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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与社会  2020, Vol. 10 Issue (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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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杜鹏, 张荦怡, 张理茜. 转型与重构:中文科技期刊困境分析[J]. 科学与社会, 2020, 10(1): 1-17.
DU Peng, ZHANG Luo-yi, ZHANG Li-Qian.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 Dilemma Analysis of Chinese STM Journals[J]. Science and Society, 2020, 10(1): 1-17. 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20.01.001.

作者简介

杜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科政策;
张荦怡,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张理茜,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学科政策

通讯作者

张理茜,邮箱地址:zhangliqian@casisd.cn

项目资助

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中文科技期刊困境与发展思考及对策建议”(2018- XS01-A-035)

转型与重构:中文科技期刊困境分析
杜鹏1, 张荦怡2, 张理茜1     
1.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2.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科技期刊的发展,对于促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升科技文化国际交流的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办好中文科技期刊是科技界、出版界、政府以及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为此,本文在梳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基础上,深入探讨中文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管理体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文科技期刊    科学共同体    学术交流    评价    声誉管理    
中图分类号: G237.5; G3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20.01.001
一、引 言

科技期刊是科技文献的主要载体,是展示科研成果、聚集前沿信息、传播学术思想、引领科技发展的重要平台。科技期刊的发展,对于促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升科技文化国际交流的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强调,科技期刊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曾是我国发布科研成果的主阵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科技的重要工作大都首先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然而,近30年来,尽管中文科技期刊品种数量不断增长,学术水平稳步提升,品牌特色日益鲜明,但由于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身改革创新不足,中文科技期刊的稿源质量下降,发展环境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逐渐滞后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的差距还在逐渐拉大。朱作言院士认为,“我国当前的科技创新体系还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短板—科技类学术期刊。因为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科研成果产出的需要,导致大量的本土优秀科学论文‘交钱发出去’又‘付钱买进来’,科研产出的版权归国外出版商所有,成果的首发权和话语权受制于人。[1]”中文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窘境,还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梅宏院士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最快的阶段,中华文明史上的相关记载是缺失的”。[2]

目前,中文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期刊的主体。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科技期刊数量为4973种(不含军队系统出版的科技期刊),包括中文科技期刊4519种,其中,汉语4477种,少数民族语言42种,英文科技期刊333种。汉语、少数民族语言、英文科技期刊分别占到总数的90.03%、0.84%和6.70%。[3]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征途上,如何办好中文科技期刊是科技界、出版界、政府以及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为此,本文在梳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文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管理体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及困境

科技期刊是一种发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杂志,从内容上来说,主要包括综合性期刊、学术性期刊、技术性期刊、检索性期刊、科普性期刊等。由于实践中各类科技期刊的边界并不是特别严格,本文中的科技期刊是以学术性期刊为主的泛指。关于科技期刊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下,科技期刊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大量的项目、论文以及论坛以此为主题展开。综合相关的研究成果[1][4][5][6][7][8],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大体可归纳为内容建设、政策环境、办刊主体和运营技术四个方面:

第一、从内容建设来看,优质稿源不足长期以来是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优质稿源是科技期刊生命线,然而国内科研工作者的优秀论文投向国外的现象非常普遍,优质稿源流失情况愈演愈烈。祁丽娟、方梅统计了我国优秀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中文科技期刊《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近20年的论文情况。统计显示,从发文量来说以2006−2007年为界出现了趋势的变化,之前的年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之后则呈逐年下降趋势,稿源不足的问题愈发严重(见表1);从第一著作单位来看,来自中国科学院和985高校的论文量从2008年起占比逐渐走低[9]。优质稿源外流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优质稿源匮乏,刊载论文水平下降,甚至许多优秀的中文科技期刊已经陷入“无米下炊”的尴尬局面,而不得不降低发文量,甚至增长刊期[9]

表 1 《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发文情况统计[9]

