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著名的型构/过程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以及他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1936—2019）发表了一系列与体育相关的学术成果，不仅丰富了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内涵，还推动了体育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1-3]。目前，体育社会学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莱斯特学派”，其成员大部分是埃里克·邓宁指导过的学生或访问学者，如Joseph Maguire、Kevin Young、Dominic Malcolm、Patrick Murphy、Grant Jarvie、Chris Rojek、Ken Sheard、Jason Hughe、Graham Curry等，他们主要在欧美诸多知名高校中从事体育暴力、伤病、情感社会学、身体文化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知识的生产^[4]。在中国，虽然已有学者^{[2-3, 5-8]}对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理论及其运用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少有研究关注诺贝特·埃利亚斯理论的继承者和直接推动者——埃里克·邓宁的学术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关系密切，作为诺贝特·埃利亚斯一生为数不多的学术合作者，埃里克·邓宁的研究往往被纳入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理论范畴，从而导致他的学术“光芒”被掩盖^[9]。

埃里克·邓宁一生致力于体育的型构/过程社会学研究，在其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例如：他与诺贝特·埃利亚斯合著的《追求激情——文明化进程中的体育与休闲》（Quest for Excitement：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sing Process，以下简称《追求激情》）^[10]一书被体育社会学乃至休闲社会学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已被译成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日本和希腊等国的文字；以他为第一作者出版的《野蛮人、绅士与运动员：鲁格比足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Barbarians，Gentlemen and Player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gby Football，以下简称《野蛮人、绅士与运动员》）^[11]被誉为对某个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标志着“莱斯特学派”开始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12]；他独著的《体育要事：体育、暴力与文明的社会学研究》（Sport Matters：Sociological Studies of Sport，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以下简称《体育要事》）^[13]被北美体育社会学会（NASSS）授予1999年度“最佳图书奖”。同时，他为体育社会学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2年国际体育社会学会（ISSA）授予他“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s）称号；2017年NASSS给他颁发了“卓越服务奖”（Service Excellence Award）^[14]。作为二级学科奠基人，埃里克·邓宁因学术贡献突出被誉为“体育社会学创建之父”^①。

① John Loy和Douglas Booth的研究认为，罗杰·凯罗伊斯（Roger Caillois）最先倡议创立体育社会学，他在1958年出版的《男人、玩耍与比赛》（Man, Play and Games）一书为本学科的早期发展打下基础，因此被称为“体育社会学之父”^[4]。笔者就“到底谁是体育社会学之父”的问题咨询了被埃里克·邓宁视为“第5代体育型构社会学家”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SSA会刊）现任主编Dominic Malcolm，他认为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创建是由众多学者共同努力而成的，埃里克·邓宁因其突出贡献而被誉为“创建之父”（a funding father），是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而不是唯一。

为进一步明确埃里克·邓宁的学术贡献，笔者检索了当前国际知名学术数据库Web of Knowledge、Sage、Taylor & Francis以及Google Scholar，获得埃里克·邓宁公开发表的学术信息600余条。对这些检索结果逐条筛选，综合分析其中160条高度相关的内容，从而全面回顾埃里克·邓宁一生的学术思想发生、发展过程，评析其学术影响和贡献，旨在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了解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的内涵、开拓学术视野提供参考。

1 开拓并引领足球社会学研究 1.1 学术生涯早期：开辟足球研究新领域

1956年，埃里克·邓宁进入莱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在大二时他选修了诺贝特·埃利亚斯教授的“社会结构原理”课程后便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三转入社会学专业，此时他已成为学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1959年，埃里克·邓宁申请到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硕士研究项目。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受“经济主义”和“二元论”思维的影响较深，体育未被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因此少有关于足球的研究文献^[15]。据埃里克·邓宁回忆，当时他“非常犹豫地”询问诺贝特·埃利亚斯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诺贝特·埃利亚斯却“出人意料地”鼓励埃里克·邓宁从事他自己感兴趣的足球研究^[16]。1961年，埃里克·邓宁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足球作为一种有组织比赛的早期发展阶段：对游戏发展中一些社会学问题的阐述》（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as an Organised Game：An Account of Some of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Game）^②，从历史社会学视角提出“19世纪40年代伊顿公学发明足球以提升办学地位”的研究假设。埃里克·邓宁对足球和橄榄球发展史上的社会问题研究可被视为其学术思想发生的原点，从此足球社会学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引发学界的关注和兴趣。

