员的简单、方便、有效的《健身行为促进行动指南》,方便医生评估病人的身体活动水平,根据病人的健康状况、身体活动水平和体质情况制订健身运动处方,以及为病人推荐有资质的健身运动专家或场所,实现医疗卫生人员促进健身行为的标准化。加强决策咨询研究,从微观的技术手段、中观的组织和制度、宏观的战略提出深入推进体医融合的系统解决策略,为党和政府加快推进体医融合工作提供科学的决策咨询,改革体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
作者贡献声明:
卢文云: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论文;
王志华:调研文献,搜集统计数据,撰写论文;
陈佩杰:指导撰写论文。
[1] |
李璟圆, 梁辰, 高璨, 等. 体医融合的内涵与路径研究:以运动处方门诊为例[J].
体育科学, 2019, 39(7): 23-32 (0)
|
[2] |
刘海平, 汪洪波. "体医融合"促进全民健康的分析与思考[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1(5): 454-458 (0)
|
[3] |
宣海德.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中"体医结合"问题的研究[J].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 2007(1): 106-108 DOI:10.3969/j.issn.1671-1300.2007.01.036 (0)
|
[4] |
赵仙丽, 李之俊, 吴志坤. 构建城市社区"体医结合"体育公共服务的创新模式[J].
体育科研, 2011, 32(4): 58-63 DOI:10.3969/j.issn.1006-1207.2011.04.014 (0)
|
[5] |
季成叶. 1991-2000年中国省会市学生身高标准体重分布状况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01(5): 392-394 DOI:10.3969/j.issn.1000-9817.2001.05.042 (0)
|
[6] |
王春顺, 娄方平, 李国泰. 新时代我国体医融合双元创新发展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9(5): 6-11 (0)
|
[7] |
李慧, 王凯珍.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体医融合模式在养老地产中的运用[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5(1): 1-5 (0)
|
[8] |
岳建军, 龚俊丽, 贝迎九, 等. 体力活动生命体征:运动是良医的核心、体医融合的支点[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4(6): 116-120 (0)
|
[9] |
余清, 秦学林. 体医融合背景下运动康复中心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6): 24-30 (0)
|
[10] |
王梅, 王晶晶, 范超群. 体质内涵与健康促进关系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18, 1(5): 23-31 DOI:10.3969/j.issn.1008-1909.2018.05.003 (0)
|
[11] |
高泳, 方千华, 胡乐. 体育强国:科学引领与科技支撑:第七届中国体育博士高层论坛暨改革开放40年体育科技专家研讨会综述[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9, 39(1): 80-84 (0)
|
[12] |
汪晓赞, 郭强, 金燕, 等. 中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理论溯源与框架构建[J].
体育科学, 2014, 34(3): 3-14 DOI:10.3969/j.issn.1000-677X.2014.03.001 (0)
|
[13] |
刘庭友. 封闭式运动减肥对肥胖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32(3): 385-389 DOI:10.3969/j.issn.1003-0972.2019.03.008 (0)
|
[14] |
朱秋芬, 简伟研, 杨磊, 等. 中国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 39(3): 606-611 DOI:10.3969/j.issn.1005-9202.2019.03.034 (0)
|
[15] |
黄敬亨.
健康教育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2.
(0)
|
[16] |
胡扬. 从体医分离到体医融合:对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思考[J].
体育科学, 2018, 38(7): 10-11 (0)
|
[17] |
杨晓林. "体医结合"措施对社区肥胖女性干预的动态观察[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0, 27(5): 300-302 (0)
|
[18] |
田小静, 李亚英. 体医结合视角下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建构[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8(3): 58-61 (0)
|
[19] |
秦朗. 超重及肥胖青少年运动及营养干预的效果评价[J].
现代预防医学, 2014, 41(9): 1597-1598 (0)
|
[20] |
冯振伟, 王先亮. 基于共生理论的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共生路径构建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4(5): 1-7 (0)
|
[21] |
焦现伟, 焦素花. 现代体育"业余精神"溯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重生[J].
体育与科学, 2017, 38(2): 61-71 (0)
|
[22] |
张阳, 王志红, 张猛, 等. 健康中国背景下体医融合的服务需求、制约因素及发展思路研究:以合肥市为例[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9(1): 1-8 (0)
|
[23] |
冯振伟, 韩磊磊. 融合·互惠·共生:体育与医疗卫生共生机制及路径探寻[J].
体育科学, 2019, 39(1): 35-46 (0)
|
[24] |
金晨, 王会萍, 李婧. 推进体医融合建设健康中国[J].
中国健康教育, 2018, 34(2): 185-188 (0)
|
[25] |
常凤, 李国平. 健康中国战略下体育与医疗共生关系的实然与应然[J].
