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运动员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主体，为国家和社会争得了荣誉。就所作出的贡献而言，他们理应成为率先“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群体，但由于疾病困扰、受教育程度低、运动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退役运动员逐渐成为社会性、制度性的就业弱势群体^[2]，甚至在劳动力市场成为被排斥的群体，使得其再就业的职业地位较低、工资待遇较差。社会上退役运动员职业转型时发生的问题使我们意识到：欲让他们退役后迅速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积极而稳定的社会成员，就应改善他们的再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而要实现这些目标的首要前提是提高他们的收入。只有运动员的收入稳定，他们才有可能在退役后的二次职业生涯中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国家和政策对退役运动员的扶持与帮助，如提高退役安置费、增加社会保障、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立法^[3]等，即多强调政府责任。然而，这些“杯水车薪”的帮助对于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只能起到暂时的缓冲作用。欲进一步提升他们退役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获得稳定而有尊严的生活，单靠政府的扶持远远不够，退役运动员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其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做好长久而持续的准备。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退役运动员收入的基础上，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提升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其经济和社会地位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派理论，经历了从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到分析微观个体行为的发展过程。由于分析的视角和对象不同，学者们提出的人力资本定义不完全一致。人力资本之父——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4]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该概念更加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属于相对宏观的理论。加雷·贝克尔^[5]更加注重人力资本微观层面的作用，他认为人力资本是指“所有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消费的投资”，主要包括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并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该概念更加强调劳动力的质量，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是一个人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重要保障。明塞尔^[6]更加注重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指的是蕴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尽管这些定义不完全一致，但是对于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和测量指标，学者们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中，通常聚焦于3个人力资本变量：知识、技能和健康。本文根据退役运动员群体特点，注重探讨文化教育、运动成就、身体健康和职业技能培训等4个人力资本指标。

2.1.2 社会资本理论

1980年代以来，经Bourdieu、Coleman、Putnam、Fukuyama等学者的推动，社会资本概念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Bourdieu^[7]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关系的总和，影响个人的各种回报，属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微观层次。Coleman^[8]指出，社会资本发源于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是人力资本创造、传递和获得的积极的社会条件，该概念属于社会资本的中观层次，更加强调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特性。Putnam^[9]强调，紧密的网络结构是公民对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之间的高度信任。Fukuyama^[10]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信任，认为高信任度的民族更容易发展合作关系和规模经济。后2位学者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更加宽泛和宏观的层次。

虽然在概念上社会资本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但是在测量时一般把宏观和中观层次合并称为“集体社会资本”，而微观层次的称为“个体社会资本”^[11-12]。本文研究对象为退役运动员，因此属于微观社会资本范畴。在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中，边燕杰^[13]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春节拜年网”较为经典和成熟，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其中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网络构成是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测量指标。

2.2 研究假设 2.2.1 人力资本与收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改善劳动者的技能，增强人力资本禀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应性。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之所以能够在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明显改善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从而在经济收益上创造出更高的边际回报^[4]。

（1）文化教育与收入。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14]表明：文化教育能够提升人们的收入，是实现阶层流动的催化剂，对于移民或农民工迅速融入社会经济生活尤为重要。李留东^[15]的研究也表明：文化程度的高低对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在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退役运动员中，60%处于无业、失业与半失业的状态，而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凭的退役运动员，职业地位属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约占88.74%。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独立于训练单位，运动员能够接受相对完整而系统的教育，教学效果相对良好。同时，拥有大学本科文凭的退役运动员在就业时也具有一定的学历优势，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由此，是否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是退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分水岭。

据此提出假设H₁:相较于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退役运动员，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退役运动员收入更高。

（2）运动成就与收入。运动成就主要指退役运动员曾经从事的运动项目和最高的运动等级。钟秉枢^[16]在其研究中曾将运动成绩作为一种资本，证明其在退役运动员再就业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李留东^[15]对中国退役运动员的研究表明：处于社会地位最高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退役运动员中，大约有83.72%的人为世界级比赛（包括亚运会、世界锦标赛、奥运会及其他国际比赛等）冠亚军；在社会地位次高层（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的退役运动员中，经理人员中有75%是奥运会冠军，私营企业主中有87.5%是国际比赛的冠亚军。可见，运动员的运动成就在其退役再就业过程中是一块“敲门砖”和“垫脚石”，运动员成绩越优异，越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从而拥有越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由此得出假设H₂：运动员的运动成就越高（运动项目热门、运动等级高），退役后收入越高。

