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体育与国家的关系可追溯到古代，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一新的国家形态的出现，体育与国家的互动才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体育在增强国家实力、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全面，国家为体育发展提供的舞台也越来越广阔。今天认识和讨论体育与国家的关系，需要将其置于民族国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把握其关系的实质。讨论体育强国的话题，也应当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确立及发展的视角切入，围绕主导中国一百多年来历史进程的时代主题展开。

民族国家首先出现在17世纪末的欧洲，其雏形是强调主权原则和领土原则的王朝国家。王朝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领域的整合，在其国内构建了“有共同命运的民族共同体”^[1]，即“国家民族”，简称“国族”。继而，随着国族的日趋成熟，其无法继续忍受王朝政权的束缚，最终以国族对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形态。在这种国家形态中，国家是国族的外在形式，而国族是国家的内涵^[2]，一表一里，高度统一。民族国家具有强大的整合力，是“加强国家凝聚力、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提高政治和经济效率、整合统一语言基础上的国民文化的最佳手段”^[3]。它为民族提供有力的利益保障，激发民族的创造力，促进民族强盛；而日益兴盛的民族又推动民族国家走向强大^[4]。民族国家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其构建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今天国际竞争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体育既涉及国家硬实力，如国防；也关乎国家软实力，如人的素养；因此，通过体育增强国家实力是各个国家的通行做法，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其对体育的应用也多有不同。

就中国而言，其民族国家建立的艰难历程始于晚清，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成绩辉煌。今天，尽管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构成的世界体系结构并未改变，民族国家是国际竞争主体的这一基本事实并未改变。因此，通过体育促进国家强盛和国族兴旺依然是中国体育的时代主题。

1 民族建国的2个过程与体育的2种模式

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由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2个子过程组成。国家建构是由国家统治阶级依托国家政权力量主导的，以建立现代国家民主制度为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相互促发、彼此联系的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过程；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的完整。国家建构为国家政权提供有效实施的制度环境，即建立法律制度、行政系统、政治组织等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体系；国族建构则是在国家领土疆域范围和政治架构之内进行的，旨在把全部国内族群整合为拥有共同政治文化特质的国族的努力过程，其目标是要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5]。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民族建构通过国家的权力使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制度化, 国家建构则从民族建构中获得国民的认同和社会凝聚力”^[6]。它们是性质不同的2个概念，国家建构是领土和行政资源的政治整合，而国族建构是由国家发动的文化和社会整合。

于是，近代以来，体育承担着促进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双重使命。由于国情不同，体育在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状态上也有所不同。对英、法等原生性民族国家而言，其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较长，如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英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包括唤醒民族意识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通过宗教改革确定“王权至尊”的都铎王朝(1485—1603年)和奠定君主立宪制的“光荣革命”(1688年)，使得其有足够的时间将渐进的国族建构与非渐进的国家建构融为同一过程，民族国家建构之时，也就是国族形成之际^[7]。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于英国的现代体育，同时促进了其国族建构和国家建构。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自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及成功完成国家转型的日本等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曾经的“天朝上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滑落到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现代中国的民族建国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形势下启动，旨在迅速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国家民族，这一基础在中国却十分薄弱，孙中山说，中国只有家族和宗族，没有国族，因此是一盘散沙^[8]。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9]，旨在将只认家族和宗族的中国人凝聚为有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然而，历史不允许中国像英、法等原生性民族国家那样从容地构建自己的国族，为险恶的外部环境所迫的中国正如当年义勇军进行曲中唱道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获得独立自主，为民族争得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权利。于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国家建构先于国族建构，一切领域围绕着国家建构的政治目标，依照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政治原则展开。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架在中国最终奠定。其后的发展，特别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终于将中国的国家实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由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转到了核心区。

国家建构的迫切性与艰难程度，使其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主导着中华民族建国的历史进程，也使得“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这2个子过程在中国呈现出鲜明的不同步性，“国家建构”先于“国族建构”。与之相适应，中国也呈现出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强国体育”和服务于国族建构的“强民体育”2种模式。一百多年来，这2种模式相互交织，但前者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后者则处于时有时无的从属地位。

2 重在国家建构的“强国体育”

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整合，旨在实现于特定领土范围建立主权国家的政治目标。当体育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目标时，从政治视角切入认识体育的价值，基于政治需要开发体育的功能，就是合乎逻辑的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体育的基本使命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根据国家建构的需要设定体育目标，并全力以赴实现这些目标。

2.1 “强国体育”的两大目标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体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以体育强身健体的功能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国防力；其二，以体育的符号象征功能，彰显国家主权，树立国家形象。于是，以群众体育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以竞技运动宣示国家主权，树立国家形象，便成为“强国体育”的两大目标。

