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合法博彩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博彩相关问题(gambling-related problems)开始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建立并实施一种有效的相关策略机制以降低或消除博彩的潜在危害，并最大化博彩活动的社会福利和积极影响已成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1]。责任博彩(responsible gambling)或称"博彩中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gambling)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责任博彩的实施或相关政策制度的建立不能仅是对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的简单反馈，而需要有足够的实证证据为支撑。责任博彩概念的出现及发展是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博彩业发展理念的基本体现，也是博彩历史演进中重要的时代缩影。

在我国，尽管体育彩票仅在海南省发行了视频彩票，而高频游戏(11选5、泳坛夺金等；5~10 min开奖1次，返奖率为59%~67%)在全国31个省市都已上线销售，但相关的购彩者保护机制(如限制消费金额、控制消费时间等)尚不健全，这其中存在的问题、隐患亟待相关机构予以重视。随着社会舆论压力的不断增长，各国政府及部分博彩机构开始积极推行责任博彩战略, 以降低博彩消费带来的危害。目前，无论在实务工作还是学术研究领域，关于责任博彩战略的实施尚存在一定问题，其中博彩危害问题首当其冲。对博彩危害进行全面而严格的界定是责任博彩战略实施的基础；在责任博彩战略规划中，博彩危害是首要问题，也是战略核心^[1]。本文从博彩危害概念的界定入手, 对其中概念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及对责任博彩实施的影响进行探讨，由此提出了未来我国履行体育彩票社会责任的建议。

1 博彩危害概念统一的重要意义

购彩者群体性的长期利益损耗对经济社会活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不断冲击博彩业，最终推动了责任博彩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责任博彩战略的实施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博彩活动的危害^[2]，这首先就需要对"危害"进行严格界定，而不能仅由一些相关方造成的较大社会压力而使得部分国家或地区监管机构在一定管辖区域内限制博彩游戏的开放，杜绝当地居民在本土参与博彩活动的机会^[1](因宗教原因而禁止博彩活动的情况除外，这涉及宗教作为一种整合势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控制机制对博彩活动产生的额外影响，但不同的宗教信仰与博彩危害数量在个体层面上的关系差异较大，甚至截然相反^[3])。

第一，当将博彩活动所能够波及的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看作一个整体而独立的社会网络时，且不论该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完全连接、完全科层还是"小世界"，这一网络即从人类社会活动中不断演化而生，并在"族群惯性"和"自然选择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才发展为当前的面貌。从演化论的角度看，杜绝博彩活动不符合社会历史的演化规律。

第二，在博彩活动宏观秩序下，微观消费主体的一系列行为模式是在演进路径中不断演化的，并非突然出现了娱乐消费、过度消费、问题消费或病态消费等模式；避开有效的责任博彩策略，仅靠经验盲目废除这一人类社会自古有之的基本活动，就是对上述演化路径的人为调控。这种调控存在以下问题：①无论其在道德上是否可取，单看这一策略，它是否能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降低博彩活动的危害？②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们在判断自身理性控制能力上存在致命问题，"建构论理性主义"视角下的理性设计超越了对传统规则的遵循，导致决策者在能力与进化选择过程互动中产生了个体或群体不理性；③开赌国家及地区对禁赌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外部性是客观存在且巨大的，并且会潜移默化地对禁赌国家及地区的金融和社会利益造成巨大损害；④并非所有购彩者的行为都存在偏差，相对而言，大多数购彩者的行为是健康的，是以娱乐性为主导的，这种"一刀切"的调控同样损害了多数购彩者的利益，尽管避免了客观的内部社会成本的出现，但赌资外流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

从经济社会现实发展和科学研究2个角度看，责任博彩战略规划的实施要以控制博彩危害为核心不断扩展，但控制博彩危害不能简单地以杜绝人们参与博彩活动来实现，必须准确地对博彩危害进行严格统一的界定，这是责任博彩实施的重要前提和落脚点。

2 博彩危害概念界定的主要问题

纵观目前的博彩研究，关于描述博彩危害的大量术语、定义及标准较为混乱，对这一概念进行统一界定具有较大困难。例如，目前关于购彩者在投注中暴露出的问题就有问题博彩、强制性博彩、博彩行为紊乱、神经性疾病、过度博彩、病态博彩等描述，在定义这些概念时又相互交错，且各自又存在不同于其他概念的特质性，这使得在统一博彩危害概念时处于基础混乱且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本文认为，博彩危害概念不统一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2个方面。

首先，不同利益相关者看待这一问题的视角存在差异。以病态(pathological)博彩和问题(problem)博彩为例，前者由美国精神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提出，用于表示博彩活动中购彩者行为失调的特殊现象，而后者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Kusyszyn^[4]首先提出了强制性博彩(compulsive gambling)的概念，并由Rosecrance^[5]正式提出，表示一切产生负面影响的个体博彩行为的集合，但目前仍然没有正式的临床诊断分类对此加以标准化。