第二、从政策环境来看,评价体系导向使中文科技期刊生存更加艰难。大部分中文科技期刊在认可度上无法与国外期刊相提并论,研究人员需要在更高声誉的国际主流刊物上发表成果才会被同行认可,因此我国优秀的研究人员很少会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我国当前的评价体系使得SCI在国内受到过度的膜拜和推崇,成为各种项目、人才乃至机构评价的金标准、指挥棒[9],加剧了中文科技期刊在优质稿源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从办刊主体来看,小、散、弱的运营业态严重制约了科技期刊的发展。我国科技期刊管理体制比较复杂,具有主管、主办、出版等多个层面。据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4973种科技期刊共有1276个主管单位,仅主管一种科技期刊的单位有821个,平均每个单位主管3.9种科技期刊;如果基于第一主办单位来统计,共有3117个主办单位,仅主办1种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有2401个,每个主办单位平均拥有1. 6种科技期刊;出版期刊大于10种的出版单位32家[3]。从办刊人力资源来看,41.99%的科技期刊编辑部人数在4-6人,29.66%的人数7-10人;从期刊经营来看,72.45%的科技期刊总收入在100万元以内[10]。应该说,大多数中文科技期刊市场化程度不高,仍沿用单刊形式的“小作坊”运作,新刊创办和兼并重组困难重重,难以形成集约经营和规模效益,期刊的整体运营水平和自主良性发展能力难以有效提升。

第四、从运营技术来看,网络化、数字化等新型媒介传播方式已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科技期刊的出版形态和服务内涵,全球化、集群化、平台化运营已成为科技期刊产业发展的趋势,而我国只有少数科技期刊(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融合出版与传播,信息服务质量以及满足读者个性化的能力更是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5],与国际主要期刊出版集团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从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来看,优质稿源不足,造成了期刊刊载论文水平和期刊影响力下降,而影响力的下降,使得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中文科技期刊在与中国英文期刊和国外优秀期刊争夺优质稿源的竞争中愈加处于下风,优质稿源更加匮乏。在当前的期刊管理体制下,期刊管理出版部门条块分割,以单刊形式为主的中文科技期刊无力也没有可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竞争局面,而竞争的结果更加固化了中文科技期刊小、散、弱的局面。与此同时,网络化、数字化等新型媒介传播方式对办刊主体提出了规模化、平台化的网络产业的新要求。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闭环,相关制度体系产生依赖并自我强化,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形成中文科技期刊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的中文科技期刊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科技期刊。

三、如何理解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

从历史看,把科技期刊作为一个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始于20世纪初,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历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情况可以看出(见表2),相关的主题大体可以归结为期刊管理体制改革、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三个方向,相关的改革路径也相应由此展开。

表 2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历届情况(2004-2019年)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屡被热议又屡次搁浅。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地指出了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决策层和学术界等对学术期刊属性的认识并不统一[11],市场化改革进程再次延迟。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提出,通过建立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准入制度,以及扶持激励政策和保障体系,切实推动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这就意味着,现阶段期刊管理体制改革逐渐让位并被包含在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的相关议题中。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提升包括中文科技期刊在内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能力(包括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和影响力,从2006年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等项目陆续实施。同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增设“期刊奖”,将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纳入到全国“百强报刊”评审推荐活动中。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发布《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为科技期刊深化改革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2019年8月5日,中国科协、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开启了新一轮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征程。该意见从优化学科布局、提升管理水平、提高运营能力、参与国际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并已经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和分领域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试点工作。

尽管各项改革措施效果明显,特别是入选各类项目计划的科技期刊的办刊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各项改革举措对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科技期刊整体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越来越突出,中国的科技期刊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影响我国科技健康发展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倍受科技界乃至全社会所广泛关注。

科技期刊与文化出版和科技体制密切相关。沿着改革路径可以看出,由于文化出版和科技体制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科技期刊的改革被人为割裂。同时,中国的科技期刊问题与科技发展水平具有同步性,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相关问题越来越凸显,这也说明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没有很好地与科学的运行机制相融合。因此,有必要从国际视野分析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探讨科技期刊业态的演化及其商业模式,进而深入探究中文科技期刊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四、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及管理运营体制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等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社会找到了一种手段(结构)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功能),他们主张用功能分析方法认识和说明整个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12]。鉴于其类似性,本文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