2.1.1 以群众体育发展生产力和国防力

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发展劳动者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从而使国家富强，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体育的核心任务。早在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就提出，中国振兴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民力是基础，“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西洋言治之家, 莫不以此为最急”^[10]。1912年孙中山指出：“夫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11]。1941年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国民体育法》，规定“国民体育之实施，以达到全国国民具有自卫卫国之能力为目的”^[12]。同年公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针》的目标之一是“使国民具有自卫之能力与技能，以保障民族之独立与生存”^[12]。

然而，长期的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人食不果腹，传染病流行，国民的体质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8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这种状况到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真正得到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为生产劳动和国防服务依然是体育的基本任务。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名誉主席朱德的题词是:“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在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体育“为加强生产建设与国防建设而服务”。之后，体育“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被写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13]。1956年教育部制定的“体育教学大纲”规定，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的目的是“促进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保卫祖国做好准备”^[13]。

1954年5月4日正式颁布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简称劳卫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教育制度的基础，其目的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全面的体育教育，培养人民成为健康的、勇敢的、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13]。

1971年编制的《第五套广播体操》是流行最广的一套广播体操，其前奏曲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提醒练习者意识到参与体育锻炼对国家的政治意义。

今天，中国群众体育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增强国民体质依然是其最核心的目标。

2.1.2 以竞技运动宣示国家主权

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来，尽管竞技运动水平很差，完全没有在奥运会等高水平大赛上争金夺银的可能，但中国仍然义无反顾地参与奥运会，就是要借此向世界宣示其主权国家的存在。如1932年在为刘长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唯一成员赶赴洛杉矶奥运会而举行的隆重的授旗仪式上，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手执国旗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旗，郑重地对刘长春说:“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大会, 为开国以来第一次, 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余今以至诚之心, 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 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中, 使中华民国之国旗, 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 是乃无上光荣也。”^[14]再如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新中国才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信。中国政府明知代表团抵达万里之遥的赫尔辛基时，大部分赛事已经结束，依然做出派团参加的决定，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13]”。

1934年中国退出持续了10届的远东运动会，1958年中国退出国际奥委会等十几个国际体育组织，1979年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也都与国家主权有关。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国，反对国土分裂，是国家建构的核心目标，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竞技运动宣示主权的意义逐渐弱化，而树立国家形象和增强民族认同的作用逐渐强化。

2.2 “强国体育”的成就与历史局限

以体育促进国家建构，是中国体育一百多年来的基本使命。“强国体育”立足于国家建构的需要，基于国家立场，围绕国家目标，尤其是亟待解决的近期目标，取舍体育的功能，确定体育的方向，依靠政府强大的动员力和执行力，依托“单位制”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地推动体育发展。这使得中国能够在体育资源严重不足、国民体育意识薄弱、社会体育组织支撑缺失的恶劣条件下，调动起“千军万马”，迅速建立起新中国的体育基础，有效地增强了国民体质。进而以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有限资源，聚焦有限目标，取得了超越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的运动成绩，让中国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上争金夺银，宣示国家主权，树立新中国的形象。

“强国体育”对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其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这一模式有其内在固有的不足。国家建构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向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地渗透的过程，通过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冲突和矛盾促进国家认同，实现国家一体化，这一过程是国家集中必要的权威在地域领域内树立公共权威的过程^[15]。与这一机制相适应，“强国体育”是政府驱动的体育，运作机制依靠逐级下达的行政指令，使体育参与具有社会运动的特点，而难以融入国民生活，成为其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强国体育”的理念、目标、组织、活动主要围绕政治需要的单一维度展开，弱化了体育的综合效益。其强调的体育政治功能最终也由于缺乏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相关功能的配合与支撑，难以长期而稳定地发挥作用。

“强国体育”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将本来可以创造财富、具有造血潜能的体育变为单纯的资源消耗型体育。再加上行政指令难以避免资源错配，从而导致体育资源的紧缺与浪费。

聚焦于国家建构的单一目标会导致“强国体育”出现内在缺陷。这些缺陷又使得“强国体育”在今天无法进一步促进国家建构。这一悖论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更换视角，更新路径，将发展体育的重点由促进国家建构转向国族建构，以体育促进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从而筑基固本，将国家民族的强盛与民族国家的强大融为一体。这就要与时俱进，将“强国体育”转型为“强民体育”。

3 重在国族建构的“强民体育” 3.1 国族建构的意义凸显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参与全球竞争并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建设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既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构建一个稳定而和平的国际社会的利益。今天，中国的崛起已是事实。1998年6月17日，美国的3位前总统和24位前高官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16]。中国与世界强国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格局：“中国太大，无法对它实行孤立；太强，无法进行抑制；太重要，又无法疏远它；其市场太有钱可赚，则更是无法无视^[16]”。