其次，不同研究范式在博彩危害研究中的视角多样化。例如，部分学者采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讨论博彩危害，提出了降低博彩危害的公共健康策略，并构建了类似于生物心理的社会模型，这一视角就涵盖了个体生物学特征、行为心理特征、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多种因素，使得博彩危害的界定出现差异。单就"危害最小化"而言，这一概念起初是指"减少成瘾性药物滥用对个体、家庭、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遵循实效和人文主义，注重危害及重要事件"，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运用于博彩行为的研究。公共健康策略下的博彩危害研究又包括了2个视角：成瘾和社会问题。在不同的视角下，由于跨学科的方法论差异而产生了更细分的视角。

(1) 成瘾视角。成瘾模型是病因学视角下对博彩消费行为问题分析的最主要的概念范式。这一范式下的争论源于学者在观察、实验、调查等研究方法中的潜在差异性；同时，不同国家及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购彩者在博彩消费中表现出的症状也不尽相同^[6]。

(2) 社会问题视角。从博彩消费的娱乐性看，这一行为与玩电子游戏、打桥牌、打高夫球等活动并无太多差别，但当购彩者投入了过多时间和金钱成本后，就会产生经济犯罪、家庭财产损失、心理疾病、生产效率低下等社会问题^[7]。从大部分博彩业内政策的制定看，博彩消费行为问题的社会危害要比成瘾视角下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8]。

3 博彩危害概念界定问题对实施责任博彩战略的影响

由于博彩危害的概念不统一，且尚无统一的理论框架指导相关机构实施责任博彩战略，同时，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博彩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在责任博彩战略的规划设计上存在较大差异，工作效率不高，"闭门造车"的现象愈演愈烈。笔者通过整理部分国家及学者在实务及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后认为，博彩危害界定不统一对实施责任博彩战略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于"责任博彩实施"(responsible gaming practices)或"责任行为准则"(responsible code of conduct)^[1]没有明确的可实施定义，致使相关实证研究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具体政策法规的制定也缺少可信的实证数据支撑，且部分研究结论相互矛盾，只能根据制定者的个人(或组织)经验、常识或认知。经验主义在目前责任博彩政策法规的制定及实施中占据了较大的成分，在客观上也无法从联系、发展而全面的角度上分析问题。例如，Schoemaker^[9]发现，接受过相关数据培训的大学生在既定博彩游戏中比其他大学生更能做出较优选择；然而Gibson等^[10]认为，被明确要求对某个球队胜率进行评估的学生趋向于给出过高的胜率评估，且投注量高于没有被要求评估该队的学生。Floyd等^[11]指出，接收负面博彩信息会降低大学生现金参与电子轮盘游戏的概率，而Williams等^[12]发现，接受过培训的学生虽然表现出较高的计算赔率和抵制博彩游戏的能力，但并没有减少实际参与博彩的次数。

(2) 政府、行业及购彩者在博彩危害中的责任边界过于模糊，即对各利益相关方在责任博彩中各自负有的责任不明晰，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组织目标和重点也各不相同，主要的争议出现在哪一方的利益更应着重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责任博彩战略的实施。例如，澳大利亚已颁布的30多项法规、条例中就包括了数十条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责任目标，诸如保证公平交易、保护购彩者信息、加强市场营销责任推广、深度结合社区标准、改善博彩环境等^[13]。

(3) 学界与实务界的工作目的存在差异。学术研究提供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博彩企业对利益的追逐，大多数研究的主旨在于向各利益相关方提供有效发展路径，以避免博彩市场活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例如法律问题或限制博彩市场的利益扩张等。Hing^[13]认为，博彩机构应在履行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反馈等方面迎合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并将注意力放在执行责任博彩的相关原则、过程和结果上；但他同时发现新南威尔士的博彩俱乐部管理者在博彩运营中大多都将经济责任放在第1位，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次之，最后才是责任博彩战略最为看重的慈善责任。然而，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要为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及市场发展导向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数据支撑。当且仅当在实证数据基础上，责任博彩的全球性战略才能持续有效发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使博彩危害最小化。

(4) 目标群体不确定。由于环境特征、结构特征或自身心理因素等影响，部分购彩者在博彩活动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危害，需要相关的干预措施予以保护；而以娱乐为目的导向的购彩者不需要对其投入过多关注，但要注意通过责任博彩措施防止不理性购彩行为的发生。目标群体定位模糊必然会延缓责任博彩战略的实施，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影响政策制定者：①无法判断预期目标是否实现；②无法有效提升公共政策的指导效率。