（3）身体健康与收入。身体健康状况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也影响人们的收入。运动损伤是运动员经常遇到的职业病，伤病一方面导致运动员被迫放弃自己的运动生涯，另一方面影响他们退役后的生活质量，甚至很多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因此生活窘迫。李留东^[15]研究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退役运动员（无业、失业、待业等）中，40%的人有运动伤病或身体残疾。没有良好的身体状况，即使曾经取得辉煌的运动成绩，再就业时依然会遭遇较多的困难与排斥，常常与好工作失之交臂。

由此提出假设H₃：相较于运动损伤对生活没有影响的退役运动员，运动损伤对生活有较大影响的退役运动员收入更低。

（4）职业技能培训与收入。运动员退役本质上是一种职业转型。如果退役后未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直接走向社会，许多运动员会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再就业前的职业转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王建^[17]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表明：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因素，其作用远高于正规教育。通过职业转型培训，运动员将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再就业意识，掌握更多求职就业的基本技能，并将其良好的专项体育技能、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及较高的社会影响力转化为职业优势。

由此提出假设H₄：职业技能培训对于提升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有促进作用。

2.2.2 社会资本与收入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对于个体的求职、收入、职业地位的获得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Granovetter^[18]的“弱关系理论”首次引入社会网络，探讨其与职业获得的关系，发现弱关系能够为求职者提供非重复信息，从而使其获得更好的职业与更多的收入。Bian^[19]针对中国人的求职特点，研究发现：强关系作为桥梁，能够帮助求职者找到掌握社会资源的社会行动者，再通过交换人情获得更好的职业与更高的收入，由此证明社会资本对人们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能够显著提升求职者的收入，这是因为：①社会网络为信息流动提供了媒介，而有效的信息和机会对于求职、晋升都相当重要；②社会网络还提供人情机制。关键时刻、关键人物“说句话”就能使行动者如愿以偿，极大地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20]，这在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时非常重要。李树茁等^[21]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构成对农民工的收入提高有正向影响。本文对于退役运动员的社会网络测量使用的是类似求职网的“职业发展支持网络”，其独特性在于“帮助人”能够给退役运动员带来帮助，这就要求“帮助人”无需多（网络规模不需要大），但需精，即他们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较高（网顶较高，但网差较小），且最好来自于不同的行业（网络异质性大）。另外，对退役运动员的家庭背景研究发现：大多数退役运动员来自于中低社会阶层，他们在就业时很难依靠亲属，最多依靠教练员或寻求其他更疏远的关系，这些关系人与运动员多属于弱关系。弱关系具有获得信息的优势，能够为求职者获得更加精准和有效的信息，从而使求职者获得更大的工资收益。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₅：网络规模对提升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影响不显著。

假设H₆：弱关系对提升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

假设H₇：网络顶端对提升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

假设H₈：网络异质性对提升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调查对象为退役运动员，使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7—9月对全国退役运动员实施的RDS（同伴驱动抽样法）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44份，回收有效问卷316份。这些退役运动员来自全国26个省份，曾经所属的训练队包括国家队、省队、高校队和地方市级体校等。训练项目包括11个大项。退役年限大部分集中在10年以下（占90.51%），即调查对象多为近10年退役的运动员。

在调查的316个退役运动员样本中，社会资本是利用退役后职业发展支持网络各个指标测量的，只有121人（占38%）得到了职业发展帮助，因此，社会资本变量进入模型的分析样本为121人，其他模型样本为316人。