然而，与国家建构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明显滞后。国族建构涉及中华民族整体及成员个体2个层面的建设。在整体层面，将960万km²疆域内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各族人民整合起来，构建超越族群之上的全民族的国族意识、国族情感和国族精神，使中华民族成为十几亿中国公民高度认同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国族一体化。就个体层面而言，今天的国家民族不是历史上的王朝民族，而是构建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现代社会价值基础上的。因此，国族的成员不是臣民，而是公民，需要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履行公民应有的义务。这就需要全面提高每一个国民的素质，让人的发展跟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质量，这就是国民现代化。

今天，在这2个方面我们都面临巨大挑战。在国族一体化方面，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国族认同面临新的考验。从外部看，曾经对激发国族意识发挥重要作用的亡国灭种的外部威胁早已消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财物信息资源的跨境流动，客观上在弱化国家认同；对内部而言，我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在带来利益变化和冲突的同时，也降低了一些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国族认同。“台独”“东突”“藏独”及近来出现的“港独”等分裂主义对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国民现代化方面，当前，国民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人口素质及生活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仅就国民的身体素质看，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全国心血管病患者高达2.9亿人，心血管病居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5.01%，城市为42.61%)；18岁以上居民有25.2%的人患有高血压。2013年, 中国卫生总费用为31 869亿元, 其中高血压直接经济负担占6.61%^[17]。2014年中国约有1.1亿名糖尿病患者，约占成年人总数的1/10，预计将在2040年增至1.5亿人；中国每年投入近1 734亿人民币(250亿美元)用于糖尿病管理，占医疗总支出的13%^[18]。国人体质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经是客观条件造成的营养不良，如今却是主观上可以管控的生活方式，这反映了现代人自主意识的缺失。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没有一个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就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只能是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虚设^[7]。国家的根基是囯族，中华民族的发展状态在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发展状态。如果国族虚弱，国家就难以保持强盛。国族建构落后于国家建构的状态亟待改变。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的概念进行了一个颇具影响的界定：“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1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并非否认民族存在的真实性，而是指出了现代民族的可塑造性。国家民族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文化和社会手段来塑造，以形成新的国族情感、国族认同和国族意识。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体育得以对国族建构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3.2 以体育促进中华民族的囯族建构

国族建构的基本内容是根据民族国家的需要进行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通过文化整合形成国族意识、国族精神和国族感情，为国族提供精神层面的依托；通过社会整合，形成广泛而密切的社会联系、良性的社会互动和协同一致的社会合作，为国族提供组织依托和物质支撑。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不可分割，前者为后者提供依托，后者为前者提供指导。体育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其有着极其丰富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价值承载，社会互动与价值传播交织为一体。体育本质的人文属性与国族建构的社会文化属性高度一致。体育强化认同、完善个体，使得体育在国族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3.2.1 以体育促进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

通过体育赛事，特别是国际体育赛事，唤醒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强化国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在排球世界杯亚洲区预赛对韩国的关键一战中先输2局，继而在险境中绝地奋起，连扳3局，反败为胜。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响彻神州大地。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举国欢腾，“我们赢了”一语，不胫而走，“百年奥运，中华圆梦”。然而，国际大赛对国族认同的促进作用既有效，也有限。这是因为:①国际大赛较少，吸引全民关注的大赛更少，难以成为激发民族认同的常规手段；②国际大赛对民族认同的效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中国队的成绩、比赛对手的状况、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等，具有不确定性。

欲充分而持续地发挥体育对国族认同的作用，根本在于让具有不同民族和其他社会背景的国民参与多种层次的体育活动(包括赛事)。现代社会的国族认同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以接地气层级的集体认同为基础。体育以其鲜明的符号性天然地具有促进集体认同的作用。当运用得当时，其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团队精神，而且可以培养人们对班、组、年级、学校、社区等微观社群的认同，并逐层上升到国族认同，将国族认同置于各种认同的顶端，统合各种认同。此外，体育的身体文化性质强调参与者的体验，从而将国族情感、意识和认同这些抽象观念与活生生的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具象地强化了国族的亲合力，令人印象深刻，经久难忘。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通过体育活动增强人们超越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的集体意识、情感和认同，从而培育出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情感和认同的发达的“根系”。

3.2.2 以体育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国族认同需要具有特色的国族文化为内容依托。没有国族特点的文化不仅难以启发国民的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而且使国族认同失去依托。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需要整合56个民族的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创作出既涵盖族群又超越族群的中华民族新文化。鉴于我国文化的多样性，这显然是难度极大而又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体育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

