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以强化和提高运动成绩为目的而使用兴奋剂的问题如影随形, 成为伴随现代体育运动的商业化、职业化发展的“顽疾”。为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比赛环境, 国际体育组织与世界各国政府部门联合起来, 发动了长期而坚决的“反兴奋剂战争”。尤其是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中心(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在瑞士洛桑成立, 在人类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它通过实施“零容忍”的反兴奋剂政策, 不断加强对违禁药物使用的监管和惩戒力度^[1]。然而, WADA在2017年10月发布的《2016年反兴奋剂测试数据》显示, 运动员的兴奋剂检出率仍然呈增长的趋势。兴奋剂丑闻也愈演愈烈, 从职业体育领域蔓延到业余体育领域, 从运动员个体使用兴奋剂发展到集体有组织地使用兴奋剂。尤其是在2017年12月, 俄罗斯奥委会因“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工作”被国际奥委会取消参加2018年冬奥会的资格。这一处罚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2]。

兴奋剂问题最早受到西方社会学界的关注, 其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 以Becker于195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相关研究报告为标志^[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国际体育社会学逐步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兴奋剂问题之上^[4]。随着对兴奋剂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 相关研究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WADA成立之后的10余年中, 研究数量上升更为明显。本文拟对1988—2017年国际体育社会学专业同行评议期刊《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IRSS)、《体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SSJ)、《体育与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JSSI)刊载的以兴奋剂为研究主题的61篇学术论文进行文本分析, 考察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方法运用、视点选取的特点, 旨在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深入探讨兴奋剂问题提供借鉴。

1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 1.1 社会学理论家被引分析

理论常常被理解为“希望之源”, 没有理论指导的体育研究, 仅仅是在描述和再现体育现象而已^[5]。体育社会学历来就具有重视理论反思和理论运用的传统, 并表现出对社会学理论越来越认同的趋势^[6-7]。

由于学术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不仅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前人论文、论著的参考或学术观点的引证, 还是相关学术理论运用的具体体现^[8]。本文对样本中“参考文献”部分所列出的主要社会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分类统计。数据表明, 相对于北美的兴奋剂研究样本, 来自欧洲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更多地引用母学科的经典文献; 尤其自2000年以来, 欧洲的体育兴奋剂问题研究在对相关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理论的运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时, 本文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中的词频分析功能绘制样本中被引社会学家的“词汇云”显示, 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相关研究中, 被引用相对较多的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的著作, 共达到17次, 其《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5次)和《主体与权力》(3次)受到较多引用, 而且另一位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德勒兹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应关注(5次)。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著作《框架分析》(3次)、《互动仪式》(2次)、《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2次)等也被较多地引用。埃利亚斯、布迪尔作为对体育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的社会理论家, 其作品也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引用(分别为11次和7次)。此外, 马克思、韦伯、莫顿、帕森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米尔斯等主要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均得到引用。

1.2 社会理论的运用分析

(1) 福柯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想的集大成者, 对身体、权力、知识、技术、主体性以及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理论观点对研究体育社会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9]。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中, 福柯的“监督”“规训”及“治理技术”等相关概念被运用于探讨职业自行车运动员日常训练中微观权力的运作机制^[10], 或解释美国精英田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行为“责任内化”的现象^[11], 或分析女子赛艇运动员过度依赖处方药物的现象及其中的权力关系问题^[12]。此外, 福柯的系谱学理论^[13]和伦理学观点^[14]为兴奋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德勒兹对福柯关于监狱研究的“全景模型”理论进行了拓展^[9], 将“控制社会”作为“监督”的根本目的, 把形成个人、集体、制度、历史和文化观念在某一功能性组织中的链接视为一种“设置”^[15]。基于该理论视角, 不但可以将WADA视为在复杂生物科技背景下和网络时代中一种对运动员兴奋剂监管的“设置”^[16], 而且还可以以此为理论工具, 对兴奋剂丑闻中女性运动员的性别进行话语分析^[17]。

(2) 戈夫曼作为符号互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其理论方法的特点是从社会交互影响的微观层面开展研究^[18]。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中, 戈夫曼的“框架分析”理论被视为一种理解媒体争议的视角, 用于研究新闻报道兴奋剂问题的话语特征^[19-20]。例如, 在对自行车运动员使用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中, 探讨挪威青年公路自行车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话语的霸权结构^[21], 分析美国自行车运动中如何将使用兴奋剂行为视为“社会污名”^[10]和自行车运动员的社会化^[22]问题等, 均运用了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而且,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还为考察女运动员非处方药物使用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12]。

(3) 埃利亚斯作为体育社会学历史发展中的“先锋”人物, 其构型社会学理论不仅拓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还具有方法论意义^[6]。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中, 埃利亚斯的“局内—局外人”理论被用于解释兴奋剂使用者与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构特征^[23], 以及考察媒体报道兴奋剂问题时英国自行车运动员的运动员身份认同^[24]等问题; 其“游戏模型”理论还被作为探讨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组织制度制定的理论基础^[25]。

与埃利亚斯一样, 布迪厄也是西方少有的对体育社会学问题研究具有建树的社会学家, 在学科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6]。由于他的实践理论不仅有益于理论自身的反思, 还有益于研究本身的反思, 因此, 使体育社会学相关研究的理论性得到了加强^[5]。在本文所选的样本中, 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被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运动员更易于将身体作为工具并使用兴奋剂的原因^[26]和探讨兴奋剂使用在自行车运动员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22]。其“场域”的概念为建构体育的“科学场域”提供了启示, 有助于深刻理解在以提高运动员成绩为目的的各种技术创新和物质研制过程中的各种观念性和结构性冲突^[27]。

