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于海量数据的滴滴出行、高德地图以及共享单车等APP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时，我们正面临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面对这一新的技术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学者们纷纷将视线集中在这一新事物上，并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与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对大数据技术进行深入的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哲学界关于大数据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多从伦理学视角展开^[1]，忽视了其他视角对大数据技术的考察。事实上，大数据技术之所以能够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要素，它在对生产关系造成变革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改变。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大数据技术对社会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那么，大数据技术到底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于2019年1月出版的《监控资本主义的时代：在权力的新边界为人类未来战斗（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简称《监控资本主义的时代》）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对此做出了回答。该书作者肖珊娜·佐伯芙（Shoshana Zuboff）^①通过审视以Google、Facebook、Apple、Amazon和Microsoft等5家巨型信息技术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数据经济的发展，并基于大量的参与观察、访谈和文献档案等详实的一手资料，深入地考察了大数据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的重塑，试图为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大数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提供理论框架。不幸的是，佐伯芙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大数据技术本质上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对人的剥削。

一、监控资本主义：大数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和多样性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和机遇，也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巨大的挑战。“大数据技术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的每个组织、每个人无不受到大数据的冲击和影响，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数据对人类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和强烈。”^[2]这要求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对大数据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做出回应，佐伯芙的“监控资本主义”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在佐伯芙看来，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全球“智能-家园”（smart-home）中，这个“智能-家园”以数据作为纽带将全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社会和人类现实，以一种创造性的理论来描述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发展，以及新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的出现。基于此，佐伯芙提出了“监控资本主义”概念，试图把对大数据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图绘结合起来，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今的社会变化。

佐伯芙启用“监控资本主义”这个全新的概念主要是用来标识大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监控资本主义”首先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内涵，它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正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普遍使用所导致的。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以Google和Facebook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公司逐渐采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数据经济—来获取巨额的利润。数据经济现象背后的具体运作机制和商业逻辑是：大型信息技术公司通过收集和挖掘人们的原始行为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和加工，从原先异质性的、非结构化的数据中生产出有效的、结构化的数据产品，这些数据产品能够帮助信息技术公司预测人们未来的消费行为，从而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和商品，实现这些数据产品潜在的商业价值，从中获得监控收益（surveillance revenue）^②，并进而控制市场。作者指出，“监控资本主义单方面将人类经验视为免费的原材料，从而将其翻译为行为数据（behavioral data）。这些行为数据尽管有一部分被用于提升产品和服务，但是其余的却被视为一种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它们被输入进‘机器智能’的先进制造工艺中，然后被制造成预测产品（prediction products）。最后，这些预测产品被放在一种我称之为行为未来市场（behavioral futures markets）的新兴市场上交易。监控资本家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因为很多公司都急切地希望预测我们的未来行为。”^[3]8

佐伯芙将这种基于数据监控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构成了该书的核心观点。佐伯芙的“监控资本主义”概念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强调大数据技术导致当前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等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变化的本质属性是“监控”；二是指出大数据在从技术转变为产业的过程中，促使数据经济的形成，其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根本动机没有变。监控资本主义的主体是监控资本家和大数据企业。佐伯芙一方面用“监控资本主义”来强调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秩序，它与传统资本主义秩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盈利手段是通过对数据的监控获取的，大数据企业通过对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数据历史和痕迹进行大规模地收集和整理，从中计算出用户的行为模式和概率，以预测未来的商业行为，并获取利润。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被记录在案，被大数据企业进行分析并进而预测，在大数据面前，用户是透明的，他/她的爱好、情绪、历史甚至未来行为都被大数据企业所监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基于数据经济的监控资本主义同传统资本主义运行秩序具有相同的目标，即获取商业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经验被异化为数据，以方便监控资本家将这些原始数据变为增值数据，从而实现监控资本家的监控收益。