体育科学, 2019, 39(6): 13-21 (0)
|
[26] |
丁省伟, 范铜钢. 新时代传统体育养生发展路径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9): 106-111 (0)
|
[27] |
冯娟, 刘永峰, 黄丹, 等. 佛山市"体医融合"发展模式的研究:以佛山禅城区鸿胜堂生物有限公司为例[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37(6): 72-76 (0)
|
[28] |
张鲲, 杨丽娜, 张嘉旭. 健康中国:"体医结合"至"体医融合"的模式初探[J].
福建体育科技, 2017, 36(6): 1-3 (0)
|
[29] |
沈圳, 胡孝乾.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现实困境与多维路径[J].
体育文化导刊, 2019(7): 55-59 (0)
|
[30] |
叶春明, 于守娟, 杨清杰. "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及策略[J].
体育文化导刊, 2019(1): 7-10 (0)
|
[31] |
晓斐. 体医融合与中国健康管理产业[J].
新经济导刊, 2018(9): 56-60 (0)
|
[32] |
王海, 冯青山, 王添, 等. 共生理论对"体医结合"模式创建的启示[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32(2): 78-81 (0)
|
[33] |
李璟圆.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体育与医疗融合发展[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9): 8-14 (0)
|
[34] |
王会儒, 姚忆. "传统养生体育+医疗+养老"的老年健康干预模式构建[J].
中国体育科技, 2017, 53(3): 8-13 (0)
|
[35] |
冯振伟, 张瑞林, 韩磊磊, 等. 传统武术与中医融合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
体育学刊, 2019(1): 27-31 (0)
|
[36] |
杨文杰, 李晓通, 冯强, 等. 从医学人类学"整体论视角"看我国少数民族体育[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1): 36-41 (0)
|
[37] |
梁丹, 王成龙, 林建新. 高等医学院校医疗体育教学现状与发展思路[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63-67 (0)
|
[38] |
冀晓龙. 近十年来我国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的综述研究[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9, 27(9): 161-163 (0)
|
[39] |
李振旗, 邱爱洋, 陈芳丽, 等. "体医融合"中的五禽戏:传统养生追求与当代健康供给[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5(3): 103-108 (0)
|
[40] |
周超, 荀思杭, 孙建刚.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体医融合研究现状述评[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2(4): 395-399 (0)
|
[41] |
叶春明, 于守娟, 杨清杰. "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及策略[J].
体育文化导刊, 2019(1): 7-10 (0)
|
[42] |
徐月萍, 许红芳, 方仁泽. 体医结合在社区慢病管理中的应用[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8, 26(7): 170-171 (0)
|
[43] |
朱晓东, 刘炎斌, 赵慎.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的"体医结合"实践路径研究:基于现代医学模式视角[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9(4): 33-38 (0)
|
[44] |
王雪强, 王于领, 张志杰, 等. 运动疗法治疗颈痛的中国专家共识[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1): 59-69 (0)
|
[45] |
洪金涛, 陈思同, 刘阳. 《身体活动汇编》(Compendium of Physical Activity):内容、应用与发展[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9): 53-63 (0)
|
[46] |
张崇林.公务员体质健康促进智能化运动处方系统的研究与应用[D].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2012: 4-5
(0)
|
[47] |
陈远莉, 李继军. 基于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下的高等中医院校"体医"联动发展路径探索[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9, 36(9): 641-643 (0)
|
[48] |
吕家爱, 陈德喜. 体医结合模式运动干预对糖尿病患者控制效果评估[J].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6, 27(3): 88-90 (0)
|
[49] |
高尚尚, 郭建军, 王彦. 体医融合是我国慢性病防控的必由之路[J].
慢性病学杂志, 2019, 20(8): 1119-1120 (0)
|
[50] |
谷倩, 黄涛, 程蜀琳. "体医融合"视域下"运动是良医"的再认识:历史、现状和争议[J].
体育科研, 2018, 39(1): 48-55 (0)
|
[51] |
郭建军. 体医融合给体育和医疗带来的机遇与展望[J].
慢性病学杂志, 2017, 18(10): 1071-1073 (0)
|
[52] |
PATE R R, PRATT M, BLAIR S N,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public health: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5, 273(5): 402-407 (0)
|
[53] |
马妮. 健康中国理念下体医融合服务平台构建研究[J].
运城学院学报, 2018, 36(6): 76-78 (0)
|
[54] |
邱珍, 李红霞. 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人民主体性[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19, 2(4): 1-6 (0)
|
[55] |
朱伟, 徐卫华. 从十九大报告解读体育强国视角下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策略[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8(4): 1-4 (0)
|
[56] |
FIATARONE M A, O'NEILL E F, RYAN N D, et al. Exercise training and nutritional supplementation for physical frailty in very elderly people[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4, 330(25): 1769-1775 (0)
|
[57] |
HAUER K, ROST B, RÜTSCHLE K, et al. Exercise training for rehabilitation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falls in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injurious fall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2001, 49(1): 10-20 (0)
|
[58] |
杨菊华, 王苏苏. 女性人口学研究动态:基于2006-2017年中国硕博学位论文的文本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3): 115-125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