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是较之于竞技武术的一种当代武术称谓。它具有农耕文明基因,扎根于民间,生存于民间。在古代,它作为一种“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1]深受人们的追捧,“宁做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在近代,随着西方自然体育观的引入,传统武术的教育、健身价值开始得到发掘,北洋法政学校“注重体育,议添技击一门,以振作精神”^[2]。北京体育研究社指出,传统武术具有“使人身全体内外平均发育”^[2]的优点。当代,随着竞技武术在体育语境中的发展,传统武术在中国武术发展格局中,日益沦落为“配角”,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3]的呐喊。传统武术从当初的“门庭若市”到今天的“门可罗雀”,不得不让人思索: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葩,为何会从以前辉煌壮丽的境遇沦落到如今的窘迫困境？能否在当今时代语境中走出困局,维持其当代在场性？

依托出场学原理——事物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取决于出场语境,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武术当代出场语境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武术生存困境的理解,选择传统武术的当代出场路径和形态。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互相交流、碰撞的机会增多。毫无疑问,西方文化至今依然处于强势文化地位,流向各国,对各国的民族文化构成冲击。在这种文化全球化语境中,中华民族文化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无法摆脱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

在竞技体育领域,以奥林匹克运动为载体的奥林匹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它一方面倡导人类以“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超越对手、超越自己,另一方面以“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畅游五大洲。面对奥林匹克运动风靡全球的运动文化氛围,各国一方面想借助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助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另一方面又在反思奥林匹克文化对本国传统体育的冲击。在反思奥林匹克文化上,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国家主动“改造”自己的传统体育项目,迎合奥林匹克文化精神,借助奥林匹克运动,提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地位,宣传民族文化,如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等;有的国家则坚守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特质,按照自己的模式,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如泰国的泰拳等;中国则是想以竞技武术为切入点,打开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助推民族传统体育国际化发展,尽管未能借助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机,实现这一想法,但是,竞技武术申奥过程积累的经验“有百利而无一害”。

中华武术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武术纳入了体育的范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华武术已发展成为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两大范畴。如今,从传统武术母体上诞生的竞技武术已经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尽管如此,笔者仍认为,作为现代竞技体育成员的竞技武术永远不能和传统武术分道扬镳。假如完全与传统武术“决裂”,设法丢弃那些将它与传统武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文化元素,就将失去它在竞技体育家族中的身份,现代竞技体育家族就会将它抛弃。就传统武术而言,随着北京奥运会和南京青奥会的举办,当今中国形成了以竞技体育为载体的奥林匹克文化无处不在的场域,已经成为传统武术当代发展不可规避的出场语境。

在奥林匹克文化出场语境中,当代武术人不得不深思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传统武术是否有必要发展？如何借助奥林匹克文化,以恰当的现代竞技语言方式充分展示和表达它负载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传统,走向世界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引领者？

关于传统武术在奥林匹克文化语境中出场问题,不同文化主义有不同的主张。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封存传统武术,将任何对传统武术的现代阐释都认为是对其纯粹性的侵袭;文化激进主义者主张,根据奥林匹克文化旨趣,不拘泥于传统武术固有的形式,与时俱进,彻底改变传统武术。笔者认为,2种主张都有不妥,前者造成了传统武术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后果,后者容易造成对传统武术的随意取舍后果。

汤一介先生认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时,不仅不会拒绝外来文化,而是欢迎它,以便使自身文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4] 在奥林匹克文化语境中,传统武术出场应该基于文化的视域融合,从当初的农耕文明出场语境和奥林匹克文化差异语境中,关注传统武术的历史和空间文化视域的差异,在传统与现代、技击和竞技之间寻求差异的融合；通过文化外在批判性重建方式,开展传统武术和奥林匹克文化的语境对话,吸收、借鉴奥林匹克文化先进的文化要素,促使传统武术文化整合,以一种既具有奥林匹克文化共性、又富有传统武术个性(中华民族性)的传统武术竞技化形态出场,弥补其在奥林匹克运动文化语境中的缺场。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阶段,通过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使城乡在相互依赖的区域范围内消除原来城乡二元结构,结为一体,互补融合,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某种意义而言,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如北京就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今二环区域内的古城,如今地域扩展到五环乃至以外,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犹如一个大漩涡,无情地将中国传统农村卷入流动的现代性之中,让其发生了一些重要、根本性的变化；把农村人祖祖辈辈生活的亲情邻里关系等社会元素都进行解构,形成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农村现实外在形态而言,近郊区的乡村变成了城区,远郊区的乡村变成了近郊,原来散落的民居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高楼大厦,原来的乡村小道、小巷变成了沥青或水泥的大路,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曾经具有农耕社会生态风味的乡村离我们渐行渐远。

