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是近些年来的理论热点课题之一，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与聚焦，大多源于人们对日益凸显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关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对于考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或生态文明观)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进程、人类文明生态转向的趋势，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范式、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人的起源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同一性问题、劳动实践的历史作用、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辨误与定位

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论理的程序，我们首先要说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有没有生态文明思想？恩格斯有没有生态文明思想？关于这两个问题，国内学界曾有过争论。一些学者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提出并使用过“生态文明”这一专业术语，乃至“生态”这一概念为根据，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生态文明思想。这种混淆“概念”和“思想”的做法，无法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伴随着学界对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日益明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各自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各自的生态文明思想，能否说明就一定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生态文明思想，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对于这一问题，众多研究者主要有这样几种声音和处理方式：第一，认为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这种说法，主张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第二，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就是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就是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二者存在本质区别，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一说。第三，认为还是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这种说法，但不能笼统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解为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不能混淆。

笔者认为，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是确定无疑的，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不等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或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也不等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存在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应该是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交集部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达成共识的部分。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保持着高度一致，特别是基本观点，这源于二者持有共同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是我们认为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缘由所在。实际上，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也都明确阐发了各自的观点，其中就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但由于这部分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占比重甚微，再考虑到当时的生态环境问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也不构成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种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彻底改变。伴随着资本和现代技术生态负效应的日趋凸显，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俨然成为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

从理论内涵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不等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或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也不等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起共同工作了40年，坚持了共同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共同创立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的很多观点，特别是基本观点，无疑是高度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构成马克思的思想和恩格斯的思想是无差别的根据。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普通人之间的思想都是有差别的，何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有着超凡独立研究能力的思想巨匠。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恩格斯回忆自己和马克思的合作时曾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①而在回答“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理论单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时，恩格斯也曾指出：“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①从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方面还是存在某些差别的，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之外的领域，但这主要是由二者理论研究的不同侧重和分工所导致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就思想本身而言，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阐释角度和侧重点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实践出发，认为实践实现了人的自我生成和自然界对人的生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②。“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结成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基于此，马克思侧重考察实践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着重讨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双重异化的制度根源和解决对策。恩格斯则深受近代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直接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侧重于研究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和生态环境状况的变化。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第二，对于先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界的态度有所不同。马克思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③，承认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④，但却突出强调人的存在对于自然界存在的意义，反对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谈论自然界，认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⑤。相对于马克思看重的人化自然，恩格斯则更加关注自在自然。他不仅充分肯定了自然界的先在性，而且认为“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⑥，“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⑦，“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⑧。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第三，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对生态环境作用的关注有所不同。马克思着重考察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双重异化的根源所在，进而集中批判分析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根源。恩格斯则是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部分认同卡·弗腊斯在《各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一书中所说的“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⑨，指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开始于原始文明时期，加剧于农业文明时期，肆无忌惮于工业文明时期，进而在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着力批判工业文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

⑨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虽然认同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包括前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对抗性的过程，但却否认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对抗性的过程。在恩格斯看来，作为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就不是对抗性的过程，相反，它是人和自然对立的和解。

承认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之间的区别，不是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存在，更不是为了制造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对立，而是为了清晰辨误和准确定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明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存在域，避免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混淆为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或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

既然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存在空间，那么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廓清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核心观点。作为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交集部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达成共识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界具有先在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共识，源于他们对唯物主义的坚持。众所周知，唯物主义之所以为唯物主义，根本上就在于它肯定世界的物质本原地位及其对精神的派生和决定作用。而作为“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先河，区别于以往的一切形式的旧唯物主义。但在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又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②，都坚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和观点，都承认物质的先在性或自然界的先在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马克思使用了大量与“物质”相关的概念或范畴，如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物质实践、物质力量、物质活动、物质前提、物质生活、物质条件等，但却很少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物质的先在性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马克思并不关注物质的先在性问题。可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很少谈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关注这个问题，而是他觉得这个问题已有定论，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马克思谈论物质先在性问题的佐证。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直接将“物质本身预先存在”概括为物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④。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对自然界先在性之自然界先于人而客观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肯定。从自然界先在性的另一个方面，即物质对精神的派生和决定作用来看，马克思也有过经典的言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施里加时曾指出：“施里加先生‘根据逻辑的连贯性’把女儿看做她父亲的母亲，他的这种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讨论辩证法的本质问题时更是直接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⑥从中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充分肯定物质对精神的派生和决定作用的。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

