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已有不少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方法和效果^[1-3]。从中可以发现, 特定的干预虽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但仍缺乏长期效应。诸多体质健康相关的行为理论, 如健康信念模型、计划行为理论、行为阶段变化理论等, 这些理论过多地集中在个体内部水平的行为改变, 在解释干预对于维持个体长期的健康行为方面所取得的效果有限^[4-5]。近年来, 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基于个体的锻炼干预策略始终受环境及群体行为的限制, 提出当前的研究必须关注人的行为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下的改变。于是, 在健康行为研究领域, 社会生态学理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在我国, 大多数研究仅从社会生态的环境层次进行一般阐述和分析, 对于有关社会生态学理论是如何作用于健康行为, 以及各系统间的交互关系等理论剖析还较缺乏。欲将社会生态学理论较好地应用到健康行为, 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身体活动行为, 即运动健康行为的实践研究中, 需要充分了解社会生态学理论作用于健康行为的工作原理。唯有此, 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且具有长效机制的健康促进策略。本文对社会生态学的理论模型, 以及其作用于运动健康行为的工作原理进行理论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 从个体、学校、家庭、社区等不同层面探讨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的社会生态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

Bronfenbrenner教授提出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 是在人类发展的相关领域中被使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6]。Bronfenbrenner的研究将家庭、经济、社会、政治等所有环境都成为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7]。他的生态学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其理论的核心是“过程—个体—环境—时间”(processes—person—context—time model)PPCT模型结构^[8]。

(1) “过程”是指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 在个体发展中起关键作用, 被称为最近过程(proximal processes)^[9], 如活动的持续时间、发生频率及时机等。

(2) “个体”即同时具备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人, 主要是指人的特征^[8]。人的特征是发展的动力, 同时也是发展的结果。如有2名儿童在需要特征(如性别、年龄及外表等)和资源特征(如智力、经验、教育获取的机会、住宅等)上都非常相似, 但因为他们的动力体征(如气质、性格、行为倾向等)不同而出现发展轨迹截然不同的结果。

(3) “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嵌套结构, 即每一系统层都嵌在上一个系统层次里, 并由此按照与个体关系的密切程度, 将个体所处的生态系统的环境由内向外划分为4个层次。① 个体直接面对和接触的微系统, 如以青少年为主体, 家庭和同伴的语言或行为支持、学校的课程教学质量及设施条件、社区的建成环境和服务等均属于微系统层的因素; ② 2个或2个以上微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联系的中系统, 如学校和家庭、父母与同伴等之间的相互联系; ③ 对个体没有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微观和中间系统间接影响个体发展的外系统, 如父母的工作单位、学校的领导机构、政府部门; ④ 包含个体成长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及其意识形态背景的宏系统(macrosystem), 如社会阶层、经济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法规政策等。

(4) “时间”作为PPCT模型中的最后一个要素, 像环境要素一样, 根据活动发生的时间长短和远近可以划分为微观时间、中间时间、宏观时间。微观时间一般指正在进行的具体活动的连续性; 中间时间指在较长时间内活动间隔的周期性; 宏观时间指在更广阔的代内或代际社会中的事件发展^[10]。各时间系统的差异会对人的特征、所参与的活动种类以及所在的环境系统等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 个体所处的环境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其本身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不断发展和改变。

以上4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 个人特征、环境和时间3个要素相互作用的同时会影响着最近过程的效果, 而最近过程在受到这三者影响的同时, 其效果又会反过来影响它们^[11]。

McLerpu^[12]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提出的健康行为模型是在融合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同时, 强调环境和政策的共同作用。该模型也是一个动态的嵌套结构, 并按照与个体关系由近至远, 覆盖面由小至大依次划分为个体层面、人际层面、组织层面、社区层面、政策层面共5个层次。McLerpu的社会生态学健康行为模型能比较详细、明确地探讨多个层面的影响, 这也是此模型的核心理念, 即多个层面对于个体行为本身的影响。同时, 该模型为进一步了解健康行为中错综复杂并又相互作用的各个影响因素, 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整体框架结构, 并能通过影响或改变每一层面推进系统机制的发展, 从而制订更为合理、全面的干预措施。

