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尽管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速有所回落，但是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国家，中国经济仍然像以往一样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且这一比较优势仍将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得以延续。对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学者在惊呼这一“东亚奇迹”的同时，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式增长进行了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从比较优势战略的角度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是根源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姚洋(2004)对中国政府的属性特征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关心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泛利政府”；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所实施的“创业性导向”的改革，关键性地弥补了创立市场过程中所必需的机制缺失，其决策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华民，2005)。对于上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沈坤荣和李子联(2011)将其总结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政府激励、所有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者激励、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所带来的消费者激励以及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全方位激励是中国经济获得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但是，这一对已有观点所进行的总结看似全面，实则缺乏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由于这一不足，因此，至少存在如下两个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答：第一，是什么根本性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二，这一制度对经济增长框架下的哪些重要变量产生了影响进而带来了高速增长？以此为主题，我们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省际面板数据检验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供给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不同于已有研究，我们的主要贡献或主要创新即在于将收入分配视为一种外生的经济制度，采用不同于已有研究文献所常用的视角，即从供给结构的角度，揭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原因。文章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变量设置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供给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事实分析，其次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各变量的脉冲效应，最后则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一传导路径进行一般检验。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框架下，以要素投入来概括和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后者是由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进的。在这一“要素驱动”的分析框架下，姚洋和余淼杰(2009)认为低人口抚养比是自1978年经济改革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人口红利可以解释17%的中国增长(Bloom和Williamson，1998)；刘刚(2011)认为“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谓“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是以中国现实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宽松的政策管制和优化的投资环境等)。此外，周文和孙懿(2010)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理解为，在复兴图强的历史环境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力推动渐进的制度创新，同时不断放宽对资源利用的制度约束，进而使比较优势以及内生、外引的技术进步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中国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在内部生成和外部引进的技术进步下，经济效率得到有效提升，而这在现实中决定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

在上述“要素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中，已有文献从人口和政府制度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与周文和孙懿(2010)不一致的是，虽然政府渐进推动的制度创新确实使比较优势以及内生、外引的技术进步得以实现，从而促使经济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但这一观点对于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解释程度相对有限。这是因为，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中国是依靠要素的高投入和能源的高消耗才使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经历了从转型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较高阶段，但在1994年以后却呈现出了总体下降的趋势(单豪杰和沈坤荣，2008)，其绝对值依旧相对较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极为有限。因此，技术进步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另外，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固然能够解释中国在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过程中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但其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回答这一优势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因为“什么根本性的因素导致了廉价劳动力的出现”这一基本问题并未得到上述文献的回答，而这一问题在我们看来可能更为重要。

实际上，供给结构中的要素投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是制度变迁或体制转型的一种结果。从深层次来讲，制度变迁对经济主体所带来的效应才真正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究竟是什么制度影响了中国的供给结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制度，收入分配方式由于其对社会经济所带来的“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有模式。这一内在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来看，大量研究均已证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或正或负、或线性或曲线的影响，如Benjamin等(2011)和Woo(2011)等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损害作用，Forbes(2000)、Pose和Tselios(2008)等则认为具有促进作用，Deininger和Squire(1998)、尹恒等(2005)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损害的倒U形关系。其次，从两者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大量文献也从不同的角度检验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关系，这些机制可以总结为信贷约束(Galor和Zeira，1993；Piketty，1997)、政治投票(Alesina和Rodrick，1994)、社会稳定(Alesina和Perotti，1996；Benhabib和Rustichini，1996)、储蓄差异(Barro，2000)、经济危机(Peet，2011；Photis，2011)、政策波动(Ayala和Jurado，2011)和市场结构(Yurko，2011)等。

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从供给结构的角度，已有文献所展开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未有效涉及。而我们认为这一传导机制能够有效地将要素所发挥的效应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因而也就能够对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现象做出逻辑自洽的解释。如：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高收入阶层更加倾向于增加储蓄，从而使得物质资本积累增加，社会投资水平提高；而低收入阶层则将减少教育投资，从而使得人力资本积累减少，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缺失。这一结果与中国“要素投入高、创新水平低”的增长模式极为一致。不仅如此，收入分配还从劳动投入和自主创新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因此，从供给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传导关系是一个有效且重要的视角。