② 当代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同年也撰写了《当代英国的体育与社会》（Sport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Britain）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毕业后也进入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成为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埃里克·邓宁的同事，并于1964年在《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关于玩耍与休闲概念》（Notes on the Concepts of play and Leisure）一文，但此后他未继续从事体育研究。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埃里克·邓宁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访学1年，师从发展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社会学家Alvin Gouldner教授。1962年，埃里克·邓宁返回母校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教，成为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同事，次年被聘为讲师，正式开启他的学术生涯。他以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先后独立发表了论文《足球的早期阶段》（Football in its Early Stages，1963）和《足球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Football，1964），这2篇论文被公认为英国最早关于体育的历史社会学文献^[17]。1966年，埃里克·邓宁与诺贝特·埃利亚斯合作在《英格兰社会学刊》上发表了《体育群体的动力学：特别参照足球运动》（Dynamics of Sport Group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otball）一文，这是诺贝特·埃利亚斯首次公开进入体育研究领域的标志。他们将足球比赛视为一种最直接的“型构”，认为足球以及其他体育比赛中存在多个相互依赖的对立要素，如两队之间的攻防转换与竞争合作；而且每个球员和球队都有自己的目的，除了进球之外可能还追求比赛的乐趣、观众的兴奋、奖励的获得等，但这些有目的的行动共同导致了无目的的动态型构^[18]。该文作为他们第一次提出“型构”这一核心概念的研究，在型构/过程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①。

① 在该研究中，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埃里克·邓宁使用“configuration”一词，但在与之相关语境例如“人类彼此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型构”（the configurations that interdependent human beings form with one another）中，该词的前缀“con”被认为是多余的，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使用“figuration”代替“configuration”。

20世纪70年代初，埃里克·邓宁对现代足球的研究逐步深入。例如，在其编辑的《体育社会学选读》（The Sociology of Sport：A Selection of Readings，1971）一书中发表了原创性论文《现代足球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ootball），运用过程性视角将现代足球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并对现代体育联系到工业化、城市化和英格兰公立学校的角色展开历史社会学分析。在这一阶段，他深入探讨了橄榄球俱乐部中的性别问题，将体育俱乐部视为“男性保留地”（male preserve）。伴随“第一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涌现，埃里克·邓宁最先引入性别视角解释体育暴力问题，讨论了体育组织中的性别亚文化特点，认为参与橄榄球的女运动员与中上层阶级女性才会对男性霸权提出挑战，而男性通过建立自己的体育组织予以应对，通过歌曲、各种仪式化的嘲讽、物化和丑化女性，从而强化异性恋、否定同性恋。因此，足球和橄榄球为男性提供了重新确定性别身份的动力，也是男性气概受到威胁的一种群体反应^[19]。虽然这一观点在体育性别关系领域中具有开创性，但由于该研究聚焦于男性体育，故未受到女性主义体育学者的重视。此后，埃里克·邓宁将这一观点进行推演，认为整个体育也是男性身份认同的“保留地”，并得到更多关注^[20]。这一时期，他还聚焦于橄榄球联合会与橄榄球联盟之间的冲突与分歧问题^[21]。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1979年埃里克·邓宁与自己的学生Sheard合著了《野蛮人、绅士与运动员》一书，为“莱斯特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该书还被视作对某个体育项目展开历史社会学分析的经典之作，让体育历史也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9]。这项研究拓展了此前埃里克·邓宁对橄榄球早期发展的研究结论，通过对社会历史与阶级结构的结合分析，认为在商品化日益发达的今天，球员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暴力，这似乎与诺贝特·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的观点相悖；运动员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可能是其使用这种“功能性暴力”的非常规手段的原因^[11]。这一认识促进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化”理论的发展，2005年该书被英国Routledge出版公司再版。

1.2 学术生涯中期：强化“莱斯特学派”在足球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

20世纪80—90年代，埃里克·邓宁的学术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当时英国足球流氓事件频发，埃里克·邓宁与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Murphy、Williams等人共同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诺曼·切斯特先生足球研究中心”（Sir Norman Chester Centre for Football Research）^②，在获得大量经费资助的同时，展开了众多与足球相关的社会调查。埃里克·邓宁作为足球问题专家经常出现在英国各大电视或电台节目之中，成功影响了英国政府制定足球政策。在这一阶段，埃里克·邓宁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丰硕的足球研究成果，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足球流氓三部曲”——《海外足球流氓：欧洲大陆英国球迷行为及其控制》（Hooligans Abroad：The Behaviour and Control of English Fans in Continental Europe）^[22]、《足球流氓根源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The Roots of Football Hooliganism：An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23]和《审判足球：足球世界中的球迷暴力及其发展》（Football on Trial：Spectator Viole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ootball World）^[24]，使“莱斯特学派”在足球暴力研究中成为公共社会学主要流派^[12]。

② “诺曼·切斯特先生足球研究中心”是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体育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port and Society）的前身，目前已关闭。在20世纪80年代，该中心发布了众多足球社会调查、相关资料和学术论文，主题包括足球流氓、足球场踩踏事件、种族与性别问题、球员跨国流动、赞助与品牌问题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文献，具体信息可参见网站：http://www.le.ac.uk/sociology/css/resources/index.html。

