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散打王争霸赛、《武林大会》、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ushu Masters Association, WMA）、“徐雷约战”等格斗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受众的极大关注。深入分析上述事件的共性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打”这一主线。“打”对应中国武术而言即技击，是中国武术的本质特征。如果抛弃规则制约和道德进化，“打”的意蕴跃然纸上，以“打”为基调的传播实践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以“练”为基调的竞赛并未得到媒体及受众的足够关注。由此观之，是否可以认为中国武术的传播实现了由“练”向“打”的转变？这一命题如果成立将对中国武术的未来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 “打”与“练”——中国武术的一体两翼

“练”即以套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武术样态，在当前武术发展中主要指套路；而“打”指以攻防实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武术样态，在当前武术发展中指运用技击方法进行的两两相当的较技试力。“练”与“打”是中国武术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发展时期、理念主导下诞生的不同展演形式，孰先孰后、孰主孰次是国人十分关心的问题。从人类抵抗猛兽、部落战争、保卫国土等社会实践中可发现，技击能力的强弱与防卫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与格斗相关的身体活动为武术技击的起源、发展、演化奠定了基础。“武术从搏杀到搏击的演变历史无疑是武术发展的规训史，技击性的强弱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呈正相关”^[1]。人类社会的道德进化、文明基因必然会消解武术的技击价值，因此，有学者认为武术技击功能正在弱化，但不能因为武术技击功能的弱化而否定其技击元素，否则中国武术的发展也会陷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境地。蔡龙云^[2]认为，“武术运动创始以来，始终是从‘技击’‘舞蹈’这2个艺术方面发展的”，但“打”的武术应是中国武术的本真，中国武术最原始的本质就是技击。依据现有中国武术史料的记载，套子武艺（武术套路的前身）诞生于宋代，自此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中央国术馆创始人张志江提出的体用兼备、传统武术倡导的打练结合、现代体育倡导的一专多能均可被看作是这一体系的一脉相承^[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武术究竟以“打”还是以“练”为主体发展进行了多次论争。每次论争后的中国武术往往处于或左或右的摇摆动荡之中，其外在表现即“唯技击论”或“唯套路论”武术发展观的确立。即便如此，“打练结合”仍是中国武术倡导的上策，期待通过两者的借鉴、融合达到“练得精彩绝伦、打得酣畅淋漓”。“打”与“练”实为中国武术的一体两翼，“打练结合”应是中国武术的一专多能。技击功能的弱化、练法的流失、竞技的“舞”化倾向以及对“打”与“练”的纠结等已成为制约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瓶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们总希望培养出既能练、又能打的全才、通才，还希望中国武术能够“原生态”地传承^[4]。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武术的击技表现出极强的应急性、无规则性、致命性等特征，体现了原生态传统武术“致伤致残”的血性和“你死我活”的残忍，因而中国武术的“打”不是武术套路所展现的行云流水、诗情画意般的“打”，而是毫无定法、因敌制胜的。因此，以“打”为主线的中国武术发展应制订明确的准入机制、规范的发展策略、细致的裁判规则和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合理引导人类攻击行为的发展，切实捍卫人类的文明成果。

中国武术的“打”与“练”均离不开人类的身体，这是人类所有操作技能的共性规律。诚如走路或吃饭这一技能在成人看来再简单不过，而在幼儿时期异常艰难，这实际上就是人体感知系统的再分配、重新统合的过程，从身体文化的维度看，实际就是“对身体重新部署”的过程^[5]。“打”与“练”是中国武术的不同表现形式，无论其出发点或最终追求如何，在练习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说招、拆招、解招。相对而言，“打”比“练”更加实际，毕竟“打”是两两较技试力的真实模拟，是时空维度对攻防实战的真实模拟和演练，而“练”更多的是对格斗的艺术展现，是对成套动作的程序化呈现。两者均为武术的存在样态，实际上相互影响、相互转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共同维系着中国武术的技击“版图”，这也是全世界搏击类项目的共同规律。在中国武术的训练中，人们往往将身体作为目的对待，才会对传统武术庞杂的动作体系乐此不彼，才能忍受长达数年的“练”，而武术具有鲜明的技击性，唯有“打”才是验证武术功力高低最有效、直接、简明的方法。这实质上是一种最为正常的心理现象，即追寻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自我肯定^[6]。正是这种被“打”与“练”改造过的技击，重新部署过的身体，才是中国武术追求的功夫状态，亘古不变。

