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该理论受到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对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研究。体育文化是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问题同样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近年来,纵观西方学者对体育文化软实力理论方面的探讨,学者们对中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梳理西方学者的研究观点,对建设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借鉴及启示作用。

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曾在1991年撰写了《竞技体育的软实力》一文,首次提出了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概念,随后又有一批学者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关体育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专著与论文,如《注定领导:美国体育文化权力性质的变迁》《美国竞技体育霸权的困惑: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不能统领全球》《体育文化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等,西方学者们在原有定义、内涵与实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拓展了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外延。

尼尔·弗格森最初将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定义为一国具有别国所需要的体育文化强势,且有同化力的作用,影响别国的这种力量通常是以某种无形的资源与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它与命令式的行为不同,即避开了“硬实力”强制的意愿^[1]。此后,吉姆·霍格兰在其《体育文化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对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定义进行阐述,他认为:体育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通过宣传教育传播的手段,实现他人的需求,这种塑造并非强制,也不通过收买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从国家层面而言,体育文化软实力来自于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底蕴和这种文化的价值观,体现了政策实施的效应及开展组织交往的方式^[2]。2002年,约瑟夫·奈认为，体育文化软实力采用认可且同化的方式,借助游戏规则的形式,实现说服并自愿跟随目标发展的认同^[3]。

体育文化软实力定义被提出后,在国际社会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2005年,戴维·麦康奈尔在《外交政策》上登载了《对权力再思考》一文,驳述了尼尔·弗格森关于美国试图运用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和体育物质产品文化等软实力手段干预国际政治的观点。戴维·麦康奈尔认为,即便现在伊斯兰国家的青年人再怎么喜欢篮球、排球等起源于美国的运动项目,但他们不会改变对美国的态度。他还以早年英国人在海外殖民地推广英国体育文化(如足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的事例,说明不能制止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同时还认为这种所谓的软实力行为具有某些方面的负面效应^[4]。尽管尼尔·弗格森等也多次补充并修改其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详尽解释其内涵与实质,但其内容的严谨性始终还欠妥。《华盛顿邮报》资深评论员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体育文化软实力定义与全球化定义一样,仔细研究,概念弹性太大,只能做一般性的参考”^[5]。他在《体育文化软实力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还提出,体育文化软实力现在的概念是模糊的,因此,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5]。近些年包括尼尔·弗格森在内的许多学者均坦言,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现在还只是一个事务的描述性定义,至于如何规范,仍需要认真探讨,即它是一个非规范性概念^[6]。

时至今日,尼尔·弗格森的体育文化软实力概念还是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在西方体育文化学术界更是受到广泛的关注。目前,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关于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论述主要还是引用了尼尔·弗格森的概念。如:英国政府研究院在1998年的世界体育文化软实力排名文献中,完全引用了尼尔·弗格森的概念,英国国家软实力与发展委员会在《现代体育的劝说与权力》报告中,将体育文化软实力定义为：利用国际传播手段,积极地提升国家的形象,促进别国对该国的认同以及不断提高文化价值的影响力。阿尔伯特·索米特在其《软实力强国:美日两国体育文化的资本》一文中，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尼尔·弗格森的体育文化软实力概念。他认为,体育文化软实力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张力,它通过人们可接受的文化形式,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这种实力能使人们在认同的条件下举手投降^[7]。当然,在现实中对体育文化软实力概念的误解也经常发生。最为常见的则是将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与“行为”二者混淆。奈森·加戴尔斯曾在《重新思考:体育文化的软实力》一书中提到了关于体育文化软实力资源在学术界的滥用问题,他指出:资源的实力不能等同于行为的实力,即资源的多寡是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一般取决于行为实力的实施,行为实力的产生往往有一个情境因素的问题^[8]。阿尔伯特·索米特在其成果中也阐述了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并强调,混淆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与“行为”这2个概念,对一个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性建设有极大影响,即体育文化资源大国不等于是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强国^[7]。

如果展开分析西方学者对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解释,可以发现一个道理,即西方利益至上的因素存在和维护霸权是最终目的。西方学者在概念的阐述中总是强调体育文化软实力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实现本国的愿望,尼尔·弗格森的观点清楚地表明,别的国家要顺从美国的意志,即想美国之所想,只是当代在行动方式上不轻易用“拳头”威助别国而已。体育文化软实力主要就是设置规则,以限制对方行为或利用发展条件的优势不断吸引别国纷纷效仿,其实质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软控制。乌克兰国立基辅大学爱·洛赞斯基曾在《我们不了解的体育文化软实力》一文中直接指出,体育文化软实力概念无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这种武器由于冠上了美名因而易于被人们所接受^[9]。可见,对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作用与意义,西方学者各自都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认识。