作为“足球流氓三部曲”中的首部，《海外足球流氓：欧洲大陆英国球迷行为及其控制》^[22]是一项民族志研究，作者与众多年轻的英国球迷前往欧洲国家（西班牙、丹麦和荷兰）观看球赛，运用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足球流氓行为的一手数据，基于社会结构分析的视角，认为足球暴力不能被简单归因于狂热球迷喝酒后因某场激烈的足球赛所带来的兴奋而表现出的攻击行为，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大多数足球流氓通常是18~25岁的社会下层工人阶级男性，由于失去了通过教育和职业等传统途径获得中产阶级身份地位的机会，足球比赛为他们表达个人超级男性气概提供了机会；而且当时欧洲右翼政治组织（如“国民阵线”）利用体育文化、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宣传、激发年轻球迷的暴力行为。作者建议政府应认识到不明智的高压政策反而会导致足球流氓行为的发生，应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如使用严格的登记程序识别潜在的暴力制造者，限制他们获得门票，雇佣同行球迷进行监督，或将不同球队的球迷隔离等，尤其是把英国球迷安排在对他人造成最小伤害的位置。

《足球流氓根源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23]一书具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全书运用型构视角解释英国足球暴力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原因。与“二战”之前的英国社会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更为普遍的“功能民主化”，球迷提高了对公共骚乱的“厌恶阈值”，具有更大的自我克制能力，越来越多“体面”的工人阶级参与休闲活动并内化了更文明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足球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粗野”的年轻工人阶级男性成为球迷，他们受个人生活的社区环境影响，未能接受文明化的社会标准，经常参与酗酒、街头斗殴等活动，形成了使用身体暴力确认身份和解决冲突的“惯习”。因为这些球迷具有强烈的“我群”意识，他们建立自己的球迷组织追随特定俱乐部，通过与对方球队支持者斗殴强化身份认同，所以足球流氓行为是一种工具性而非表达性暴力。根据文明进程理论，解释足球暴力现象还需结合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英国经历了城市骚乱、北爱尔兰宗派暴力加剧、1984年矿工罢工等激烈的劳资纠纷，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分裂日益加剧。因此，只有解决这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才可能有效减少足球暴力和其他公共秩序混乱问题。

《审判足球：足球世界中的球迷暴力及其发展》^[24]则沿袭了前两部的理论传统，拓宽了足球暴力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历史的不同方面，不仅集中讨论足球流氓行为的根源和后果，还深入分析足球俱乐部的社区功能、女性在足球运动中的作用、足球与教育等议题，以及越来越关注球迷安全和足球场设施问题^①。此外，该书对当时英国报纸如何呈现足球暴力、球迷的男性气概身份和美国足球流氓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为足球管理部门在优化组织结构和提升领导能力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① 1985年，英国布拉福特球场因足球流氓放火导致木质看台燃烧倒塌，造成5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同年，在比利时首都海塞尔体育场举办欧洲冠军杯足球赛决赛时，由于英国足球流氓的暴力行为造成38名球迷死亡，200余人受伤；1989年4月15日，在英格兰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体育场的足总杯半决赛中，发生了球迷踩踏事件，造成96人死亡，766人受伤。

在“足球流氓三部曲”形成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埃里克·邓宁发表了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例如，在影响力较大的《足球比赛中的观众暴力：朝向社会学的解释》（Spectator Violence at Football Matches：Toward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1986）一文中，埃里克·邓宁提出英国足球暴力现象随社会结构变化而改变的著名论断，通过对先前研究的反思，他认为将足球流氓中最核心和最顽固的罪犯群体归为“粗野”和“下层”的工人阶级或将典型的流氓特征和价值观特定于该群体的认识是片面的，因为研究发现许多“体面”的上层人士也经常参与足球暴力活动，需要从更为广泛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探讨足球暴力的根源。此外，他运用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分别探讨了“一战”前英国足球流氓的历史、球迷群体骚乱及其治理，对在足球流氓研究中使用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上述成果进一步巩固了“莱斯特学派”在足球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地位。

1.3 学术生涯晚期：拓展足球研究新视野

进入21世纪，埃里克·邓宁退休后被莱斯特大学授予“社会学名誉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of sociology）称号，继续保持对足球的学术兴趣，但视野逐步从英国转向对全球足球暴力问题的研究，强调足球流氓行为并不是纯粹的“英国病”，也不一定依附于英式足球而存在。例如，在其独立发表的《足球流氓作为世界现象的社会学解释》（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Football Hooliganism as a World Phenomenon，2000）^[25]一文中，运用型构理论将足球流氓行为置于全球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综合分析，全面阐释足球全球化问题，为全球足球暴力的控制提供参考。2010年，埃里克·邓宁模仿他与诺贝特·埃利亚斯在1966年合作发表的论文——《体育群体的动力学：特别参照足球运动》的题目，通过“特别参考英式足球运动”，对体育全球化的概念与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进行反思，认为该理论为全面考察体育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适当的研究工具，从而有效地避免使用诸如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视角和割裂历史的研究方法，避免将“社会”“社会制度”等概念等同于所谓“民族国家”的谬误^[26]。