2 武术套路传播的困境及转向

“打”与“练”作为中国武术的一体两翼，自然也成为武术传播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载体。从传播类型看，人际、组织、大众均是有效的传播形式，但是前两者的传播效力往往难以企及大众传播，因此，主要从大众传播的维度解读中国武术套路传播。任何一项运动的成功均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参与，《武林风》《昆仑决》《精武门》等均是以“地面赛事+电视转播+网络直播”为传播载体，将单一的格斗赛事打造为赛事运营、体育版权、广告赞助、影视制作、线上格斗教育平台和线下搏击健身俱乐部相结合的全新商业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格斗教育，扩大了赛事影响，实现了赛事的增值效应，也顺应了体育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2.1 武术套路传播的困境

诚如蔡龙云关于“武术存在舞蹈化”的论述，在“高、难、美、新”发展思想和武术入奥目标的指引下，对武术套路的艺术化追求愈演愈烈，有时甚至不惜放弃技击术和体育的宗旨^[7]，过分强调其审美价值，但武术套路往往又难以摆脱技击、体育、艺术、文化的制约，力求完美体现价值目标的全面、多元，这也导致武术套路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境遇：赛事缺少赞助，赛场缺乏观众，赛后无人报道。造成这一境遇的客观原因为社会进步、消费多元，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主观原因是中国武术原有的“练”已不适应传播的外部环境需求，与受众的“期待视野”无法融合。中国武术发展遭遇的外部环境无法左右，但可左右武术自身的变革与重构，从武术自身的维度阐述当前的传播困境就成为展开论述的重要一环。蔡龙云认为，演练套路时要将自己“置于一个战斗场合”，才会气韵生动、气质贯一^[8]，说招、拆招是武术套路练习的常见形式，习练者之间尽可随心所欲地予以配合，体味这种“假想性”技击，但这种技击永远只能设置假想敌，真正的实战不可能是程序化的模式。瞬息万变的对抗环境要求对战双方综合运用各种击技，同时也是身体素质的集中体现。贴近现实的格斗环境、各种格斗技法的综合运用、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等更符合大众的心理想象，自然也就具备潜在的受众群体，故大众传媒更愿意选择真打实斗的武术技击作为传播内容。

观看过武术套路比赛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①当看完一个运动员的临场表现之后，后续内容基本无须关注便可预知一二，竞赛内容的雷同或近似降低了观赛的趣味性。②一般观众看不懂竞技武术套路比赛，展现精气神、筋骨皮的要求被难度取代。③竞赛结果缺乏不确定性，足球比赛的巨大魅力与比赛结果的无法预知性不无关系。竞赛结果的悬疑性低下与观众的期待相悖导致此类比赛缺少人气，难以形成“眼球经济”，进而导致媒体关注度下降。武术套路被大众传媒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主要缘于以下原因：①收视（听）率曾一度是评价大众传媒节目优劣的唯一指标。毫无悬念的武术套路比赛与受众期待的鸿沟难以逾越，被大众传媒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②“观众满意度”是当前节目评价体系中的第2坐标。对于武术的痴迷依然停留在武侠影视“义薄云天的气魄、行云流水的格斗”之中，武术套路的“竞技化”“舞蹈化”倾向无法使观众找回这种久违的“快感”，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就无法使观众满意，媒体自然不会青睐武术套路。③我国电视传媒市场化及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的实施。“目前中国的电视频道中相当部分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商业媒介”^[9]，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市场生存法则的首选，这离不开观众的“注意力”，“注意力经济”时代的“本质就在‘视觉掠夺’，赢得受众就赢得了最初市场”^[10]。