2 社会生态学理论作用于运动健康行为的工作原理

在应用社会生态学理论进行研究时, 仅仅了解社会生态理论模型中的这些分层是不够的, 许多研究忽略了社会生态学理论所阐述的信息和能量的传递、作用的时间和强度、稳态与非稳态等系统间的影响等工作原理^[10]。从社会生态学理论作用于运动健康行为的工作原理的视角进行分析, 该理论主要有4个核心原则。

(1) 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是综合性、多层面的。根据社会生态学的整体性原则, 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子系统或要素按照其相依共存的方式和原则构建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它的功能和性质既不是各个要素独立的状态, 也不同于将各子系统或要素简单地加和, 而具有整体功能和性质。社会生态系统体现了“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这个“1+1＞2”的现代系统科学的非加和性原理^[13]。以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为例, 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 可以认为青少年缺乏体育锻炼的问题并非学校体育或某一单方面的问题, 而是一个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等多层面、多系统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2) 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根据社会生态学的开放性原理, 社会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始终保持着输出与输入, 即具有与其外界环境不断交换信息, 以及交换能量和物质的变换本能^[13]。这种信息及能量的交换和传递是生态系统间影响的主要方式。个体处于社会生态系统中, 某个因素的改变都将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 影响其他各因素的生存和发展, 即各个系统层之间相互影响、作用。

(3) 社会生态模型中各系统之间存在等级层次的区别。根据社会生态学的层次性原理, 社会生态系统具有向上、向下2个方向的层次性。除了构成这种纵向的层次结构外, 社会生态系统还可以构成横向平行的层次及纵横交错的立体交叉层次^[13]。在作用于健康行为时, 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力有所不同, 有远近之分, 即有的因素是直接作用于个人, 有的是间接影响的关系。通常外层是以内层系统为中介逐步影响个体的行为。

(4) 多个层面共同干预是改变个体健康行为的最有效途径。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良性发展都是该系统的下一级子系统和其中的各要素协调发展的结果, 这个发展过程既有连续性, 又有前进性。如果各子系统和各要素之间不能同步协调发展, 那么该系统将会出现停滞、中断或者倒退的现象^[13]。社会生态学中的协同发展论对于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使个体与环境之间良好的拟合与协同所产生的作用超过两者之和。在实际应用中, 相对于单一层面或某一两个水平的干预, 利用社会生态系统中多个水平不同维度的干预更加具有广泛而持续的效果。对不同层面共同进行有效监控, 协同运作, 才是实施干预的重要途径。

3 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的社会生态因素

根据社会生态学理论, 个体、社会环境、物理环境、政策环境等都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不同生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发生在个体的心理、家庭、学校、同伴、社区等环境中。每个环境里的具体指标又根据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远近关系, 从内至外划分成不同层次。

3.1 个体层——个体心理

个体层处于社会生态模型中的最内层。个体层包含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 但在应用社会生态学理论进行个体层对运动健康行为影响的先前研究中, 大多主要从个体心理因素进行分析。因为它是主体可控的因素, 对个体的行为起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这些心理因素中主要包括自我效能、运动愉悦感、锻炼效益与障碍感知等。

自我效能作为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 常被用以探讨和分析从事行为改变的重要变量。同样, 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自我效能对个体的运动健康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Kololo等^[14]以15岁青少年为对象, 探讨影响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的心理因素。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是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的显著预测因子; 自我效能对促进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持久性和锻炼频率方面均具有正相关^[15]; Ashford等^[16]运用元分析对旨在提高自我效能的体力活动干预研究进行系统综述, 确定的27篇独立的体力活动干预研究(共5 501人)显示了干预和自我效能改变之间的显著关系。研究提示, 提高自我效能对制定体力活动干预措施起重要作用。