1. 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

科技期刊诞生于17世纪科学体制化开端的欧洲。当时的科学家通过信件发给同行和相关学会来扩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登伯格(Henry Oldenburg)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从事这种通信抄写再分发给学会会员的活动[19]。正是由于交流系统的低效,奥登伯格于1665年创办了《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将学会会员的通信集中起来,通过运用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复制,并且连续定期出版。在《哲学汇刊》的创刊号上,奥尔登伯格撰文指出,“促进哲学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过于将他人已发现或已付之实践的东西公诸于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研究或努力的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这一最合适的途径,以满足从事同类课题、乐于促进学术研究、推广有用的新发明,因而有权了解本王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的人,使之时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了解博学好问的那些人的劳动和尝试及其全部发现和实践。”[13]科技期刊的出现将个人交流模式拓宽为组织交流和大众传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决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因此科技期刊成为科学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

伴随着科学体制化和科学职业化进程的深化,科学也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奖励体系和运行机制。在默顿看来,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这样就把科学发现的独创性推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科学的规范要求科学家为了科学—也就是为了贡献出有独创性的知识—而做研究,要科学家公开他的发现,接受科学共同体之成员的有条理的怀疑,当然在怀疑考究的过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则。这样,做出独创性发现的科学家把知识贡献给了整个科学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获得科学同行的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角色履行”的认可,是科学家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因而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运转的“能源”[14]。作为科学能力和科学贡献大小的标识,“承认”的积累不仅意味着科学家获得了“名誉性奖励”,更重要的是使科学家可以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职业体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纳入到社会分配体系之中,并获得社会的“物质性”回报[15]

尽管许多科学知识理所当然是为了雇主、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消费和运用而创造的,但受到最高评价的知识还是那些为正处于创新过程中的同事们自己消费和应用的知识,通过交流和出版系统加以评价和承认。换句话说,科学家为同行生产知识,并依赖于同行生产的知识进行知识生产,依赖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研究群体以获取资源,使用被认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为同行所重视的问题,而且必须说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这种交流和出版系统通过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职业等级化的形式实施的,在控制了知识生产质量的同时形成了科学家个体的职业声誉系统。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活动,其组织方式逐步与外部环境的变迁相适应,出现了科学与经济、社会在结构和运行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调适、渐趋对应的趋势。拉图尔等的研究发现,实验室科学家经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学知识生产的总体模式,而不是默顿学派所偏爱的“承认”或“奖励”。他认为“事实上,获得的奖励仅仅是信用度投资大循环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一循环的基本特点是获得使再投资得以进行而获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没有任何科学投资的终极目标,而只有持续不断的资源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科学家的信用度,比作资本投资的循环。”[17]

从承认到信用的声誉管理的变化,固然可以看作对科学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应了科学发展摆脱了独立于社会的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模式,而被纳入到科层组织内的现象[16]。无论如何,“信用”的核心还是在于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在这方面,科技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科技期刊的业态演化及其商业模式

科技期刊自诞生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具备盈利能力,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当时,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学会或大会出版。尽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订阅费或作者的文章处理费,但一般需要学会或大学的补贴才能生存。这种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并且表现出规模化和数字化的两种阶段性变化,科技期刊也从科学共同体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具有高技术特征的新兴产业。

二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取得了空前成就。人们也从“曼哈顿计划”中看到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社会重要性以及科学社会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学开始与国家紧密结合,进入了大科学时代[18]。大科学时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大量资金涌入科学研究领域,科学从业人员逐渐增加,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在此同时,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从单一学会、单一组织和单一国家扩大到全球范围,学术交流的全球化也带来了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读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网络中,科研成果不但为科学家积累相应职业声誉,也为科技期刊积累声誉。换句话说,科学家通过职业声誉系统进行了社会分层,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应的声誉系统进行了分层(区)。因此,优质稿源的竞争是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永恒命题。