3.2 变量设置及操作化

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文化教育、运动成就、身体健康、职业技能培训。文化教育分为“没上过大学”和“上过大学”，以“没上过大学”为参照类。运动成就以退役运动员曾经从事的“训练项目”和“运动等级”测量，将它们进行2×2交叉得到4组分类，即劣势（冷门+非国家健将）、普通（热门+非国家健将）、优秀（冷门+国家健将）和精英（热门+国家健将），以“劣势”为参照类。身体状况分为“健康”和“不健康”，以“健康”为参照类。职业技能培训以“再就业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和“是否有运动员之外的职业资格证书”2个变量测量，对它们进行两两组合，得到4种分类，即“无培训无证书”“有培训无证书”“无培训有证书”“有培训有证书”，以“无培训无证书”为参照类。

社会资本利用职业发展支持网络的4个指标测量，即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网络顶端、网络异质性。网络规模指职业发展支持网络中求助人群总人数（剔除网络规模为0的人）；网络构成指职业发展支持网络中的强关系的比例，其值=（亲属+关系亲密的人）/网络规模；网络顶端指职业发展支持网络成员最高职业声望分数；网络异质性指职业发展支持网络中成员从事的职业种类数。

因变量为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测量的是月平均工资，分为3个层次：低收入（不到3 000元）、中收入（3 000~6 000元）、高收入（超过6 000元）。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发现：一些人口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家庭变量（如父母职业和收入等）和社会结构变量（如地域、户籍等）均有可能影响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因此要控制这些变量进入回归模型，从而得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退役运动员收入的净效应。它们的操作化如下。①人口特征：性别（女性=0，男性=1）、年龄（“90后”=0，“80后”“70后”=1）、政治身份（非中共党员=0，中共党员=1）、婚姻状况（未婚或离异=0，已婚=1）、退役年限（连续变量）。②家庭特征：家庭经济状况（贫穷=0，一般=1，富裕=2）、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中专=2，大专及以上=3）、父/母职业阶层（底层=0，中层=1，高层=2）。③社会结构特征：户籍（非城镇=0，城镇=1）、地域（东部=0，中部=1，西部=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 1。

3.3 数据分析模型选择

因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划为三分类变量，因此采用mlogit嵌套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中自变量仅包括人力资本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是否有人提供帮助”这一变量，模型3为模型1+社会资本变量，模型4为模型3+所有控制变量。

4 结果与分析 4.1 退役运动员的收入现状

退役运动员的收入以调查时间（2017年7—9月）内的“平均月收入（单位：元）”测量。结果显示：其整体平均月收入为4 905.85元，最小值为0元，最大值为20万元，其中，17.72%的调查对象无收入。从整体来看，大部分退役运动员的月收入处于3 000~6 000元。在所有收入水平中，低收入群体占比最大，达到43.67%，其次是中等收入群体，达41.14%，高收入群体占比较小，仅为15.19%。因此，从整体来看，退役运动员的收入相对偏低，而不容忽视的是仍有17.72%的退役运动员无收入。这一比例相当高，值得各级政府高度关注。

4.2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退役运动员收入的影响

采用嵌套回归方程，以“低收入”为参照，每一种模型中都得到两类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简称“中”和“高”）的分析结果（表 2）。

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中的某些变量均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式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在人力资本中，4个测量指标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文化教育对退役运动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有促进作用，即上过大学的退役运动员比没上过大学的更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对进入高收入群体并无显著促进作用，假设H₁得到了部分验证。在运动成就方面，“精英”退役运动员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是“劣势”退役运动员的88倍（e^4.488-1），假设H₂得到了验证。在身体状况方面，相较于存在伤病影响（即身体不健康）的退役运动员，无伤病影响（即身体健康）的退役运动员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模型4中2个系数均显著），假设H₃得到了验证。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无培训有证书”的群体在获得高收入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反而“有培训有证书”的群体并无显著优势。这一方面证明掌握运动技能之外的其他职业资格或技能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具有较大的提升作用，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体育总局对于退役运动员培训的薄弱。在调查中发现，国家体育总局专门为退役运动员举办免费职业转型培训班。从培训的知识和技能看，大多数受训者拥有教师资格证、健身教练资格证等，而那些“无培训有证书”的运动员虽然未参加此类培训班，但可能参与了其他收费较为昂贵但更加专业的培训班，因此获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含金量更高，对他们的就业、收入提升帮助更大，假设H₄得到了验证。