此外, 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还受到其他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开展体育活动所产生的愉悦感能提高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 由此提高体力活动水平, 进而使人们形成良好的运动健康行为^[17]。另外, 锻炼效益和障碍感知对行为的发生过程起决定性的作用。有研究指出, 当感知到行为利益比较大时, 会促使人们行为的发生, 由此推论在体育锻炼行为中, 锻炼效益感知越高, 个体的行为阶段越趋于较高阶段^[18]。反之, 主观感知体育锻炼障碍会对人们体力活动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17, 19]}。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基于个体层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心理因素, 尤其是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体力活动的预测和干预作用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3.2 人际层——社会支持

人际层处于社会生态模型中的近端层次。社会支持是反映人际层的重要维度, 它对个体运动健康行为的影响是社会生态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个人的社会支持一般来源于家人和同伴支持。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境之一, 对孩子的影响是极大的。父母等家人的价值观念、言行举止、职业、文化水平等都对孩子的行为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 对孩子进行身体活动的言语支持或行动支持是属于内层的影响因素, 一般认为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活动行为。家庭结构、家长的价值观念、文化水平、工作情况等属于相对较外层的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 但会通过内层因素产生间接影响。根据社会生态学环境因素中的层次系统理论, 可以认为家庭的内层与外层因素对孩子行为的影响都很重要。

Quarmby等^[20]以6个11~14岁完整夫妇家庭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为对象, 通过小组访谈的方式, 探讨家庭作为影响青少年参加闲暇时间体力活动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 家庭在塑造青少年对于体力活动的倾向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青少年都受到父母关于体力活动的信念与价值观的传输。此外, 来自单亲家庭的儿童, 表现出更多久坐的倾向, 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所处的环境。Mulhall等^[21]的研究探讨了早期青少年的体力活动参与和家庭特征的关联。研究以12~13岁的1 578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分析家庭因素对早期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 青少年家庭参与健身的程度与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关系呈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朋友和同伴是对青少年参与体力活动影响最大的社会支持来源。青少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 此年龄段的青少年逐渐获得较少的父母监护, 而同伴的影响逐渐增加。并且, 青少年正是青春发育的关键期, 他们往往更希望得到朋友、同伴的鼓励和肯定。由此可见, 同伴的支持在青少年中显得尤为重要。同伴的言语或行动支持很可能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

Dowda等^[22]通过分析4 152名美国青年人参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情况发现, 同伴的支持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之间显著正相关。Marquez等^[23]以153名拉丁裔美国人为对象, 对其余暇时间的体力活动和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那些经常性参与体力活动的人, 从朋友处获得了更多的体力活动的支持。Duncan等^[24]以初中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 在体育课上同伴的支持能影响青少年体力活动的选择和积极体验。苏传令^[25]指出, 在青少年中同伴的支持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同伴的支持不仅可以发展青少年之间的友谊, 使青少年更易于与社会融合, 还能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社会支持作为人际层的主要影响方式, 对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的影响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并且, 大多数研究主要从父母的支持和同伴的支持2个维度进行探讨; 而对兄弟姐妹或教师等人群的支持论述较少。因此, 有关青少年所能密切接触的不同人群的支持对其运动健康行为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3.3 组织层——学校环境

社会生态模型中的组织层包含了不同类型的组织和场所。不同社会属性的个体所处的组织层有所不同。在我国教育体制下, 学校的体育环境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运动健康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学校的体育课堂教育、硬件条件、体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和师资力量等均对学生的行为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 体育课质量、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场地器材等均属于内层的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学生的体力活动行为; 而师资力量及领导重视程度等作为外层因素, 也间接影响学生的行为。

易军等^[26]以重庆市7所中学的1 700名学生为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 学校提供的体育锻炼设施条件、锻炼机会对初中生的锻炼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该研究指出, 体育教师的帮助和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也是促进学生运动健康行为的关键因素。Jessie等^[27]从学校层面探讨影响学生体力活动的因素发现, 健康相关政策监管的缺失、教育目标的偏差是主要原因。Jason等^[28]也指出, 学校体育政策及学校体育活动环境等社会生态因素与中学生的运动健康行为有重要关联。另外, 体育教师的支持度、体育课程、学校体育设施的可用性及校内绿化建设等学校环境因素对学生身体活动的参与度有显著的影响^[29-30]。陈作松等^[31]以福建省12所中学的1 200名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研究发现, 省一级达标学校的中学生在身体锻炼的态度上要优于普通学校的学生, 并指出这可能与省一级达标学校体育设施和环境更加优越有关。

