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在持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多边或双边机制，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2018“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 403.2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增速高于中国对外贸易整体增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贸易正在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加速回暖的重要力量^[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大幅度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推动了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中西部的内陆、沿边地区延伸，形成我国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体育作为一种无国界的人文活动，是一种超越语言、种族及文化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外交作用。因此，体育作为外交媒介，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已开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体育领域内的多方合作。在体育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中，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主体育场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价值约合51.7亿元；在体育旅游方面，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2017—2020年）》^[2]，提出在“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形成一批精品体育旅游赛事、特色运动休闲项目、有竞争力的体育旅游企业和知名体育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在体育赛事方面，“一带一路”陕西体育精品赛事、IBF(国际拳击联合会)丝路冠军联赛、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等赛事的举办均形成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在体育文化交流方面，“一带一路”国际体育节侧重于与“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开展体育产业方面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国内外体育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在体育用品方面，《“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2017—2020年）》^[2]指出，应制订体育旅游装备发展目录，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培育多个体育旅游装备制造基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体育旅游装备产业园，加强体育旅游装备创新研发等。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体育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体育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世界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贸易总额占中国体育用品贸易总额的14.2%，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占中国体育用品总出口额的13.7%。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从中国进口体育用品排名前五的国家为波兰、俄罗斯、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其中，波兰从中国进口的体育用品量排名第一，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额的12.5%。

虽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额远不及对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出口额，但就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振荡波动、美联储加息和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等国际贸易新挑战而言，中国有必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逐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张市场。特别是在当前持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体育用品进口国，启动对华“301调查”的高额关税，使得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体育用品价格上涨，中国体育用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逐步减弱。且在世界体育用品市场中，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持续在世界市场中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形成强势竞争。因此，在此趋势下，中国需要寻找新的体育用品出口目的地。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具有地缘亲近性、文化亲近性等特点，与这些国家开展体育用品贸易具有先天优势。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贸易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40%，GDP占全球的34%，人口数占全球的67%。从长远发展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体育用品理想的出口地。综合以上因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引力模型的原型来自于物理学中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即2个物体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与其质量、距离有关。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应用到国际贸易中的学者是Tinbergen。Pöyhönen^[3]在其基础上，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58年10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民经济、地域运输成本、贸易政策均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Anderson^[4]从时间变量与非时间变量的维度，探讨了引力模型对截面数据进行解释的可行性；Bergstrand^[5]则从一般均衡理论等角度，对原有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拓展和深化。随着全球贸易规模和贸易地理边际的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理论及国际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完善，探索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如下趋势。

（1）多因素引入。在贸易引力的经典模型中，最初引入的影响因素仅考虑距离、GDP 2个变量。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政治制度、语言、文化、法律法规、殖民关系，以及国际直接投资（FDI）、汇率、人口、关税税率等被相继引入模型。如：De Groot等^[6]在贸易引力模型的运用中，引入了人口因素作为需求的替代变量；Felbermayr等^[7]将文化的相似性作为双边贸易量的核心变量引入贸易模型，其研究结论表明，文化的相似性对双边贸易产生积极影响；Cyrus^[8]将收入变量引入扩展后的引力模型，验证了收入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显著性影响；盛斌等^[9]引入边界、殖民属地等变量，对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进行了研究；汤春玲等^[10]引入贸易自由度指数，验证了贸易自由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有正向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出口潜力。

（2）多行业运用。在多行业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的成熟方法进行检验，再次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如：邵建春^[11]基于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术华等^[12]以中国对30个国家的林化产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林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耿晔强^[13]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探索了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的农产品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的因素；刘京星等^[14]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钢铁产能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曲如晓等^[15]研究了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认为固定贸易成本的下降阻碍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

（3）多地区验证。以贸易引力模型探索贸易影响因素的方法还被用于多个地区和国家，用以解释双边或多国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Behar等^[16]以签署南南自由贸易协定和南北自由贸易协定的96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并比较了南南自由贸易协定和南北自由贸易协定的效果；Carrère^[17]对1962—1996年间的1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验证了区域间的贸易协定对贸易量有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李俊久等^[18]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中国与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鲁晓东等^[19]以1990—2006年间164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样本，构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的“前沿”出口水平及出口潜力。