2.2 武术传播的当代转向

2007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的《武林大会》是中国武术界的一件大事，其核心理念是“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自播出以来，《光明日报》《中国体育报》《中华武术》《中国广播影视》等媒体对节目进行了持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索福瑞（CMS）对《武林大会》的监测数据显示：开播3个月成为CCTV-5晚间22：00后的收视“擂主”，开播5个月共有3.4亿人次观众收看过《武林大会》，占推广人口的28.6%^[11]。之后，《武林大会》节目组与韩国主流媒体YTN电视台签约，于2008年4月登陆韩国，这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第1次以商业模式正式在国外定期播出，引起欧美等国外电视媒体的高度关注。紧随其后的WMA将诉求的基点定位于“还原传统武术的本来面目，体现中国武术作为搏击术的实质”，运动员不按体质量分级、不戴拳套，以期继承和弘扬中国武术的搏击技巧与技法。随后诸如《昆仑决》《英雄传说》《中国真功夫》《精武门》等定位各异的格斗赛事节目相继出现，均围绕“击”做文章，符合人类攻击性的共性追求，这也是不同类型格斗赛事行销全球的起点。

从本源看，“击”与“打”异曲同工。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对“打”的解释为“击也，从手丁声”。很多人都有“英雄梦”，羡慕、崇拜英雄并期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英雄仗剑天涯、惩奸除恶、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武林大会》与WMA等格斗赛事正是把握了人们心中潜在的“英雄”情结和“侠义”欲求，所以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这可能也是格斗赛事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2017年中国武术界的热点事件非“徐雷约战”莫属。这本是一场简单的个人技艺切磋，最后持续发酵，演变为一场全民大讨论：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从客观而言，传统武术在技击实战上存在短板与软肋，未能按照现代搏击体系进行系统训练，自然无法与现代搏击抗衡。1928年和1933年的2届国术国考、1954年太极拳宗师吴公仪和白鹤拳名家陈克夫的公开对决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国术”拳手与泰拳拳手的较量等事实，已经表明热衷于“套路”的中国武术缺乏实战性，但这并不影响传统武术在文化及体育中的地位，只有正视传统武术技击功能弱化这一现实，开掘传统武术的多维价值才能“浴火重生”。

纵观中国武术与大众传媒成功结合的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WMA等格斗赛事，其间蕴含的共性规律即是“打”。目前全球围绕“打”而展开的赛事数不胜数，如终极格斗冠军赛（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UFC）、综合格斗(Mixed Martial Arts, MMA）、K-1（国际性站立式格斗赛事品牌）、自由搏击、拳击等，无论怎样利用规则对其进行限制，上述运动体现出的“暴力”倾向是无法掩饰的^[12]。中国文化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规约，信奉“不语怪力乱神”，坚持“君子动口不动手”、点到为止，因此，中国武术“讲打而不追求打”，“打”只是中国武术形而下的“器”，其“打”往往被赋予了诗情画意。中国武术在和平温顺、拒绝暴力的层面下涌动着对“暴力”的复杂思考，是“文明的暴力”。这一发展主线符合人类社会的总体文明进程，开掘了“人的内心中深层的欲望，即对暴力、攻击欲的崇尚，对血腥、死亡的恐惧”^[13]。其营造了一种诱发人们攻击性的场景, 激发了人类的攻击行为，符合人类的动物本能，是人类的共同属性。人类的文明化进程和道德约束迫使这种攻击性不会阻碍社会进步，而是通过合理的规则制约和引导，成为人们宣泄激情、郁闷和挫折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中国武术的发展需要建立全新的机制，套路、实战双轨推进：套路循行健身、艺术、文化的维度；实战则从拳种、技法入手，挖掘拳种的特有技法，可先进行拳种内体质量分级，逐步实现不限拳种、体质量不分级的全新格斗赛事。这是中国武术异于域外搏击项目的魅力所在，这一体系既满足了中国武术崇尚舍已从人而制人、柔弱胜刚强等的技击追求，又符合普通民众的价值期待。