尽管科学本身和科学家的期刊对出版需求不断增大,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间,政府对图书馆系统的投入增加也保证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润增长,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满足集约化、规模化的新要求,以便在创办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发行等方面提供专业化的运作,而一些中小型学会和大学出版机构却很难有大的作为。许多商业出版机构看到了科技期刊业所蕴含的商机和学会出版能力的不足,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和专业化的运营能力,逐渐接管了学会和大学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学编辑之外的出版、发行等多方面的服务。另外,商业出版机构通过和学会会员、科学家的合作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而科学家由于传统的学会期刊体系难于满足自己的需求也积极寻求与出版商的合作,成为了出版商的主编、编委和作者。巨大利润带来的是巨型商业出版集团的出现,通过兼并和重组,一些小的商业出版社逐渐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业出版集团带来的垄断效应更进一步扩大了科技信息数据库的规模和质量,提高了订阅费和利润空间,成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时,一些较有实力的学会、大学出版机构也同样看到了科技信息这种爆发趋势,适应了市场需求,形成了实力较强的出版实体[19]。例如美国化学会将信息供应商和会员的互惠性组织作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应商的信息源和消费者来自于会员或潜在会员,通过高质量、快速反应的信息服务促进化学领域的健康发展和学会的影响力,达成“运用化学的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组织愿景。

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产业形态,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出版主体多样化,形成了以巨型商业出版机构为主,学会、大学等科学共同体出版为辅的多种出版主体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务对象全球化,对新兴市场的拓展加快,对新兴市场本土出版机构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之上,主要以向图书馆系统提供数据库的形式呈现;第四,尽管科技期刊中的论文作者、评议人都属于科学共同体,并且产品最终服务于科学共同体,但科技期刊从社会建制来说开始脱离科学共同体而相对独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进一步形塑着科技期刊的产业形态。巨型商业出版机构通过资本并购实现规模化及多元化发展、打造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并持续创新、全球性网络化销售、建立战略投资体系等发展路径打造了扩张型商业模式,形成了运营集群化、质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场细分化、竞争全球化的期刊群和产业链[20]。在数字化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科技期刊产业的技术依赖度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更高,产业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现出以下两个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出版机构运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既是顺应数字化用户处理海量信息时检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业务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多媒体等多种新兴技术,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社区,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业从业者和专业人员等持续提供增值信息服务。

在科技期刊的业态发展中,商业出版机构成为科学共同体、图书馆系统三方博弈中最强势的一方。2002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正式确认了开放获取(OA,Open Access)的概念,从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成为了广泛关注的话题,但OA对科技期刊业态发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3. 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与管理体制

2019年3−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中文科技期刊困境与发展思考及对策建议”咨询项目组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从业人员开展的广泛调查。调查显示,尽管65.24%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投稿中文期刊的目的是在国内同行中传播,但分别有46.06%和42.01%的受访者表示是出于学生毕业要求和项目考核需要;85.17%的受访者表示选择发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语)论文的原因是评价导向;63.57%和61.5%的受访者认为在中文期刊投稿的最大障碍是学术影响力不够和绩效评价不管用(见图1-3)。

图 1 投稿中文科技期刊的目的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来自该项目的网络问卷调查
图 2 选择发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语)论文的原因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来自该项目的网络问卷调查
图 3 中文科技期刊投稿的障碍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来自该项目的网络问卷调查

科技期刊的出现源于学术交流效率的提升,并在科学共同体的声誉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绩效管理,服从于科研管理的需要。这种科技期刊和论文的功能异化与近年来媒体热议的“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垃圾论文”、“论文质量问题”等相关主题讨论的内涵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中文科技期刊和中国英文期刊是类似的,只是前者表现出的问题更迫切,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关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科研经费过度竞争、终身教职变得更加稀缺[21]、太多的论文被发表[22]等全球科研环境恶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中国当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以及科学共同体交流不充分、学术自治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等问题。换句话说,中文科技期刊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中国科学共同体自身建设的不足背书。

科技期刊功能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实行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和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要求期刊由出版单位出版,出版单位必须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须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审批制度则明确出版资源由国家配置,创办期刊和设置期刊出版单位须经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在主管、主办、地域等专属性很强的管理体系下,科技期刊往往因为是主办单位的一个组织单元而不免形成了鲜明的单位意识和服务对象区隔化,也正是因为将科技期刊看作是科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强化了其学术属性弱化了运营主体功能,在行政和学术的双重制约下,实际运营主体的经营运作空间有限。