(5) 缺乏购彩者的一手行为数据。购彩者的行为数据主要是指购彩者如何在博彩活动中产生及避免问题博彩，例如发展路径、环境因素、政策导向、便捷程度等。这类数据的缺失会直接影响是否能够准确判断哪些实证研究数据可用于指导彩民干预及救助工作的开展。通过将大量自然数据(现场—偶然数据，FH data)与早先的实验室—实验数据(LE data)、现场—实验数据(FE data)进行对比检验^[14]可知，随着近些年博彩业硬件技术的不断发提升，通过网络技术追踪彩民在线投注数据正逐渐成为目前博彩行为研究的新方法^[14]。已有学者借助这种手段在有关结构特征与购彩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取得了初步成果。

4 博彩危害的本质属性

Griffiths等^[15]认为，责任博彩就是实现机会最大化和危害最小化。"机会最大化"是购彩者选择的最大化，而选择的对象是在安全及有充分保障的环境下对设计精良的博彩游戏的消费，这一对象涵盖了以下几个基本要素：①消费环境的安全性(广告宣传、健康购彩指导、网点设计、过度消费干预)；②消费过程中的各类保障(消费隐私保护、咨询热线、网站及机构服务)；③博彩游戏的设计(娱乐性、可持续性、成瘾性、刺激性)；④博彩游戏的多样化(游戏种类多样化、销售方式多样化)；⑤消费者对博彩的合理认知(中奖概率、返奖率)。"危害最小化"即最大程度降低由购彩者过度购彩而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也可以理解为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如何产生且是否带来社会成本，或根据Walker等^[16]对博彩社会成本的界定，"购彩者的购彩行为是否造成了整体社会实质性财富的减少"，需要进一步判断。

4.1 过度购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在图 1中，MU为边际效用曲线，MSC为边际社会成本，MPC为边际个人成本，MC为边际外部成本，MSC=MPC+MC。MPC、MSC与MU分别交于A、B两点。从市场看，A点为帕累托最优点，即Q₁为最优购彩点，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总和，即社会总福利可由面积S_P1AP2表示；当购彩者因过度购彩而产生负外部性时，并不会考虑边际外部成本的变化，仅会根据MPC=MU所确定的Q₀点进行消费，以实现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达到局部均衡；此时，社会总福利变为S_P1AP2-S_ABC，社会总福利减少，减少量为S_ABC。

4.2 过度购彩负外部性的模型分析

在讨论了由过度购彩产生的外部性使市场机制达不到帕累托最优之后，根据假设模型进一步分析购彩者过度购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参考李刚^[17]在分析打击地下六合彩效率时提出的消费者效用模型(U为购彩获得的正效用，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为SC＞U，购彩者购彩产生的效用净损失NL=SC-U，其值为正)，结合本文讨论的问题，对该模型进行适当调整。

① 购彩者效用模型：U=αln(R+1)+I-Q；②效用净损失：NL=R；③彩票机构发行彩票的利润：π=R(1－p)/p；④社会总福利：SW=π-NL。其中：α为购彩者对购彩行为的偏好程度，α＞2；I为购彩者的货币总收入；R为购彩者通过购彩获得的奖金；p∈(0, 1)为返奖率；Q为购彩者的购彩量；π为彩票机构取得的利润。

根据定义有：

$ R = p \cdot Q $

(1)

以我国彩票市场为例，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同质性非常强。假设我国只有一家彩票机构，购彩者在购彩过程中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则：

$ \frac{{{\rm{d}}U}}{{{\rm{d}}R}} = \frac{\alpha }{{R + 1}} - \frac{1}{p} = 0 $

(2)

即R=αp-1。由于彩票为国家发行，必然要考虑发行彩票产生的社会成本，因此在发行彩票过程中要尽量实现社会总福利SW最大化，则：

$ SW = \pi - NL = \frac{{R\left( {1 - p} \right)}}{p} - R $

(3)

将式(2)~(3)代入式(1)中可得SW关于Q的函数，即：

$ SW = Q + 2 - \frac{{2\alpha }}{{\alpha - Q}} $

(4)

因此，当$ Q = \alpha - \sqrt {2\alpha } $时，社会总福利SW取最大值，即$ SW = \alpha + 2 - 2\sqrt {2\alpha } > 0 $，函数图如图 2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在适当消费阶段，社会总福利会随着购彩者购彩量的增加而增加，当达到一定购彩量时，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值。当购彩者继续购彩，即进入过度消费阶段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其自身福利会增加，但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使承受者福利减少，且减少的速度大于增加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总福利确实遭受了损失，由此产生了社会成本。反之，由于购彩行为负外部性的存在，成本外部化，使购彩者忽视外部成本，对博彩产品的实际消费量大于帕累托最优水平。这部分社会成本除了包括由问题购彩行为引起的刑事司法诉讼费用、医疗费用(临床治疗和干预、科研等)和影响购彩者日常工作效率产生的成本^[18]以及精神成本(即本文讨论的博彩危害)外，还包括博彩机构为降低上述危害而采取的限制供应量、监管以及相关培训等措施而产生的社会成本。