3 中国武术传播技击转向的深层动因 3.1 人类攻击性宣泄的需要

特纳^[14]对恩丹布人的双胞胎仪式研究后认为：攻击性的野性冲动是人类和动物都具有的，不同性别的双方对性感与敌对状态公然做出象征性的行为，而野性的能量就在这种公然的象征性行为中得到释放。行为学创始人洛伦兹^[15]271认为，好斗性（侵犯性）是人类的无意识本能，这种野性的力量通常以暴力、攻击行为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是一种强大的文明传统。弗洛伊德在注意到攻击的普遍性后更是提出攻击是人类的本能，暴力行为及其感受成为理解人类社会文化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导致竞争加剧、焦虑紧张情绪蔓延、工作和生活压力增大，进而导致人类的攻击欲望不断累积和提升，但法治社会和人类的文明传统使得这一“暗流”难以找到合理出口。因此，无论弗洛伊德还是洛伦兹都认为，球赛、打拳、游泳、登山、航海等体育运动可约束人的动物本性，有效降低侵犯（攻击）本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故可起到“安全阀”的作用。

人类的动物本性使得攻击性无法自动消失，但可借助合适的手段予以弱化，这或许是众多格斗赛事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诸如K-1、拳击、UFC等充满暴力、张扬激情的赛事目前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文化符号，这些赛事的胜者被冠以“民族英雄”“勇士”“冠军”“有力量的人”。人们在参与、观看这些赛事的时候，混合着这样一种情感：社会性的窘迫、道德的满足以及民族使命感，进而上升到民族间的文化自信，彰显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延续了英雄主义的文化传统。观众通过观看这一想象意义上的“战争”，释放笼罩内心的攻击冲动、破坏冲动，满足自我欲望，在兴致昂扬中获得大团圆的结局和精神上的满足，最终净化感情、缓解社会紧张与压力。这既是动物攻击性本能的异化和升华，也是人类攻击性本能超凡入圣的重要途径。中国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技击在原始先民狩猎、战争中已内化为前进的原始驱动力，成为保家护院、制敌卫国的本能，也是人类生存本能的延续^[1]。洛伦兹^[15]29认为，理性和文化传统并不能决定人类的社会行为，还应顺从人类的本能，“今日的文明人正为攻击冲动的不能被充分释放而感到痛苦”，如果现实社会能给今日的文明人一个良性的发泄好斗性（侵犯性）行为的渠道，这一途径必将受到人们的追捧。中国武术从“练”向“打”的转向与回归正是在深刻把握人的攻击本能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人类攻击性的宣泄、社会控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武术的技击功能并未按其本性任意发展，毕竟“侠以武犯禁”。因此，中国武术也有其内在控制手段。①历朝历代“禁武令”的颁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收天下之兵”；雍正四年（1726年），禁止民间人士佩戴刀剑行走，禁止百姓拳斗，禁止民间擂台较技，违者依律重处，擂台死伤按杀人论罪。②武德的巧妙运用。《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有“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同时对习武练剑的功能进行了限定，“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矣”^[16]。武术先贤巧妙地利用儒家的德性教化对中国武术进行了逻辑上的拓展，具体而言就是武德的运用，主张仁爱诚信、倡导自强不息、追求内圣外王。这一价值追求与道德话语体系对技击的搏杀内涵起到较强的抑制作用。中国武术崇尚技击但不拘泥于技击，将两两之间的较技试力予以弱化和疏导，遏制了攻击性的野蛮滋生，有效实现了人类个体从动物性向社会性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技击的安全性和文明性。在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武术拥有了自身的算法，其表现为内在机制（生命冲动是人体运动的生物学基础）和外在印刻（生命塑造的尊崇是社会学基础）^[17]。中国武术在追求身体技能形成的同时，必然会对生命塑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正是中国武术身心兼修的秘诀，也是人类智慧理性运筹的独特魅力，更是传统搏击艺术能够在当代得到有效传播的法宝。

