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生命的解释从未停止，揭示“生命奥秘”成为生物科学家的永恒话题和终极关怀，生物学的持续进步更是不断影响着人们对生命的理解。1944年，诺贝尔奖得主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发表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书认为，理解生命的关键是理解遗传，即基因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代际间有序传递。^[1]2021年，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保罗·纳斯（Paul Nurse）也出版了名为《生命是什么》一书，纳斯并不认为仅仅依靠解码遗传信息可以带来问题的完整答案，他提出应该依据生物学的5个基本理念—即“细胞”“基因”“自然选择的进化”“作为化学的生命”和“作为信息的生命”—来“一步步更清晰地了解生命如何运转”。^[2]

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家的正是“赤裸的生命”（希腊语zoe）与“依附于身体的积极的生命”（希腊语bios）之间的区别。^[3]8-9前者是指有生命的物体或身体本身；后者则是指认知、善意等致力于理解和重塑自身条件的生命。由此不难看出，生命的意义除了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或文化层面——即对“生命是为了什么”的思考。此外，后基因时代日益彰显的权威主张促成了生物学对生命阐释权的垄断。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和反思？当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解释出现争议时，谁又是最高权威的阐释者？基于这些追问，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Sen Jasanoff）^①2019年出版的《科学能否解释生命？》（Can Science Make Sense of Life?），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贾萨诺夫通过历史和反思视角，深入细致地梳理了生物学研究范式转变下生命定义的变化，阐述了生物学及生物技术如何逐步掌控解释生命的话语权，又如何影响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她提出，关于生命的问题不仅涉及生物学或生命科学，还涉及法律、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一、操纵与获利：被重新描述的生命

《科学能否解释生命？》一书开篇借用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 What Are We / Where Are We Going）展开了生物学对生命解释的回溯。贾萨诺夫认为，20世纪的科学发展可以看作是对生命工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两个阶段：学习操纵生命和从操纵中获利。^[3]37科学首先利用实验室和仪器在更小的组织单位上探索生命的机制，不断学习如何操纵生命并重新定义生命；之后，科学与私人资本的联盟将实验室知识转变为可以获利的工具，生命逐步走向市场成为商品。科学在研究范式的转变中及其与私人资本的结合中重新描述生命，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的思考。科学虽尚未明确宣称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不断宣称自己是“理解生命的最具说服力的工具”。^[3]14

1. 研究方式转变下的生命

19世纪初，法国自然史学家，植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了“后天习得的特征可以遗传”的理论。由此启发人们，生物之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仅是偶然或神意造成的，而是与后天进化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后，孟德尔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的重要组成要素，包括身体、智力和心理，都由自然的遗传法则所决定。^[3]19“我们从哪来”被初步解答。孟德尔的发现是遗传学的基础，但是将生命工具化，特别是将人类生命转化为实验和解释的对象，则是由于20世纪生物学研究实践和目标的重大转变。^[3]24

从20世纪初开始，生物实验室获得了近乎霸权的力量，以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3]20实验室和实验仪器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观察方式，也改变了观察的结果。拉马克、达尔文和孟德尔的理论是他们利用训练有素的眼睛，对发现或培育的生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分类得出的。而到了19世纪末，仪器扩展了人类眼睛的能力边界，科学家们能够用肉眼看不见的结构来观察整个生物体。实验室取代了岛屿、乡村或植物园等19世纪最受欢迎的研究实地现场，成为了生物学研究发现的新场所。1902年，博韦里-萨顿（Boveri–Sutton）理论证实了染色体是孟德尔所说的“遗传因子”的载体。之后，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通过果蝇实验为博韦里-萨顿理论提供了决定性支持，他发现母体将一组遗传变异或等位基因传递给每个后代，解释了孟德尔半个世纪前观察到的遗传规律。之后摩尔根的同事狄奥多西·多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证明了自然选择是通过基因突变发生的，这巩固了生物学在解释生命基础及其构成要素方面的有力地位。后来，X射线晶体学使人们能够研究复杂的分子，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它们的化学结构，也催生了DNA螺旋结构的发现，从此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程。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它们由成对的碱基构成，这些碱基可以用A T C G代表。这种直接的字母表示被认为是为科学家提供了可以操纵生命的字母表。生物科学家开始用“生命之书”来隐喻生命，将遗传信息比作一本书或者附带插图的手册，声称其不仅具有阅读能力，而且具有编辑和最终重写本书内容的能力。^[3]4