二、传导渠道与典型事实

根据科布—道格拉斯供给函数，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总产出的中介变量包括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以及技术创新四个渠道。因此，我们所设置的变量除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这一因变量外，还包括如下解释变量：

第一，基尼系数(Gini)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RUR)均用以替代收入分配的方式及其结果，同时也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对于基尼系数的测算，由于统计资料中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分组数据的样本范围不一致，且存在大量数据缺省的情况，因此，测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全国基尼系数存在一定的难度。为此，我们以程永宏(2007)所测算的1978-200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和1981-2004年城市居民基尼系数为基础，并利用其分解公式计算全国基尼系数。其中，2006-2012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依据等分法公式计算而得，结果发现数值明显偏小。为使数据保持一致，我们以可获知的2002-2012年“五等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为原始数据，利用等分法进一步计算出2002-2005年的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并将其与程永宏(2007)的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出其平均比值为1.24；以此为折算因子，将其与2006-2012年等分法计算结果相乘后得到折算后的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缓解，但总体而言均呈不断恶化的趋势，如2012年全国基尼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0.4730的高位(见图 1)。

第二，物质资本要素增长率(RK)。对于物质资本存量，张军等(2004)以永续盘存法估算1978年(以1952年为不变价)的物质资本存量为6267亿元。在此基础上，考虑物价因素后，可以计算出以1978年为不变价的后续年份的物质资本存量，其中1978年按当年价格折算后的物质资本存量为7558亿元。1978年后续年份的物质资本流量以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为计算依据，剔除各年的价格因素后可得历年的物质资本存量。从经验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资本存量增长最快的为1995年的23.34%，最慢的则为1983年的14.45%，平均值为17.33%，增长速度相对稳定。物质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是因为我国高额的储蓄率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78年的5.84%上升到了2012年的79.05%，平均为55.76%。高额的储蓄率一方面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则以资金资本的形式直接构成了物质资本的积累，因而提高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程度。从统计数据看，物质资本增长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存在同向的变化关系，见图 2(a)，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可能是导致中国物质资本积累加快的重要原因。

第三，劳动要素增长率(RL)以城乡就业人员总数为计算指标。在不考虑劳动者异质性以及劳动质量改善对劳动投入贡献的情况下，劳动投入通常用从业人数作为替代指标(程开明，2009)。进一步地，考虑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农村劳动力具有更为直接的激励作用，我们也设置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RRL)这一变量(Hu，200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要素的增长呈现两个差异性较大的阶段性特征：1979-1990年，劳动力要素呈高速增长，剔除结构性因素后，增长速度最快的为1984年的3.79%，最慢的也有1.83%，平均维持在2.96%，高于样本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年份；但在1991-2012年，劳动力要素的增长速度则逐渐放缓，并且有振荡下滑的趋势。在这一阶段内，劳动力增长最快的为2001年的1.3%，最慢的则为2008年的0.32%，平均增长率为0.77%。这一数据表明，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中，劳动要素在发挥了阶段性的主导作用后，其贡献程度将因劳动力增长放缓而逐渐减弱，“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劳动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并不明显，见图 2(b)。与此不同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则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其值由1980年的0.63上升到2012年的2.45，与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同向的变化关系，见图 2(c)，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直接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四，人力资本要素增长率(RH)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为代理变量。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常用的方法是用人均受教育年限(Barro和Lee，1996)，或以15岁以上人群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平均年限(Barro，2000)为指标。从存量的角度，这一变量确实更为精确；但在统计实践中，这一数据由于难以统计而无法正常获得，比较常见的是用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作为替代变量(杜传忠和曹艳乔，2010)。不过，以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而不是在校生人数作为代理指标可能更为精确，这是因为高校毕业生即将参与社会就业，可以立即转化为人力资本；而在校生实现这一过程的转换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能认为是潜在的人力资本。以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为界，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9年，在不考虑高考制度恢复所带来的特殊影响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8.04%，个别年份如1992年、1993年和1997年甚至出现负增长；2000-2012年，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长速度较快，平均为17.13%，但在2004年之后，这一趋势有所逆转，增长速度由2003年的40.36%逐渐下降到2012年的2.72%。数据表明：在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在大部分年份积累较为缓慢，且增长幅度波动较大，因此，其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存在反向的变化关系，见图 2(d)，即收入分配不平等极有可能抑制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五，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速度(RT)。不同于已有文献使用R & D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来测度技术进步的程度，我们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专利申请授权总量为替代指标(范红忠，2007)。不仅如此，为测度这一指标的稳健性，我们还在模型中运用技术市场合同转让金额作为替代指标来进行检验。其中，专利申请授权量标为RT(1)，技术市场合同转让金额标为RT(2)。基于所获得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985年以来，国内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三项授权量总和由当初的111项增长到2012年的1163226项，除1994年和1996年两年呈负增长及1986年突发性增长之外，其他年份均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速为30%；但总体而言，这一增长速度存在放缓的趋势，因此从统计上来说，中国的技术创新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存在反向变化的关系，见图 2(e)，即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阻碍了技术进步。

