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进行首例兴奋剂检测至今, 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工作已走过了60多年的历史。中国是最早承认和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国家之一, 长期担任世界反兴奋剂中心(WADA)理事。1989年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获国际奥委会的认证, 成为亚洲第3个兴奋剂检测实验室。2018年国家决定筹建“国家兴奋剂检测上海实验室”, 我国将成为拥有2所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国家, 反兴奋剂工作将成为支撑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反兴奋剂规则违规报告》^[1]显示, 虽然全球兴奋剂检测样本的阳性数量增多(3 032例), 但被确认的违规案例数量在减少(1 326例), 这表明反兴奋剂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 违规案例所涉及的运动项目范围以及国家数量却在不断增长。反兴奋剂工作不仅涉及医学技术领域, 还涉及药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需要跨学科多部门共同努力。把握国际反兴奋剂研究的发展脉络, 明确热点变化和掌握前沿内容, 对我国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 本文分析近年来国际学者在反兴奋剂主题上的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 为我国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思路。

1 研究方法

以WOS核心合集中的SCI-E、SSCI索引库为数据源, 检索“Sport Sciences”和“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2个与体育相关的类别中以兴奋剂(doping)作为主题词的文献(仅限论文或综述), 时间限定为2008—2018年, 检索时间是2018年4月16日, 共检索到549篇文献, 剔除2篇与体育兴奋剂问题无关的文献, 最终选定547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结合WOS数据库自带的“分析检索结果”功能, 将包括发表年代、国家、机构等在内的检索结果进行初步统计分析。将索引信息下载为文本文件, 使用VOSviewer 1.6.8软件对文本文件进行主题聚类处理, 借助Pajek 3.15网络分析工具对聚类结果进行再处理, 筛选各分支主题的代表性文献。最后, 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各个主题进行梳理和汇总。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基本情况

近年以来, 有关兴奋剂检测、兴奋剂社会心理学研究、膳食补剂调查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近10年的发文量呈微弱的波浪式增长趋势, 2008—2018年分别发文44、42、54、57、48、46、70、62、61、41、22篇, 2014年达到顶峰(70篇)。

从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的国别属性统计看, 英国位居第一, 占总文献量的近20%, 其次是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 这些国家均发表了60篇以上的文献。由此可见, 西欧、澳洲和北美地区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较为活跃。中国学者的文献量列第22位, 科研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我国第2所国际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建设, 未来在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力度将会进一步增强。

从文献作者所属研究机构看,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排名首位。从机构数量的分布来看, 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参与兴奋剂研究的机构较多。从文献所属期刊看, 共有66份体育科学类期刊发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论文, 这说明兴奋剂问题已引起体育学术期刊的关注。其中《斯堪的纳维亚运动医学与科学》共刊发43篇, 成为发表该领域文章最多的期刊,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41篇位居其次。在被引频次方面,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在总被引和篇均被引频次方面均排第一, 《斯堪的纳维亚运动医学与科学》总被引频次排名第二, 《体育科学与医学》篇均被引频次位居第二。

2.2 研究内容分析 2.2.1 兴奋剂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世界反兴奋剂中心一直重视对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定期更新检测技术文件, 如运动员生物护照血液分析要求文件(TD2018BAR)。2001年, 世界反兴奋剂中心在促生长化合物及方法的检测、增强氧气传输化合物及方法的检测、外源和内源性合成代谢类固醇的检测、体育中的基因和细胞技术的检测、潜在兴奋剂物质的鉴别和检测、禁用物质药理学等多个方面设立了科研项目, 2018年还新增了反兴奋剂人工智能^[2]的研发项目。