当前科技期刊管理体制与行政化的科研管理形成了相互印证关系。科技期刊为众多因提职称、学生毕业等引发的巨大刊发文章的工具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给,这种局面强化了相关单位将科技期刊作为一种工具资源的需求。此外,在数字化的背景下,现行出版管理体制上发挥着对于传统出版业的保护的角色,以行政的方式维护了我国纸质科技期刊出版的垄断地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我国科技期刊的纸质出版同新兴媒体出版人为区隔开,这虽然对于众多科技期刊编辑从业人员具有保护意义,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托底”式的保护,只能提供被保护者最基本的保障,而不利于传统纸质科技期刊向其他出版形式的转化[23]

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固化了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使科技期刊只能更多地发挥其工具作用而弱化甚至丧失其原本应有的功能,在国际化竞争不力时形成中文科技期刊低水平循环及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境。

五、转型与重构:中文科技期刊的未来

2019年9月,由中国科技网和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共同发布的《筑梦七十载,奋进科研路—从全球学术文献数据看中国科研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论文产出快速增长,2006年,我国的科研论文产出量首次超过英国,排名全球第二,近年来的论文产出増长率明显超过了美国,产出总量与美国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与此同时,我国论文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并在“十二五”期间超过了全球的平均水平。我国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数量进步明显,过去十一年间,我国共发表29037篇高被引论文,仅次于美国居于全球第2位[24]。这意味着中国科研人员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旁观者,但进步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有效发挥科学共同体自我管理功能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科技走向新的台阶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文)科技期刊走出困境的关键。

有效发挥科学共同体自我管理功能实际上是在科学治理结构中厘清政府、科学共同体和市场的职责与位置,这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还是一个长期的基础性工程。短期而言,科技期刊需要在认清科技期刊的产业业态特征的基础上,从科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向服务于科学共同体转型,加强内容创新和主题策划,并以刊发论文作为起点,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社区,努力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进而促进科学共同体的自身建设,为重构更具发展活力的学术生态贡献力量。具体来说,首先要强化科技期刊运营主体的自主性,推行主编专职化,通过优化治理结构建立快速响应学科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其次要明确期刊的定位,强化经营思维,建立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根据期刊的特点,打造期刊的特色,加强联合,通过知识社区建设,提升用户黏性和服务附加值;最后要加强期刊的规范化建设,建立完善相应的同行评议审稿制度、出版伦理规范等,提高公信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中文科技期刊的转型重构,建议在国家层面:

第一,进行科技期刊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从期刊审批的前置管理转向后期管理,放开新刊创办和兼并重组的相关限制,加大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监督力度;

第二,加大国家扶持力度,探索建立从遴选期刊资助转向后期用户补助的方式,强化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三,鼓励社会资金进入,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兼并重组,形成科技期刊集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化的、中英文兼顾的期刊数据平台;

第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鼓励高水平科研人员、相关专业人员进入期刊出版队伍;

第五,以分领域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试点工作为基础,建立以科学共同体为主体的科技期刊评价机制,构建科技期刊良好的发展环境。

志谢:感谢项目主持人高福院士、项目组成员武文、程维红、任胜利、胡升华、刘天星和安瑞在文章撰写过程中的讨论和帮助。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018年11月14日.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14/content_5340391.htm(检索日期:2019年11月22日)

② 当然,这里的困境是就宏观层面整体而言,在微观层面上也有部分中文科技期刊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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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 Dilemma Analysis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DU Peng1, ZHANG Luo-yi2, ZHANG Li-Qian1     
1.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TM Journal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ountry and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s, to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How to effectively run Chinese STM Journals is an important task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ircles, publishing circl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hole society must face together.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hinese STM Journal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in the scientific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Chinese STM journals    scientific community    academic communication    evaluation    reputation management    

作者简介:杜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科政策;
张荦怡,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张理茜,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学科政策。
通讯作者:张理茜,邮箱地址:zhangliqian@casisd.cn
项目资助: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中文科技期刊困境与发展思考及对策建议”(2018- XS01-A-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