二、监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有服务于人们便捷生活的一面，然而另一面，它也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数据资本家通过对海量的行为数据进行监控，从中获得监控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大数据正在成为数据资本家试图进行新型生产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关键工具。资本追逐利润的内在逻辑始终是促使监控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根本动机，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则为这一动机提供了剥削工具和原材料。

1. 大数据监控经济的形成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数据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受到企业和社会的关注。大数据企业通过对来自于用户的原始行为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和分析，生产出具有预测功能的数据产品，从中获取经济效益。数据成为大数据产业的原材料，成为生产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基于海量数据的数据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这是数据经济相对于传统商品经济的相似之处。

但是，佐伯芙指出，以Google为首的大数据企业的数据经济有其独特之处，即数据资源的配置方式表面上是通过交换完成，实际上是通过监控完成。大数据企业给用户灌输的认知是：大数据企业提供给用户服务，作为交换，用户提供给大数据企业自己的个人信息，因此这是服务与个人信息的交换关系。如美国经济学家特伦斯﹒克雷格（Terence Criag）认为“关于自身能被通过公开渠道或私密源头加以收集的一定量数据信息……被直接理解成生存在一个数字世界中所要付出的代价……你跟你所访问的任何一个网站之间不言自明的游戏规则是：我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好处，我也回馈给你一些好处。这个所谓好处就是私人信息。”^[4]佐伯芙揭露了隐藏在等价交换关系背后的剥削关系：通过监控，大数据企业实现对用户个人数据的侵占和剥夺。佐伯芙指出，“‘数据采集’描述了一种社会和物质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大数据企业声称对这些原材料享有权利和权威，从而在其原材料供应链操作中获得经济收益。”^[3]65通过监控，大数据资本家无偿占有用户的个人数据。大数据企业声称用户的个人数据“就在那里”，就像一片新大陆刚被发现时，无主的金矿“就在那里”一样，等待有能力的殖民者占有和开采。如果个人数据的所有者站起来反抗，强调自身的数据所有权时，大数据企业就会通过各种技术性和社会性的策略，确保数据监控的实现。总而言之，在佐伯芙看来，一个新的基于数据监控的大数据经济秩序—大数据监控经济—正在形成，并迫不及待地向社会展示它的目的。

2. 监控资本积累的秘密：剥削行为剩余

在前数据化时代，互联网企业收集用户数据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改善用户的服务体验。互联网企业通过网上调查问卷、服务体验计划等形式收集用户对企业服务的反馈信息，并有针对性地改善自身的服务质量。这时候，互联网企业与用户行为数据之间的关系见图1。

随着Google基于搜索引擎数据的定向广告投放模式的出现，行为剩余的秘密被大数据资本家发现了。Google定向广告的模式是：通过搜索引擎所获得的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Google发明了一种新的基于数据的定向在线广告商业模式，即通过对该公司所收集的大量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和运算，计算出用户点击率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未来用户点击率的预测，并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以增加在线广告的定向精准性。这一基于数据收集和分析基础上的定向在线广告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Google连续四年的时间（2001–2004年）内，利润实现了3590%的增长。Google的成功打开了大数据经济的大门。原来互联网企业，或者更精确地说，能够获得广泛用户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获得巨额的利益。用户在互联网平台或网站上留下的大量行为数据，包括搜索、浏览记录、逗留时长以及回答平台的调查问卷等，不仅可以用来提升互联网平台或网站的用户服务体验。事实上，绝大部分数据被平台无偿占有，成为大数据产业链的原材料。佐伯芙将用户行为数据中除服务于用户之外的被大数据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这部分数据称为“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以之类比于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当中除劳动力价值以外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概念。行为剩余运行的过程见图2。