在这一时期，已誉满全球的埃里克·邓宁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召集相关学者共同参与足球的型构研究。例如，他组织15名型构学者（其中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对欧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等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足球流氓现象进行原创性研究，以验证足球暴力中的攻击性男性气概以及观看比赛的目的是“寻求刺激”的理论假设，并结集出版了文集《战斗中的球迷：作为全球现象的足球流氓》（Fighting Fans：Football Hooliganism as a World Phenomenon），深入论证了“足球流氓行为”的标签不单是一个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概念，更是一个政治家和媒体创造的概念。该书强化了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国际足球研究中的影响，并于2019年由都柏林大学出版社再版。埃里克·邓宁在去世前的几年，还与自己的学生Graham Curry合作，探讨如何使用新的数据对现代足球起源的相关结论进行修正，并对现代足球早期发展中权力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批判和反思。2015年，他们合著的《协会足球：型构社会学研究》（Association football：A study in Figurational Sociology）^[27]一书被认为是对现代足球早期发展进行型构/过程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来自“正统的”诺贝特·埃利亚斯理论阵营的学者首次以一本书的篇幅检验埃里克·邓宁早期提出关于足球起源于英国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地位竞争”（status rivalry）的假设。在Richard Guilianotti主编的《足球、暴力和社会身份》（Football，Violence and Social Identity）一书中，作为资深型构/过程社会学家的埃里克·邓宁全面回应了人们对“莱斯特学派”足球暴力研究的各种批评，强调该学派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贡献。

总之，埃里克·邓宁对足球的研究兴趣持续其整个学术生涯，逐步将体育变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并在足球流氓研究领域确立了“莱斯特学派”的学术地位。正如拉夫堡大学知名社会学家Alan Bairner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埃里克·邓宁和他的同事、学生在体育的社会意义研究方面进行“深耕”，通过与其他学科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试图构建一个能够客观研究社会的知识体系。他们将足球流氓视为全球现象，综合历史、心理和社会学的“型构”方法解释足球发展及其球迷暴力问题，因此，以埃里克·邓宁为引领的“莱斯特学派”比其他任何个人或团队对该领域的贡献都更具实质性影响^[28]。

2 推动体育社会学与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2.1 学术生涯早期：参与国际学术组织活动并初涉体育社会学研究

埃里克·邓宁拥有极强的德语能力，是20世纪中期能够读懂诺贝特·埃利亚斯德语版《文明的进程》一书的少数英国学者之一^①。这不仅为他与诺贝特·埃利亚斯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推动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他参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组织活动奠定了基础^[15]。例如，1966年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Sociology of Sport，ICSS，即ISSA的前身）在德国科隆举办首届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埃里克·邓宁和诺贝特·埃利亚斯参会并做了精彩演讲。埃里克·邓宁凭借自己的语言优势，给来自波兰的ICSS主席Andrzej Wohl、来自德国的ICSS秘书长Günther Lüschen以及美国青年学者John Loy等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促成ICSS在1968年于英国莱斯特大学举办主题为“体育跨文化研究”（Cross Cultural Research on Sport）的第2届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可视为英格兰于1966年本土主办的第8届世界杯足球赛夺冠后，埃里克·邓宁为推动英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合法化所进行的一次重要努力^[14]。随后，埃里克·邓宁一直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社会学组织的各种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曾短暂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的副主编，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分别获得了ISSA的“荣誉会员”称号和NASSS的“卓越服务奖”，是迄今为止在该领域同时获得这2个国际体育社会学组织最高荣誉的4位杰出学者之一^②。

① 《文明的进程》德文版于1939年出版，在1969年才被译成英文。埃里克·邓宁在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学习期间，从系主任Ilya Neustadt教授那里借阅到该书的德文版。

② 其他3位学者分别是John Loy、Jay Coakley以及埃里克·邓宁的学生Joseph Maguire，前2人与埃里克·邓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学术合作，他们均对体育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埃里克·邓宁的学术兴趣主要聚焦在足球领域，虽较少涉及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但相关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刊载于1967年《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第2卷的《体育社会学中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札记》（Notes on Som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Sport）一文作为埃里克·邓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体育社会学专业期刊论文，是他于1966年ICSS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中报告的核心内容，不仅深入阐述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和他在1966年首次提出的“型构”概念，还初步勾勒出关于“追求激情”的观点，通过运用“张力平衡”解释体育社会学中关于玩耍、游戏和竞技的“非真实性”（unreality）差异，批判现存文献中对此的常见谬误；他指出体育规则制定的主要目的是为创造并享受紧张与激情，而这一特点正体现了体育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活动的根本区别，故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拥有独特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1971年，埃里克·邓宁主编的《体育社会学选读》出版。诺贝特·埃利亚斯为该书作序，全书收录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埃里克·邓宁、Gregory Stone、Günther Lüschen等来自欧美的20位知名学者撰写的17篇文章，分为体育社会学学科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体育与游戏的历史发展、现代社会中的体育（涉及体育与社会化、阶级与种族、作为职业的体育、体育中的冲突与社会控制）3个部分，埃里克·邓宁还为每部分编写了导言。该书收录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3篇论文，其中2篇为原创论文，包括他独立撰写的《作为社会学问题的体育发生》（The Genesis of Sport as a Sociological Problem）以及与埃里克·邓宁合著的《中世纪与现代早期英国的民间足球》（Folk Football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Britain）（这2篇文章均被再次收录于此后出版的《追求激情》一书）。此外，诺贝特·埃利亚斯与埃里克·邓宁先前公开发表的论文《体育群体的动力学：特别参照足球运动》也被收录。作为体育社会学形成初期的第2部体育社会学专业读本^①，该书为当时的读者充分了解这门新兴学科的基本知识提供了重要参考。