在“职业发展支持网络中”，“有人提供帮助”对于提升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并无显著作用。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4个测量指标发现：除了网络顶端外，其他3个指标均作用显著，假设H₇未通过验证。其中：网络规模在模型3中影响显著，即网络规模越大，收入随之增加，但加入控制变量后，网络规模对收入的提升作用消失，假设H₅得到了验证；网络构成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影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强关系的比例越高，退役运动员进入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越低，即弱关系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强关系则是抑制作用，假设H₆得到了验证；网络异质性对退役运动员进入高收入群体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假设H₈得到了验证。综上，社会网络对退役运动员进入高收入群体有提升作用，主要是弱关系和网络异质性起主导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的退役运动员作用不同：相较于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对退役运动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社会资本对退役运动员进入高收入群体有显著促进作用。

4.3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退役运动员收入影响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比较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退役运动员收入的影响效应，利用系数集束化技术处理相关数据（详细处理过程见参考文献[22]）。因退役运动员的收入被划分为低、中、高3类，针对不同层次的收入可设立多项logit模型（mlogit），由此在mlogit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系数集束化的估计方法，其估计原理方程如下：

$ \log \left( \frac{{{p}_{m}}}{{{p}_{\text{M}}}} \right)={{\beta }_{0}}+{{\beta }_{i}}{{X}_{i}}+{{\beta }_{j}}{{X}_{j}}+{{\beta }_{k}}{{X}_{k}}+\varepsilon $

(1)

$ \log \left( \frac{{{p}_{m}}}{{{p}_{\text{M}}}} \right)={{\beta }_{0}}+{{\lambda }_{1}}{{\eta }_{\text{a}}}+{{\lambda }_{2}}{{\eta }_{\text{b}}}+{{\beta }_{\text{k}}}{{X}_{\text{k}}}+\varepsilon $

(2)

$ {{\eta }_{\text{a}}}={{c}_{1}}+{{\mu }_{i}}{{X}_{i}} $

(3)

$ {{\eta }_{\text{b}}}={{c}_{2}}+{{\mu }_{j}}{{X}_{j}} $

(4)

其中，m表示退役运动员不同层次的收入水平，以“低收入”为参照类。系数集束化得到的结果如表 3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影响显著大于社会资本。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的集束化系数为1.247，且在0.01水平上显著，社会资本的集束化系数为0.653，且在0.05水平上显著，前者的作用强度是后者的1.91倍，并且这种差异的χ²值为3.08，且在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比起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影响退役运动员收入的更重要因素，在提升退役运动员收入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5 讨论与建议 5.1 结论与讨论

综上，中国退役运动员的整体平均收入不容乐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其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差异较大，但平均收入不容乐观。在调查的对象中，月平均收入最高为20万元（柔道连锁店负责人），最低为0元（失业）。其中：无收入群体占17.72%；低收入群体占25.95%，月平均收入只有2 529.3元；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为41.14%，月平均收入为4 579.6元；高收入群体仅占15.19%，月平均收入为15 333.3元，这一数值是低收入群体的6倍。由此可见，该群体收入差异较大。整体月平均收入为4 905.85元，低于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收入（6 193.17元）^[23]，只与2017届本科毕业生月平均收入相当（中智咨询调研中心发布的2017届本科毕业生的月平均收入为4 854元）^[24]。调查的退役运动员群体平均工作时长为4.5年，且近60%拥有本科学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退役运动员平均收入不容乐观。