从以上研究看, 在组织层上, 学者们对学校因素的探讨比较全面和深入, 对其他组织机构的探讨比较缺乏。这是因为作为学龄期的青少年, 学校通常是反映组织层中的重要维度; 但是, 其他组织机构在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和干预中同样不能忽视, 未来应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4 社区层——社区环境

社区环境主要包含社区服务和建成环境2个方面。社区服务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的健身行为, 如社区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运动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等。韩会君等^[32]指出, 社区通过举办家庭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等途径, 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体育活动空间和机会, 从而对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社区计划被认为是推广体力活动的重要、有前途的策略。Rodrigo等^[33]以巴西库里蒂巴2 097名成年人为研究对象, 通过进行横断面电话调查, 探讨社区体力活动计划相关知识及参加情况与居民闲暇时间的体力活动的关系。结果显示, 社区体力活动计划与闲暇时间体力活动、闲暇步行有显著相关性。研究提示, 社区体力活动计划的相关知识获得与达到推荐的闲暇时间体力活动水平密切相关。这项研究再次印证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和政策策略、教育和行为改变策略相结合的体力活动干预措施, 可以提高体力活动水平。

社区的建成环境既是身体活动的推动者, 也是阻碍者, 它是社会生态物理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国外许多研究已证明社区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系。Holt等^[34]的研究认为, 社区中空气质量、运动场地、汽车数量与青少年活动水平有关。另外, 社区周边交通安全隐患、来自陌生人的威胁等安全性问题均对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有负面影响^[35]。除此之外, 社区周边的风景、人行道的设计等也是影响人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因素。

从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 有关社区层, 学者们主要从社区服务和建成环境2个方面展开研究, 但社区环境是一个比较难以衡量和控制的因素, 故今后应扩大样本量和范围, 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3.5 政策层

政策层被认为是改变个体健康行为最重要的层面^[36]。按照社会生态系统层次划分, 政策是属于宏观系统层, 它是位于社会生态模型中最远端的水平。根据社会生态学理论作用于个体行为的工作原理, 外层因素是以内层系统为中介逐步影响个体行为的。政策因素从宏观上间接对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产生影响。

政策层虽然是外层因素, 但它对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的影响有时比近端水平的因素所起作用更大、更深远。它既可以促进青少年的体力活动行为, 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如我国在2007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 明确要求确保“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的政策。2016年发布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提出, 要通过完善体育课程、强化课外锻炼、开展课余训练等手段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在全国中小学范围内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无疑对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当前我国的教育环境影响下, 应试教育的政策导向势必造成家长、学校及学生对文化成绩的过于重视, 而使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负担, 以至于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因此, 如何建立有利于青少年体质健康、长期有效的政策制度, 以保障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的稳定性是关键。

总体来看, 从政策层探讨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的研究比较缺乏, 大多只是从教育政策的角度进行宏观研究, 而较少涉及其他范畴的相关政策。未来应扩展到社会、经济、医疗等不同领域进行探索, 对这些领域中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出有效的调整, 并使这些有利的政策通过学校、家庭、社区等得到实施。

4 社会生态系统层次及因素之间的影响

对运动健康行为的影响, 社会生态学视角下更加关注的是多层面的、综合性的、相互传递和相互作用的影响方式。从以上各层次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大多数应用研究更多只关注某一个维度或几个因素的影响。虽然一些研究^[26]也从多个层次探讨, 但仅从各个层次或因素影响的大小进行探讨, 并未对各层次之间的影响方式或交互关系进行分析。总体来看, 多层次、多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比较缺乏。这也使得社会生态学模型始终停留在理论探讨上, 而难以得到系统的检验。