从社会基础结构看,农村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转向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就农村劳作方式、生活方式而言,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被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原来依托的简单体力劳动开始让位于现代化机器。就职业而言,人们失去了耕地,由原来的农民变成了工人。就文化而言,村落文化被城市文化取代。总之,城乡一体化发展使传统的农村形态发生了新的根本性变化,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开始烟消云散。诚如有的学者^[5]指出的那样,“城市化进程意味着社会的分化和裂变,许多天然、稳固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认定等现实统统被打乱,往往形成社会秩序的重新组合,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危机或转型”。

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系列变迁主题是农村现代化,实质是文化转型。在这场文化转型中,农村原本立足于农耕社会的一切社会形态、文化都面临着空间生存语境转换的问题。就传统武术而言,城乡一体化发展使传统武术原本赖以生存的根基发生了变化,工业社会结构取代了农业社会结构,客观上改变了传统武术原初的农耕社会出场语境,使其置身于工业化的社会出场语境。出场学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出场形态和路径取决于事物的时代出场语境。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空间生存语境的转换均迫使传统武术不得不依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出场语境,抉择新的出场路径、方式和形态。

城乡一体化出场语境既然给传统武术带来空间生存语境转换的问题,那么它是如何改变传统武术空间生存语境的？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给传统武术带来的空间生存转换问题主要是通过以下2条路径实现。

城乡一体化发展既是一个城市化过程,又是一个工业化过程。对农村而言,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瓦解传统农耕社会结构,建构现代工业化社会结构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于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生活方式被工业化生活方式所更替的过程,就是一个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传统农村看得见、摸得着的首要改变就是形成一种新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在农耕社会中,作为村落文化的传统武术,是一种保家卫国、养家糊口的重要手段,传统武术的技击性受到特别重视。明代将领戚继光就曾指出,“凡武艺,不是当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1]。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镖局,押镖者多是一些武林人士,身怀武术绝技,靠着这些绝技,他们闯荡江湖,养家糊口。技击是传统武术在农耕社会的主要出场路径和方式,作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生存手段,出场方式较为单一。当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农村转型步入了工业化社会之时,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人们生存手段和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人们由原来的农民变成了工人。上班领工资或者自己创业,成为人们的主要生存手段,社会秩序的治理也主要依靠法律,传统武术的技击形态在工业化社会中面临着退场。

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改变农村社会结构基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明显的就是人们脱化农耕社会的日常生活技能,开始再生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技能,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间开始城市化。城市生活方式较之于农村生活方式处于文化高位,“如同水往低处流的物理现象一样,文化的交流和撞击也有这种由高到低的特点”^[6]。城市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农村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农村人不由自主地会模仿和有意识地学习城市的生活规范、礼仪教育等。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新农村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并被其取代,原有的生活方式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记忆。笔者认为,在这种生活方式代换中,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间,以及对生活的自觉都较之于以前大幅度提高。他们不再安于过去那种单调的生活,开始尝试享受城乡一体化发展给农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项目。这势必对传统武术带来生存危机。

城乡一体化发展必将使走出乡土的人们在跨越了乡村的共同体、打破城乡旧有的区域分割之后,开始用城市新型化思想观念审视和反思自己个体生命价值和社会存在意义。新农村的生活状态使人们逐渐摆脱自在自发的传统生存状态,进入一种自觉自在的现代生存状态。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格模式发生变换,势必对过去一些乡土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抉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语境中,人们开始生活自觉,寻求对人生有价值意义的生活。人的平等意识开始觉醒,面对多元化的文化选择,开始尝试新鲜的文化生活,不再认为城市生活方式是城里人的专利,开始追求和模仿城市生活方式。就文化消费而言,村落文化已经不是他们文化生活的唯一“最爱”,开始热衷于以商品化、普及化和快节奏为特质的大众文化。就当今风靡于城市和乡村的广场舞而言,人们的文化消费价值观念开始出现了功利化。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已经逐渐使新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活节律趋于同质化、同步化。