综上，科学仪器不仅揭示了肉眼看不见的结构，还改变了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所谓的“生物凝视”（the biological gaze），即实验人员不再简单地观察生命，而是开始操纵和混合它的组成部分来测试系统的极限，并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理解规则，生物学由此被彻底改变。^[3]22

2. 成为商品的生命

到了20世纪80年代，象牙塔式的科学研究成为了过去式。科学与资本联合起来重新定义我们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想象，生物学不可阻挡地走向生物技术，技术上的可行性也不断突破道德可允许的界限。这个过程为高更画作中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往哪里去？—带来了新的答案。^[3]27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物学家开始利用DNA重组技术改善动植物的性状，以期修复大自然的错误并创造全新的生命。当资本发现有利可图，便开始涌入生物学研究，使得生物学从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工业研究。由于重组DNA技术既需要保证操作的精确性，又涉及生态、生物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美国和欧洲在这十年间不断讨论如何管理这种技术。直至1980年后，美国里根政府基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放松了对健康、安全、经济和环境的监管。这对于启动一个拥有尖端技术和具有无限想象应用空间的新兴行业来讲，成为了一个友好的时刻。人们认为，生物技术不像原子能有巨大的爆炸力，也不像毒性化学物对生物存在致命性，而是工业时代肮脏和混乱技术的天然替代品，并可以从其生物属性中获得极大的利益。^[3]25这一认知为遗传知识和生物技术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激励着私人资本纷纷介入。

资本逐渐进入到未经讨论的研究方向，通过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独特能力来定义人类生命的目的和进步方向。对于企业领域的生物学家及技术支持者而言，“技术上的可行（通常与经济利益的承诺相吻合）可以不断重新界定道德上的可行”。^[3]27学术领域的科学家也意识到，他们从事的研究不再是只能依靠政府资助，而是能够通过创新，创造商业利益。比如：由生物学家赫伯特·波耶尔（Herbert Boyer）与风投资本家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A. Swanson）共同创立的基因工程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成功开发了rDNA的首批商业应用；1980年10月，Genentech的上市给每位合伙人带来了接近6500万美元的股份价值。1992年，沃森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领导层问到他所持有的生物技术公司股份可能与“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之后，沃森出于多方面考虑辞去了HGP总负责人职务，并直言不讳地对一位科学记者说道，“我不认识不持有股票的人”。^[4]这意味着，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持股生物学家，很容易进行商业运作，而濒临灭绝的则是那些远离市场诱惑的科学家。

生物学不可避免地走向生物技术，生物技术走向市场并迈入私有化进程，生命成为商品。这些转变给予了生命“前景”（prospect）新的含义，曾经的“前景”是指生命在未来可期待的一系列机遇，现今所讨论的“前景”却是一种有意识的、为牟利而挖掘所有生物基因组物质和信息的行为。这意味着，被加入了一系列人为干预后，生命“前景”实际上是“用我们可能是什么的想象来补充我们是什么的知识”。^[3]24至此，贾萨诺夫从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变迁的维度为我们揭示了，理解“生命”不再仅仅是科学的专利，社会力量（政策和资本）均已介入生命的未来发展中，生命及其意义正在被重新描述和构建。

二、两种策略：科学掌控生命话语权

尽管社会力量已介入到生命的未来发展中，理解生命也不再是科学的特权，但总体而言，当下对生命的阐释仍被科学所掌控。自从卢德分子（Luddites）破坏了工业革命的机械织布机后，不愿跟随科学技术脚步的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和倒退的。^[3]6贾萨诺夫认为，生物学在发展过程中又通过两种策略加深了这种科学至上的观念，并由此掌控了对生命议题的话语权。这两种策略可以概括为科学的独立性辩护和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独立性辩护通过否认科学植根于社会而发展，赋予了科学生产者和审查者的双重权利；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则利用语言进一步隔绝了科学与社会的联系。两种策略相辅相成，最终使科学保持了对生命相关议题的掌控。