在体育用品方面的研究有：Andreff等^[20]以五大洲的41个国家或地区的36种不同体育用品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生产外包等因素均可影响其体育用品贸易量；陈颇^[21]运用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 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的长短期冲击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司增绰等^[22]认为，可变贸易成本、汇率波动、共同边界、共同语言是影响中国体育用品出口增长价格边际的主要因素；魏浩等^[23]的研究表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王兆红等^[24]认为，出口退税和贸易差额能够提高我国体育用品的竞争力；Manzenreiter^[25]则认为，国际贸易的全球网络，以及亚洲经济体所具有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市场等，使得亚洲国家在体育用品贸易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何冰等^[26]运用波特的钻石理论分析了中国体育用品的国际竞争力；钟华梅等^[27]研究了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结构；刘洪铎等^[28]通过中、日、美三国的体育用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体育用品的出口质量。

可见，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探索贸易潜力影响因素的研究现已取得了大量成果，且无论从行业，还是从区域、国别层面，贸易引力模型都具备了用于分析双边或多边国家之间贸易问题的功能，且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较强。而在体育用品贸易中，至今鲜有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贸易潜力的研究。笔者希望通过构建新的贸易引力模型，运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开展体育用品贸易的相关数据，以系统的计量验证方法，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潜力，分析其影响因素，揭示贸易潜力发挥的程度，以期为优化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调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体育用品贸易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2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传统的引力模型揭示了2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即2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与其物体质量成正比，与其距离成反比。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引力模型认为，两国的贸易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为：

$ {{X}_{ij}}=\text{A}\left( \text{GD}{{\text{P}}_{i}}\times \text{GD}{{\text{P}}_{j}} \right)/{{D}_{ij}} $

(1)

在式（1）中：X_ij为i国（出口国）与j国（进口国）的双边贸易额；A为常数；GDP_i为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_j为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D_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距离，一般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

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 \ln {{X}_{ij}}={{\alpha }_{0}}+{{\alpha }_{1}}\ln \text{GD}{{\text{P}}_{i}}+{{\alpha }_{2}}\ln \text{GD}{{\text{P}}_{j}}-{{\alpha }_{3}}\ln {{D}_{ij}}+{{\mu }_{ij}} $

(2)

在式（2）中，α₀为常数项，α₁、α₂、α₃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μ_ij为随机误差项，其余变量与式（1）相同。

式（1）、式（2）为贸易引力模型的经典表达式，大多数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式（2）中，α₃前面的减号视为距离变量对出口额的阻碍，由此可将式（2）转变为：

$ \ln {{X}_{i}}={{\alpha }_{0}}+{{\alpha }_{1}}\ln \text{GD}{{\text{P}}_{i}}+{{\alpha }_{2}}\ln \text{GD}{{\text{P}}_{j}}+{{\alpha }_{3}}\ln \text{DI}{{\text{S}}_{ij}}+{{\mu }_{ij}} $

(3)

根据研究目的以及各国数据在现有条件下的可获得性，在式（3）的基础上，将模型扩展为：

$ \begin{align} & \ln \text{E}{{\text{X}}_{i}}={{\alpha }_{0}}+{{\alpha }_{1}}\ln \text{GD}{{\text{P}}_{i}}+{{\alpha }_{2}}\ln \text{GD}{{\text{P}}_{j}}+{{\alpha }_{3}}\ln \text{DI}{{\text{S}}_{ij}}+ \\ & \ \ \ \ \ \ \ \ \ \ {{\alpha }_{4}}\text{P}{{\text{S}}_{j}}+{{\alpha }_{5}}\ln \text{OPE}{{\text{N}}_{i}}+{{\alpha }_{6}}\text{WTO}+{{\alpha }_{7}}\text{HI}+{{\mu }_{ij}} \\ \end{align} $

(4)

在式（4）中：被解释变量EX_i代表t时期i国出口至j国的体育用品额；GDP_i为i国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_j为j国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DIS_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距离，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PS_j为j国政治稳定性指数；OPEN_j为j国的对外开放程度；WTO代表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HI代表由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水平国家α₀为常数项，α_k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k=1，2，3……7），μ_ij为随机变量。