相对于马克思对自然界先在性问题的鲜有论及，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可谓密切关注。他的很多哲学文本都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著作中，恩格斯系统阐发了一种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自然辩证法为方法论依托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其中就广泛论及了自然界先在性问题。而最为耳熟能详的精辟见解，是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正如列宁所言，“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界先在性问题上不仅坚持了共同的唯物主义根本立场、共同的唯物辩证法方法，在观点上也高度一致。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2.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靠自然界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承认自然界具有先在性的结果。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文明思想上的第二个共识。

应该承认，在马克思的所有早期哲学文本中，至今尚未发现一处他直接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的言论。这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是不是马克思不关注“人从何处来”，否认“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毕竟马克思的这部分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早期的哲学文本中。实际上，马克思并不否认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相反是充分肯定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曾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③这一论断。如果将这个判断和前文论证过的马克思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特别是肯定自然界先于人而客观存在，作为三段论的两个前提，我们就会自然地推断出：“马克思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这一结论。导致马克思承认却没有直接论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要关注和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相对于人的起源问题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二是出于自身理论研究的严谨作风、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坚定立场，以及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尊重。毕竟马克思主要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何况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还没有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859年，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随即在整个世界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也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对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马克思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④。从中我们也能看出马克思对人的起源问题的关注，对“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的肯定。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

如果说在人的起源问题上，马克思只是密切关注，但由于研究侧重点和主要研究领域的原因，很少涉及，那对于“人靠自然界生活”这一命题，马克思可谓论证充分。在《手稿》中，马克思先是从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的层面指出，“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⑤随后又从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的层面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⑥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⑦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相对于马克思来说，恩格斯要幸运很多，当他在讨论人的起源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已经问世，其他自然科学研究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所以，恩格斯可以接触到更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坚称“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①，自然界是“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②，“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③。不难看出，恩格斯充分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靠自然界生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3.劳动实践创造了人本身，并实现了自然界对人的生成

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是说“自然界创造了人”，而是说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纵观自然界发展史，我们发现，迄今为止还只有猿进化为人，而其他动物则没有。为什么只有猿可以演变成人，而其他动物则不能呢？人到底是被动的自然选择，还是主动的自我创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引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文明思想上的第三个共识，即劳动实践创造了人本身并实现了自然界对人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作为人和动物赖以生活的无机界，“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④，它只能为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提供某种可能性，而不能直接提供各种现成的工具。“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⑤所以，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而作为能动的生命存在物的人，则可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⑥，“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⑦。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实践不仅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猿进化为人的根本原因，也是人类史和自然史相统一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⑧。劳动实践不仅实现了人的自我生成，也实现了自然界对人的生成。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马克思的这部分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早期作品《手稿》中。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色彩，但我们已然可以看到“天才世界观”的萌芽，看出他对劳动实践之于人自身和自然界作用的高度肯定。

对于劳动实践之于人自身生成的作用，恩格斯同样予以高度肯定。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⑨在恩格斯看来，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包括类人猿的直立行走、手的自由、语言的产生、人脑的形成、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进能力的发展、人和人类社会的出现这样几个阶段，而在整个过程中，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劳动还使人与其他动物本质地区别开来。“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①可见，在“劳动实践创造人本身，并使人与其他动物本质区别开来”这一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在劳动实践实现了自然界对人的生成的问题上，恩格斯虽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但他的观点无疑也是和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的。在讨论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恩格斯认为：动物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②而在批判德雷帕等人的自然主义历史观时，恩格斯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③从中不难看出，恩格斯高度肯定了人类劳动实践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这也契合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4.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初是和谐并协调发展的

资本主义制度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技术应用等，具有生态负效应，是导致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与凸显的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界在原初状态下是同一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④。“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⑤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原初状态下人与自然界相同一的具体表现，也指出了这一时期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原因——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低下，无法支配自然界。所以说，原初状态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实为一种自然界主导的和谐。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被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和有用物。资本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利润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制生产和强制消费的内在逻辑，其结果是使科学技术成为剥削人和自然界的工具，使工人“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⑥，“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⑦，又“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⑧。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应该说，马克思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根源的分析是透彻的，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是深刻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只是从人的角度对比了原初状态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着重讨论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技术应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负面影响，并没有从自然界和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环境问题的由来。在这一方面，恩格斯做了很好的补充。