1. 科学的独立性辩护

生物学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不承认科学根植于社会的表现：其一，将科学发现大量归功于科学家个体的自我顿悟（Eureka）时刻；其二，科学反复强调其有足够的自我监管能力，并拥有不受外部控制的权利。这里存在两种分离：集体和个人成就的分离；政治经济利益和科学纯粹性的分离。贾萨诺夫从科学自身固有的信念或主流意识形态出发，运用实例对其可信性提出挑战。

（1）强调科学家的顿悟时刻

科学家一般认为，科学依靠科学家的知识突破而蓬勃发展。“科学发现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非物质的过程，仅靠想象力和天赋”。^[3]38科学的回报和奖励机制更是强化了科学发现的个人故事。这种对于科学家个体顿悟时刻的坚信，逐步剔除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素。对此，贾萨诺夫列举了三个例子—盘尼西林的应用、DNA的诞生和生物技术的突破—来说明集体智慧和社会力量的重要性。

盘尼西林的发现是英国医学史上最令人自豪的故事之一，以叙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1928年9月28日清晨的偶然发现而著称。就像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当年从浴缸跳出跑到街上，大喊“我找到了”的故事一般精彩。弗莱明的故事以他自己为唯一主角，这为科学家依赖的“顿悟时刻”添加了浓墨一笔。但实际上，青霉素从被发现、被提取、再到确定其治病特性以及最终用于医疗，经历了许多人漫长和艰苦的努力。弗莱明在首次发现青霉素时并不确定其作用，并且在很久之后才将青霉素成功分离出来，那时青霉素的治病特性还没有被发现。直到1940年，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厄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合作，测试了青霉素对感染细菌小鼠的抗菌性能，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兴奋。然而，盘尼西林最终能被用于医疗，并大幅度造福人类，则归功于美国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的投入以及科学与工业的合作。

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被普遍视为基因时代的开端，为此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对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历史学家们却为我们讲叙了一个充满竞争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贾萨诺夫基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指出，沃森和克里克研究发现的关键线索来自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DNA晶体衍射图“照片51号”，显然与科学家的“顿悟时刻”无关。富兰克林虽然对该科学发现具有重大贡献但并未获奖，这可能归结于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和奖励机制的影响。在这里，科学通过不透明的内部程序对功绩进行排名和奖励，由此将法官和陪审团的双重职能僭越到了自己身上。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的成功则更是一个技术突破的典型例子。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用来产生数千份，甚至数百万份DNA片段的过程。^[3]50化学家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因在聚合酶链式反应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穆利斯在回忆录中将关键想法的出现描述为在开阔道路上突然闪现的灵感，对此社会学家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直接地指出，这个故事“将英雄式的、顽固的个人主义的魅力与陈旧的文化习俗混合在一起”，就像“阿基米德独自在浴室，牛顿独自在花园里，凯库勒独自在梦中”。^[3]50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对聚合酶链式反应的研究参与者进行的广泛访谈更是证实了对个人顿悟时刻的过度神话。拉比诺指出，穆利斯于1986年离开赛特斯（Cetus）公司，而将聚合酶链反应开发成一种有诺奖价值的研究工具和诊断方法，其所有关键工作实际上都由公司其他人完成。只有奖励委员会和科学记者“喜欢将一个独特的想法与一个独特的人联系起来的故事”。^[3]51

三个案例表明，科学与技术的关键进步与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科学家的顿悟时刻，而是建立在许多无形以及无法量化的共同努力上。过度神话科学家的顿悟时刻只会加深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使科学成为无法触碰的神坛。

（2）强调科学的自我监管能力

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自主的，是一个可以独立运作的市场。科学家被认为是聪明的，并由好奇心驱动进行研究。但由此产生的很多主张科学自治的辩述都需要再次推敲。