在其他经典社会理论的运用方面, 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和《共产党宣言》中对工人组织如何发展壮大的论述分别被用于对兴奋剂伦理问题的批判性分析^[28]和探讨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治理中所面临的挑战^[25]; 韦伯的组织理论^[29-31], 莫顿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25-27] [32]}等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也都加大了对兴奋剂问题研究的解释力度。其他影响相对广泛的社会理论, 如哈贝马斯的“交互行动”理论^[33], 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10、34]及其“现代性”概念^[33], 女权主义理论学家巴特勒的“异性恋矩阵”^[35]和康奈尔性别关系批判理论^[14]等得到运用。贝克的越轨行为社会学理论^{[22, 26, 36]}、罗宾逊的全球化理论^[37]、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38]为洞察兴奋剂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照。

此外, 还体现出部分跨学科性理论的运用, 例如, 费尔克拉夫的语言学理论^[39]、经济学的博弈论^[4]、文化学的分析理论^{[19, 37, 40]}等的运用。管理学理论模型, 如“背景化模型”^[41]、“凯温模型”^[42]以及政策流程分析的“垃圾桶模型”“公共政策分析模型”^[43]等都被作为反兴奋剂政策的制定或相关法律实践问题研究的理论工具。

综上, 当前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问题研究理论运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出2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 主要的西方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的理论方法为兴奋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另一方面, 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模型的运用, 有效拓展了当前国际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方法的运用 2.1 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作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既需要遵循自然科学研究的程序, 揭示兴奋剂行为中的规律、差异和对相关事件的预测, 又需要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展开研究, 以对兴奋剂现象的复杂社会意义进行多维解读。体育社会学以深刻阐释社会个体、组织、社会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目的, 在强调研究的科学性的同时, 还需要关注研究的人文特征^[44]。因此, 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认识论基础, 或基于实证主义认识论, 运用社会调查和统计等量化手段收集、分析材料, 或者立足于解释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采用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手段展开研究, 或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范式对兴奋剂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通过对样本使用的研究范式统计结果显示, 当前的研究以质性研究范式为主, 并表现出随着时间发展快速增长的趋势, 尤其是近10年来, 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相应的量化研究数量日渐式微, 其近5年来的研究数量为0, 早期关于这一研究主题的量化研究主要涉及体育参与中兴奋剂使用的风险行为^[45-46]、大众对体育明星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认知^[47]、学生运动员的兴奋剂使用偏好^[48]及其对兴奋剂测试的态度^[49]、兴奋剂流行程度的重复性实验研究^[50]、健身房中兴奋剂使用原因的调查^[51-52]等。仅有的4篇文章使用了混合的研究范式, 主要使用内容分析和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传媒中的兴奋剂问题^{[19, 31, 39]}。

总之, 解释主义的研究传统逐步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的主流趋势, 并致力于体育社会学中使用兴奋剂现象的“阐释性理解”^[44]。

2.2 研究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

不同的研究范式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使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表现在资料收集的方法上。在量化研究中,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一手研究数据; 而质性研究中, 主要通过访谈法、观察和参与观察法、文献法、民族志法等方法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44]。

首先, 在问卷调查方法的运用上, Thorlindsson^[46]最早使用该方法对冰岛的青年进行了随机调查以获取一手研究资料, 用于分析受访者的体育参与程度与吸烟、饮酒、使用兴奋剂等风险行为之间的量化关系。随后使用该方法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青少年学生、学生运动员或职业运动员为问卷调查的对象)获取相关数据。例如, Paccagnella等^[47]使用李克特量表设计的问卷考察大学生对具有使用兴奋剂、犯罪或性丑闻历史的体育明星的认知问题。在对学生运动员的“风险行为”与兴奋剂态度关系的调查^[45], 兴奋剂使用偏好特征^[48]和兴奋剂使用及其检测态度的研究^[49], 职业运动员兴奋剂使用行为特点的研究^[50]以及健身房中兴奋剂使用问题的探讨^[51-52]等中均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 收集相应的一手研究数据。此外, Pitsch等^[50]还在问卷调查中采用“随机应答技术”以获得运动员对是否使用兴奋剂这一敏感问题的诚实回答, 考察当前职业体育中兴奋剂使用行为的流行程度。

问卷调查所获得的定量数据容易导致研究结论抽象、脱离现实情景的情况, 使得研究者难以得到使用兴奋剂问题的深度信息, 而质性访谈法能弥补这一不足^[53]。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受访者对相关事件或经历的讲述, 收集相关的行为、态度、感受和信念等人类社会现象资料, 以阐释其中的意义^[44]。Pappa等^[11]指出, 倾听来自运动员的声音能加深对兴奋剂使用问题的理解。他们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寻找更多调查对象, 使用半结构访谈法采访不同性别的田径运动员对教练员的态度、对精英体育中兴奋剂使用问题和对反兴奋剂政策的评价, 为探讨兴奋剂行为类型特点提供详实的一手资料。Ohl等^[22]在比较比利时、法国和瑞士青年自行车运动员的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中, 也使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调查了运动员及相关从业者, 并辅以观察法获取车队的相关信息。Roussel等^[31]在解释兴奋剂和运动补充剂是如何成为法国女性健美运动衰落原因时, 对健美参与者、时尚健身杂志主编和记者进行了半结构访谈。Vangrunderbeek等^[54]综合运用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建立与兴奋剂相关课程的“媒介文件夹”, 用以考察青年学生对兴奋剂问题的认知特点。而作为重要的访谈形式之一, “焦点小组访谈法”被Shogan等^[14]运用以收集运动员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 解释挪威国家队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兴奋剂监管问题。