体育形态虽有千种万种，不可胜数，但万宗归一，都是围绕着完善人的生命状态展开的，关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进入近代以来，传统体育以人文精神为指引，以现代科学为依据，完成了脱胎换骨的现代转型。转型后的现代体育面貌一新，大规模地进入学校，成为培养青少年的教育利器，进而普及到全社会，成为各类人群参与及雅俗共赏的社会文化。现代体育确立的价值导向和科学规范为各种体育形态确定了发展的基本坐标，提供了形成共识的基础；将千姿百态的体育置于人文关怀的价值体系中，具体而言，就是奥林匹克运动所概括的“卓越”“团结”“尊重”。这样，现代体育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的引领下，构建了极具同一性和包容性的体育共同体，异中求同，神一而形异，多元而和谐，演化出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全球体育文化。

体育，在中国既悠久又普遍，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育文化。我们要构建的国族体育文化既是世界的，与国际体育接轨；又是民族的，具有中华民族的国族特性，以此增强国族认同并对世界体育的发展作出贡献。中国不仅是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而且有着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多民族的体育文化，这就意味着中国体育不仅有巨大的规模效应潜势，也有着多元互补的生态效应潜势。我们应借鉴全球体育文化的形成机制，在人文价值和科学精神搭建的平台上整合既有的族群体育文化，继而超越族群，创新中华民族的国族体育文化，从而促进其他领域国族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3.2.3 以体育促进中华民族的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既是指状态，也是指过程。就状态而言，其表征的是社会的和谐、有序、稳定、团结^[20]。就过程而言，它“指一个社会的不同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协调统一的社会整体的过程，亦称社会一体化” ^[21]。马克思说过：“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2]这就是说，无论社会整合机制有多少种，其基本机制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没有社会互动，也就谈不上社会整合。

在社会互动方面，体育在社会互动的包容性、类型多样性和质量方面均有其独特的优势。在社会互动的包容性方面，体育类型多样、层次丰富，是社会包容度最高的社会现象，参与者无论在民族、习俗、性别、年龄、教育、职业、健康状况、兴趣、动机等方面有何差异，也无论是生活在城镇、农村、草原，还是生活在雪域高原，都能在体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样性方面，体育中有着频繁而多样的社会互动。复杂一些的活动会涉及队友、对手、裁判员、教练员、观众间持续不断的各种互动。组织形态最为简单的广场舞，也有领舞者与习练者、习练者与习练者，以及个体与集体间的多种沟通交流、协同合作。更为重要的是，体育中的社会互动是高质量的，因其在参与者平等的基础上展开，故容易产生正面的效果，强化和谐、友谊、团结等基础性的社会价值。体育的灵魂是公平竞争，体育将公平、公正、公开提高到极致, 促使参与者学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进而维护公平的社会环境。从这个意义上看，参与体育的过程，也是培养国民平等参与社会建设、促进国族一体化的过程，这对于国族的社会整合有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

3.2.4 以体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加快，我国社会转型也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社会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赋予人们在处理自身的身心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时以更多的自由和责任。只有高素质的国民才会有高素质的国族，也才会有高质量的国族认同。于是，人的现代化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推进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推进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素质能力、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现代转型”^[23]。

在体育活动中，特别是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参与者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为产生的结果负责，从而激活人的主体意识，使之自尊、自信、自强、自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体育是以游戏的方式培养人的思想观念、素质能力、行为方式、习得社会互动的行为准则。因此，联合国认为体育运动“代表了尊重对手、接受有约束力的规则、团队精神和公平性等这些人类的价值观，而所有这些正是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一些原则”^[24]。2007年欧盟首次发表《体育白皮书》，其表述的体育功能也集中于强化人的现代性，包括“改善公众健康；反兴奋剂；教育和培训；促进志愿服务，培养积极向上的公民；促进社会包容、整合与平等；防范种族主义和暴力；分享欧洲的价值观；支持可持续发展”。

显然，对国民个体的影响而言，今天体育的作用早已超越了强身健体，其在培养国民具有现代社会应有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合作意识及国族意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正是这些功能将体育促进国族建构落实到国民素质的提升上，通过体育发展促进国族强盛，这也是“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核心机制。

4 结束语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迅速富了起来。今天，让中华民族强起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在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国家建构过程中，体育紧扣国家需要，通过“强国体育”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发展。今天，国族建构的意义凸显。只有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强盛，才能巩固国家建构的成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厚植基础，于是“强民体育”应运而生。由旨在促进国家建构的“强国体育”过渡到旨在促进国族强盛的“强民体育”，是中国体育发展阶段性的自然延伸。“强民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中华民族的囯族一体化；以人为本，促进国民的现代化。如果说“强国体育”侧重于增强国家硬实力，那么“强民体育”则聚焦于增强国家软实力，通过中华民族及其成员的发展，让体育强国形完神足。

今天，中国体育发展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在讨论任何改革时，不应忘记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使中国既不同于英、法等先发内生的现代化国家，也不同于日、韩等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族群的多样性既给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使之生生不已，也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维护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应创新体育强国的机制，让体育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