西方学者们现已认识到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资源实力不等于行为实力的事实,前者只提供了一个实力转化的基础条件,体育文化软实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实现实力行为合理评价及预期目标的必备条件。尼尔·弗格森在专著中阐述了体育文化软实力资源构成体系的初步轮廓。1998年,他在另一部专著《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未来》中也指出,体育文化软实力要与其他文化内容、社会制度(体制)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才能显现其能力。2002年霍格兰在《体育文化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也阐述了社会制度、人生价值观、对外交流政策等因素都是产生体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问题^[10]。2005年霍格兰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富有吸引力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有政治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是构成体育文化软实力资源最重要的基础条件^[11]。

近年来,关于体育文化软实力微观问题的研究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因此,其评价与建构体系也日益受到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重视,国与国之间的体育文化软实力竞争也在默默地进行。尼尔·弗格森认为,可以采用量化的方式观察一个国家的体育文化软实力状况,民意调查也是其中可选择的方式之一^[12]。

英国全球事务委员会在1999年的调查报告——《亚洲体育文化软实力》中指出,英国的体育文化在亚洲至今还有较强的影响力,其软实力在中国、日本、缅甸、韩国、新加坡的民众心目中均名列第一,在菲律宾、印度、越南位居第二。文中还提到,中国的体育文化在亚洲区影响力还很有限,整体实力远不如美国与英国。这项调查是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的,内容主要包括民间体育文化、体育经济、人力资本、体育政策及对外交流共5大方面^[13]。英国的《单片眼镜》学术期刊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与布莱顿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项共同调查的结果,其中世界体育文化软实力排名采用了以尼尔·弗格森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图 1)。

图1(Figure 1)

图1 体育文化软实力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Figure 1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ports Culture’s soft power

研究者主要参考了世界银行、美国哈佛大学等权威机构的相关资料,结合世界体育文化情况,按一定的权重比例计算出排名顺序。他们对37个国家的体育文化软实力进行了调查,排名前5位的是法国、美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中国(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排在第28位。

由于国家的体育文化品牌是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量化分析也是软实力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因此,西方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定期发布有关的体育文化品牌指数报告,主要从不同侧面分析某个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影响(图 2)。

图2(Figure 2)

图2 体育文化品牌指数评价体系 Figure 2 Estimating system of sports Culture’s brand index

在2013年初公布的指数报告中,研究者对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综合分析,其排名结果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居前5名,中国名列第22位。这次排名情况与前一次有较大的变化,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调整了指标设置与权重系数,使得评价更为科学合理,也说明了国家体育文化品牌软实力受量化指标影响较大。报告还指出,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武术、太极)在国际上已形成了品牌优势。

近些年,学者们关于体育文化评价标准的指标等许多问题也在进一步商榷,有的标准现在看起来还缺乏有力的依据,仍须进一步论证。故研究所设计的指标不同,研究的结论自然也各异。此外,上述研究对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整体的逻辑关系也应进一步理顺,以利于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计划构建与评价。

关于《单片眼镜》期刊的2次体育文化软实力排名,学者们也指出,体育文化的软实力强弱与硬实力尽管不是等比的相关,但如果软实力没有硬实力的支撑,还是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英国布莱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黎安友带领他的团队在《中国的安全追寻》一书中坦言:中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迅速崛起,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硬实力的积聚,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重要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增强的体现^[14]。世界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的安德鲁·斯科贝尔也说过,当年美国如果没有经济与军事的硬实力做支撑,那么美国要想传播篮球文化就如同今天非洲土族一样,“只能关起门来自己玩一玩”^[15]。

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更是赋予了其新的生命。进入21世纪,有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问题连续2次被写进党代会的报告。2011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热潮,自此也进一步推动了体育文化建设。中国的国粹武术等一批民间体育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体系正在形成,中国形象的正能量在国际舞台上重复展示,世界关注、认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思维定式逐步形成。

目前,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客观、公正的量化问题一直在做深刻的讨论,主要存在着可量化与不可量化2种争议。有学者认为,即便是承认其可量化,那么可量化的标准或权重系数的设置也是一项科学研究的问题。故《单片眼镜》期刊的公布结果及研究思路,对中国制定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计划具有参考意义。