（2）在人力资本的各观测变量中，运动等级（尤其是具有国家健将级及以上的运动等级）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影响最大，其次是文化教育（接受过高等教育），最后为身体健康状况（运动伤病对生活无影响）和职业技能培训（退役之后通过自己努力而非参加国家免费培训而获得的其他职业资格证书）。这说明运动员的运动竞技技能是影响他们退役后收入的最关键因素，这与中国政策环境和舆论导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绩导向”“唯冠军论”等都使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在运动员的成绩上，冠军运动员（尤其是一些热门项目的冠军）退役后的工作收入显著高于非冠军运动员，因为这些运动技能是他们退役后维持生计的资本和核心。文化教育则是影响退役运动员收入的第二大要素，因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个体劳动者的社会生产效率提高，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另外，受教育程度高显示了求职者的“高能力”，在同等条件下，高学历的退役运动员更容易获得理想职业，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退役运动员收入的第三大重要因素，因为健康的体魄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运动损伤不仅影响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更影响其未来的再就业质量，而退役运动员的医疗保险状况又不尽如人意（只有34.8%的调查对象有医疗保险）。虽然我国对此陆续推出了相关政策，但是力度和覆盖面较小。最后，第二职业技能证书也能提高退役运动员的收入。运动员退役本质上是一种职业转型，高运动技能（如冠军）可能有利于职业发展，但是大部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时需要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和证书（如健身教练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这些资格证书在运动技能、文化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显示了求职者的工作技能，是再就业的“通行证”。然而，参加政府组织的培训对运动员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含金量更高的职业技能证书对提升收入更有帮助。

（3）在社会资本各观测变量中，网络异质性和弱关系这2个指标对退役运动员收入影响显著。网络异质性代表退役运动员社会网络成员的职业多样化程度，而职业多样化代表其社会资源和信息更加丰富，这些资源和信息会在他们退役求职中发挥作用，帮助退役运动员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弱关系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能够为求职者提供非重复和多样性的信息，连接了超出退役运动员社会交往范围的就业机会。另外，弱关系往往给求职者带来更多的信息资源，而精准且充分的求职信息降低了退役运动员就业的搜索成本，使其效率更高。网络成员的职业多样化和弱关系带来的非冗余求职信息均帮助退役运动员获得了更加理想的职位，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社交圈子”的形成是一个日渐累积的过程，因此，要求运动员在平日生活训练中开展更加积极有效的社会交往，尤其注意与体育圈外人士的沟通交流，因为多样化的网络成员更有助于优化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

（4）人力资本有助于退役运动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资本则有助于他们进入高收入群体。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人力资本的测量变量（尤其是文化教育和身体健康状况）对中等收入退役运动员影响较为显著，而社会资本的观测变量对中等收入退役运动员群体影响均不显著，但对高收入群体影响显著（尤其是弱关系和网络异质性）。这可能是因为在调查对象中，每个人都具备人力资本，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具备社会资本。相较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更加可贵和稀缺的社会资源，“职业发展支持网络”背后涉及的不仅是退役运动员个体的社会网络，还有可能是他的家庭以及更多的社会关系背后隐藏的资源（如父亲的朋友是高官，这对于退役运动员就是典型的弱关系），而恰恰是这样隐形的社会网络在退役运动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帮助，使他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5）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提升作用显著，且人力资本作用高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各测量指标均对退役运动员的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利用系数集束化分析比较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退役运动员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作用均显著高于社会资本，且两者系数相差接近2倍。这充分说明：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才是影响运动员收入的更为直接和有效的因素，它在促进退役运动员收入提升中发挥主导作用。

进一步观察发现：经过系数集束化以后，只有文化教育和身体健康状况影响显著，而运动成就和职业技能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随着退役运动员工作时长的增加，曾经的运动成绩对当前收入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因为成绩属于过去，而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另外，运动损伤后遗症对经济生活的负影响也在运动员退役后的几年逐渐凸显，曾经受伤越严重，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也越大。之前有媒体报道的“某世界冠军因为严重的运动伤病而生活一败涂地”的案例，也从现实层面证实了本文的研究结论。经过系数集束化后，职业技能培训影响不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①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退役职业转型培训的运动员较少，因此培训效果并不能由此体现；②获得含金量较高的第二职业资格证书的退役运动员人数也较少。这并非表示职业资格证书不重要，恰恰说明退役运动员群体对此重视程度不高，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运动员此方面的培训。