综合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投入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传导过程中各中介变量所带来的净效应。进一步考察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变化关系发现，两者具有同向变化的趋势，见图 2(f)，因此，在1978-2012年间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从总体上来说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也促发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也就是说，中国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最开始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励效率到如今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断加重所促发形成的。同时应该看到，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一增长是粗放型的，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并没有带来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效增长机制的构建显然毫无裨益。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解释

从统计数据分析看，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其对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为检验这一传导路径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通过VAR模型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各中介变量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一般性分析。

(一) 传导路径的VAR分析

按照上述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是通过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创新三个中介变量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所产生的不同经济效应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中介变量劳动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为检验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各中介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共同作用，我们在下文中设置了变量之间的相乘交叉项，即Gini×RK、Gini×RRL、Gini×RH和Gini×RT。运用AR根进行有效性检验后，构建VAR模型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冲击各中介变量和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 3所示。

从冲击结果看：给定Gini一个正向冲击，RK将在后续时期受到持续的正面影响，直到第8期后开始趋于稳定，如图 3(a)所示，表明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物质资本的积累；更进一步地，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物质资本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两者的交叉项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冲击效应，见图 3(f)。与此不同的是，RH 则因Gini的冲击而受到了负面影响，且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第6期，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抑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见图 3(d)。由于这一冲击，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力资本共同抑制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两者的交叉项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向的冲击效应，见图 3(h)。对于劳动要素而言，给定Gini一个正向冲击后，劳动要素RL将受到负面影响，但我们认为劳动要素之所以没有伴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而同步增长，更重要的是因为劳动力本身受到了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此劳动力剩余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劳动投入的前提。也正因此，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率RRL才在Gini正向冲击后出现持续的正面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并因此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分别如图 3(c)和图 3(g)所示。这一现象与我们所观测到的结果也是吻合的。这一检验结果的启示在于：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而非城乡从业人员是一个更好的中介变量，因此在下文分析中我们将选用RRL而非RL这一变量。对于技术创新而言，RT虽然在前两期受到了正面影响，但从第3期开始，这一效应则由正转负，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从长远看，收入分配不平等抑制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冲击，分别如图 3(e)和图 3(i)所示。因此，从传导路径看，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要素和技术创新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能够得到有效验证。

(二) 省际面板数据的一般性检验

在对传导路径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基于可获得的样本数据，拟进一步运用1991-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观测跨地区情形下上述传导机制及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不过，与VAR模型中相关变量的设置及其取值不同的是，我们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设置了RUR而非Gini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替代变量，做此处理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省份样本范围内的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缺失，因而Gini系数难以测算。但我们在图 1中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的变化趋势具有很强的吻合性，因此，RUR也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特征。不仅如此，我们在模型中还综合考虑了RUR二次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以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变化关系。同时，在设置劳动投入这一变量中，我们根据路径检验中所得出的启示运用了RRL而非RL变量。此外，我们还设置了地区虚拟变量D来考察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效应，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取值为1、0和-1。

对拟设置的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后发现，各模型均拒绝原假设，即所设置的模型为无固定效应和无随机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地，对模型进行Kao检验和Pedroni检验后，结果显示除Pedroni检验中的rho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值均在1%水平下显著，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此外，为了克服模型的自相关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项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D-W统计值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自相关性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运用相关软件进行估计后，实证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1所示。