研究者普遍认为, 增加促红细胞生成素或输血是通过增加血细胞比容(HCT), 增加动脉血氧含量而达到提高运动能力的目的。研究表明^[3], 促红细胞生成素能够增加血黏度, 在心输出量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心动力。此外, 血液兴奋剂还能增加氧扩散能力、红细胞百分比、血管缓冲能力、血容量、血管收缩能力, 减少自由基损伤和通过脑效应改善情绪等。通过比较血液兴奋剂的使用与高海拔训练的效果发现^[4], 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rhEPO)通过增加总血红蛋白容量提高最大摄氧量, 影响幅度远远超过了高海拔训练, 最大摄氧量提升幅度为7%~8%, 最高甚至可达15%。单次静脉注射rhEPO会诱导血清铁调素的早期和短暂增加, 导致铁生物利用度的短暂降低, 但难以实际使用铁调素监控rhEPO的含量^[5]。在监控血液兴奋剂方面总血红蛋白容量指标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国际自行车联盟(UCI)职业巡回赛中的实践^[6]发现了其可靠的稳定性, 且具有良好的反兴奋剂潜力。通过OSM3血气分析仪, 使用一氧化碳再呼吸法分析运动员总血红蛋白容量, 为确保仪器分析误差的最小化, 对羧基血红蛋白百分比重复次数和一氧化碳给药量都有严格的要求^[7]。当不同实验室进行相同样本测试时, 总血红蛋白容量的分析变异系数会达到2.4%, 主要原因是血液流量计之间的差异, 使用质量控制技术可以调整总血红蛋白容量值, 实现1.7%的可比分析变异系数^[8]。

针对血液兴奋剂, 世界反兴奋剂中心于2006年组织专家研制了统一的纵向分析程序, 形成了兴奋剂间接生物标志物的系列分析法, 并进行了科学问题和法律问题方面的论证, 随后于2009年发布运动员生物护照(ABP)操作指南和技术文件。其中血液学模块主要用于检测增强氧气运输的物质和方法, 包括检测促红细胞生成制剂(ESAs)的使用以及对输血及其他血液操纵方法的检测; 类固醇模块主要用于鉴定外源性施用合成代谢雄性激素类固醇和其他间接类固醇, 此外还包括内分泌学模块和组学模块^[9]。ABP已成为反兴奋剂斗争的宝贵工具, 其成功的关键是应对法律检验和科学挑战的强大实力^[10]。为确保ABP实施的透明度, 并在ABP的计划、解释和结果管理上保持独立性, WADA还开发了运动员生物护照管理单位(APMU), 并发布相关技术文件。ABP对自体血回输的监测效果研究发现, Hbmass是唯一具备检测急性血液回输能力的指标^[11]。血液学指标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生物护照模型产生较大影响^[12]。系统分析发现, 样品的制冷技术如初始冷冻和冷藏温度、试管的运输和旋转、仪器的品牌和类型等都显著影响了血液学参数的稳定性, 因此, 专家推荐的(从血液采集到分析)36 h的时间限制对于保证分析质量是合理的。

类固醇模块实践中发现有多种因素可能影响尿液基质中类固醇的定量水平和比例:内源性原因主要是衰老、性别、昼夜、运动、代谢、基因等; 外源性原因包括药物、医疗、酒精、茶、细菌感染等^[13]。在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分析类固醇指标时, 必须理解各项影响因素。通过ABP贝叶斯模型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时, 不能仅依靠统计数据, 还必须咨询该领域的专家。WADA发布的内源性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检测和技术报告文件, 以及运动员生物护照血液分析要求等技术文件中对样本采集、仪器使用和检测报告格式都进行了详细规定^[14]。

分子技术和基因治疗的发展使得人们借助细胞、基因和遗传因子改善运动成绩成为可能, 基因兴奋剂于2003年被列入违禁药物或方法清单。目前, 编码EPO、IGF-1、VEGF-A、VEGF-D、hGH、FST和转录因子的基因都可以通过直接检测cDNA序列被检测到^[15]。一些物质如肌肉生长抑制素阻滞剂或抗肌肉生长抑制素抗体, 虽然可以刺激肌肉生长增加肌肉质量, 但动物实验显示其并不具备提高运动能力的潜力^[16], 另外有一些物质(例如AICAR、GW1516)可能通过改善缺血及正常条件下的耐力以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 运动员试图利用这些物质增加力量或耐力^[17]。研究发现,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δ(PPARδ)和胞质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PEPCK-C)具有很高的基因兴奋剂潜力, 基因靶组合产品优于单基因检测产品, 这也使得检测技术变得更加复杂^[18]。筛选和检测基因生物标志物可显著提高基因兴奋剂的分析性能, 因此, WADA一直在寻求通过资助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基于组学”的检测方法的研究, 改善基因兴奋剂检测技术^[19]。