近些年,西方学者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了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问题,并发表研究成果论述。

199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吉姆·莱西发表《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崛起》一文,指出:中国正积极地参与世界或洲际的竞技体育竞赛活动,参与国际奥委会的事务工作,努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总体而言,中国体育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正面、有效的,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体育文化的交流特点,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扩大了对外交流的渠道,仅在派出去学习体育理论和接受外国留学生方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均开设了国学文化武术和太极课程,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大量宣传中国体育文化的内容,中国在竞技体育文化方面取得的优胜,使得“举国体制”政策越来越受到别国的认同。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也许成为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又一个开端。当然,中国在建设体育文化软实力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中国的非政府体育文化组织机构力量比较薄弱^[16]。

2010年恩·郝利瑞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不足》,他认为,中国政府利用“举国体制”的政策,斥巨资450亿美元举办北京奥运会,以及随后有可能在其他城市举办各种世界级的竞技体育大赛,目的是提升国家软实力,但现实可能会受阻。有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在亚洲的影响力是积极的,但在美国、英国、日本甚至韩国等地的影响力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17]。恩·郝利瑞还认为,中国的体育文化发展方向是有问题的,建议中国政府调整政策方向,强调政策与行动要一致^[17]。

在此要提出的是,更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探讨是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尼尔·弗格森在其《竞技体育的软实力》中就论述到,中国积极地在奥运会及其他比赛中取得金牌,并力争金牌与奖牌总数的位置前移,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崛起,其最终目的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崛起,这种形势的改变,对美国是一种震撼。为此,美国要重视这个现象的发生及关注整个亚洲的平衡^[1]。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在援助武术项目的普及,这是现代文化渗透现象,尽管这种援助没有附加条件,但长期不加阻拦地发展下去,后果将是严重的^[18]。按照约瑟夫·奈教授的软实力理论可以发现,国际上许多受中国体育文化援助且认同的区域,其国民对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增长持肯定意见^[19]。霍格兰在其专著《体育文化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也写到,美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包括基金会等公民社会^[2]。作者当然也提到,美国的大量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关系,如美国NBA赛事制度,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非是完全独立的体系^[2]。英国学者保罗·诺尔蒂在学术会议上披露,二战以后英国体育界为了响应“恢复英伦三岛繁荣”的计划,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不少发展体育文化事业上的政策性支持,仅税收一项就直接补贴了对外交流的发展。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以后,英国政府制定了由“文化、媒体与体育部”领导的“伦敦城市体育文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将伦敦打造成世界新型的体育文化中心城市;因此,英国体育文化界承担着向全世界推广体育文化价值观的重任,并积极配合国家在全球战略中的发展。中国体育文化的全球性渗透,将会帮助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今后也许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洪流,在全世界势不可挡^[20]。

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对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均给予了关注。2003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专家阿克塞尔·霍耐特认为,近二三十年中国积极地利用体育文化竞赛的交流途径、官员互访、培训援助等各种方式加强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亚洲地区体现了大国的风范,其目的也是明显的,即确保在太平洋西岸的地位及周边局势的稳定,限制日本的影响力,最终可能也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21]。他同时也认为,美国根本就没必要限制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事实上也不可能限制住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但要密切关注事务发展的动态变化,重视中国体育文化的作用力,调整整个亚太地区的文化政策,借鉴中国体育文化成为国家外交工具的成功经验^[21]。2006年,德国体育文化资深学者乔舒亚·库兰齐克发表了专题文章《魅力攻势: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如何改变着世界》,详细分析了中国竞技体育事业近20年的发展战略并得出结论,中国是今后在体育文化发展方面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现在已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22]。乔舒亚·库兰齐克在承认中国体育文化成就的同时,也对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结果表现出了担忧。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国立新加坡大学文化学者林凯明指出,中国期望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出发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更强调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即征服性意义占主导,而中国实际上是需要这种软实力在国内建设中发挥作用,包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改变与他国的关系,消除误解,以及抵御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等,即防御性意义占主导。这也是中国百年沧桑所得出的感受^[23]。他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认为,目前中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成果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理念差异,目前中国自身的问题,包括经济、政策及社会转型等均将对本国的体育文化事业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23]。