5 博彩危害的内涵及界定

"危害最小化"的核心目的在于控制购彩者的不当消费，降低由此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合理有效的干预手段对问题购彩行为的外部性予以管制，使外化的消费成本内部化，从而降低社会危害。从上述模型推演的结论出发，"危害最小化"从另一个角度可视为各利益相关群体在实践中推动责任博彩机制的发展，以及在理论上构建研究体系以提供坚实的实证数据过程中实现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种明确的导向性是保证责任博彩各工作环节"有机团结"的根本，在这一基础上构建责任博彩的持续性有效制度也能保证其进入有序的运作模式，从而实现通过责任博彩促进博彩行业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微观层面或短期看，危害最小化应被看作是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责任博彩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实施责任博彩时需要最先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宏观层面或长期看，实现博彩活动中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才是责任博彩战略实施的最终目的，在保护购彩者不因内外部因素影响而使其根本利益受损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由此而言，责任博彩应被视为一个动态概念，在这一战略实施的全生命周期内，社会福利最大化就成为把危害最小化涵盖于自身之内的更大的集合。因此，"博彩危害最小化"作为当前责任博彩战略实施初级阶段最核心的内容是不变的，也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础。将博彩危害看作社会成本，作为购彩本质的那部分购彩者的私人成本是少数的，而更多的是随彩民过度投注而产生的衍生品^[6]。从理论上来说，作为衍生品的社会成本是可以降低甚至消除的，而作为本质的那部分社会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至最低。

从当前对责任博彩及博彩危害定义的多样性看，这并不利于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沿统一的路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及地区在规划本地区责任博彩战略时所处的层面差距较大，而在相关问题及经验方面的互通有无效率不高，为全球博彩业未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综上所述，在此给出一个较为严谨的定义：博彩危害即各类博彩游戏从设计到发行乃至产业化过程的整个链条中，支配及受支配因素相互影响以及与各相关利益群体互动过程中，博彩业(或彩票业，宏观)及博彩机构(彩票机构，微观)日常运作产生的成本。

6 建议

在当前一段时期内，责任博彩战略的实施应以保护购彩者的基本利益并保障其不受侵害为主要目的。对于我国体育彩票机构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在游戏设计研发、上线销售和渠道拓展等工作链条中可能对购彩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要重视媒体宣传、购彩者教育和问题购彩行为的干预帮扶等对购彩者产生的正面影响，这涉及彩民充分的知情选择，保证彩民在获取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将社会危害降到最低，迎合体育彩票市场自身发展需求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需求。基于上述判断，本文认为，目前我国体育彩票机构的社会责任实施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逐步实现对体育彩票游戏结构特征的全面评估。吸收借鉴国外较成熟的博彩游戏评估工具(如GAM-GaRD等)，加快推动游戏研发设计评估标准化、流程化，特别要建立彩票游戏的防成瘾审核标准；对游戏的前期研发、评审检测、申报审查、发行销售、退市等全套流程进行严格监管，并提升工作效率，最大程度地保障游戏的娱乐性和安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游戏结构特征对购彩者潜在的负面影响。

(2) 全面推进防沉迷系统建设。在传统的销售渠道中，尝试采取实名制绑定购彩消费卡，对用户信息进行全面审核，对购彩者单日投注金额及单个网点投注金额上限进行硬性规定，帮助购彩者进行自我控制；在线上销售渠道中，除对投注金额进行控制外，对上线时间进行严格控制，以弹出式警告窗口对购彩者进行提醒，在必要情况下对过度消费账户进行暂时封存。

(3) 进一步加强社会责任宣传。在各媒体平台增加面向大众的责任彩票宣传内容，进一步加大禁止未成年人购彩及兑奖的宣传力度。增加宣传渠道，在广场集中式销售场所及其他固定销售网点定期开展社会责任宣传，积极宣传"理性购彩"，强化公益导向的责任营销，倡导"多人少买、寓募于乐、重玩轻博、理性投注"的购彩理念，引导购彩者理性购彩。

(4) 积极开展购彩者帮扶教育工作。正确识别问题购彩者，进一步完善问题购彩者甄别量表，定期开展问题购彩者调查，及时掌握问题购彩者的整体情况；组织互助小组，在专业人士主持下促进问题购彩者之间交流沟通，提升自身对问题购彩的认识；对情况较为严重的彩票购买者提供专业心理分析治疗服务，矫正错误购彩认知，帮助其掌握如何控制相关风险因素，改善家庭问题等，以减缓问题购彩的风险程度；推进购彩者救助机构标准化建设，逐步实现治疗转诊服务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