民族志作为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 其核心是以“局内人”的观点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探索特定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 这一研究方法受到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55]。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中, 该方法被用于对英国赛艇运动队的调查, 通过使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社会环境中女性运动员个人日常训练经历的实地材料, 探讨运动员过度依赖处方药物和非正统的卫生保健方法的原因^[12]。在对职业自行车运动队的研究中, Sefiha^[56]进行了历时近3年的民族志研究, 使用深度访谈、观察和参与观察等方法, 记录田野笔记, 对运动员日常生活经历中的兴奋剂监管问题进行了质性研究^[10]。而且, 民族志方法也被用以获取探讨兴奋剂新闻传媒生产过程的研究材料^[40]。

此外, 在对传媒与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中,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媒报道的二手资料也被收集, 例如, 英国的知名报纸中关于自行车手查弗洛姆的新闻^[24]、澳大利亚报纸对体育明星的兴奋剂丑闻的报道^[57]、美国综合性报纸对运动员刘易斯兴奋剂丑闻的报道^[58]和美国国家日报对伦纳德的报道^[20]、美国著名的体育杂志《体育画报》中关于兴奋剂的文章^[59]、欧洲报纸对西班牙自行车运动队集体使用兴奋剂这一丑闻的报道^[42]、北美的新闻报纸与流行杂志对约翰逊兴奋剂丑闻的报道^[37]等。而且, 互联网中的电子文本也得到了利用, 例如, Smith^[36]对自行车运动员使用兴奋剂问题的研究材料部分来自于欧洲职业公路自行车网站以及其他相关互联网中的报道。Sefiha等^[34]不仅收集了相关报纸的报道, 还检索和收集了职业自行车网站cyclingnews.com与velonews.com中的相关文本, 为探讨反兴奋剂监管技术在职业自行车运动员日常训练中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提供了相应的实证材料。

2.3 研究资料分析的主要方法

不同研究范式在研究资料的分析方法使用上存在差异。国际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问题的量化研究主要运用相应的数理统计方法, 考察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 使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探讨大学生对具有使用兴奋剂、犯罪行为或性丑闻历史的体育明星的认知问题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47], 描述性统计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被用于学生运动员的“风险行为”与运动训练竞赛关系、兴奋剂态度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26、45]。Pan等^[48]进一步采用多维标度法和因素分析法对从事球类项目的学生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特征及其差异特征进行了讨论。在对职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行为^[50]、健身房中体育参与者的兴奋剂使用行为特点的研究中^[51-52], 相关的统计方法均得到不同形式的运用。对兴奋剂问题的质性研究, 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叙事或话语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上。

(1) 案例分析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其目的是通过对相关的个案进行深度描述和呈现, 剖析案例背后的意义, 主要是以体育明星的兴奋剂丑闻为个案展开研究。例如, Stewart等^[57]在探讨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政策问题中, 以自行车运动员夫拉奇受到兴奋剂使用和毒品走私指控作为案例, 围绕这一事件展开叙事分析, 考察其政策的得失。King等^[13]以美国橄榄球联盟运动员法弗在1996年承认使用违禁药物维柯丁为案例, 研究当代橄榄球运动中使用镇痛药的历史和问题化的叙事特征。另外, King^[60]还将美国橄榄球职业联盟球员使用阿片类镇痛药物的现象进行了个案研究, 反思传统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原因。Henne^[30]则以22个加利福尼亚州体育委员会审查反兴奋剂违规的听证会为案例, 考察反兴奋剂法律在地方的执行和所映射出的制裁程序中各种权力关系、阶级偏见等问题。Soule等^[42]以2006年发生在西班牙皮尔图的反兴奋剂事件作为研究案例, 并结合相关媒体报道和档案材料的文本分析, 揭示了兴奋剂屡禁不止的治理困境。在兴奋剂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瑞士^[61]、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62-63]的体育兴奋剂历史也被作为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

(2) 内容分析法、叙事和话语分析法主要运用于传媒与使用兴奋剂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在对传统纸媒的研究上, Denham^[58]通过国际媒体和加拿大报纸报道的田径运动员刘易斯兴奋剂丑闻的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了不同叙事的话语特征。Liao等^[17]分析美国报纸对篮球运动员陶乐西兴奋剂丑闻的报道, 考察体育媒体话语中对正常化和合法化使用兴奋剂的倾向性问题。Messner等^[20]深入分析了美国相关的纸质传媒对拳击运动员伦纳德使用兴奋剂和毒品的新闻故事和专栏文章的叙事方式, 以考察媒体报道中的意识形态框架。此外, 内容分析和叙事分析法还被用以探讨综合性传媒中生理性别的二元主义假设的呈现方式^[64]。