3.2 中国武术“安身立命”的价值追求

从本质上看，中国武术存在“拳势”和“拳路”的二元结构：“拳势”指一种生生变易的招式；“拳路”指预设性编排的套路^[18]。无论如何强调中国武术技击，现实生活中的武术都难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套路的“假想性”技击已成为中国武术技击的代名词，可对套路动作进行合乎常理的“说招”“拆招”，但这与真实的技击仍有天壤之别。实践表明，“讲打”和“真打”完全不是一回事，“讲打”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天花乱坠地陈述，而“真打”则必须依靠速度、力量、耐力等的绝妙配合，招式、劲力、战术等的熟练运用，来不得半点虚假。从客观而言，中国武术从原始的搏杀技术逐渐异化为虚拟技击、“遍地花法”的套路，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文化注重和谐统一，这使得中国武术未将生死决斗发展成为体育竞技，而直接向更高层次的“君子之争”发展，如：通过功法及套路演练展示实力的方式定输赢；通过拆招、试手而点到为止的竞艺方式判胜负；通过太极推手的沾、黏、连、随见高低。这种发展模式与西方竞技体育的“强攻直取”、利益驱使的金牌战略相比，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19]。这也是中国武术自适应的结果，否则中国武术真的可能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武术的独特个性不在于其竞技特色、观赏性或评分的精确性突出，而在于其文化内涵更加深厚——若论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联，一些奥运会竞赛项目都无法与中国武术匹敌，它们都未能像武术那样承载着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从而成为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全息影像”。文化又是人类创造性构建生活图式的过程，其核心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中国武术的防身、健身、修身、娱乐和竞技价值均是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能的作用下，特别是在人的自由意志作用下此消彼长的。从总体而言，人类本能的攻击性搏杀活动逐渐向人类意志主导下的模拟技击类身体活动演变，以特殊的动态肢体符号实施身体建构的哲学思考与实践，这是中国武术的生存智慧。无论是本能的攻击性身体活动还是模拟技击的类身体活动，按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技击所赋予人在习练中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等充满生命活力的意识积累，得以在人的生命奋斗历程中积极而全面地延展，进一步表现出人类本能攻击性的生命冲动向着内在的深层自我意识绵延，从而完成了从生命冲动到生命塑造轨道的铺设^[20]。

由于生命冲动的作用和对生命塑造的尊崇，中国武术的生存智慧中蕴含着易变，易变是社会成员和武术人自由意志的历史表现方式和过程^[20]。这种易变不仅是对自然因果关系必然性的被动改变，更是人类主动意识作用的必然表现，诸如现代竞技武术的技击价值取向、传承方式、规则统一化、训练科学化等，都是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创新和嬗变，不断实现着从本能的生命冲动走向对人类生命塑造的演变。技术、评价、术语等体系的扩充是武术适应社会、保证生存智慧的关键，是武术当代传播的技击转向的终极目标，也是生命塑造的根本。

不可否认的是，真实对抗平台的缺乏使我们无法对中国武术技击有直接的感知，进而也可能影响对其的全面认知，但这并不妨碍对武术技击价值的期许，诚如现实生活中的软笔书法，其艺术价值往往多于实用价值。中国武术如果失去了技击，那就与体操、舞蹈无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体两翼”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武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技击术的独到之处，也是中国武术安身立命的法宝。我们迫切希望看到原生态的武术技击，以验证或解构中国武术技击的神秘和想象，这可能是武术传播技击转向的又一动因。