① 第一部体育社会学专业读本是由John Loy、Gerakd Kenyon在1969年出版的《体育、文化和社会：体育社会学读本》（Sport,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on the Sociology of Sport），与《体育社会学选读》均被视为当时体育社会学课程的重要拓展性材料，但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体育社会学选读》在1972年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以“体育：社会学视角解读”（Sport: Reading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为题出版，并受到北美学者的关注。

2.2 学术生涯中期：扩大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体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

埃里克·邓宁认为，从诺贝特·埃利亚斯那里继承的方法汲取了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成分，因此，需要让更多人认识到这种价值^[4]。20世纪80—90年代，他逐步深入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推动了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埃里克·邓宁把“文明化进程”和“暴力”作为研究的关键词，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思想推广到对整个体育暴力的研究。例如，由于该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埃里克·邓宁关注了体育中的社会关系与暴力问题，提出了“暴力类型学”（typology of violence）的概念，并从历史角度考察社会中固有的2种结构不同的暴力类型——“分段关系暴力”和“功能关系（工具性）暴力”，认为当代足球流氓的“去文明化”暴力行为正体现了这2种暴力的结合^[29]。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拓宽了《野蛮人、绅士与运动员》一书的研究视野，还进一步提升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理论对文明化进程中各种频发的暴力事件和战争行为等“去文明化”现象的解释力。1988年，埃里克·邓宁在莱斯特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讲中做了题为“对体育、暴力和文明的社会学反思”的报告，1990年发表于《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该文探讨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的体育发展，以及当时英国足球流氓的表现形式。他指出，自中世纪以来的文明化进程不一定始终持续向前进步，而是与暴力彼此相互依存，不同的矛盾群体之间有目的的行动和未预料的结局交织在一起伴生了各种形式的暴力。他强调，“莱斯特学派”的体育暴力研究建立在诺贝特·埃利亚斯已有的开创性理论基础之上，“通过这类研究，为促进人类应对我们无法解决的社会生活控制问题作出贡献，从而使消除足球流氓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过去已得到了很好的证明”^[30]。

埃里克·邓宁通过批判对物化或实体化时间的社会学认识，比较文明化进程中现代体育全球化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路径，对体育中的时空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时间是一种人类符号的事实并由过程和事件组成，因此，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研究主题应具有历史面向。英国现代体育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相对自主发展的社会现象，体育参与者具有理性和情绪化特征，其人格结构和内化的社会控制是文明进程中某一阶段特征的反映。而且，现代体育的发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议会的“体育化”紧密相关，这一历史时期也是英国文明化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与政治议会一样，现代体育运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关键因素在于成文的规则和不成文的惯例使体育比赛能够形成相互依存的“张力平衡”。虽然体育全球化和商业化对体育比赛自身的基本结构造成威胁，但其本身具有高度自治性，作为一种集体发明成功地为全球提供愉悦和兴奋的同时又不会出现过度暴力，从而契合了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谓“晚期野蛮人”（late barbarians）也是现代人的需求^[31]。

在其学术生涯的鼎盛期，埃里克·邓宁紧密围绕文明化进程理论出版了多本相关体育书籍。例如，1983年，他与诺贝特·埃利亚斯合作出版了德语版《文明进程中的体育》（Sport im Zivilisationsprozess），在此书的基础上他们又于1986年出版《追求激情》一书，从此奠定了体育与休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32]。该书^[10]强调社会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创造性地将体育与休闲描述为一种自愿参与的社会活动，通过“能动性”（motility）、“社交性”（sociability）、“模仿性”（mimesis）等不同形式的结合，在规则约束下各阶层参与其中，在一个缺乏激情的社会中“追求激情”，以获得情感上的满足。1992年，他与Rojek合编的《文明进程中的体育与休闲：批判与回应》（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Critique and Counter-Critique）就《追求激情》出版后受到的各种批评做出回应，尤其是与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其对型构/过程研究方法局限性的质疑进行了商榷。1993年，他与Maguire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13位型构学者合编了《体育进程：比较与发展的方法》（The Sports Process：A Comparative and Developmental Approach）一书，采用历史和发展的方法探讨了从古代到冷战结束时的体育发展和国际传播中的政治、性别、阶级、民族和种族冲突以及经济问题，该书被定位为体育社会学、体育史和比较体育课程的读本。1999年，埃里克·邓宁的《体育要事》获得了NASSS年度“最佳图书奖”，作为体育社会学思想集大成之作，其旨在向更多的“主流”社会学家证明“体育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探讨全球体育发展的不同维度以凸显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跨文化性，并全面总结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研究领域的贡献，以验证文明化进程理论，促进可靠知识的积累^[13]。

