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8日,国际奥委会第127次全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一份重要的改革文本《奥林匹克2020议程》(Olympic Agenda 2020 )(以下简称《议程》)发布。《议程》所涉及的改革建议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发展路线进行了全景设计,提出若干新观点和新思路,同时这也是巴赫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所发布的第1份重要文件,《议程》本身也凝结了巴赫的奥林匹克治理理念。深入理解本次全会的改革议题,准确、客观地把握这次改革动向,对深刻认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现状十分必要。对此,本文从“文本与背景”“20+20建议”2份材料入手,结合国际奥委会第125次、126次、127次全会的相关文本材料,解读《议程》的改革理念,梳理和分析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时性改革节点,呈现当前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势态；同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2013年,在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上,刚刚卸任的国际奥委会第8任主席罗格坦言,新主席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维持奥运会的高质量；二是如何遏制愈演愈烈的兴奋剂丑闻^[1]。控制奥运会规模与成本、节俭办奥运、持续推进奥运瘦身计划、平衡奥运利益博弈势在必行。第9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德国人巴赫上任伊始,便针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现状进行改革筹划,酝酿改革议题与建议。通过征集与协商,从各奥委会委员、各类世界体育组织、外界专家、社会团体、公众以及其他奥林匹克利益相关者中收集超过43 000份电子邮件建议,形成了约1 200个想法,浓缩成五大主题:奥运会的独特性、运动员、奥林匹克主义在行动、国际奥委会的角色、国际奥委会结构和组织^[2],并且于2014年2月在索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6次全会上进行了专门性探讨。同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14个小组分组讨论后最终拟定了这些提议。2014年12月8日下午,国际奥委会全体成员在第127次全会上就改革提案进行再次讨论和商议。在此次会议上,104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有96人到会、8人缺席,在对40项提案进行逐一讨论后,最终每项提案经过举手表决皆全票通过,无一反对、无一弃权。国际奥委会第127次全会之后,执委会确定了这些建议的优先实施权。

14个工作组涉及的讨论主题以及最终给出的40条改革建议如表 1所示。

表1(Table 1)

表1 《议程》涉及的讨论小组和最终建议Table 1 The Discussion Group and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Olympic Agenda 2020 主席 14个工作组 40项建议 John D.Coates.AC 招标程序 招标方式变“申办”为“邀请”； 通过评估关键因素与风险考察竞标城市； 降低招标成本 HSH Prince AlbertⅡ 可持续性与传承性 将可持续性贯穿奥运会的各个方面； 将可持续性融入奥林匹克运动日常活动 Sam Ramsamy 奥林匹克运动分化 与其他运动的赛事组织者保持密切合作； 加强与体育组织的联系； 建立与职业联赛的关系 Franco Carraro 奥林匹克设项机制 构建奥林匹克项目的框架； 大项基础制转变为小项基础制； 倡导男女平等 Mario Pescante 奥运会的管理 降低成本,提高奥运会管理的灵活性； 与奥林匹克运动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效应最大化 Claudia Bokel 保护“干净运动员” 重申奥林匹克主义第6条基本原则； 改进保护“干净运动员”的理念； 充分利用国际奥委会基金保护“干净运动员”； 表彰“干净运动员”； 加大对运动员的支持力度 Thomas Bach 奥林匹克频道 开设奥林匹克频道 Gerardo Werthein 奥林匹克主义在行动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国际奥委会倡导力； 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 与社团建立友好关系； 评估青年希望计划 Ser Miang Ng 青奥会 重新审视青奥会的定位 Lambis V.Nikolaou 文化政策 善治与自治 加强运动与文化的融合 遵守善治基本原则； 支持自主治理；提高透明度 Graig Reedie Youssoupha Ndiaye 道德标准 加强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 确保服从性； 强化道德标准 Tsunekazu Takeda; Juan Antonio Samaranch 赞助、授权和经营 策略评估 促使赞助商加入“奥林匹克主义在行动”计划； 构建全球许可计划； 加强TOP计划中赞助商与国家(地区)奥委会的互动； 扩大非商业用途的奥林匹克标志使用权 HRH Grand Duke Henri of Luxembourg 国际奥委会成员 重新修订国际奥委会成员年龄限制； 进行有针对性的招聘； 促成与社会间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内部的对话； 重新审视国际奥委会下属委员会的范围和组成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奥委会官方文件Olympic Agenda 2020 context and background(2014-11-18)