(3) 相关计算机分析软件也得到了运用。例如, 在对人类生长激素如何被塑造为兴奋剂而传播的问题的研究中, Lopez^[39]运用Weft-QDA软件, 对专业期刊的学术文献以及来自Lexis-Nexis数据库的英语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为考察自行车运动中兴奋剂使用合法化问题, Smith^[36]使用了质性分析软件NVivo对这些报道中的叙事和话语特征进行编码分析。Bie等^[19]通过对伦敦奥运会期间中美两国222篇关于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兴奋剂争议事件的新闻报道内容进行编码分析, 在使用SPSS软件对相关指标的数量进行比较分析的同时, 还结合话语分析揭示中美两国报道的差异。

(4) 其他相关的分析方法也得到了不同形式的运用。例如, 主题分析法被用于对传媒兴奋剂的报道^[24]或运动员访谈材料的分析^[11], 以及对质性研究材料中涌现出的主题比较^[22]。而且, 历史分析方法被用于对民主德国在纳粹时期体育历史中兴奋剂使用问题的比较^[62]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成立的历史背景考察^[25]。此外, 扎根理论作为分析资料的相关理论和原则, 延续了归纳法的思路, 试图从收集的资料中建构理论, 该方法被用于分析媒体及听证会、庭审录音的话语框架以探讨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政策的意识形态特点^[57]。文本分析法有利于发现文本中镶嵌的社会意义, 被用于分析传媒资料及民族志研究资料, 以考察兴奋剂新闻生产中的职业压力和制度压力^[40]。

2.4 研究伦理问题

任何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都需要在伦理的框架之中进行, 一般遵循的是尊重、公平等国际准则。尤其是在质性研究中, 研究者需要进入田野, 融入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 还可能涉及他们的隐秘生活领域, 以便于了解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内心世界。因此,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研究者必须考虑相应的伦理道德问题, 包括知情同意、隐私和保密、尊重与平等、无伤害和受益等原则^[44]。而且, 现代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使用行为是作为一种非法现象而存在的, 研究伦理问题成为一个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中对研究伦理的重视, 主要体现在使用访谈、民族志等质性方法的相关研究中。例如, Renslo等^[21]在考察自行车运动员对兴奋剂问题交流话语特征的研究中, 为避免研究伦理争议, 不仅得到了挪威社会科学数据服务部门对信息使用的许可权, 受访者也使用了匿名或假名, 对他们的年龄、人数和访谈地点等信息均进行了特殊处理。Pappa等^[11]在田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行为的研究中, 除了获得了访谈对象的知情同意, 告知自己的研究目的、受访者随时退出的权利, 并保证研究中完全匿名和相关信息的保密, 包括涉及的地点、日期和相关者的姓名等均在研究材料中剔除; 还对转录完成后的访谈录音进行了销毁, 转录后的文字稿中所有与身份相关的信息进行了保密处理。Stewart^[57]在对兴奋剂新闻生产过程进行民族志调查中, 不仅获得了进入相关网站后台的授权, 采取相关的保密措施, 还对文章中涉及的个人和组织信息均使用了匿名。Pike ^[12]在对英国女子赛艇运动员的民族志研究中, 以及Ohl等^[22]对青年自行车运动员的社会化与兴奋剂文化问题的访谈中也均对受访者采用了匿名的方式。

总之, 在方法论层面, 定性研究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的流行范式, 使解释主义的研究传统在学科中得以发展。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具体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的运用上。一方面, 除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还可以运用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民族志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相关的一手资料, 而且将与兴奋剂相关的新闻报道作为二手研究资料进行收集; 另一方面, 在相应的研究资料分析的过程中, 不仅运用数理统计方法, 还综合运用了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叙事或话语分析等方法, 探讨兴奋剂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由于兴奋剂话题敏感, 无论是对运动员、教练员, 还是体育管理者而言, 均讳莫如深, 故研究伦理问题也受到关注, 研究者对研究中的个人隐私信息进行了恰当处理, 从而避免学术道德上的争议。

3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研究视点的选取 3.1 兴奋剂使用的行为及其认知特征

(1) 兴奋剂的使用行为和认知特征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对自行车运动员以不同形式发表的“自白”进行文本分析, 探讨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行为的内在和外在驱动机制。如Brewer^[29]的研究认为, 商业化使自行车运动员越来越感受到比赛的压力, 但这并非是导致自行车运动员兴奋剂使用事件爆发的直接因素, 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构成“未预结局”。Smith^[36]对自行车运动员“自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指出, 在3种情况下运动员自认为使用兴奋剂具有合法性, 包括自娱自乐的表演、车队内部为“自己人”展示的表演、为吸引更多赞助品牌的表演, 这些表演均具有自我表现的性质, 而使用兴奋剂也已成为车队内部公开的秘密。

(2) 兴奋剂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特征的研究。Pitsch等^[50]指出, 影响兴奋剂使用的因素研究还有待突破, 由于运动员在回答与兴奋剂相关的敏感问题时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做出不诚实的回答, 而且来自系统理论和经济学的博弈论研究常常无视性别对兴奋剂使用行为的影响。作者通过使用“随机应答技术”使受访者进行诚实回答并通过重复验证的方法, 证明了性别对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决策及使用频率之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青少年的兴奋剂使用行为特征的相关研究中, Thorlindsson^[46]以冰岛青年作为调查对象, 探讨其参与正规体育俱乐部和不参与体育俱乐部在吸烟、饮酒、兴奋剂使用等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 Kartakoullis等^[52]通过对塞浦路斯健身房参与健身的人群进行了调查, 发现仅有10%的受访者通过使用或正在使用违禁药物以改善他们的成绩, 其中违禁药物的使用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体现出相似的特征; 使用兴奋剂的动机主要是为提高锻炼效果, 同时运动项目特点、是否具有吸烟与饮酒等行为也对兴奋剂使用动机具有重要的影响。