2.2.2 相关领域反兴奋剂研究进展

(1) 心理学反兴奋剂研究。WADA在2018年提出, 应衡量现有反兴奋剂战略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20]。心理学研究方法中就包含了众多衡量有效性的手段, 该类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测因子研究、动机研究、行为感知研究、态度和易感性研究等。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21], 行为动机是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主要预测因素, 态度、主观规范、感知促进因素、道德义务感知和运动员随行人员的压力等与运动员使用成绩增强药物的行为和动机显著相关, 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对年轻运动员使用“成绩增强药物”有重大影响。综合社会认知模型分析发现^[22], 态度、规范、信仰、情境诱惑和行为控制能够显著预测使用兴奋剂的行为, 情境诱惑介导规范、信仰对使用兴奋剂动机产生影响。分层线性回归和多中介模型分析也发现^[23], 成就目标和道德取向被态度、规范和自我效能感所调节。道德取向间接预测从未使用兴奋剂群体的使用动机, 但不能预测已使用兴奋剂群体的使用动机。成就目标和体育角色定位通过对态度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间接影响兴奋剂的使用动机。运动员角色定位与从未使用兴奋剂群体的兴奋剂使用动机有关, 而成就目标和情境诱惑与2个群体运动员的使用动机都有关。

荟萃分析显示^[24], 正在使用合法补充剂、对规范的感知、对兴奋剂的态度是兴奋剂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最强烈的正相关因素, 道德感、自我效能感是兴奋剂使用动机和行为的负相关因素。运动员的态度、对规范的感知和避免使用兴奋剂的自我效能感, 可以预测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动机, 并间接预测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通过“精确定时检测、调整体育运动中的激励结构、隐藏测试结果准确性和公开批评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等心理策略可改善反兴奋剂的效果^[25]。

运动员普遍高估了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流行率。有学者^[26]认为这符合“错误共识效应理论”, 即人们普遍倾向于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投射向他人, 假设所有人与自己是以同一方式进行思考的。在获得运动员对兴奋剂的态度以及使用兴奋剂易感性的自我报告时, 还需要考虑“社会赞许”的干扰^[27], 它会部分调解运动员的兴奋剂态度和兴奋剂易感性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多数运动员承认使用兴奋剂是不合理、冒险的, 但兴奋剂使用效力得到广泛认可, 这导致大多数运动员认为兴奋剂惩罚力度是适中或不严重的。运动员越来越熟悉反兴奋剂规则, 但缺乏对关于补充剂和成绩增强药物的副作用信息的认识^[28]; 因此, 必须规划和制订反兴奋剂的社会心理干预方案, 确立中长期目标。

(2) 营养补充剂调查反兴奋剂研究。对世界顶级田径运动员(包括青少年、青年和成年运动员)的处方药和营养补充剂使用情况的大范围调查发现^[29], 最常用的药物是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呼吸系统药物和替代镇痛药。随着年龄的增加, 运动员药物的使用量增加, 并且随着项目持续时间的增加药物使用量也在增加。非洲和亚洲田径运动员比其他洲运动员的补充剂和药物使用量少, 力量和短跑运动员使用的非甾体抗炎药、肌酸和氨基酸类药物更多, 抗菌药物少, 而田径运动比团体运动项目使用的非甾体抗炎药少, 营养补充剂的使用是足球及其他运动项目的2倍以上。WADA并未禁止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30], 因此, 许多运动员在运动之前服用非甾体抗炎药, 预防疼痛和炎症的发生。然而, 事实上并无科学证据证明其有预防疼痛和炎症的效果, 运动员应充分意识到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副作用, 包括对肌肉、骨骼、肠胃、心血管以及肾脏等的副作用。

