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呼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布：“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实现强国梦的征程中，十九大报告在有史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体育强国”^[1]，要求“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2017年8月27日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系列讲话，把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国运兴衰高度关联，折射出体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新定位。

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中，竞技体育以其运动项目为手段，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的特征，对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具有巨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参与运动，就需要选择具体的运动项目，投入其中，享受其乐，形成体育生活方式。参与比赛，就有项目文化的影响，就需要弘扬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追求卓越，追求超越。举办赛事，就涉及场馆建设、城市发展、治理提升、品牌塑造、文化认同，进而催生体育产业的发展。由此，作为体育的核心组成部分，竞技体育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形态，映射了国家发展道路的一部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印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 我国竞技体育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制度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动诠释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体育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高度重视，在社会尚未全面建立、外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2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中央体训班”(即现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前身)，1953年各大行政区都相继成立了体训班(即各省体工队的前身)。体训班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国际竞赛中取得胜利，为国家争得荣誉，并以他们技术上的成就推动和影响群众体育的开展^[3]。由此开始构建了以“国家包办、政府部门分管、财政统包供给”为基本特征，以“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为组织保障，以层层争光，尤其是在国际赛事上为国争光为主要目标的竞技体育体系。几代运动员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国际赛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4]。

从1956年，陈镜开在举重比赛中奋力一举，以133 kg打破了56 kg级男子挺举世界纪录，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从此诞生，到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一鸣惊人，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冠军谱上；从1984年7月29日，27岁的许海峰在第23届奥运会上为我国夺得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奖牌总数100枚，金牌数超越美国，奖牌数超越俄罗斯，位列奥运会金牌榜第一，奖牌榜第二，创造了中国参加夏季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从2002年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女子500 m短道速滑比赛中为中国获得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到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2金4银5铜，以11枚奖牌创造了中国参加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截至2009年8月，中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已达2 310个，创超世界纪录达1 195次^[5]。

这些竞技体育成就的取得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免费为运动员提供训练场地、器材、设备；国家为运动员的成长配备了教练员、教师、管理人员、科研人员、队医等；国家为运动员退役安置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国家的强力支持，使得这一体系拥有了巨大的功能。对内，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起到示范作用，营造崇尚体育的文化氛围，激励国民锻炼身体，提高国民素质，激励国民学习中华体育健儿精神，勇攀世界高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对外，提高我国国际声誉，展示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概^[6]。

这些竞技体育成就的取得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2008年9月29日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总结到：“坚持发挥举国体制作用。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涉及的领域、部门、地区众多，需要举全国之力。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这是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的强大力量，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力量。”2016年8月25日习近平同志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更新体育理念，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8月27日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再次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好地发挥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的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

由此可见，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转变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说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组合依具体情况而发生的阶段性演进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提高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转变恰恰反映了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的效率优先和进入21世纪尤其是北京奥运之后的注重公平。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主要是强调通过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提高体育效率，促进体育快速发展，通过“奥运战略”，将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到一些“小、精、尖”项目上，形成中国竞技体育的拳头项目、优势项目，为中国赢得荣誉，扩大国家影响力。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委)按照“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猛攻尖端”的基本原则，对全国体育工作进行战略调整。这一调整不仅明确了竞技体育在整个国家体育工作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还将调整工作具体落实、延伸到竞技体育内部。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一致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新中国体育由此全面登上国际舞台。为了一扫旧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低下，3次参加奥运会均空手而归，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耻辱，国家体委提出了“以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全面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1980年起国家体委按照“侧重抓提高”的思路对体育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整，形成了竞技体育超前发展的战略，集中力量提升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的成绩。198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会议上正式提出实施“奥运战略”：“以在奥运会上创成绩为发展竞技体育的最高战略任务”^[7]，最高目标是“在奥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从此，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即：在“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发挥各方面积极性”^[8]，“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拿牌升国旗就要上”，“加强‘小巧水灵女’，“以牺牲三大球的编制为代价，突出单项”^[9]。