表1 《议程》涉及的讨论小组和最终建议 Table 1 The Discussion Group and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Olympic Agenda 2020

从表 1可看出,这40项改革建议涉及奥运会申办程序、奥运会项目设置、新媒体、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财政透明监管、体育竞赛的诚信价值、运动员职业道德、青少年体育素质的培养等,直指奥林匹克改革的关键点与核心环节。《议程》建议牵涉面广,既涉及奥林匹克运动方方面面,又描绘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蓝图。

可持续、公信力和青少年是该议程体现出的三大统摄性主题。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罗格自2002年上任以来,一方面强调体育运动的普及与诚信,另一方面则是更为现实地推行奥林匹克理想^[3]。巴赫的就任延续了罗格的发展思路,在奥运会举办的问题上,控制规模、降低成本、普及推广。本次改革文本着重提出联合申办的新主张:由于很多西方国家对承办奥运会热情衰减,国际奥委会希望能通过改革降低奥运会举办成本,以提升其在全世界的吸引力。国际奥委会今后将会允许多国、多城市联合举办奥运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城市举办理念。这一改革方案的提出,有利于更好地保证奥运会质量,减轻举办国家和城市的压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给有意愿举办奥运会却能力欠缺的国家和城市提供契机,使得申办奥运会不再是大国“游戏”。当然,国家间联合办赛只会在“特殊情况下”进行,联合申办必须在申办之初提出,且要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同意才能操作。此外,奥运申办流程发生变化,奥委会将向有能力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发出“邀请”，这意味着申奥将逐步由“奢侈品”转变成“必需品”。此举的目的是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并让国家和城市有机会与国际奥委会以“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根据城市自身发展需要和条件量身打造奥运会计划。

国际奥委会决定主办权归属着眼于2个方面：① 对申办城市进行充分的风险和机遇评估,着眼于可持续性和奥运遗产保护；② 要求承办费用与运营费用这2项预算的区分更加明确。同时,《议程》提出要提倡节俭办赛,鼓励城市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和临时性场馆。该建议符合当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奥运会举办目的是弘扬体育精神,而不是举办国家和城市彰显财力的工具。“可持续”作为议程三大统摄性主题之一,在规划奥林匹克发展图景中被置于首要地位。谋求奥运会长盛不衰,在体育回归教育、奥林匹克重在育人并建立美好世界的愿景框架下,以体育运动的普及和诚信为本源指向,推进奥林匹克可持续发展。

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浓缩与象征,办好奥运会依然是国际奥委会的核心要务,这一点不能变,而奥运会本身也不能变化太多。《议程》有关奥运会的建议中要求：一方面继续巩固奥运会作为世界首要赛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际奥委会有意放权给奥运会承办方,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承办方热情。《议程》提出奥运会设项机制发生变化,未来东道主将有权提出设项申请,在奥运会开赛前3年决定项目的增减,项目也将由“大项基础制变为小项基础制”。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罗格在其任期内致力于“奥运瘦身”：2008年北京奥运会28个大项、302个小项；2012年伦敦奥运会26个大项、300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28个大项,306个小项。现有奥运项目不够积极进取,外场非奥项目意欲进入,如何平衡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间的布局,一直是困扰国际奥委会的难题。对此,《议程》提出今后夏季奥运会小项上限设定为310个,大项则不作具体限定；由此,奥运会设项将更具灵活性,给小项进入提供了更多可能。另外,在新增的设项规则中,除了小项上限为310个,夏季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和注册官员也将分别被限制在10 500人以下和5 000人以下。冬季奥运会则限制为2 900名运动员、200名注册官员以及100个小项,这就对奥运会的规模做出了具体限定,同时增加了设项的灵活度。