当然, 也有一些研究者尝试探讨了这些因素的传递路径和影响方式。如Langille等^[37]以实证研究方式, 探索了社会生态模型中的外层政策变量能通过组织层因素对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产生影响。Ajja等^[38]以美国1 800名五年级的学生为对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 校外的体力活动教育政策会促使社区改变提供活动的类型和结构, 从而促进青少年的运动健康行为, 并减少其久坐行为。Han等^[39]以396名福建省初中生为对象, 以社会生态模型的个体层和人际层为变量, 调查了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社会生态因素及其影响方式。研究发现, 与家人支持相比, 同伴支持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更大, 并发现这种影响是以个体层自我效能为中介传递和产生的。陈作松等^[31]的研究还发现, 学校、家庭、社区等不同层的环境因素能通过个体层的自我效能对中学生锻炼行为、态度产生影响, 且影响效应有所不同, 社区环境最大, 学校环境相对较小。

除了不同层次间的影响外, 同一层级内的不同因素也会根据与个体的远近关系对个体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在组织层的学校环境中, 体育教师并非对学生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而是通过体育课程因素间接产生影响。在人际层的家庭环境中, 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收入等外层因素会对子女的生活方式及亲子关系产生影响, 进而间接影响子女的行为。Jay等^[40]以年龄9~12岁的173名儿童为研究对象, 通过评估儿童对于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模式, 以及自身健身能力、价值和目标导向的看法, 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体力活动信念和亲子沟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 父母的教养方式可能是影响孩子运动健康行为信念(如价值、能力和任务目标取向)的一个关键、潜在的家庭因素。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所感知的亲子沟通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对子女体力活动的动机, 以及短期和长期的体力活动参与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还指出, 低支持/低挑战的家庭可能会产生紧张的环境(比如低质量的亲子沟通会导致不健康行为和超重), 而高支持/高挑战的家庭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能源资源系统, 可以让家庭自由讨论, 并引导子女形成积极的运动健康的行为^[23]。有研究还发现, 家庭收入的高低会影响子女的生活方式, 低收入家庭父母更有时间陪伴子女参加各种活动, 高收入家庭父母会在物质和机会上给子女提供机会, 而中等经济条件的家庭由于父母受到时间、精力和经济上限制, 往往影响子女的生活方式, 从而不利于子女形成良好的运动健康行为。

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了不同层级、因素之间的影响方式和路径, 但这些研究的探讨还不够全面和系统, 大多数只对系统里的2~3个维度的传递路径进行分析, 这可能是因为在实际应用研究中全面进行分析的工作量过大, 较难做到面面俱到。

综上, 社会生态系统各层次和维度中的因素对青少年运动健康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且这些因素和层次间也会相互作用和影响。通常外层因素是以内层因素为中介逐步影响个体行为。如远端的政策层只有通过相对近端的组织层等产生影响, 而人际层、组织层和社区层会通过个体层的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 并且在同一层级中的不同因素之间也会产生能量传递的作用。由此验证了社会生态学理论作用于运动健康行为时的主要工作原理。

5 结束语

在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的应用研究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 虽然理论模型中涉及的层面和因素面面俱到, 但也正因如此, 很少有研究能将不同层次的各个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测评, 这使得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的有效性难以得到系统的检验。另外, 模型中的社区层、政策层等远端层的干预比较困难。尤其是政策层面的干预, 因涉及面广, 研究难以突破。模型中的社区层面的干预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故实施起来困难较大。国外的相关研究目前更多关注的也是社会生态模型中的近端水平或某一两个水平, 而多个水平不同维度上进行的研究尚显不足。

尽管如此, 在对个体行为的研究上, 社会生态学作为一个全面性与综合性更强的分析理论, 仍然值得学者们在实践研究中检验和应用。未来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研究领域, 应用社会生态学理论进行运动健康行为干预的前景广阔, 这需要多学科及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介入, 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区管理者、市政规划专家及政策制定者等。只有社会生态模型中各个层级的相关者共同努力, 全面进行干预, 才能真正创造出有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运动健康行为的社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