3.3 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

大众传媒是当今各种文化传承、延伸、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无论是NBA、足球世界杯赛，还是UFC、F1汽车大奖赛，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倾力打造。成功的体育赛事只有与传媒开展良好的合作，利用传媒自身的传播优势才能获取足够的受众注意力；而受众注意力的提升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市场，“通过消费者的收视，电视台‘猎取’了丰厚的产出”。为达到“赢家通吃”的目的，大众传媒必须意识到受众是主动的、有选择倾向的信息使用者，“现今的大众文化不那么喜欢沉重的话题，而乐于制造轻松与刺激的内容，极力迎合社会公众的流行趣味”^[21]。由此导致当今大众传媒的消费化、娱乐化倾向甚嚣尘上，体育类节目更是追求“娱乐”“休闲”，抛弃内涵深沉、意义凝重的节目内容，同时将灯光、音效、舞美等现代元素融入比赛之中，以突破传统体育比赛的单调模式，迎合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追求时尚的心理。

语言文字是人类进化的重要产物，但它是对事物本身的抽象或再抽象，而同为信息传递工具的图形、图像可直观、生动、具体地呈现事物本身，真实性是其具体要求，以致于视觉文化与其对象几乎重叠^[22]。“读图”成为当今“快餐文化”的特征，诚如贝尔指出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无论是NBA、UFC，还是X-sports、E-sports，无论是赛事组织者、电视转播方还是消费者，都在追求更为激烈的视觉冲击，以展现人类原始的竞争本能，激烈、刺激成为新的体育元素; 灯光选择、场地形态、气氛渲染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宣扬精神性的同时使其娱乐至上。近年来兴起的格斗赛事一反影视剧中“打”得酣畅淋漓，开始倡导运动员之间的真打实斗，通过这种文明的“暴力”让受众感受格斗的技巧和魅力。在视觉传播中，形体、表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非语言符号，与武术套路相比, 技击实战中身体的动作、姿势常常代表了丰富、特殊的信息，其观赏性和可视性更为突出。强烈的感染力、视觉效果、天生的暴力属性以及被利益主体无限放大的娱乐性和煽动性，使其成为当代受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与此同时，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的坚守与不屈服可形成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当代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一个有益的范本，这也是大众传媒技击转向的另一动因。

相对西方竞技体育和域外体育而言，中国武术在大众传媒中处于边缘化状态，诸如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中的武术比赛在媒体中往往只能得到只字片语的报道，大众媒体对传统武术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23]。无论是美国职业拳击还是格斗赛，其比赛必须利用现代表演艺术进行商业包装，以达到充分刺激观众视觉、听觉的目的，充分满足现代社会充满紧张、压力、焦虑的人们放松身心的需要，因此，通过现场或电视传导这一产品并获得商业价值。大众传媒以“所谓的‘人文关怀’和‘受众本位’，‘体贴入微’地洞察出人们潜在的暴力心理，并通过文艺作品形式加以演绎，血淋淋地剥开，惊心动魄地展示出来”^[24]。由此以“打”为本位的中国武术大众传播必须与受众的“心理市场”接轨，与当下普遍的社会情绪连接，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俘虏”受众的眼球。不可否认，大众文化是一种快感文化，一切能带来“快乐”的感官刺激的资源都会被商业资本搜取、吸纳，并包装演绎成文化产品^[25]。