3. 行为剩余最大化：无所不在的大数据监控

行为剩余的发现，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数据经济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通过无偿占有用户的行为剩余，大数据企业建立起以行为剩余为主要原材料的数据产业链。因此，对行为剩余的追求成为大数据企业首要目标。为了尽可能准确地预测用户个人的需求和偏好，就要掌握尽可能全面的数据原材料，也就意味着，需要对目标客体的生活现实了解的越全面、越深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数据经济本质上是隐私经济。为了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目标客体，大数据企业发明了种类繁多的监控方式，来对目标客体的方方面面进行检测，这种检测包括用户的位置、声音、面部、性格乃至情绪^[3]242-290。

要使行为剩余最大化，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功不可没。让“无所不在的计算”成为现实，物联网通过通信技术将传感器、控制器、智能终端、人和物都联接到网络中，并将这些人、事、物的特征、位置、时间和行动等一切状态转化为数据，这些数据成为大数据企业庞大运作系统的原材料。云计算技术则为将原始数据处理为增值数据提供了技术支撑。大数据企业开始扮演“无所不在的技术上帝”的角色，它能够收集庞大的、囊括社会系统运行方方面面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总体”进行分析，大数据企业可以对人、事、物未来的发展状况做出准确预测。典型的案例包括Google地图通过智能手机内置的传感器对城市交通中驾驶人的驾驶速度、处于哪个街道、驾驶习惯、经常去哪个饭店以及活动半径等等情况了如指掌，通过对驾驶人行为的了解，Google地图就可以和汽车保险公司合作，根据驾驶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差别化地制定能使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保险政策。

三、监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批判

大数据技术将人的经验和网上行为作为数据经济的原材料，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形态，形成了以剥削用户行为剩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佐伯芙认为，新生产方式的形成，在解构原有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在微观层面上，人被异化为数据经济的原材料，从而依附于数据经济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在宏观层面，新的权力结构和形式正逐渐形成。

1. 微观层面：人被异化为数据原材料

监控资本主义生成了一种市场和用户之间的新关系：用户自身成为数据商品的原材料。监控资本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而产生，其运行规则是利用大数据的手段生产关于消费者未来购买行为的预测产品，并通过预测产品实现经济效益。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对用户数据更全面地提取和监控，预测产品的精准性进一步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角色逐渐改变，由原来数据服务的对象转变为数据提取的原材料，“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被视为原材料供应，目的是为了转化成行为数据”^[3]19。大数据自身由手段变成目的。

人被异化为数据随着程度的加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数据资本家所获取的数据主要是用户主动在各网络平台上分享的公开信息和数据以及用户在搜索引擎中搜索所留下的大量数据，大数据资本家通过将这些公开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并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将这些公开的、异质的和非结构的原始数据变为增值数据。第二阶段，单单是用户公开的数据已经无法满足数据产业链对于原材料的要求了，这个时候，为了获取更加深入的、个性化的用户行为数据，监控成为数据资本家进行数据市场经济获取原材料的基本手段。为了更隐蔽地和无所不在地监控，各种数据采集终端和软硬件被设计出来，并最终构成具有极权风险的物联网体系。数据资本家通过监控所获取的海量行为数据，成为监控经济的初始资产，这种资产再经过深度加工，形成整个监控经济的产品。

以Google为代表的大数据企业与用户的关系发生转变。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下，大数据企业收集用户数据的目的是，通过改良用户体验，最终服务于用户。在监控资本主义框架下，用户成为大数据企业数据监控的对象，而这些企业真正的消费者是数据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大数据企业的真正商品不是为用户提供的服务，而是数据。

2. 宏观层面：催生工具主义权力

在传统的政治学领域中，权力主要掌握在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党等的手中，然而，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技术公司的诞生和发展对这一传统权力格局形成了挑战。社会的一部分权力被从传统政治学主体手中转移到大数据企业和监控资本家手中，相对于传统国家所掌握的权力形态来说，这一部分权力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和特征，佐伯芙将这种新型的权力称之为“工具主义权力（instrumentarian power）”。之所以命名为“工具主义”权力，是因为从这种权力的内在属性上来说，它的根本作用是通过监控资本操作机器（无所不在的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将人转化为监控资本家实现市场目的的工具和手段。