2020年夏季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从现实层面看,日本有可能成为此项改革的第1个受益者。目前棒球、垒球以及日本强项空手道皆有意进入或重返奥运项目,根据东道主将在设项上拥有更多主动权的条款,东京奥组委在推进其强项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时面临契机。另外,从这一层面看,《议程》所体现的奥林匹克发展态势和环境将更有利于中国体育的国际化进程,在奥林匹克去欧美中心化、更加多元化的前提下,也是中国本土体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和突破口。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者,国际奥委会的地位与作用异常关键,但成立于19世纪末的国际奥委会,强调的是“组织独立、精英自治”。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社会公益组织,却拥有巨大的商业资源和利益,其组织性质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的“准公共性”和“准商业性”。这种变化亦暴露出业余运动组织进入社会核心运作机制时其自身固有的先天不足,如人治色彩浓重、结构不健全、规范不足、法制缺失、监管不力等^[4]。

20世纪末期,善治的概念开始流行,此后逐渐成为国际和国家体育组织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事实上,奥林匹克治理问题自国际奥委会诞生之日就已然存在,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特点就是组织独立、精英自治。2008年,国际奥委会出台《奥林匹克和体育运动善治的基本通则》,从七大原则、38项主题、120项考虑出发,制定了相关的善治建议,讨论了奥林匹克和体育善治的具体内容和设施原则^[5]。《议程》再次提出遵守善治基本原则，支持自主治理，提高透明度,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治理决心。诚然,国际奥委会治理如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一样,涉及多种复杂关系,牵涉大量利益相关方,这种网络状互动博弈的复杂格局,使得未来的国际体育秩序不会按照任何一方的设计构建,而只能在众多矛盾关系的综合作用中发展。《议程》对国际奥委会改革提出要求,处理好自治与善治的关系,既要保持奥林匹克组织的独立自主,又要遵从《奥林匹克与体育运动善治通则》,从而防止组织腐败,体现多元和谐,提高组织效率。

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和综端综合管理系统在国际奥委会财务、法律以及外界专家的支持下进行了一项可行性研究,建议国际奥委会开设奥运频道,而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支持,在《议程》中正式确认。该频道于2015年在全球推出,将展示体育运动，但并非直播奥运会,而是投身蓬勃发展的互动市场,试图吸引全世界青年的目光,由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运营。该频道的基地将设在瑞士和西班牙。首先通过互联网播出,然后进入主流广电系统,24 h不间断展示奥林匹克运动,内容包含新闻、专题节目、重大赛事,例如奥运会资格赛和国际联合会举办的世界锦标赛等。预计该频道7年的成本超过4.46亿欧元,其中国际奥委会将提供2.05亿欧元,国际联合会和各国奥委会将各自提供7 200万欧元。奥委会估计,频道将带来1.33亿欧元的广告和电视转播权收入^[6]。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此表示:“对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来说,这绝对是历史性的一步！”

拥有自己的频道给奥委会提供了宣传其理念的平台,也有利于从源头上规范和引导市场化的健康发展,奥委会通过打造这一家电视频道,更好地掌握自身的话语权,发出独立的声音,把控媒体舆论。诚然,该频道将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而开设这样一个频道也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进程更进一步；但是正如议程中所表明的那样,奥运频道的开设最终希望能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家园，沟通网民和观众，推广奥林匹克价值观,实现体育的教育功能。

此外,《议程》在突出运动员的核心地位中,不仅重申奥林匹克主义第6条基本原则(体育是人权),提出了要平衡参赛者的性别,更要鼓励设置男女混合项目,同时要保护和嘉奖不使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加强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最大限度地降低兴奋剂事件的发生。这也是聚焦人本、关注运动员自身健康发展的呈现,努力建造一个“干净、纯洁、人性”的奥运会,将奥林匹克精神更好地传递给青少年。