自2001年我国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之后，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与北京备战奥运会同行，加大了对竞技体育场地、设施的投入，并全面调整了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布局，提升了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位列金牌榜排名第一和奖牌榜排名第二。就金牌数而言，从1984年奥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射击、举重和女子柔道这7个被称为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运动项目共获金牌131枚，占中国代表团所获金牌总数169枚的77.5%，我国奥运战略目标成功实现。

在奥运争光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即项目发展的不平衡。以“奥运争光”为导向的奥运战略，如何夺取更多的金牌成为竞技体育的工作重点，其战略措施必然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那些投资效益高，获胜概率高的项目自然受到青睐，而那些投入大、产出小、国际职业化程度高的三大球等“不经济项目”，那些获胜概率小的田径、游泳、自行车等国际体坛影响大的基础大项则被边缘化。“很多省市就把三大球砍掉，把资金投入到类似于竞走这样的小项目上，因为它容易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容易体现政绩”^[10]。在伦敦奥运会上，我国仅有5支集体球类项目运动队入围参赛，女子排球、女子水球获得第5名，女子篮球、女子曲棍球获得第6名，男子篮球未能进入前8名，而男排、男女足球、男女手球、男子水球、男子曲棍球竟无缘伦敦赛场。集体球类项目在伦敦奥运会周期，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的差距拉大。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开始转向逐步强调更加注重公平，创造更多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整体体育层面上强调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把群众体育摆上重中之重的位置，使体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竞技体育层面上着力解决三大球长期落后的问题，在夏季与冬季项目上强调“恶补”冬季项目的短板，朝着均衡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进。

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强调：“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有效转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项目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统筹奥运会项目与非奥运会项目、夏季奥运会项目与冬季奥运会项目、优势与潜优势项目、基础项目及集体球类项目协调发展，加快落后项目的发展进程。”^[11]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强调：“着力解决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发展不平衡，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发展不平衡，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发展不平衡，场地设施利用率不高和供给不足的不平衡，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等各类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12]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通过谈论足球、看望冰雪项目运动员表现出对中国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的关注：“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13]我国的冬季运动，“在项目上要扬长补短，既优先保证、重点发展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又积极发展一般项目和新开展项目，抓紧开展缺项运动项目，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全面发展。”^[14]

由此可见，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转变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4 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折射了国家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启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次革命：“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15]从逻辑上说，改革有2种可能性，成功到达终点，建立新的体制；失败回到原点，退回旧的体制。从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出现了第3种情况，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停顿下来，不但停在那里，而且把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16]。

中国体育过去近40年的改革，实际上可以分为2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1998年3月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职能由原国家体委职能部门改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成为承担运动项目管理职能的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事业单位，是所管项目全国单项运动协会的常设办事机构，负责所管项目的各项工作。

中国体育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前一个阶段进行的。1986年4月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为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拉开了序幕；1988年国家体委选择足球、武术、登山、棋类、桥牌、网球等12个运动协会进行实体化改革试点，采用的名称为“办公室”，如足球办公室、网球办公室等；1992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并逐渐展开，在国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系，形成了一次体系转型发展的趋向；在社会层面，社会和市场主体获得了自主性，社会资本平等地获得了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机会^[17]，中国体育逐渐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公办与民办、国内与国外等共同参与体育的格局；1993年5月国家体委发布《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步伐，使运动项目协会成为责权利相统一、全面负责本项目管理的实体，逐步形成以单项运动协会为主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成立；1997年又组建6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20个管理中心管理41个单项协会和56个运动项目，结束了运动项目管理的双轨制，以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为目标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全部到位^[18]。后又经过几次调整，至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共成立了23个直属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承担着所有奥运项目和绝大部分非奥运项目的具体管理职能，同时又是70余个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的办事机构。