佐伯芙认为，工具主义权力具有深刻的极权主义内涵。工具主义权力的主体是监控资本家和大数据企业，控制机制是行为矫正手段。监控资本家和大数据企业通过行为矫正手段形塑和控制用户的行为，这一控制机制尽管是潜移默化的，并处于尝试性的初级阶段，但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必然推动其在整个社会的扩大化。工具主义权力的控制目的是用监控资本家的意志取代用户的意志，将监控资本家的目标伪装成用户自由行使选择权的结果，从而实现他们的商业利润。当监控资本家和大数据企业的工具主义权力不断膨胀，形塑和控制人们行为的能力不断膨胀，整个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让位于监控资本家和大数据企业的“集体意志”，处于工具主义权力统治之下的社会构成了一个“工具主义集体”（instrumentarian collective），个体性服从于“工具主义集体”。最后，“个人”在走向“芸芸众生”中死亡了，他/她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消逝，而是内在主体性和个体意志被监控资本家的“集体意志”所取代，他/她不再是他/她自身，而只是“工具主义集体”中的一个因素、一个环节。这个因素和环节与其他的因素和环节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存在都只是为了实现监控资本主义企业的商业利润。在监控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个体性和自由意志让位于集体意志，人们选择的权力被压制，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佐伯芙认为监控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极权主义，以前的极权主义采用恐怖和暴力的手段，监控资本主义则通过行为矫正手段，塑造一个没有异议的、同一的社会。^[3]396-397

通过以上的揭露和批判，佐伯芙深入到监控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维度，考察作为一种新兴经济秩序而诞生的监控资本主义是如何入侵到传统的政治领域，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四、评 析

无论是大数据的技术专家、技术批判主义者还是普通大众，或许都会同意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对信息技术领域造成了革命性影响，还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以及时刻关注信息技术社会影响的技术审慎主义者，佐伯芙对大数据技术进行了长期的、细致的观察，探究大数据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可能的消极影响，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大数据在当代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与众多大数据的伦理反思的著作相比，佐伯芙从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审视大数据的影响，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大数据的关切，肇始于大数据的经济属性与监控属性双重性质。哲学界目前的反思主要围绕着大数据的监控属性展开。伦理学界担忧大数据技术在不同情境中对传统的隐私伦理造成的挑战，如吕耀怀强调大数据技术的监控属性对藉由隐私所保护的个人自由、道德个性及尊严等价值造成伤害^[1]。政治哲学界更关注大数据的监控逻辑对人的政治权利造成的可能伤害^[5]。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视角反思大数据技术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结合大数据的经济属性，就很难从根本上理解大数据技术对社会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背后深刻的社会秩序的改变。在当前社会，数据正逐渐渗透到经济的每个行业和职能领域，成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6]；与此同时，作为以数据为基础的产业形态，数据经济正逐渐成为现实^[7]。基于大数据的生产力属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大数据的资本逻辑的运行机理，从而厘清资本逻辑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内在改变，这也正是佐伯芙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审视大数据技术的主旨所在。

需要承认的是，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带有技术决定论倾向。监控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作者将大数据视为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影响因素，这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在技术决定论者们看来，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统治社会的力量，人是被动的客体，只能任由技术带向未知的远方，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将这一思想发展到了极端。但是，人类一路走到今天的历史表明，人完全可以控制并改造自己的社会环境，利用技术增强自身的能力并促进民主社会建立。正如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说，“在任何社会关系是以现代技术为中介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引入更民主的控制和重新设计技术，使技术容纳更多的技能和主动性。”^[8]大数据亦复如此。

① 肖珊娜·佐伯芙，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也是该校第一批被授予终身职位的女教授之一。她长期以来关注信息技术、智能机器以及数字技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

② 因为这一收益的获取是基于对用户数据的监控，作者将这一通过新经济手段和方式获得的收益称之为监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