1975年的阿西洛马重组DNA会议以“改变世界的会议”著称，它是科学家采取主动行动以调节其工作的潜在危害，阻止在他们看来会带来太多不确定性或可能灾难的研究路线的标志。会议总发起人保罗·伯格（Paul Berg）在几十年后对此仍赞许有加：“对这一新的实验路线发出警告的不是政治家、宗教团体或记者，而是人们预期的科学家。”^[3]56他认为阿西洛马会议的主要经验是，在政策的主动权转移到企业科学之前，“来自公共资助机构的科学家应该与更广泛的公众就最佳监管方式达成共识”。^[3]57但是伯格的经验总结并不可靠，实际上，部分生物学家对于阿西洛马会议之前两年的非正式暂停令存在诸多抱怨。之后爆发的关于谁应该保证科学家对其科研项目负责的讨论，表明公众在此次会议中并没有被充分代表。阿西洛马会议的里程碑意义不可否认，但是，科学界对自身约束的制定伴随着民主的代价。通过在技术革命的曙光中抓住审议的主动权，分子生物学界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垄断机构，负责构建需要辩论的问题、条件，甚至是治理的合法目标，^[3]63最终将对生命的话语权掌控在自己手中。

2. 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

科学对生命话语权的掌控策略还在于，通过对语言和话语的控制，限定我们如何命名生命实体，以及我们用什么术语来辩论它们的意义或价值；主张其不仅对生命是什么，而且对我们操纵和重新设计生命的目的具有控制权。^[3]116在对生命议题的公开辩论中，科学独特的话语体系通过四种论述模式——缩小话语范围、伦理滞后性、不可控的公众以及技术必然性——成功获得了制定辩论条款的权利，防止了外部对生命相关研究的过早和过度干预，从而保持了对生命议题的掌控。

首先，缩小话语范围是指“为了防止本质上的失误”，科学家将关于未来的技术想象缩小到自身可以预见的范围，从而避免过多的外部干扰。这种话语缩小常见于生物学的发展中。比如，对于那些人为创造的实体，科学家宣称此类实体的意义只与相关的科学研究有关，应由科学家进行管理。又如，生物技术的利益相关者把生物技术当作科学来讨论，并宣称人类对于自然的改变由来已久，现在进行的研究并没有与之不同的地方。再如，在美国和英国关于生物技术的政策比较研究中，历史学家苏珊·赖特（Susan Wright）指出，在政策形成的早期过程中，围绕基因工程的话语逐渐受到限制，从而形成了关于要解决的问题的潜规则，即什么是决策的核心和外围标准。^[3]132-133同样的，以科学家自我监管闻名的阿西洛马会议也通过缩小话语范围，形成了一次成功的话语控制。

对伦理滞后性的强调和论述在科学话语中并不少见。科学技术被看作是人类更好发展的推动力，而包括生物伦理学在内的社会机制被看作是滞后的，在努力跟上“技性科学”开创的未来。因此，伦理由于其滞后性，被认为无法判断科技的风险而被淘汰出局，一项科技是否有风险被科学单方面决定。甚至有观点认为，伦理问题实际上只是公众看法的反映，以合成生物学为例，如果公众能够相信有健全的原则来保证其是无害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伦理讨论。^[5]这就意味着，民主机制必须追随科学以确定可以审议的范围和条件，公众的道德也被框定在了科学所决定的边界之内。

从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中可以发现，公众的语言被认为是无知的、不科学的、不理性的。政府和科学界在针对公众发布的文件中，都对使用的语言进行了处理。例如，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Bioethical Issues, PCSBI）关于合成生物学的报告中提出，协商成功的关键是“信息准确性”，这一目标将通过独立的“事实核查机制”来实现，该机制将消除公共领域危险的语言不准确和扭曲。该委员会暗示，可能需要审查以保持公共语言的“清晰和准确”，比如不能使用“创造生命”或“扮演上帝”等耸人听闻的流行语，认为这些词语会阻碍人们对科学和伦理问题的长期理解。此外，历史上美国对于类似胚胎特征的细胞团的命名争论，也是为了避免公众对研究和“假”问题的担忧和焦虑。