后一个阶段改革开始逐渐停滞下来。尽管在国家体育总局2000年12月15日下发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是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分期分批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19]，但随着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体育行政部门备战奥运的压力增大^[20]，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很少，由事业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向社团型协会的转变没有实质性地展开。“在协会实体化改革中，我们选择了具有过渡性质的项目管理中心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实施分步向协会实体化过渡。但是，由于项目管理中心本身就是由体委职能部门衍生出的事业单位，同时又具有部分行政权力，因此这种‘亦官亦民’的两重性特点使得中心的运行常常表现出严重的政府部门倾向，严重抑制了协会实体化改革的进程，导致实体化改革始终未能取得明显进展。从而给当代竞技体育改革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21]。改革当初被人们看作是“过渡中”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被当作“制度创新”而定型、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总局直属单位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兼职普遍，利益关系复杂”^[22]，就是这种格局的写照。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部署、总动员，吹响了改革集合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告诫全党：“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23]。此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艰难和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3]。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会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体育界特别是足球界要抓住时机，大胆改革，大胆探索，不仅要为我国足球发展振兴探索新体制，而且要趟出一条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24]。自2016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以来，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苟仲文局长在参加2017年全国政协体育界别联组会议时表示：改革是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旋律。当前，中国体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处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严重碰撞的阶段，当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要走改革之路^[25]。由此展开了体育总局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新一轮的竞技体育改革必将促进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既要发挥好举国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竞技体育攀登顶峰方面的制度优势，又要面对新形势，立足实际，深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丰富举国体制的时代内涵，形成中国特色制度优势，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这样的改革，不仅仅是竞技体育的改革，还是以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体育改革、教育改革、社会改革，通过成就中国足球梦、篮球梦……，成就体育强国梦，进而实现中国梦。

由此可见，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发展折射了国家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5 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形象展现了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我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面临更多的严峻挑战，谁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作为“世界语言”的体育，原本就是融化文化坚冰的最佳利器，人们往往通过某个运动员或某个运动项目来形成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体育甚至能影响和推动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和振奋民族精神，被视为和平年代战争的替代^[26]。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针对“公众认为怎样的民族成就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进行的国际社会调查中，体育位居第一^[27]。在国际体育赛场上，从运动员的统一着装，运动员跟随国旗入场，再到冠军颁奖时的升国旗、奏国歌，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表达和传递。通过国旗、国徽、国歌等这一民族的共同记忆，更容易获得或强化国家民族的身份性认同，以此塑造国家形象。媒介在对体育赛事进行报道时会不约而同地从本土角度解读体育事件，讲述自己的故事。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40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贡献着越来越大的力量。由于地域、政治、文化、经济的差异和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仍然知之甚少。我国的竞技体育及优秀运动员承担起了展现中国崭新形象、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的使命。

1950年8月，我国派队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学生第2次代表大会的体育比赛，出发前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周恩来在接见时强调：你们是代表新中国去比赛的，要表现出中国运动员的良好精神风貌^[3]。

1953年11月，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在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受过训练的运动员应在国内成为体育运动的宣传员、组织员、指导员，通过他们到各地进行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提高各地的运动水平。”^[28]

1972年，周恩来同志在广州接见运动员时谈到：“要坚持政治挂帅，很好地把体育工作抓上去，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3]

1981年，胡耀邦接见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时说：“球打好了，对我们民族有精神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我们经济好转了人家不一定知道，我们球打好了，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29]

1984年，射击选手许海峰摘下第一金，中国代表团以15枚金牌高居奥运奖牌榜第四，炎黄子孙第一次以高大的形象和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奥运赛场上，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2001年，在《财富》全球论坛上，克林顿发表演讲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对美国的最大一宗出口，是一个7 ft 1 in(2.14 m)高、抱着篮球的小伙子。我从媒体上读到，当王治郅出现在美国NBA赛场上的时候，中国有3亿人通过十几个不同的电视频道观看”^[30]。

201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的拍摄工作，旨在塑造和提升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的12位最具代表性和国内外影响力的优秀中国人代表中，郎平、邓亚萍、姚明、刘翔、丁俊晖这些优秀运动员就占据了5席。

2013年4月18日，李娜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13年度全球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时代》杂志总编辑在谈到选定这份名单的基本原则以及为何选择李娜作为封面人物时表示：“这一百人的名单选出的不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也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它选出的是一百位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思想，他们的创造力以及他们的行为去改变这个世界，并对其他人产生深远的影响。”^[31]