(3) 关于兴奋剂的认知态度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针对普通大学生以及学生运动员的调查。例如, Paccagnella等^[47]考察了普通大学生对具有兴奋剂使用、犯罪行为或性丑闻等历史的知名运动员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 运动员性别、传媒类型等变量的交互作用产生显著的多元效应, 大学生对具有性丑闻的运动员看法普遍积极, 但对有犯罪行为的运动员的评价较为负面, 而那些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受到了大学生的严厉批评, 且态度存在性别差异。在对学生运动员的调查方面, Pan等^[48]运用多维标度的方法探讨篮球、足球、高尔夫球、网球和排球学生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的偏好, 通过性别、违禁药物的接触和非接触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此类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药物政策和教育方案, 以遏制体育运动中潜在的使用违禁药物的行为。

同时, 职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认知态度也受到关注。例如, Issari等^[49]使用心理学量表测试精英运动员的兴奋剂使用和检测态度。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的运动员对此的态度与一般人群的态度相一致; 对药品检测的态度女性比男性更积极, 且在对所有类别药品检测重要性认识上也具有相同的特征。

3.2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治理的研究

兴奋剂问题对体育运动本身的发展以及参与者的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各类体育组织及政府体育部门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65]。国际体育社会学主要针对兴奋剂治理过程中具体的微观运作机制、兴奋剂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其相关的法律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3.2.1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治理的微观机制

对体育兴奋剂问题微观机制的把握是兴奋剂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因素。Sefiha等^[10]在探讨职业自行车运动员兴奋剂问题中指出, 职业自行车竞赛领域在反兴奋剂制度方面所采取的是以规避风险为基础的先发制人的社会控制模式。反兴奋剂机构的监督和披露工作并不仅仅是例行公事, 而是处于职业自行车运动员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Pappa等^[11]进一步研究发现, 虽然政府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禁止使用兴奋剂, 但运动员认为在高水平竞技中使用兴奋剂对自身职业发展和比赛都是必要的, 这不仅因其队友、对手都在使用兴奋剂, 也与教练员和队医都熟练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方法有关。因此, 运动员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需要被迫接收过度的监管, 这种严格的纪律体系蕴含了管理权威强制性地在个体层面上的运作, 并潜在地被运动员个体内化。通过鼓励运动员对自己的兴奋剂使用行为负责, 这种将责任内化的兴奋剂治理策略成为当代竞技体育管理艺术的组成部分。在King等^[66]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队员长期使用处方阿片类药物问题的研究中指出, 这一问题反映了“责任”概念的内涵在不断变化并产生具有争议的意识形态, 需要重新探讨恰当的标准界定兴奋剂使用者和提供者的合法与非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同时, King^[13]进一步对1996年NFL运动员法弗承认使用药物维柯丁的案例和退役运动员对药物滥用经历的自白进行叙事分析发现, 球队共同建构的语言和作为主流的话语系统均具有对止痛药物使用保持沉默的文化特征, 从而导致了违禁药物的流行。法弗的坦诚和忏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NFL对兴奋剂问题的焦虑, 但这并未干扰对这类违禁药物使用的潜在认同, 反而强化了职业橄榄球领域中“兴奋剂缄默”文化的特质, 而助长违禁药物的使用行为。

3.2.2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治理政策的理论和实践

兴奋剂治理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焦点。(1)在理论探讨上, 由于受到运动员个体的理性决策、使用违禁物质的社会经济成本和收益等因素的影响, 已有的兴奋剂问题的解决模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导致当前关于兴奋剂治理政策的研究范围缩小到各种惩罚和制裁相关行为的议题上。Houlihan^[67]通过对公共政策分析的阶段模型、制度分析模型、多元流程模型、综合层次分析模型等4个中观的政策研究工具进行批判性考察。Stewart等^[41]通过探讨运动员兴奋剂使用的结构性约束、人际约束和内在心理约束之间的关系, 建立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约束因素的背景分析模型。作者认为, 当前反兴奋剂界存在着2种政策制定的目标取向, 即“减少使用政策”与“伤害最小化政策”, 后者反映了兴奋剂使用与体育之间的真实关系。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治理也涉及批判性理论分析。Black^[68]批判性地考察了当前反兴奋剂的2个理论基础, 即“创造公平竞赛的环境”和“保护运动员的健康”。作者认为, 需要废除反兴奋剂的各种禁令, 采用市场的方式解决兴奋剂问题, 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使兴奋剂所带来的收益逐步消失, 由此实现体育的公平竞争, 并使运动员获得合理的医疗咨询与监督, 改善健康状况。同时, 在兴奋剂治理的过程中, 不能将违禁物质的使用视为成绩提高的唯一原因, 还需要综合评价其他因素的影响, 才能为兴奋剂问题的治理提供更为客观的建议。基于这一立场, Curry等对1912—1996年奥运会女子100 m自由泳金牌成绩进行分析, 比较合成代谢类固醇和其他创新物质的效果, 并对女性气质观念的变化、设施和训练方法的改善、精英运动员的招募等因素进行了质疑。此外, Ventresca等还对食物、体育和运动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反思在兴奋剂问题治理中, 为什么一些物质被反兴奋剂机构列为非法, 但是另一些物质被定位为“自然的”食物的争议。