5.2 建议

第一，对于政府而言，应重点帮助退役运动员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其中，运动成就虽然是影响收入的核心要素，但是这一点在运动员退役之前已经完成，因此，政府要切实优化退役运动员其他三方面的人力资本要素，即提高退役运动员文化教育质量、保障退役运动员身体健康、加大退役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1）把文化素质教育放在核心位置。对在役运动员而言，文化知识的学习伴随着其职业生涯的发展，而这一阶段往往过分注重竞技技能的训练，而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文化课上课时间和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调查发现：运动员的学历与其实际文化水平相一致的只有33.54%，大部分运动员“有学历没文化”，这在他们退役后的人生中恰恰成了短板和缺陷。因此，必须切实保证文化学习时间，配备优良的师资，开发合适的课程，进一步提高在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质量，不能让文化课学习流于形式，努力使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实际学历相匹配，消除人们对他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刻板印象。对退役运动员而言，应进一步打通其与高等院校之间的壁垒，架起两者之间的桥梁，特别对退役后无工作又无本科学历的运动员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让他们全身心投入高等教育学习，也为未来再就业提供一定的保障。

（2）保障退役运动员身体健康，进一步完善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险（尤其是提高伤残治疗费用报销比例）。研究结果显示：退役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他们的收入有显著影响，运动损伤越严重的退役运动员收入越低。在调查的群体中，70%以上的退役运动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动损伤，但只有34.8%的退役运动员拥有医疗保险。运动损伤本质上是一种工伤，这些伤病是在运动员在役时产生的，甚至是因此退役的，但退役后的运动伤病治疗费用大部分由运动员自己承担。运动损伤严重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微薄加上伤病治疗费用高导致部分退役运动员生活窘迫。笔者建议：不管运动员退役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用于运动伤残治疗的费用应由国家承担，或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且这种补偿是持续性的，而非一次性杯水车薪的补偿。

（3）进一步提高退役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的数量和质量。首先，国家及地方体育局等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提升退役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和频次，吸收的成员也不仅仅是处于职业过渡期的运动员，应在运动员“在役—准备退役—退役过渡期—退役后”的不同职业阶段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指导（心理辅导、职业规划等）。其次，退役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应进一步加大“实用性更强、技能性更高”的培训，尽可能使他们在退役之前获得第2种求职就业的生存和职业技能。

第二，对退役运动员个体而言，一方面应注重自身人力资本的储备，另一方面更应注重与体育圈外精英群体的社会交往。研究结果显示：优秀的运动技能、较高的学历水平是提高退役运动员收入的最核心的人力资本要素，而维持一定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则有助于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就要求运动员在退役后不能只存着“等、靠”的被动想法，而应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能力为基础、关系为辅助、政策为后盾，为实现自己人生的职业转型做好充分的储备。

（1）运动员应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运动员退役再就业对个人职业发展生涯而言是一次职业转型。归根到底，运动员的退役是个人的选择，国家政策是标准而统一的，但是各人的人力资本形态各异，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收益越高。因此，运动员在训练时努力刻苦，力争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的同时，应重视文化学习，争取学习深造的机会，获得更高的学历；退役前做好思想准备，最好取得运动技能之外的第二职业资格证书。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使其自身更加强大，是应对人生转变和风险的有力“武器”。

（2）注重加强与体育圈外精英人士的交流沟通，建立丰富的社会资本。我国运动员长期处于封闭的训练比赛状态，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与社会成员的互动不足，社会交往面较窄，交往的人群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匮乏，即缺乏丰富的社会资本，导致他们对现实社会缺乏正确的认知，对“人情世故”感到茫然或焦虑。在退役后的整个职业发展过程中，只有38%的人获得帮助。即使少量能够获得帮助的退役运动员，他们求助的人群也非常有限，主要以“强关系”（亲属和教练员）为主。“强关系”不利于退役运动员的收入提升，但是弱关系和网络异质性对其收入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不论何时何地，运动员都要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拓展人脉，建立人际交往圈，尤其要注重与体育圈外社会精英群体的互动联系。

本文存在如下局限性：①样本量仅为316人，其中在社会资本变量进入模型时仅有121人，后续需要进一步加大样本量，继续验证该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②在测量社会资本时利用了“职业发展支持网络”的各个指标，该网络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测量退役运动员的社会资本，但其性质较为特殊，只有38%的调查对象拥有该网络，后续研究应利用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的社会网络（如拜年网、餐饮网等）测量退役运动员的社会资本。

作者贡献声明：

张晓丽：总体设计并撰写论文；

阎晋虎：查阅文献，协助分析数据，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