从回归系数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促进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抑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因而对经济增长分别带来了“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模型1-7显示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框架下，物质资本积累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模型2、模型6和模型7则显示人力资本具有与此完全相反的经济效应，即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结论与Barro(2000)等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我们的机理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高收入阶层具有较为雄厚的财富资本，其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也将高于平等分配下的情形，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社会储蓄率就越高，物质资本积累速度也就越快。因此，中国长期以来出现了储蓄率不断攀升、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经济现象。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本在大部分年份则积累较为缓慢，且其增长幅度波动较大。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带来了高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积累，但与占比居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减少相比，这一部分积累的规模相对有限，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总体而言并不能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资本存量带来了不同的经济效应，因此，长期以来资本要素的高投入而非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模型1-7均显示：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框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表明丰裕且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确实为企业生产提供了竞争优势，而后者所带来的净出口增加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值得一提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社会劳动投入的前提在于社会存在剩余的劳动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这一前提下发挥了有效的激励作用，即收入分配不平等一方面阻碍了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使这部分人群只能凭有限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从事附加值低的简单劳动，因而为企业生产提供了廉价的劳动要素；另一方面，则激励了更多“遵纪守法”的低收入者投入更多的劳动，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这一正向激励效应集中表现在其促进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而为城市工业化生产提供了丰裕的劳动要素。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廉价且丰裕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贸易净出口额的增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应看到，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中，劳动要素在发挥了其阶段性的主导作用后，其贡献程度将因资本要素的快速增长而逐渐减弱。因此，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形成的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因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模型4和模型6显示，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框架下，中国的技术创新放缓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创新效率的低下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用技术市场合同转让金额RT(2)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估计的情形下同样显著，且进一步佐证了Greenwood和Mukoyama(2001)、范红忠(2007)等的观点。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促进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直接体现为各级财政对各项科研创新基金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但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机制下的积累却明显受到了阻碍，因此，所投入的科研创新基金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技术进步的效率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了一部分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使得这部分居民的消费结构难以得到优化和升级，只能消费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而非创新产品，这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极为不利。因此从长远看，由于创新动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缺乏长效机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应实现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变。

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倒U形的曲线关系，适度的不平等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其进一步恶化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变量RUR²后，模型2-7的各项统计值依然具有显著性，且RUR²的t检验值也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从统计检验看，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曲线而非线性关系。从其回归系数看，两者之间的曲线关系具有倒U形的特征，也就是说，适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其进一步恶化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见图 4。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一关系虽然与Kuznets(1955)所提出的倒U形假说具有一致性，但与其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先恶化后改善”的观点不同，我们尝试得出“收入分配不平等过程中经济增长先加快后放缓”这一结论，其机理在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分配思想及其模式能够有效地释放市场活力，提高生产积极性和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整合，因而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适度的收入差距确实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初期“默认”的或“鼓励”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以要素的高投入、能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为代价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在要素、能源和环境面临多重约束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其恶化所能够释放的“活力”不仅将消失殆尽，还将因此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一逻辑看，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一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综合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从而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在于：在缺乏人力资本而只能以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为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恰恰契合了其增长路径，因此在特定阶段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看，依靠收入分配不平等下的粗放型劳动投入和巨额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使后劲严重不足，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以减缓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才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结语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中国供给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剩余劳动要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来进行传导的，其结果是直接形成了中国“要素投入”而非“创新驱动”的供给特征，而这一模式长期以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此为逻辑，我们首先以1978-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供给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有效检验；其次运用1991-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一机理进行了一般性分析。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促进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抑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因而对经济增长分别带来了“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因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倒U形曲线关系，适度的不平等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其进一步恶化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及特征看，要素驱动是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长期以来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具有丰裕的劳动力和高额的储蓄率，因此廉价的生产要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特征，这一由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促成的增长模式在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的情况下仍将持续。客观地说，这一“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中国奇迹”。但是，这一模式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以及人才等方面的约束，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突破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增长约束，应在充分发挥其“激励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使经济增长实现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由“内需不足”向“内需扩大”的方式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应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不平等，彻底扭转中国收入分配恶化趋势的根本途径是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减少寻租产权“侵蚀”弱势产权的经济行为，以保证收入分配的机会平等。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要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新成本优势，短期而言宜利用所积累的雄厚的物质资本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及高端的技术人才，以弥补效率低下所带来的创新不足，并同时以此为模本，引领本国的技术创新向高端迈进；长期而言则应重视本土的人力资本积累，培养属于本土的技术和科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