绝大多数运动员在自述使用营养补充剂时^[31], 认为营养补充剂与成绩提高、兴奋剂阳性结果有关, 训练量越大, 补充剂需求越多。最常见的是矿物质、维生素、铁元素、咖啡因、蛋白质、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混合物、肌酸和葡糖胺等。大多数运动员不了解补充剂的活性成分、副作用或作用机制, 且只有一半的运动员知道推荐的剂量。尽管超过一半的运动员认为均衡饮食不需要补充剂, 并且会增加兴奋剂阳性结果的可能, 但提高成绩的想法仍促使大部分运动员使用营养补充剂。咖啡因已被证明可以提高单次冲刺的成绩, 咖啡因、肌酸和碳酸氢钠可以提高多次冲刺成绩, 但β-丙氨酸或初乳的增强效益证据并不明显, 且核糖、支链氨基酸或β-羟基-β-甲基丁酸没有任何增强效益证据^[32]。近年来β-丙氨酸、硝酸盐和精氨酸的使用率增加, 运动员很少能够等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时才去使用, 经常出现多种补充剂合并服用, 以及超剂量服用的情况^[33]。与其他地区运动员不同, 东亚运动员有服用补品的习惯, 这些所谓的“东方补品”中含有许多草药成分^[34], 极有可能包含禁药成分, 因此, 东亚运动员应谨慎服用此类“补品”。

(3) 治疗用药豁免反兴奋剂研究。20世纪80年代国际奥委会开始着力禁止运动员使用多种药物, 而一些运动员为了治疗疾病又必须使用一些药物或方法。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正式提出了“治疗用药豁免”(TUE)的概念, 国际奥委会也对此予以了支持, 但出于这一机制可能会被滥用的考虑, 这一概念一直未被纳入奥运会医疗法规。WADA成立后, 积极推广治疗用药豁免的概念, WADA成立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TUEC)也在推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35]。TUE最常见的情况是β2受体激动剂和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国际奥委会于2002年成立运动哮喘委员会, 指定肺功能检测实验室, 对运动员申请使用吸入式β2受体激动剂(IBAs)的合理性进行检测。通过对吸入和口服β2受体激动剂对体能影响的比较研究发现^[36], 吸入β2受体激动剂对最大摄氧量、耐力力竭时间、峰值功率和30 s Wingate测试总功率无显著影响, 但口服β2受体激动剂对80%~85%VO_2max力竭运动时间、30 s Wingate测试峰值功率有显著影响。游泳运动员吸入多种β2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福莫特罗和沙美特罗)均对提高成绩无显著影响^[37]。多项实验也证明了沙丁胺醇对肌肉耐力和神经肌肉疲劳无显著影响^[38-39]。由于大剂量吸入β2受体激动剂有可能增强肌肉力量和短时间冲刺能力^[40], 因此, WADA对允许使用β2受体激动剂的运动员规定, 其尿检样本中的药浓度在24 h内不能超过1.6 mg/mL, 而耐力项目运动员的比赛尿液样本在检测时还须进行尿比重校正^[41]。相关调查研究也发现, 由于治疗用药豁免规定的变化和对哮喘运动员肺功能的强制性检测, 申请使用吸入剂的运动员的数量约减少了1/2^[42]。

除β2受体激动剂外, 糖皮质激素的治疗用药豁免也很常见。研究发现, 短期的地塞米松给药可增加运动员高强度运动持续时间和心肺功能^[43]。由于其使用情况的复杂性, WADA禁止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确定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资格与药物滥用之间的界限, 仍是目前WADA面临的挑战^[44]。

2.2.3 反兴奋剂教育研究进展

加强以研究为主导的反兴奋剂教育是世界反兴奋剂中心的战略重点之一^[20]。世界反兴奋剂中心针对运动员、教练员、教师、官员和医生等目标群体, 开发了多种反兴奋剂教育工具。例如, 反兴奋剂信息的各种小册子、主题书籍和视频、纸牌游戏等。本文发现, 目前研究者主要针对精英运动员和青少年运动员这2个目标群体展开了针对性反兴奋剂教育及相关研究。