恩格斯认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⑨伴随着“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做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①，我们就会越发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②。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由来及其根源，恩格斯指出，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特别是人类活动对植物界和气候的变化的消极影响，开始于原始文明时期，加剧于农业文明时期，肆无忌惮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因为它们“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③而在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④结果是“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⑤。显然，恩格斯不仅在人和自然界的同一性问题上和马克思高度一致，也在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问题上和马克思保持一致，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研究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5.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同它一起存在的生产方式，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马克思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现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除此之外，一切都无济于事。基于此，马克思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⑥只是此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已完全不同于原初状态下的那种自然界主导的和谐，而是一种由人主导的——人在实践中自发、自觉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所达成的和谐。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在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上，恩格斯同样主张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恩格斯看来，要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同一性，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并明确地知道我们对自然界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⑦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人的起源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同一性问题、劳动实践的历史作用、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途径等问题上的看法高度一致，这些共识也就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在生态环境问题还未显现、人们并未将其视为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的昨天，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还情有可原，那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接连爆发，而且俨然成为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的今天，我们再不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则无论如何都说不通。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科学性的完美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现时代彰显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多方面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为世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提供了应该有的模式。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不仅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式，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范式。单就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以揭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和实质、探寻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为目标，以密切联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实际——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状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为路径，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为根本方法。在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我们从事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理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主导当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范式是“后现代研究范式”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后现代研究范式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坚持生态优先论和生态本体论原则，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辩护。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建立在现代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基础上，坚持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反思批判近代狭隘人类中心论，为坚持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整体论人类中心论辩护。应该说，后现代研究范式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二者有其不可克服的共同缺陷，“是单纯从抽象的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因而既不可能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本质，也找不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行之道。这是由生态危机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这一本质矛盾所决定的。”^①显然，缺少了制度维度和生产方式维度的考察，后现代研究范式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不可能揭示出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和实质，也不可能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基于此，我们无法建立起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也无法有效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而唯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我们才能找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认清其实质，进而才能从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等方面来构建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有效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①王雨辰：《略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哲学研究》2009年第12期。

第二，揭示了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路径，对于我们考察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探寻当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②

②李继武：《论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真谛》，《齐鲁学到》2014年第1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源于他们对资本的趋利本性及由此所决定的资本扩张逻辑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①也就是说，通过剥削劳动力来增殖自身，不仅是资本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确证自身存在的根本途径。而这种趋利本性，不仅使资本具有了强制生产的扩张逻辑，“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②，也使资本具有了强制消费的扩张逻辑，使“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③但我们也要看到，资本想要实现它的扩张逻辑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实现活劳动和劳动资料(自然界)的结合。这就意味着，资本在实现自身增殖的同时，不仅会突破劳动者的身体极限，也会突破自然界的承载力极限，导致劳动力和自然界的双重破坏。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提出了要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解决对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应该说，在没有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蓬勃发展到部分发生剧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没有目睹当今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能做出如此深刻、透彻的理论分析并提出如此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真知灼见，极为难能可贵。但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且“先破坏了自然”^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他们“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⑤。他们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生态种族主义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发展中国家，包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对各自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当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用了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多地看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质量。显然，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追责问题上，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的仅在于是“先破坏”还是“后破坏”，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这就意味着，考察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不仅要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也要反思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而这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无法预测的。但不管怎样，主导当今世界的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只要这一点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上所做出的重要判断，就会永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④[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⑤[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第三，揭示了人类文明生态转向的趋势，为我们构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生态社会指明了方向。

现代人类文明需不需要转向？如果要转向，要转向哪里？对于当代人来说，这是共识性的问题，而且已经形成了共识性的答案：现代人类文明必须要转向，方向是生态文明。存在的分歧与争论，也仅限于转向的方式和途径。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这样的问题显然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普遍沉浸在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喜悦之中，享受着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⑥的物质生产力，何况他们远没有像当代人这样饱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扰，也远没有对人类的生存境况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驾驭、对人类的未来前景感到茫然和担忧。以至于现代人类文明转向的问题，在当时看来，可能还不成其为一个现实问题，即便是一个问题，至多也只是一个影响甚微的小问题，难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关注了现代人类文明的转向这一细小问题，而且给予了其足够的重视。当然，这得益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极度不满，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不仅具有“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①的能力，也具有破坏劳动者身心健康、打破自然界生态平衡的负能量。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不仅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制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发、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劳动人民所受剥削和压迫的加深以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灭亡。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同时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和自然的双重矛盾。应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以及无产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从中把握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然界的解放实为同一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实质上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伴随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迈向向共产主义社会，现代人类文明也必然出现生态转向——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