此外，埃里克·邓宁对体育中性别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积极回应女性主义学者对型构/过程社会学研究忽视性别研究的批判。最典型的研究是他将足球运动是男性身份、惯习和意识形态的“保留地”的观点进一步推演，认为体育是灌输、保持和公开表达传统男子气概标准的主要场所，从而解释男性试图抵制女性进入体育运动或发展女性体育的原因^[20]。他与Maguire对体育中暴力控制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解释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对“女性化”担忧的原因，认为在更多城市化的民族国家中，男女平等发展越快，男性越需要体育这片“飞地”（enclave）来对抗“女性化”。伴随着英国的文明化浪潮，男性越来越不可能阻止女性进入这片“飞地”，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体育运动仍被男权主导：一方面，女性气质往往会受损害，特别是她们参与拳击、橄榄球等较多身体接触的项目时，女性对男性气概产生妥协并内化了男性权威，这是典型的“外局群体”的反应；另一方面，女性在体育参与中面临着男性未有的障碍，体现在剥削女性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偿劳动，如养育子女，这正体现为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谓的“晚期野蛮社会”中阻碍女性参与体育和休闲的众多障碍之一^[33]。

2.3 学术生涯晚期：致力于体育社会学文献积累与学科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体育社会学发展突飞猛进，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组织，体育社会学国际期刊也逐步拥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涌现出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埃里克·邓宁在体育社会学领域已拥有丰富的学术积累，通过主编相关的工具书或论文集，关注学科发展进程，并涉入兴奋剂领域的研究，持续推进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体育研究中的运用。

（1）在工具书和论文集的编撰方面，埃里克·邓宁与美国知名体育社会学家Jay Coakley合作出版了第2本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指南^①——《体育研究手册》（Handbook of Sports Studies，2000），在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34]。该书包含来自北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的13个国家共53位知名学者对体育与社会相关问题（包括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研究的原创性论文，为读者充分理解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热点议题、把握学科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2003年，他与Malcolm合编了4卷本《体育、社会学中的批判概念》（Sport，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该丛书全面扩展了埃里克·邓宁在30年前主编的《体育社会学读本》，通过摘编83篇来自经典社会学著作中的重要章节或学术期刊中具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学论文，综合呈现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行动理论、女权主义和结构化理论的研究范式，为体育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和相关领域学者系统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提供帮助。2004年，他还与Malcolm、Waddington主编了《体育历史：现代体育发展的型构研究》（Sport Histories：Figurational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35]一书，将型构/过程社会学作为研究现代体育发展的主要方法，对足球、橄榄球、武术等10个运动项目的历史社会学特征进行讨论，阐述现代体育发展中的阶级、国际关系、体育商业化等重要议题，该书对体育社会学、体育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第一本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指南是Günther Lüschen和George Sage在1981年出版的《体育社会学科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of Sport），含24个章节，主要涉及体育社会学主题的研究，也收录了少量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作者来自6个国家；与之相比，埃里克·邓宁和Jay Coakley合著的《体育研究手册》内容更加丰富。

（2）埃里克·邓宁基于过程理论视角，对过去20年来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并评价学科未来的研究趋势。他认为，与其他二级学科相比，体育社会学是最活跃和最有成果的子学科之一，由于社会学与身体教育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构成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型构”，2个领域的共识与争论、合作与竞争之间存在的“张力平衡”有利于体育社会学学者发挥创造力，从而抵消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学范式分裂所固有的“离心”趋势。而且，社会学系和体育系的同行之间相对平等，可以达成共同的学术理想——在体育领域的知识生产者与追求政治、体育目标的人进行开放性对话。在对社会政治的“参与”与“超脱”中需要保持积极平衡，防止把寻求“纯粹的”知识、“纯现实的”干预或“理想化的”政治变得至高无上。体育社会学学者对知识的探索和积累应立足于体育与游戏的真实世界之上，从而提高我们对实际的干预能力；但当前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对行动的需要置于对理解的需要之上，进而威胁学科发展。同时，学科的内部分裂导致很难集中力量抵制诸如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因此，埃里克·邓宁鼓励体育史学和体育社会学学者更多地开展跨学科比较研究，避免成为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时尚”的“牺牲品”^[36]。