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给传统武术带来冲击:①传统武术的神秘性被揭秘,与冷兵器时代相关的传统武术技击性的运作方式和原理已被人们详尽、科学地解读和知晓了,导致其往日高深莫测的神秘性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世界退场;②人们消费观念的转换,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对传统武术的在场性造成了巨大冲击,诚如螳螂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于永波所说的那样：“在当今社会追求最大物质利益的冲击下,一些传统武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武术传承方面,有的项目已经后继无人,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这种人走艺绝的现象已经不少见了。”^[7]

可见,在城乡一体化语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发生了变革。在这场变革中,给传统武术带来了2个不可规避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中,传统武术以何种路径和形态走进新农民的生活；二是与传统农业生产相关的传统武术以何种出场形态、方式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

冯骥才先生^[8]说:“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文化,我们必须挽留。”如果传统武术的记忆和传承都丢失了,那么我们现代的武术人难辞其咎。因为传统武术是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中华民族的记忆,“伴随和见证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历程进程”^[9]。

笔者认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语境中,面对上述问题,文化反省是传统武术有效的出场路径。所谓传统武术的文化反省就是当代武术人应立足于现时代的实践,自觉反省传统武术文化,否定、超越农耕社会语境中传统武术的出场路径和出场方式、形态,对旧的在场性进行“扬弃”,实现传统武术文化创新。然后,沿着这条文化反省的出场路径,传统武术以健身和教育的主导出场形态出场,出场于新农民的生活,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

笔者的主要立论依据是:①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好,在城市人生活中也罢,健身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人们将其作为维持健康的重要手段。传统武术自诞生以来就有健身价值功能(如太极拳的“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由于人们的主体价值选择和客体所具有价值并不是等同关系,所以冷兵器语境中人们对传统武术技击形态的钟情,并不代表传统武术就不具备健身形态。事物的出场形态取决于事物的出场语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出场语境,人们健身的文化需求增加,迫切地召唤着传统武术的健身出场形态登场。② 新农村的空间变换和中小学体育教育需要,呼唤传统武术以教育出场形态走进中小学,成为新农村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笔者曾走访调研,发现山西省太谷县中小学全面普及形意拳教育;江苏省太仓市31所中小学均开设武术教学。传统武术的教育形态出场,既解决了新农村中小学武术教育的缺场,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又解决了传统武术后继乏人的问题。③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语境中,虽然具有民俗文化属性的传统武术开始在民俗文化旅游语境中登场,走进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之中,但是在笔者看来,诸如此类的出场形态不是传统武术在城乡一体化语境中的主导出场方式和形态,对维持传统武术在此语境中在场性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健身和教育是传统武术在城乡一体化语境中的主导出场形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在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也都注重自己的文化发展。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就曾说:“一个失去自己语言的民族,谁也不会理睬它。”^[10]尤其在政治家眼里,文化的输出就是一种思想、价值观的输出,是为政治外交服务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的备忘录记载：“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10]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文明的冲突是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尽管文明与文化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亦是密切联系的。

随着全球化发展,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就中华民族文化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曾指出:“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1]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如今,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价值逐渐走向世界,得到世人认可,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形成“文化中国”新的世界出场形态。其目的就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语境中,中国以中华文化为载体,对外积极宣传和推介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让世人看到、了解和理解乃至维护、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和理念,从而在世界上树立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象。2005年中国在美国肯尼迪中心举办中国文化节,宣传手册上就写着：“拥有上下5 000年的悠久历史和13亿人口的中国,正以惊人的步伐迈入21世纪。正当这充满活力的中华文明光辉再现并活跃在世界舞台之时,肯尼迪中心的中国文化节将向人们展示这个国家传统与崭新的面貌,熟悉而神奇的风采。”^[12]

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葩,作为为数不多的见证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中华文化,作为内蕴丰富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它应该在“文化中国”的出场语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参观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时说:“学习武术,一可以健身,二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三可以增进中毛两国人民友谊。”^[13]武术研究院院长高小军认为,“武术源于中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武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国符号。发展和弘扬武术,具有振兴民族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9]