(2) 在体育兴奋剂政策的实践上仍存在诸多难题, 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特征。Peretti-watel^[26]从“减少危害”的视角检讨NFL反兴奋剂政策的实施问题, 其研究认为, 美国反兴奋剂政策强化了以惩治为主的传统。在澳大利亚的反兴奋剂政策发展过程中, Stewart等发现^[57], 该国反兴奋剂政策中存在2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一方面, 体育被天然地视为具有积极价值的传播媒介和社会控制手段, 脆弱的反兴奋剂制度需要被保护, 体育运动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结果。兴奋剂问题一旦发生, 应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防止负面事件发生, 从而确保积极的社会结果, 保证体育的纯洁地位。这种忽视人权的反兴奋剂理念可概括为“社会工程学与品牌保护”的意识形态; 另外, 精英体育产生了非赢即输的二元文化价值观和类似敌我矛盾的潜意识, 在具有高度竞争和商业化的特殊环境中, 运动员往往会不择手段地战胜对手, 这种因体育的企业化和科学化对运动员获胜产生的压力和创造出的体育流行文化, 被概括为一种“竞技成绩提高”的意识形态。上述2种意识形态成为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政策运行的内驱力, 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

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政策作为全球反兴奋剂的风向标, 其反兴奋剂的理论与实践的诸方面也受到研究者的批评。例如, Beamish等^[38]认为, “二战”后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初始理想和基本原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期, 尤其是“冷战”期间, 东方和西方精英体育中创造并使用了强化和提高成绩的物质(如类固醇物质)。虽然国际奥委会的兴奋剂禁止物质清单与顾拜旦的基本原则一致, 但反兴奋剂政策并不是以体育运动发展本身为中心, 而是与奥林匹克理想相关, 仅仅体现了国际奥委会政策的彻底性和无党派性。Hanstad等^[25]对国际奥委会1999年在瑞士洛桑成立WADA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 发现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治理政策变革极其复杂, 且WADA无法控制改革的全过程, 从而很难达到预期的组织目标, 甚至会产生与政策制定初衷完全相反的“未预结局”。Sluggett^[16]的研究也表明, 当前WADA对运动员个体兴奋剂的检测和监视措施逐步趋同化, 其震慑的实际效果仍令人怀疑。

3.2.3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治理的法律问题

在体育社会学兴奋剂治理的法律问题方面, 主要体现在对美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关注。1990年, 美国《合成代谢类固醇控制法案》获得通过, Denham^[59]结合1980年代末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 借鉴政策流程研究的相关模型, 探讨该法案中关于体育运动中使用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类固醇前体, 以及相关的膳食补充剂存在的各种争议。通过对媒体、决策者和消费者3方面的调查发现, 在这一法案出台后的20年中, 美国社会中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仍继续在非法使用相关违禁药物。此后, Denham^[43]还对上述法案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政治利益和行业团体的经济利益与兴奋剂监管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在反兴奋剂的司法问题研究方面, Henne^[30]通过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体育委员会审查反兴奋剂违规听证会的材料, 并基于实地调研和对相关人员的访谈, 探讨了运动员如何明确面对正式的兴奋剂指控与更广泛的社会权力的关系。

此外, 在体育兴奋剂问题治理的实践过程中, 体育组织无法控制反兴奋剂的整个过程, 反兴奋剂政策执行效果常常受到质疑, 进而影响了体育组织本身的权威性。尤其是在面对大规模、有组织的兴奋剂使用网络时, 只能依赖警察、海关等政府部门的力量展开调查。Soule等^[42]以2006年西班牙反兴奋剂的“港口行动”为例, 对整个事件过程分析发现, 政府执法部门在兴奋剂网络的打击行动中, 当局为防止丑闻的过度曝光对卷入者的调查和惩罚并不彻底, 许多卷入者运用各种策略阻止调查的深入以防自己受到制裁。而且, 当前的反兴奋剂制度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即很难准确描述兴奋剂使用的行为特征, 因此需要国家法律的介入, 并使兴奋剂使用者服从司法权威。

3.3 体育传媒与兴奋剂问题

现代传媒与体育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69], 体育兴奋剂问题在为现代传媒提供丰富的新闻素材的同时, 体育传媒也为兴奋剂问题的传播产生了极其复杂的推动作用。国际体育社会学主要关注兴奋剂使用与体育媒体话语中意识形态建构、体育传媒叙事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兴奋剂使用丑闻报道差异性以及传媒生产机制等方面的议题。