4 中国武术传播的内在规定 4.1 套路、技击传播并行不悖

“拳势”和“拳路”并存的二元结构是中国武术特有的存在形式，也是区别于其他格斗类项目的特有文化标签。“拳势”是中国武术技击实战的真实体现，而“拳路”是中国武术技击艺术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进步、规则制约使得技击缺少客观生存土壤，“拳势”的真实性难以体现，导致艺术化的套路表现形式一枝独大，艺术化为中国武术提供了无穷的发展空间，最终形成了渊源有序、自成体系、风格独特的129个拳种。武术套路中对“四击”“八法”“十二形”的规定使其技术动作往往难以规范、标准化，而动静起落、站立转折、轻重快缓的以形喻势的要求本身也说明武术套路的习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漫长过程。演练中具有的难言性知识更是难以明确示人，需要“手把手地教”，而这也正是中国武术在全球搏击类项目中的特有个性。技击的简洁、明了、全球通用性以及判罚的准确性等因素突破了武术发展的套路依赖性，为中国武术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但与其他格斗类项目的同质化势必会进一步强化中国武术“千人一面”的倾向，唯有秉承自己的文化基因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未来的中国武术发展与传播应是套路、技击两者并行不悖，而不是非此即彼。

4.2 秉承武术技击的中国特色

中国武术由踢、打、摔、拿等自成体系、各有特色的具体内容与运动方法组成。无论何种技击方法均遵从“刺激-反应”行为，唯独中国武术演化为庞杂而精致的综合性身体技术操作系统^[26]，如“踢”有蹬、踹、弹、点、缠、摆、扫、挂等技法，不同技法的巧妙排列组合形成了中国武术技击的“大观园”，如此丰富的技术元素为中国武术的技击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起于易、附于兵、成于医”的中国武术具有强大的中国文化基因谱系，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如：在战略上追求随机就势、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崇尚巧斗，而不是西方体育强调的实力抗衡；在训练体系上，追求筋骨皮和精气神的性命双修，而不是西方体育强调的外显张扬。中国武术正是在动静结合、五行生克、阴阳平衡、形神兼备、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完成了由术至道的升华，因此，习练中国武术是身体被“武”化、思想被“文”化的过程，武者的身心在这一自然历练过程中悄然完成了蜕变。

以拳击为例，其灵活敏捷的步法可能是中国武术无法比拟的，但一旦脱离平坦的场地，其酣畅淋漓的步法移动也就失去了基础，由此也反映出西方搏击类项目蕴含的对立哲学基础。中国武术技击显然与之背道而驰，追求统一协调，如整体劲、攻守双方的协调转换，借力打力和“四两拨千斤”的化劲，人物合一（技击中周围物体的借用）等。诸如此类的技击表现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武术蕴含的统一哲学，因此，这种技击场面与西方搏击类项目一来一往的格斗形式具有本质差别。只有将饱含中国文化特色的武术技击推介给全人类，才能极大地丰富人类搏击文化的基因库，完善人类绚丽多姿的文化图景。中国武术的技击传播实践也秉承这一理念，如《武林大会》的专家说招、拆招、喂招，运动员之间的较量限于各拳种流派之间，WMA选择“搭手”为参赛运动员的预备式等，这些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再现，也是中国武术技击传播的最大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对于武术的传播并非“真实”再现，而是对武术的表现形式进行改造、加工，按照视觉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和规律予以“包装”；然而，如果一味地追求武术带来的感官刺激，很可能会遮蔽武术的技击本质，并将进一步消解武术传播的内容，从而使武术逐渐走向平面化、碎片化、奇观化。

5 结束语

中国武术融“练”“打”于一体，以练悟打，以打促练，这既是祖先的智慧，也是人类格斗文化的特有形式。德勒兹的身体创造理论认为，人类的身体感觉、身体整体的生成运动和存在状态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正是身体感觉层次上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体验和行动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创造活动。由此观之，中国武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引下，通过长期的身体实践感悟，完成了由人兽格斗向人人格斗，乃至自我格斗的升华，这是将人类野性、兽性逐渐驯化的过程，其发展历程饱含文明的因子。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重视赶超、无限开发人体潜能、注重成绩的运动模式迥异，可作为高度社会化、具有外向审美取向以及重视实证科学的西方体育的有益补充，是值得传播的“过程”文化。

作者贡献声明：

王 林：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论文；

刘诗洁：调研、查阅文献，核实数据，修改论文；

潘炎：调研、查阅文献，访谈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