相对于奥林匹克文化的出场语境和城乡一体化的出场语境给传统武术带来的内外源性并存的文化危机,笔者认为,“文化中国”的出场语境,恰恰给传统武术走出上述困境带来了机遇。如今,在世界上诸多国家举办的中国文化节活动,如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墨西哥中国文化节、俄罗斯文化节、美国文化节、加拿大文化节等,为传统武术提供了出场机会。中国在其他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也是传统武术崭露头角的重要舞台,如国家汉办和北京体育大学成立汉语国际推广武术师资培训基地,考核、选拔、培训武术师资去国外孔子学院支教。还有每年其他一些民间和官方对外交往团体,也为传统武术走出国门打开了方便之门。如2014年苏州大学东吴艺术团应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汉语文化推广中心邀请赴美开展艺术交流,其中就有武术表演等。

尽管“文化中国”的出场语境给传统武术带来了机遇,但笔者认为,传统武术要在“文化中国”的出场语境中真正起到扮演重要角色的作用,就必须沿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出场路径,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出场形态出场。这就要求当代武术人要依托出场解释学理论,用历史和空间视域融合关照传统武术的农耕社会和文化中国两者差异的时空语境。在差异的融合之中,既要着眼于对传统武术的“传统”关照,又要聚焦于传统武术的现代意蕴,更新传统武术文本,重构富有时代生命力和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的传统武术文本。这种出场形态的传统武术文本外显形态是传统武术技术,内隐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

奥林匹克文化的出场语境、城乡一体化的出场语境和“文化中国”的出场语境,是传统武术面对的时空一体化语境。换言之,这3种语境既不是时序化地先后出现在传统武术面前,又不是空间化地叠加式降临,而是同步化包围着传统武术,彼此间互相渗透、左右着传统武术的当代出场路径和形态选择,给其带来的发展危机和机遇也是同步和并存的。

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实质是一种世界文化。就此视角而言,奥林匹克文化的出场语境给传统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是,传统武术的当代出场如何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笔者认为,在奥林匹克运动文化语境中,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处理传统武术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统武术在发展中只有不丢掉民族性身份,才能在奥林匹克文化之林中立足,为世人所共享。中华民族性就是传统武术文化的个性,不可抛弃传统武术文化的个性。仅仅注重传统武术文化的民族性还是不够,传统武术的世界性要求传统武术在不失身份的前提下,聚焦传统武术文化的世界性,弘扬传统武术的普适性文化价值,造福于世人。在实践中,如果过度地强调传统武术文化的民族性,那么就可能使传统武术文化发展走向排他主义,使传统武术走上孤芳自赏,游离于奥林匹克文化之外的路径;如果过度地聚焦传统武术的世界性,那么就可能使传统武术失去民族性,在奥林匹克文化之林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无立足之地,走上文化历史虚无主义道路。

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实质是中国社会现代建设,是一种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交融发展。基于此,城乡一体化出场语境给诞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武术当代出场带来的影响,实质是传统武术的时代性问题,即传统武术如何由农耕社会的前现代性向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转型的问题。文化消失的规律告诉我们,一种文化如果不适用时代需求,必然会遭到淘汰,成为历史故纸堆中的死文化和历史记忆。就传统武术而言,不管传统武术在历代如何变迁,有一条规律是不变的:传统武术必须沿着时代的出场语境,选择自己的时代出场方式和路径,形成自己的时代出场形态,彰显时代性,发挥其时代价值功能,从而维持其时代在场性。

“文化中国”的出场语境给传统武术当代出场带来的影响是,当代传统武术如何沿着中华民族文化路径出场。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孕育着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是中华民族文化“根”和“魂”的有机构成。在当今文化中国的世界出场语境中,传统武术因其独到的魅力、受众、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如能沿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出场路径文化走出去,那么其将是海外友人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效窗口,从而助推“文化中国”的世界出场形态。

在当代出场语境中,传统武术如何出场,维持其当代在场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14]。笔者认为,面对奥林匹克文化、城乡一体化和“文化中国”相互交错的时空一体化出场语境,传统武术当代出场既要关注传统武术的民族性、世界性和时代性问题,又要聚焦传统武术的文化性问题。中华民族性是传统武术皈依主体本真立场的根本行动纲领和出场路径,时代性和世界性是传统武术维持当代在场性的不可或缺的出场路径,文化性是传统武术当代在场性的价值皈依。传统武术的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和文化性是有机统一的,互相依托、互相融摄。民族性是时代性、世界性和文化性的根基,时代性和世界性是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提升,时代性、世界性和文化性必须服从于民族性。在当代出场语境中,传统武术出场形态既不能停留于简单的形式化改进,又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形式超越,而应是一个既具有中华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世界性和文化性的真正的科学文化,在国内和国际上,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中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