(1) 媒体话语对体育兴奋剂使用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了重要作用。Davis等^[64]对反兴奋剂宣传的传媒文本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 这些媒体宣传特别是与类固醇有关的宣传中, 存在鼓励受众认同身体的自然属性以及性别二元划分的意识形态。Messner等^[20]通过对报纸中所有关于美国拳击运动员伦纳德的新闻和社论进行分析, 探讨平面媒体的意识形态框架。该研究发现, 媒体的报道定位为“兴奋剂故事”而忽略或边缘化了其“虐待妻子”的情节; 体育媒体善于利用关于兴奋剂问题的特定意识形态对报道进行包装, 把运动员故事塑造成个人罪恶和公共救赎的道德戏剧, 从而吸引大众的注意力。Liao等^[17]在分析美国篮球运动员陶乐西兴奋剂媒体报道内容的特征后指出, 媒体话语意识形态体现出了3个结构性要素, 即职业精神、合法地位和美国中心性。此外, 尽管缺乏确凿的科学证据证明人体生长激素具有与兴奋剂一样对人体有害的“副作用”, 而媒体和专业文献中依然流行将人体生长激素作为“兴奋剂药物”的话语, 从而导致人们长期对其存在误解。根据Lopez^[39]的研究, 在媒体报道中常常将“兴奋剂”与危害健康的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 并发现媒体还将生长素与运动员死亡之间进行间接关联。在大多数专业文献中对“副作用”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这种关联的猜测或推论, 而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因此, 人体生长激素被贴上了意识形态标签而非事实或科学的标签, 成为人们的生活常识, 作为反兴奋剂宣传的话语工具, 最终对根除使用生长激素和兴奋剂的观点大行其道。

(2) 体育传媒叙事中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虽然民族身份认同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互交织, 但体育作为流行文化的实践形式, 是许多国家寻求民族认同的工具, 使集体身份得以阐释和明证, 而媒体为强化这种认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Jackson^[37]考察了1988年加拿大短跑运动员约翰逊因兴奋剂问题被取消男子100 m跑金牌的丑闻而引发加拿大民族认同危机的传媒报道。通过叙事分析发现, 加拿大媒体对约翰逊使用兴奋剂丑闻主要表现出震惊、怀疑、羞愧、哀伤、绝望的情感, 只有少部分报道对此不赋予任何民族意义的情感。Groves等^[24]分析了英国印刷媒体对弗洛姆2013年赢得环法自行车冠军的报道指出, 虽然他是第2个获得此项比赛冠军的英国人, 但对他的报道表现出自行车运动被建构于使用兴奋剂的“道德恐慌”之中, 他的胜利被部分地笼罩在阿姆斯特朗作为“民间恶魔”的阴影之下。而且, 英国印刷媒体话语普遍具有英格兰民族认同的叙事风格, 特别关注了他非洲血统的问题, 媒体话语中仍暗讽他不如著名的英国本土自行车运动员威金斯爵士那样具有“不列颠人风格的科层气质”。

(3) 不同地域传媒对体育兴奋剂事件报道特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Denham^[58]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了印刷媒体关于美国田径运动员刘易斯在1988年美国奥运选拔赛中使用兴奋剂丑闻的相关报道发现, 美国国内的记者通过他们信任的信息资源结合“9·11”恐怖袭击事件引起的爱国主义, 抛弃了事件报道的新闻性; 但国际记者对刘易斯和美国奥委会进行了批判, 并将其描绘为伪善、自大、虚伪的形象, 而不像对布什政府侵略中东的报道那样进行宽泛地描述。Bie等^[19]比较了中美传媒报道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叶诗文是否服用兴奋剂的争议上的不同特点。作者认为, 美国报道的主题不如中国丰富, 其主要展示以性别和人权为基础的话题, 突出对其兴奋剂使用行为的怀疑。

(4) 考察兴奋剂问题的报道过程为探讨传媒生产机制提供了机会。Sefiha^[40]通过对北美《自行车运动》杂志及其网站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调查和传媒文本分析, 不仅讨论了兴奋剂新闻事件“是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问题, 还讨论了传媒机构是如何将制度、经济和文化置于实际的新闻报道文本的建构之上。作者认为, 虽然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提高成绩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 但由于受到调查成本、公众厌倦以及医学和法律知识的限制, 专业的深度新闻报道极少, 读者只能从其他一些非专业的主流媒体中获得信息, 而这些媒体恰巧又缺乏体育专业知识, 兴奋剂事件被作为商业化的娱乐报道的形式呈现给公众, 反而导致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被助长。

3.4 体育社会学兴奋剂使用与道德伦理问题研究

纵观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 随着以业余主义为核心的旧道德体系的消亡, 体育兴奋剂问题提供了重建体育道德控制的新范式。然而, 反兴奋剂的意识形态与业余主义观点一脉相承, 即倡导不受人工物质和外界力量干扰的“自然的”竞技能力, 坚持公平竞争, 维护比赛的纯洁性, 保证运动员的健康。一旦有悖于此, 都将产生道德上的争议^[70]。

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中, Koenig认为^[28], 兴奋剂使用行为的戏剧化在于体育运动中事件发生的偶然性, 是现代体育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兴奋剂问题促使人们深入反思科学技术及其运用途径, 质疑无政府主义的科技体育在否定个人的选择权利和义务的履行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 赞成使用兴奋剂这一激进的观点将付出巨大代价, 最终结局可能使体育运动及其伦理道德走向自我毁灭之路。Shogan等^[14]对Koenig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 指出其伦理观仅仅强调科学和体育制度的断裂问题, 而在现实体育生活中, 人们需要寻求新的体育伦理学对兴奋剂现象进行解释。反兴奋剂制度是对相关行为进行道德审查与惩罚的基本依据, 体育伦理学者不应推波助澜, 而使运动员受到更大的伤害。体育制度受到破坏常常是体育需求导致的必然结果, 传统体育伦理学仅仅关注的是这种破坏过程。