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号召学生要心有榜样。习近平总书记说，“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包括航天英雄、奥运冠军、大科学家、劳动模范、青年志愿者，还有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好人，等等”^[32]。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将奥运冠军放到了学习榜样的第2位。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党代表通道”第一场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中央大厅北侧举行。这是中共党代会首次设立“党代表通道”。花样滑冰运动员赵宏博和航天员景海鹏、蛟龙号驾驶员唐嘉陵一起作为第一组党代表走上“党代表通道”。

此外，运动员个性化生活的呈现和个性特征的显示从一个侧面展示着社会的多领域状态和民众的现实生活图景。如：运动员的成长经历及家庭环境, 能够反映社会中不同阶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运动员的个人着装、生活偏好，可以反映人们社会生活方式是单一贫乏还是多样共存；运动员的言谈举止可以从深层反映一个社会崇尚的价值是固化封闭的还是丰富多元的；运动员从事广告代言、社会慈善等活动, 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中相关领域的活跃度^[33]。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优秀运动员的形象特征由民族、国家荣誉观到个人理想荣誉观的变迁^[34]，由内敛胜负观到张扬胜负观的变迁，由赛场调节到赛场霸气的变迁，都在展示着中国时代精神的变化。2011年6月4日、2014年1月25日，当我国网球运动员李娜夺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冠军，举起中国和亚洲第一座网球大满贯奖杯时，她自信的笑容、流利的英语、风趣的语言、独特的个性，泼辣与自信、冷幽默和小嚣张，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展现着中国女性自信、幽默的新形象，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西方世界对中国运动员、中国人那种呆板、严肃、不懂幽默的刻板印象。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傅园慧100 m仰泳夺铜后“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鬼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的激情表白，宫金杰/钟天使头戴脸谱夺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的镜头，女子跳水3 m板决赛后秦凯向女友何姿的跪地求婚，不仅展现了中国优秀运动员形象特征随时代变迁而演变，更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开放。

从20世纪50年代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次搏”，20世纪60年代乒乓球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雄心壮志，不断“从零开始”的辩证思想，登山队“敢笑珠峰不高，定叫红旗飘上顶”的英雄气概，激励着全国人民顺利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关；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跳水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栾菊杰臂伤不下火线，为人民宁可倒在剑台上的气魄，游泳队卧薪尝胆，顽强进取，不把中国的游泳搞上去死不暝目的决心，女排姑娘为祖国拼搏的最佳精神，都鼓舞着炎黄子孙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再到进入21世纪，中国足球队跌倒一次爬起来一次的屡败屡战的顽强作风，篮球运动员姚明的职业品行和文化传播，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健儿金牌成就梦想，这些为国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树立牢记“祖国培养”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35]，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以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运动员精神，被誉为“英雄志、民族魂”“祖国的光荣、人民的骄傲”。

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赞扬：体育健儿在里约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号召：“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一个包含了运动成绩、个性偏好和社会参与乃至言行举止在内的立体多维的运动员形象，成为国际社会公众认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形象展现了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优秀运动员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无痕倡导者。

6 新时代竞技体育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从曾经的“东亚病夫”，到奥运榜首的“体育大国”，再向“体育强国”迈进，中国体育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必须抓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勇敢担负起“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赋予竞技体育工作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36]。

(1) 充分认识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转变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折射了国家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形象展现了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分认清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核心组成部分，映射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印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国运兴衰高度关联。

(2) 完善和发展新时代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政府独轮驱动转向政府、社会、市场、民众四轮驱动，构建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多元投入的我国新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和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竞赛体系，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竞技体育治理体系。

(3) 摒弃金牌至上论和金牌无用论，培养和塑造与体育强国相适应的健康的金牌观，充分认清竞技体育背后透射出的国家制度、国家发展、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以打好东京奥运会，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目标，推动项目规模结构改革，完善责任层层分解、压力层层传递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国家队保障体制。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和奥运战略实施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学密集型转变，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做强做大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更广泛、影响力更大的基础项目、集体项目、冬季项目，全面提升竞技水平，奋力加快中国竞技体育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步伐，把竞技体育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通过创新竞技体育发展推进体育转型，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历史跨越，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体育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