（3）在这一时期，埃里克·邓宁还运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内局群体—外局群体”理论探讨体育兴奋剂问题。他认为，在传统意义被贴上“兴奋剂/毒品使用者”标签的外局群体的存在对社会道德秩序构成了威胁。在体育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社群，他们认为兴奋剂的使用行为是比赛成功的先决条件，拒绝更广泛的社会刻板印象，保持对兴奋剂使用行为的正向认同。研究指出，现代体育中存在“伊壁鸠鲁主义/酒神精神”和“斯多葛主义/清教徒精神”2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形态，并影响兴奋剂的使用行为。在质疑休闲运动的成瘾问题和作为社会政策工具的“社区体育计划”对减少青少年犯罪和兴奋剂滥用行为的有效性后，埃里克·邓宁建议需要深入系统地监测和科学评估类似的干预计划，展开兴奋剂跨文化研究，从而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促进体育发展提供参考^[37]。

纵观埃里克·邓宁的学术生涯，他不断超越自己的足球研究兴趣，在参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活动的同时，与自己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展开形式多样的合作，对体育中的暴力、性别、兴奋剂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反思体育社会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评估学科发展趋势与前景，不仅扩展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社会学思想在体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还丰富了型构/过程社会学自身的理论内涵，从而提升了“莱斯特学派”在体育社会学领域的影响力。这些丰硕的学术成果与其足球研究交相辉映，奠定了他成为“体育社会学创建之父”的基础。

3 激发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体育研究兴趣

埃里克·邓宁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体育的研究兴趣归因于他个人丰富的体育经历和他年轻时所受的医学训练^①。诺贝特·埃利亚斯还极力抵制身体与心理、工作、休闲等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也促使他将自己的研究视野转向体育，充分挖掘体育潜在的学术价值^[9]。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一生热爱体育，年轻时经常参与拳击比赛；他热爱滑雪运动，一次滑雪事故导致其右眼失明；他80多岁时还经常游泳，并坚持到去世的前几年。

然而，作为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的继承者和直接推动者，埃里克·邓宁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体育的学术兴趣。埃里克·邓宁曾指出，如果没有他的影响，诺贝特·埃利亚斯可能不会对体育社会学作出如此重要的贡献。在《追求激情》^[10]一书的前言中，诺贝特·埃利亚斯也认为埃里克·邓宁是让他产生从事体育研究“念头”的人。其直接证据是，在1938年德语版《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仅有很短的篇幅讨论现代拳击比赛如何远离暴力的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即在埃里克·邓宁进入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后，诺贝特·埃利亚斯才开始与埃里克·邓宁合作或独立发表与体育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准确地讲，虽然诺贝特·埃利亚斯一直没有像埃里克·邓宁那样将体育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主题，但在他指导埃里克·邓宁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才明确将体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因此，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学界，诺贝特·埃利亚斯是作为研究英国足球、猎狐、拳击、赛马等体育和休闲内容而闻名的社会学家^[9]。

埃里克·邓宁直接推动诺贝特·埃利亚斯对体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学术合作上。1966年，即埃里克·邓宁独立发表第一篇足球期刊论文的3年之后，诺贝特·埃利亚斯首次以足球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学术论文^[18]，标志着埃里克·邓宁明确启发了他对体育学术价值的认识。1967年，在英国社会学年会上，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埃里克·邓宁分别展示了关于“追求激情”的研究；1971年，诺贝特·埃利亚斯与埃里克·邓宁在德文学术期刊《体育社会学》发表论文《空闲时间中的休闲》，同年，埃里克·邓宁主编的《体育社会学选读》一书由诺贝特·埃利亚斯作序并收录了他们关于中世纪英格兰足球的合作研究以及诺贝特·埃利亚斯的3篇论文^[9]。诺贝特·埃利亚斯总共出版了19本图书，其中只有4本为合著，除了与Scotson合作出版的《局内人与局外人》（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之外，其他3本书均有埃里克·邓宁的参与。其中一本是与埃里克·邓宁、Goudsblom、Mennell等人合著的《文明化进程：社会与心理发生学研究》（The Civilizing Process：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另外2本分别是与埃里克·邓宁合著的德语专著《文明化进程中的体育》和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经典之作《追求激情》。

诺贝特·埃利亚斯独立发表的体育学术论文相对较少，但这些论文均与埃里克·邓宁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他的论文《体育作为社会学问题的起源》收录于埃里克·邓宁编写的《体育社会学选读》一书，《关于体育与暴力随笔》（An Essay on Sport and Violence）一文被《追求激情》收录。诺贝特·埃利亚斯对体育的研究几乎都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较短时间内。1974年离开莱斯特大学后，他再未发表任何与体育相关的英语论文，虽然《文明化进程中的体育》和《追求激情》分别在1983年、1986年出版，但根据埃里克·邓宁的回忆，早在1967年就已经形成了初稿。2003年，诺贝特·埃利亚斯与埃里克·邓宁、Krüger在《德国运动与体育研究》上发表了德语论文《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也借鉴了多年前与埃里克·邓宁在莱斯特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15]。