由于运动员自利性选择、集体非理性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是形成现代精英体育中“兴奋剂困境”的主要驱动力, 并使这种困境从地方性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Heikkala^[33]认为, 运动员本质上不需要考虑自我利益及其道德冲突, 但体育比赛结果和系统性因素支持着自我利益的合理性, 导致产生兴奋剂使用中的伦理学问题, 从而衍生出体育道德与自利行为之间的矛盾。高度商业化的现代体育运动中不存在行动者自身解决这些冲突的制度实践, 从而使体育伦理道德具有不可避免的脆弱性。理解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体育共同体的消解作用, 以及承认体育比赛中竞争和自利行为具有逻辑合理性, 是打破“兴奋剂困境”的必要前提。而且, 为什么运动员常常陷入因兴奋剂所涉及的道德欺诈的困境？运动员常常因比赛对手使用了兴奋剂而“被迫”认为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是不被视为欺诈的, 即形成“错错得对”的观点。对此, Kirkwood指出^[69], 为了自我利益而打破规则的概念具有很直观的吸引力,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则越来越难以获得成功。以相互欺骗重新建立基于公平视角的平衡, 这似乎是极具潜力的功能建构, 但在使用兴奋剂前提下的攻守界线很难把控, 由此带来的更大的危害则更加显而易见。

运动员对兴奋剂使用是一种典型的“正向偏差”行为。Hughes等^[32]发现, 追求卓越、承担风险、挑战极限成为运动员行为遵循的最高伦理准则, 并让自己变成一名“真正的运动员”, 从而导致体育运动及其参与者会特别容易受到赛场暴力或使用兴奋剂等越轨行为的侵害。体育道德强调积极规范, 而体育本身又是将这些道德规范转变为正向偏差行为的媒介, 但在社会和体育组织内部禁止这类行为或对其消极认可, 形成了体育运动中社会控制的独特问题。由于对体育竞技价值的判断往往是根据参与者获得的回报及其在运动员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决定的, 各种新技术和新物质才会不断被用来提高竞技成绩。然而, 通过持续强调对体育道德的毫无异议地接受, 建构愈加具有打击性和镇压性的社会控制, 将无法消除当今体育竞赛中运动员的自我伤害以及相关的风险行为。

总之, 在兴奋剂问题的研究视点选取方面, 国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者们不仅关注运动员的兴奋剂使用行为、认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还深入探讨了国际和国家反兴奋剂机构的治理模式及其运行的微观机制, 兴奋剂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问题。由于现代体育传媒兴奋剂使用问题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相关研究还对兴奋剂的使用在传媒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建构、传媒叙事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兴奋剂丑闻报道中的差异性以及与兴奋剂新闻相关的传媒生产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而且, 兴奋剂问题为重建现代体育新道德体育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相关研究从哲学层面对其伦理学困境、正向偏差行为产生的道德难题进行了反思。这些研究视点均紧扣现代体育发展的脉搏, 清晰、全面地展示了当前国际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问题的研究趋势。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作为一种社会“设置”和现代社会与体育之间不稳定关系的典型症候^[15], 兴奋剂现象深刻地折射出广泛的文化焦虑, 并被现代传媒不断强化, 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70-72]。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兴奋剂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讨, 其研究特点表现为:丰富的社会理论思想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的概念和模型成为兴奋剂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 深入洞察兴奋剂现象背后的个体或集体行动的逻辑, 理解其中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 质性研究已成为当前的主流研究范式, 定性和定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综合运用, 相关研究者还关注了研究方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在研究视点选择上, 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不仅拥有兴奋剂使用行为与态度方面的社会调查研究, 还涌现出对兴奋剂使用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哲学思考; 不只关注兴奋剂治理中的宏观和微观问题, 还着眼于体育传媒与兴奋剂发展传播关系的讨论。

由于体育运动兴奋剂使用现象极其复杂, 其研究在本质上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然而, 纵观当前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从理论到方法的运用上, 跨学科的特点仍显得不突出。在研究方法上, 定量研究以及混合研究范式并未得到相应重视; 研究视点的选择中, 虽然涉及兴奋剂问题的各个维度, 但还需要进一步将兴奋剂问题置于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中进行探讨, 并深入考察新媒体时代背景之下的兴奋剂监管问题及公众对比赛价值需求的变化^[56], 准确把握精英和非精英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的流行程度。同时, 伴随着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对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也需要深入反思和积极应对相关伦理问题的挑战。而且, 学科的相关研究还应着眼于服务体育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 提高公众对体育兴奋剂问题的认知水平^[73]。

近年来, 体育兴奋剂问题也成为我国体育学界的研究热点, 主要聚焦于国际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和案件以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等方面的理论探讨^[71-73]。而且, 当前相关研究仍表现出学科理论意识相对薄弱; 研究方法使用上也以案例分析为主, 定量研究和批判性分析较少, 不仅缺乏严谨和规范的社会调查, 对研究伦理的关注也显得不足; 在具体的研究视点选取上, 重复研究的现象相对突出, 尤其较多从宏观视角探讨兴奋剂问题的法律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而缺少对自行车、田径、游泳等特殊运动项目中兴奋剂使用问题的中微观研究, 兴奋剂与体育传媒研究也亟待加强。总之, 在中国体育发展方式从“粗放式”到“集约式”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 体育社会学对兴奋剂问题予以持续而深入地关注,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在未来的研究中, 需要积极借鉴国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经验^[70], 通过提出各种打破学科和地理边界的研究选题, 寻求更为广泛的科研合作, 强化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 最终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推动我国乃至国际体育社会学兴奋剂问题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