2010年伦敦大学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教授迈克尔·巴尔发表了《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及其对英国的意义》一文，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体育文化印证并传播,阐述了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迈克尔·巴尔的研究团队还深入西方其他国家进行考察,认为中国对整个西方国家积极拓展体育文化软实力是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的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条件,包括海外市场及国际社会政治上的认同。中国政府以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为最高目标,其软实力的提高,包括重要的体育文化软实力迅速发展并非直接针对美国等西方社会,中国软实力竞争是友好的行为,不是战略威胁^[24]。他还认为中国对软实力包括体育文化软实力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还缺乏整体的规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显得比较被动,防御性功能比重大。今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应向国际社会更加深刻地推广其所执行的价值理念^[24]。

2012年,布莱顿大学教授铃木胜吾发表了《中国“软实力”的神话与现实》,文中特别分析了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政治价值观,突出强调了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以及体育文化的政治外交方式等表现手法,深入剖析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不同结论^[25]。铃木胜吾还认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服务,现在看来,有的学者对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界定是言过其实的,也有的学者有意夸大,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也许有某种动机在背后支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软实力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条件,而不是神话^[25]。

从西方学者的观点看,尼尔·弗格森对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指责是倾向美国的,他希望美国的“普世价值”能指引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以便更好地为美国的政治模式服务,其观点带有所谓的民主西方价值的偏见。他指责中国体育文化的体制政策也明显地以西方价值观为评判标准。当然,西方学者为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也提出了一些可参考的意见,包括调查宣传策略等。

近几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总是抱有“中国威胁论”的态度,体育学者也认为中国在发展硬实力(军事、经济)的同时,又多了一个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威胁”内容。德国《明镜》周刊曾报道:不久的将来,中国要征服世界,中国积极地发展经济硬实力,同时也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中国人成功地利用了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特殊作用,扩大了国际地位的影响力,这似乎是反对西方国家视为普世价值的人权,中国是用文化向各大洲发起战争^[26]。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卡罗拉·麦吉弗特在其《中国的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著作中也提到:恐惧是一种人体本能的心理反应,是对感知的主观认识,与威胁的真实感受与否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中国恐惧”的例子说明,中国不仅仅只是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强大,中国在文化上的重视以至于体育文化的崛起,都给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上增加了砝码。这种影响力的提高正是西方内部陷入了自己政治质疑的阶段,西方有人开始了动摇,质疑以前的哲学价值观体系是否还能维系^[27]。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崛起带给西方人发展的不安。这种毫无意义的认识也导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不满,甚至引发了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以及对中国运动员取得优胜的不断“猜测”^[27]。

近几年,辩论的呼声始终未停。英国著名的学术期刊《经济学人》曾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揭示了西方国家体制的根本性弱点。原本是西方国家在运动场上的绝对优势而现在又多了一个亚洲的强劲对手,这说明西方的发展模式要改革。《华盛顿邮报》也指出:为什么西方国家就没有想到可以充分利用体育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呢？《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玛莎·努斯鲍姆也发表评论,美国的体育文化已无太多的潜力可挖掘,因为其实质不是“民主”,而是“钱主”。这些言论也折射出西方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式微倾向。

西方学者对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实质和资源概念认识,以及对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成果,深受软实力理论创始人约瑟夫·奈和体育文化学者尼尔·弗格森的影响。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各异,但把握了软实力的概念也就基本上掌握了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与核心。

(1)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提出者研究的出发点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美国所提倡的是一种能引起普通大众兴趣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其中权威政体是核心要素。中国在发展体育文化软实力的道路上既要重视其价值因素,也要清楚地看到其不利的因素,不陷入西方国家发展的窠臼。中国提倡的体育文化价值观,首先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突出反映国家治理模式的国际社会需要,这是中国政府坚持的原则。

(2)西方学者对体育文化软实力概念也有不同的认识,这与政治制度一直处于发展相对健全的前提条件有关,也与体育文化软实力非规范性概念有联系,故中国建立自己有特色的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作用。应提升体育文化制度政策和政治文化的说服力,以便经受住西方国家政治价值观的冲击。

(3)西方学者对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评价受价值观体系支配,主观因素成分较多,中国对此应既不在意也要关注,不能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在体育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不能受西方的诱导,不断探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客观评价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体系中的话语权。

(4)有西方学者希望中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朝着“普世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西方国家价值观念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也不可能实现西方人士的愿望。现实也表明,中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坚定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体育文化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与治理能力,通过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凸显中国体育文化的优势,以此全面增强和提升国家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