(1) 精英运动员反兴奋剂教育研究。精英运动员一般是指在国内或国际处于最高水平, 是具备在国内或国际赛场取得奖牌并有多年高水平运动经验的运动员^[45]。精英运动员的兴奋剂问题是国际奥委会和WADA最关心的问题, 它往往会对体育组织和体育项目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现代奥运会在创始初期遵从“业余原则”, 体育的职业化逐步导致了“业余主义”的消失和精英运动员的出现, 但实施反兴奋剂规则, 其实是为了继续遵循“业余主义”的道德原则^[46]。

职业自行车运动项目在系统化使用兴奋剂和轻视其副作用的文化环境下^[47], 运动员并不关心兴奋剂带来的长期副作用, 而更关注短期的成绩提升。老运动员会将使用经验传授给年轻运动员^[48], 将其作为继续职业生涯的手段。新的反兴奋剂规则和测试方法在过去10年中减少了高水平竞技自行车运动中的兴奋剂使用率, 新一代职业车手已经相信获胜不需要服用兴奋剂。这种信念的强度是有限的, 部分年轻运动员还会受到兴奋剂的诱惑。随着媒体曝光度的增加, 许多以前不了解兴奋剂的车手也增加了对兴奋剂的兴趣^[49]。国际自行车联盟(UCI)在过去10年对反兴奋剂的策略已经从“妥协”转向了“控制”^[50], 使用运动员生物护照后, 有可能会检测出更多的阳性结果, 从而强化“职业自行车运动是受兴奋剂污染的项目”的共识。与之类似, 国际田联也认为兴奋剂是田径运动面临的严重问题^[51], 因此, 其与国际奥委会和WADA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而国际足联则长期认为兴奋剂与足球无关, 对WADA持保留意见, 这似乎与国际体育组织间的竞争关系有关。权力关系和组织动态决定了国际体育组织反兴奋剂态度的走向。

针对精英运动员的兴奋剂问题, 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干预措施。例如, 使用Benoit形象修复类型学研究“阿姆斯特朗兴奋剂丑闻”中的言论, 运动员通过修复策略试图加强其拥护者的认同感, 引导媒体展开辩论^[52]。还有学者发明随机应答技术^[53], 专门用于访谈调查使用兴奋剂的情况, 开发成绩增强态度量表(PEAS)^[54], 用于预测与兴奋剂有关的行为的发生。通过对20多年监控数据的分析^[55]发现, 目前监控系统的检出率不到实际使用人数的10%, 因此, 有必要建立更有效的干预网络, 尤其是运动员周边支持人员, 应起到更积极的教育作用^[56], 学习和传达更多的反兴奋剂知识。对于精英运动员的干预, 一方面需要增加教育培训, 开放使用合法的营养补充剂, 另一方面应推迟运动成绩奖励的时间^[57]。

(2) 青少年运动员反兴奋剂教育研究。青少年运动员对蛋白质粉和营养补充剂的使用率偏高的现象已经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些物质可能会成为未来该群体滥用成绩增强药物的基础。巴西青少年学校运动会的问卷调查发现^[58], 营养补充剂使用率为39.1%、兴奋剂使用率为1.7%、违禁药物使用率为2.2%、合成代谢类固醇使用率为0.5%、激素及其他药物使用率为1.7%。这些调查数据与成人相关调查结果非常类似, 监测、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药物势在必行。调查结果显示, 青少年运动员普遍反对使用兴奋剂提高运动成绩, 但男性运动员对成绩增强药物和补充剂的态度比女性运动员更加宽容, 对对手使用药物的假想和自身使用药物的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关联^[59]。研究表明, 对身体形态的不满、体质量的变化和补充剂的使用, 显著影响着青少年男性运动员对兴奋剂的态度^[60]。随着相信重要的他人会赞同使用兴奋剂、相信兴奋剂使用合理性的增加, 随着抵制环境压力和个人欲望能力的降低, 青少年使用兴奋剂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加^[61], 强烈的使用意愿和道德脱离导致青少年更多地倾向于在比赛中使用兴奋剂。