浪漫理想与严峻现实间的掌控与平衡,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难题。巴赫主席倡导的本次奥林匹克改革,从大方向和大环境给出了宏观设置,为奥林匹克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如何把握和操作,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例如,在奥运会承办问题上,变“申办”为“邀请”,问题亦随之而来:邀请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制订这样的标准？有实力承办的城市没有申办意愿怎么办？如何考虑在没有承办实力的城市和地区普及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如何体现“邀请”的公平性与普及性？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进程中思考,进一步权衡。再如,奥运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同一性,往往遵循“一届奥运会一个城市”的办会原则,此次《议程》提出今后允许跨国办赛,这也为具体的实施带来困难。瑞士委员奥斯瓦尔德直言对联合比赛的担心:“允许奥运会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甚至是不同国家进行,这令我忧心忡忡,我担心这会破坏奥运会的独特性。对于那些被分流出去的参赛运动员而言,奥运村就不再是奥运村,更像是世锦赛,这些人将无法体会真正的奥运会经历。”

再如,以往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成员是由主席直接指定,改革后将由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选举产生,虽然从程序上推选方式更显民主,但依然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如果说真正的监督理应由第三方予以执行,那么这也违背了国际奥委会的“自治”原则。国际奥委会积极需求与世界其他组织的合作与对话,本次特别提及“与联合国合作、联合”,那么如何在这种追求开放的进程中确保自身独立性,使国际奥委会能够按照自身意愿办事,划清与政府的界限,亦是难事。此外,东道主权限内的增减设项怎样明确规定？青奥会如何准确定位、进一步发展？凡此种种，矛盾重重。

对于《议程》以及带来的改革愿景,巴赫早在2013年就任以来,就已开始酝酿,这是他精心打造的国际奥委会未来发展图景。巴赫亦坦言40条提案被全数通过的这一天一定要载入史册。笔者曾在《青奥会:理想追寻与价值回归》一书中,从理念逻辑线索的角度分析青奥会创立的4个思想背景渊源。从另一角度看,巴赫的此番改革其实质也蕴含着欧洲人的价值理念、强势文化、改革基因和理想情怀,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个人身份背景亦是这种文化基因的隐秘延续。

在迄今9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中,巴赫是唯一的奥运冠军,也是第8位来自欧洲的主席。有媒体评论巴赫能成功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至少有以下因素:奥运冠军身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老资格以及欧洲传统体育强国的背景。1981年,巴赫被推选为当时新成立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成员；1982年,巴赫进入联邦德国奥委会;1994年,巴赫被萨马拉奇任命为国际体育法院上诉法庭庭长;1996年,巴赫成功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成为第6位进入奥委会执委的德国人,长期管理项目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等部门,且负责奥运会欧洲地区的电视版权销售工作,领导了多起兴奋剂案件的调查工作;2000年,巴赫出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2004年8月退出副主席职位；2006年2月,都灵冬奥会期间,再度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同年5月,被选为新成立的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名誉主席;2013年9月10日,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上,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除巴赫的欧洲人身份外,他曾长期负责奥委会,这与他的法学博士背景有关。1973—1979年巴赫在维尔茨堡大学攻读法律与政治专业,后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自2013年9月当选主席以来,巴赫即致力于推动国际奥委会的改革进程,《议程》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他在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上获选主席后的致辞中明确提及的奥林匹克治理理念——多样性的统一。不仅如此,第127次全会也是巴赫上任以来的第2次全会,并且在第126次全会上也对该《议程》进行了初步讨论。综上,《议程》中的众多建议与巴赫本人的经历、身份、背景密切相关,这份由巴赫一手推动的改革文本,不仅是国际奥委会未来指引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的重要文件,也是巴赫奥林匹克改革理念与发展思路的重要体现,从中更不难看出他本人对奥林匹克运动所持有的理念和态度。