2.2 数据说明

在样本国家的选取中，以“中国一带一路网”认定的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国，剔除马其顿、摩尔多瓦、巴勒斯坦、不丹、缅甸、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黎巴嫩、约旦、乌克兰、尼泊尔、斯洛文尼亚、也门等数据缺失国，最后将48个国家纳入研究。在地域分布上，囊括了中亚、东北亚、中东欧、东盟、西亚、中东、南亚等区域或组织；在时间上，跨度为2008—2017年。文中的被解释变量EX_i为中国出口至4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额，包括运动服装及运动手套等护具用品类、体育鞋类、运动游艇船只类、室内游乐设备类、渔具设备类、滑雪衫类（皮革制），以及户外运动器材类（含体操、田径、乒乓球、游泳等运动器材）等7个大类的产品。该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https://comtrade.un.org/data/）中以HS开头的6位编码下的体育用品。在目前的体育用品出口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使用的是CEPII-BACI数据库，而UNCOMTRADE数据库中的出口商品分类更细、更具体，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本文以UNCOMTRADE数据库中7个大类的体育用品数据（人工剔除不属于体育用品的小类），作为整体的体育用品出口额。由于各国之间出口额各异，如果直接使用EX_i值进入回归，会造成数据序列不平稳，影响最终的估计结果，因此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剩余的7个解释变量的理论解释、预期符号、数据来源如表 1所示。

3 计量结果与分析

在设定模型之后，采用stata 14.0软件，对扩展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一般而言，面板数据有3种效应，对应不同的模型设定，得出不同的回归估计结果，具体选取哪种效应进行回归，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在检验中，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POLS（混合效应）回归，其次进行FE（固定效应）回归，最后进行RE（随机效应）回归。在POLS效应和FE效应中，F检验的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FE优于POLS；在POLS效应和RE效应中，LM检验的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RE优于POLS；在FE效应和RE效应中，Hausman检验的P值为0.208 3，即接受原假设，设定模型采取RE效应。

根据样本数据，为了兼顾模型的估计效率及稳健性，本文选取POLS、FE、RE 3种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3、模型5为基准回归结果，模型2、模型4、模型6为扩展回归结果（表 2）。

根据表 2的回归结果，选择最优的模型6作为最终解释模型。在模型6中，中国的GDP总量、出口对象国的GDP总量、双边国家的距离、出口对象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非暴乱指数得分、出口对象国的开放程度、出口对象国是否加入WTO等因素，均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潜力产生影响，但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中国的经济总量、目标出口对象国的经济总量、是否加入WTO等因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双边距离、出口对象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非暴乱指数得分、出口对象国的开放程度等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出口对象国是否为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水平国家对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潜力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分类结果如下。

（1）中国的经济规模系数为0.337，且显著性高，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规模每提高1%，相应地将提高中国的体育用品生产能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体育用品出口额将增加0.337%。

（2）“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系数为1.081，且显著性高，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出口的最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每提高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体育用品出口额将增加1.081 %。且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GDP总量的系数大于中国GDP总量的系数，所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为需求引致型，而非供给引致型，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需求是影响中国体育用品出口最重要的因素。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距离系数为-0.714，且显著性高，是抑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体育用品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距离每增加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体育用品出口额将缩小0.714%。

（4）“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非暴乱指数的系数为0.157，且显著性高，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非暴乱指数得分每提高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体育用品出口额将增加0.157 %。

（5）“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开放程度系数为0.411，且显著性高，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开放程度每增加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体育用品出口额将增加0.411%。

（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加入WTO这一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973，且显著性高，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WTO能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有助于中国体育用品的出口。

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潜力

根据上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2中模型6的回归系数），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理论出口额的方程：

$ \begin{align} & \ln \text{E}{{\text{X}}_{i}}=-17.196+0.337\ln \text{GD}{{\text{P}}_{\text{i}}}+1.081\ln \text{GD}{{\text{P}}_{\text{j}}}- \\ & \ \ \ \ \ \ \ 0.714\ln \text{DI}{{\text{S}}_{ij}}+0.157\text{P}{{\text{S}}_{j}}+0.411\ln \text{OPE}{{\text{N}}_{j}}+ \\ & \ \ \ \ \ \ \ 0.973\text{WTO} \\ \end{align} $