人际评估显示^[62], 兴奋剂相关信念系统影响着青少年的兴奋剂使用意向。有些青少年先发性地为他人(同学或队友)请求其使用兴奋剂的人际交往赋予积极含义, 从而提高了兴奋剂相关信念系统与使用动机之间的关联。这些重视他人对兴奋剂积极评价的青少年, 抵制社会压力的自信心往往更弱, 因此, 纠正青少年对人际交往的认识偏差, 可能有助于削弱这种信念系统与使用动机之间的关联, 从而降低兴奋剂使用意向。青少年运动员与规范信息来源之间的社会距离处于一个系统中, 分为4个不同层次(朋友、队友、大学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人际网络评价显示^[63], 青少年运动员评价的人际网络参照物的类固醇使用动机与其社会距离显著相关, 针对青少年的反兴奋剂干预策略应着重从其队友和周围朋友入手进行干预。

3 对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启示 3.1 加大精英运动员的反兴奋剂力度

本次文献梳理发现, 超过1/5的文献涉及了精英运动员的兴奋剂问题。虽然不同运动项目对精英运动员的限定不同, 但研究对象都属于各项目高水平运动员或有多年训练经验的职业运动员。某些职业项目有使用兴奋剂的传统, 而轻视了兴奋剂的危害, 虽然反兴奋剂工作提高了健康意识, 但其效果有限。需要建立更有效的干预网络, 使运动员身边的支持人员具有更好的影响作用。应加大对精英运动员的调查研究, 从补充剂、药物的使用入手, 掌握和分析运动员服用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兴奋剂教育和干预。加强精英运动员的心理监控, 完善精英运动员的奖励机制和处罚机制, 提高使用兴奋剂的风险成本, 也是控制精英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意愿的有效措施。

3.2 重视兴奋剂检测技术的开发与实践

兴奋剂的种类和检测方法不断变化, WADA每年都会对禁药名单进行更新。运动员生物护照的推出, 更强调了对多种生物标记物的纵向监控。当然运动员生物护照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采集方法、分析模型以及最终数据的解释仍在不断完善中。除对兴奋剂名单的关注外, 我国还需要加强对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科学研究, 加强对兴奋剂效果、物质来源和影响检测结果因素的分析。兴奋剂检测技术的完善, 既包括现有检测技术的完善, 还包括探索对潜在兴奋剂的有效检测方法。加强兴奋剂检测技术的科学研究应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反兴奋剂事务的重中之重。

3.3 分析兴奋剂问题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兴奋剂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生物医学问题, 也是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心理问题。有学者将使用兴奋剂的社会心理根源总结为: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目的的心理、逃脱制裁的侥幸心理、利益反差的投机心理等8大方面^[64]。国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观察运动员对兴奋剂的态度、对社会规范的认知、对道德义务的感知等能够预测兴奋剂使用动机的因素, 观察情境诱惑、自我效能感等对影响因素的调节效果。同时, 观察人际交往尤其是近端人际网络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影响。开展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有利于开展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和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 完善运动员奖励机制。干预措施需要在科学准确的社会调研基础上进行具体化操作, 以求达到最佳的干预效果。

3.4 加强青少年使用兴奋剂的预防

与国外青少年运动员兴奋剂使用调查结果类似, 我国青少年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形势也不容乐观。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人际网络的影响, 对社会压力的抵抗能力较差, 对社会规范的信仰和道德感知还未完全形成; 青少年服用兴奋剂产生的生理危害比成年运动员更加严重, 因此, 青少年运动员的反兴奋剂教育宣传工作更加紧迫。我国应进一步加强青少年运动员兴奋剂使用的监控工作, 重点开展青少年兴奋剂问题的心理干预研究。此外, 还须细化相应的刑法罪名、民法民事赔偿标准等, 震慑参与青少年兴奋剂使用的相关人员, 有效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并将反兴奋剂教育纳入全民义务教育之中^[65]。

4 结束语

我国学者在反兴奋剂的哲学、社会文化学、法理学等层面展开了丰富的学术理论探讨, 但在精英运动员的调查、新型检测技术的实证研究、营养补充剂和药物使用现状调查、社会心理学调研等方面较为欠缺。开展以上主题研究对制订和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兴奋剂反制措施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深入参与国际反兴奋剂工作的背景下, 需要各领域学者共同努力, 与国际反兴奋剂工作框架接轨, 开创反兴奋领域科学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