《议程》作为一份建议文本,是国际奥委会第127次全会的重要成果,不仅体现出巴赫的奥林匹克改革理念,从某种程度上也为当代奥林匹克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如何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任海评价：“这是巴赫接替罗格成为国际奥委会第9任主席后对奥运改革的全面设计,规划了未来几十年中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战略宏图。”如何正确看待议程文本的改革思路,深刻理解本次改革的重大意义,如何清晰认识本次全会召开所具有的节点价值,这都需结合奥林匹克运动与它所依附的社会背景、发展现状寻找线索,改革的动因也必须从奥林匹克与社会的互动中寻求。

近年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迅猛,近乎达到历史顶峰。从奥林匹克品牌理念看,以“卓越、尊重、友谊”为代表的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正随着奥运会等活动的开展在全球日益推广开来;从奥林匹克组织体系看,国际奥委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注重跨界整合、多元合作,已逐步建立起有效的组织管理和运作体系;从奥林匹克活动体系看,奥运会作为赛事商品,强调市场运作,为奥林匹克奠定基础支撑;残奥会惠泽大众,彰显对普通生命的关怀;青奥会重在精神引领,谋求奥林匹克回归本源,这种价值互补、殊途同归的三角结构已为奥林匹克运动铺垫更为稳定坚固的发展格局。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伦敦奥运会(充满快乐和荣耀)、南京青奥会(精彩绝伦)使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奥运会及其相关的组织、章程、实施等,不仅重要而且必要。2022年冬奥会申办之时,克拉科夫、北京、奥斯陆、阿拉木图和利沃夫曾一道正式提出申办。在递交申办报告后不久,奥斯陆、慕尼黑、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相继退出申办。2014年7月,国际奥委会公布初选结果,仅剩北京-张家口和阿拉木图。不管退出城市出于何种动因,此种局面无疑让国际奥委会危机感倍增。毕竟,当城市对奥运会的申办已无热情可言,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只能是一句空话。国际奥委会未雨绸缪地提出改革方案,在奥运举办成本不断攀升、滥用兴奋剂之风愈演愈烈、网络时代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热情下降的大背景下,亦是化被动为主动,此番思路理应是顺应奥林匹克发展的时代需要。新时代一切都面临被颠覆的可能,奥林匹克100多年来几度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变革自新,就是明证。

除危机意识之外,国际奥委会也更为重视在当代多元社会中与各界组织寻求对话与合作。巴赫坦言,“我们需要改革,因为今天的体育在社会中太重要,使得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的其他领域。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的、多元的、数字化的社会。假如我们要继续使体育服务于社会,这也是奥林匹克原则的一部分,我们应融入社会。如果我们想让奥林匹克主义的价值观——卓越、友谊、尊重、对话、多元、非歧视、宽容、公平竞争、团结、发展与和平的价值观对社会发挥作用,现在就是改革的时机”。

国际奥委会全会(全称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国际奥委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奥林匹克重大问题的决策均由其掌控。在国际奥委会历史上,尤其是1998年盐湖城冬奥会丑闻事件以后,国际奥委会先后召开过19次全会,其中有几次全会(尤其是特别全会)意义重大。1999年3月,第108次特别全会(洛桑)直接针对盐湖城丑闻进行应急式处理与应对;同年12月,第110次特别全会(洛桑)通过50项改革措施;2002年11月,第114次特别全会(墨西哥城)全面回顾改革措施。从这种历时性梳理看,第127次全会(摩纳哥)不仅体现出新主席(巴赫担任主席后的第2次全会)的强势领导,也预示着国际奥委会掌握主动权,未雨绸缪,对奥林匹克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预测和应对。

综上所述,国际奥委会此次改革建议差异于以往奥林匹克面临危机时的那种被动而急进式改革,掌握主动,积极推进改革方案,在奥林匹克鼎盛时期寻求可持续发展,因势而动,着眼长远,从宏观上把握改革主动权。《议程》的改革提议是在奥林匹克运动成长的新形势下应对未来危机具有前瞻性的回应。《议程》中若干具有转折意义的提议,必将为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掀开崭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