20世纪60—70年代是二级学科的形成期，虽然诺贝特·埃里亚斯并没有更多地关注体育，但其研究对体育社会学来说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发展了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追求激情》一书的导言中，诺贝特·埃利亚斯反思了他与埃里克·邓宁的合作，认为他们的共同努力为体育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些帮助”^[10]。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没有受到埃里克·邓宁的激励，诺贝特·埃利亚斯可能不会从事体育研究，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也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理论影响，学科或许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15]。

4 对非体育领域的积极探索

与诺贝特·埃利亚斯一样，埃里克·邓宁认为体育研究是一种能对社会学整体发展作出理论和经验贡献的重要手段，他接受“体育社会学家”的称号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流，并将自己定位为“‘型构的’或‘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家，从1959年就开始从事体育研究”^[35]。正是由于埃里克·邓宁拥有广泛的学术兴趣，通过多样的学术实践努力探求对社会现象的独特理解，从而推动了体育社会学这门新兴的二级学科从社会学的边缘走向中心^[9]。在非体育领域，埃里克·邓宁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表 1所示。

在埃里克·邓宁为数不多的合作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1966年与Hopper合著的论文《工业化与趋同问题》（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nvergence），深刻地批判了Goldthorp关于工业社会分化的波普尔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观点，随后发表了一系列为发展社会学辩护的论文，探讨当时英国社会学界对“发展”一词误用的原因，支持诺贝特·埃利亚斯批评“社会学家退却到现在”（the retreat of sociologists into the present）的现象，回应学科中存在的“霍迪中心主义”（Hodiecentrism）问题，相关争论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9]。

同时，埃里克·邓宁出版了大量非体育类图书，促进了诺贝特·埃利亚斯思想的传播。例如，2003年他与Mennell合编了4卷本文集《诺贝特·埃利亚斯：现代社会思想大师》（Norbert Elias，Sage Master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全面考察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学术人生及其追随者在广泛研究领域中的理论洞见，还收录了各种对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及其回应。2013年，他与Hughes合著的《诺贝特·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学：知识、相互依赖、权力、过程》（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ology：Knowledge，Interdependence，Power，Process）一书全面梳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学术思想，将其与吉登斯、福柯、布迪厄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进行比较，彰显诺贝特·埃利亚斯对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

为扩大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埃里克·邓宁在翻译和修订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学术作品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例如，他翻译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朝向社会过程理论》（Towards a Theory of Social Processes）、《德国反犹太主义社会学》（On the Sociology of German Anti-Semitism）等重要论文，分别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刊物《英国社会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经典社会学刊》（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1996年，他与Mennell一起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德国人：19—20世纪的权力斗争和惯习的发展》（The Germans：Power Strugg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bitu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一书译成英文，组织Goudsblom、Mennell等学者共同修订了《文明化进程》英译本。此外，埃里克·邓宁晚年还以编委的身份参与了由Mennell主编的18卷本《诺贝特·埃利亚斯选集》的出版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38]。

5 结束语

在2006年埃里克·邓宁70岁生日和2020年去世一周年之际，众多国际知名的型构/过程社会学家发表了纪念性文章。埃里克·邓宁被公认为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超越生活的“好伙伴”（good companion）、名副其实的“足球人”（football man），经历了不平凡的“体育人生”（sporting life）^[9]。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当代知名体育社会学家约塞夫·马奎尔在埃里克·邓宁的指导下完成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足球流氓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认为埃里克·邓宁注重社会学技艺的传承，培养学生在学术探索中的批判性和好奇心，鼓励他们从事关于社会历史背景的跨时空研究，埃里克·邓宁将体育型构/过程社会学研究视为“志业”，激励着他一生都坚持“践行这条路”^[39]。加拿大知名社会学家Kevin Young教授在埃里克·邓宁指导下完成了关于英国西北部社会骚乱问题的本科论文，他认为埃里克·邓宁擅长讲故事，是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和社会评论家，自信、幽默、机智、慷慨、热情；虽然Kevin Young离开莱斯特大学已有35年之久且身处大西洋彼岸，但对他而言埃里克·邓宁“传奇般的智慧从未远离”^[32]。

作为体育社会学的主要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埃里克·邓宁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动诺贝特·埃利亚斯理论的发展与传播，促进其学说在足球以及整个体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他通过丰富的研究实践和广泛的学术合作，不仅使体育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还引领“莱斯特学派”在足球乃至整个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核心地位。尤其在体育与暴力、全球化、性别、兴奋剂、种族等研究领域，无论是作为学者、导师，还是作为同事、朋友，埃里克·邓宁的学术影响都“至关重要”^[15]。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组织建设，为该学科的制度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在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上，埃里克·邓宁无愧于“体育社会学创建之父”这一称号。

作者贡献声明：

田恩庆：设计论文框架，分析数据，撰写论文；

Kevin Young：提出论文选题，调研文献，核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