(5)

刘青峰等^[29]根据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之间的比值，将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之比小于0.8时，为潜力巨大型；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之比在0.8~1.2时，为潜力开拓型；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之比大于1.2时，为潜力再造型。结合式（5）计算出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出口的理论值，通过实际出口额与理论出口值之比，整理相关数据如表 3所示。

从以2017年的数据测算出的体育用品出口额与实际出口额的比值看，在48个样本国家中，19个国家属于潜力巨大型，11个国家属于潜力开拓型，18个国家属于潜力再造型。具体而言，19个潜力巨大型国家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保加利亚、巴林、波黑、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老挝、斯里兰卡、蒙古国、阿曼、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泰国、土库曼斯坦。中国出口至上述19个国家的体育用品还远远不足，贸易潜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上述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11个潜力开拓型国家为白俄罗斯、塞浦路斯、捷克、匈牙利、柬埔寨、科威特、黑山、菲律宾、沙特、塞尔维亚、土耳其。中国对潜力开拓型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达到了基本饱和的程度，但还有一定的余地，需要继续保持并积极开拓新的贸易要素。18个潜力再造型国家为阿尔巴尼亚、阿联酋、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希腊、克罗地亚、伊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波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潜力已得到充分发挥，其中阿联酋、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伊朗、马尔代夫、波兰等国家的实际出口值与理论出口值之比达到了3以上，有贸易过度的倾向，因此需要培育体育用品贸易发展的新要素。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48个国家为样本，引入中国经济总量、出口对象国经济总量、中国与出口对象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出口对象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非暴乱指数得分、出口对象国的开放程度等解释变量，以及是否加入WTO等虚拟变量，扩展了原有的贸易引力模型，探索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根据最终确定的模型，计算了2017年中国对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的理论出口值，通过实际出口额与理论出口额的比值，判定了各国所属的贸易类型。

（1）中国的经济总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总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非暴乱指数得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开放程度、是否加入WTO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

（2）从各影响因素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总量成为影响中国对这些国家体育用品出口的最重要因素。出口对象国的经济总量越高，其对中国体育用品的需求越大。而中国的经济总量这一影响因素，远远没有对象国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深，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为需求型，而非供给型，即目标对象国的需求是影响中国体育用品出口的主要因素。

（3）在当今电子商务和物流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地理距离的阻隔依然是抑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体育用品出口的因素。

（4）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体育用品贸易中，40%以上国家的贸易潜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排除贸易障碍，使其扩大从中国进口体育用品的数量；而对部分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过度，需要挖掘与培育新的贸易促进要素。

5.2 建议

（1）继续强化正向贸易因素。GDP总量的增长有利于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体育用品需求量。因此，在国内，需要继续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为主线，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扩大中国经济总量，以提高中国体育用品的外贸出口。在国外，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逐步推进自贸区建设，基于互利、互惠的原则，增强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积极引入第三方市场合作，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有效对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增长，增强各国对中国体育用品的需求。

（2）消除贸易壁垒。地理距离等非经济要素依然是阻碍中国体育用品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国外，应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从海、陆、空等多种运输方式入手，减少运输成本和通关手续，持续减少贸易阻力。同时，在电子商务、国际物流等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提高体育用品流通效率。在国内，加强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体育用品企业“走出去”，例如，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建体育场馆，举办各类体育节、体育赛事，践行《“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的以体育旅游、体育装备园区建设等方式扩大中国体育用品的市场份额。

（3）稳中提质，培育体育用品外贸增长新动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体育用品贸易效率差异较大，大部分国家的贸易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对部分国家也存在贸易过度。因此，在推进中国的体育用品贸易过程中，应采取差异化、分层次、分步骤的策略，细分不同的市场环境，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各国的体育用品出口。同时，也应结合世界体育用品发展的趋势，增强中国体育用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和科技实力，促进中国体育用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强体育用品的国际竞争力，培育中国体育用品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作者贡献声明：

季雯婷：设计论文框架，搜集统计数据，撰写、修改论文；

任文龙：指导应用软件，审核全文，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