技术的必然性辩护主要体现在对于未来技术愿景的展望。近年来，CRISPR-Cas9等技术的发现和随后的快速发展引发关注，因为它为更有效地操作和“校正”DNA序列提供了可能性，与以前的基因修饰技术相比，其步骤更少，成本更低。科学家和工业界预见到生物技术在健康和农业领域无数的应用，甚至预见到人类通过干预能够重定自然进化过程的地步。人们认为，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不会被法律、政策或民主的辩论绊住手脚，必将到来的技术进步及其发展的迅速程度滋生了一种紧迫感。国家感到迫切需要对此采取明确立场，却又无力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由此政策上出现了渐进主义特征，即让科学以自己的速度前进，在风险出现时才采取相应的行动。这种默认的渐进主义实际上是让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决定社会应该评估的问题，“并在任何其他形式的反思被允许开始之前殖民我们对人类未来的集体愿景”。^[3]138

三、反思与重建：科学对生命的决策边界

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塑造了我们对于生命及其意义的理解，但现代生物学对生命话语权的掌控无疑也使我们对于生命及其意义的理解面临危机。生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当代的“社会技术想象”。^[3]11这些深远的影响足以左右法律对于人类主体的解释，以及我们作为生命体希望如何被治理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通过“共同生产”（coproduction）过程，关于生物技术的科学论述与政治制度和实践联系在了一起。^[6]作者呼吁，在法律和监管层面应更多考虑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是被物理过程化的生命内涵。

1. 法律的退让与回归

20世纪生物学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和深刻的法律影响。人类为了适应后基因时代所做出的努力，导致了法律和科学之间的反复对抗。围绕新生命实体的相关问题，生物学和法律间的互动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立话语—科学主权主张，它“寻求为科学保留一个道德和政治自主的空间”。^[3]68新的独立话语假定科学研究与法律规则制定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并强调法律具有滞后性。通过这种线性的进步概念，将科学发现置于规范制定前，让科学研究可以在不受价值领域干扰的情况下前进。“生物学不再等待法律以缓慢、渐进的方式解决社会在操纵生命方面的价值冲突，而是越来越多地自行采取行动，阻止法律对科学事务的干预。而法律机构经常面临自身权利被剥夺的场景”。^[3]70

首先是经济趋势基金会（Foundation on Economic Trends, FET）诉赫克勒（Heckler）^②一案。该案件涉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批准的一项研究，即对一种细菌编辑的实验。FET指控NIH偏离了自己的准则，没有进行此类实验所需的公共环境影响评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最终判决FET的指控成立。^[3]7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案中的三名法官一致对NIH的做法提出担忧，但法官们的担忧并没有引起科学界对此案中涉及的责任问题进行反思。与此同时，阿西洛马尔会议的共同组织者马克辛·辛格（Maxine Singer）发表在《耶鲁法律与政策评论》（Yale Law and Policy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在决定研究应该继续还是停止时，只有科学的判断才应该被考虑进去。辛格还提议，为了防止类似的诉讼，应要求相关律师在法庭上，甚至在法学院入学考试（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LSAT）中增加科学语言的基本知识。^[3]76-78

第二个案例是戴蒙德（Diamond）诉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一案，该案涉及能否将生命体专利化的争论。时任专利人员的戴蒙德对于当时海关专利局支持查克拉巴蒂的微生物申请专利的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最终在1980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并支持了查克拉巴蒂的专利申请。美国最高法院称：一个活的、人造的微生物是美国专利法第101条所规定的可专利标的物。被告所主张的微生物可算作该法规中所说的“产品（manufacture）”或“合成物（composition of matter）”。^[7]从表面上看，此案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解释问题，即根据适用的美国联邦法律，活的有机体是否可以申请专利？但其中蕴藏着更深层的问题是，通过技术改变的生命形式的资本性质由谁来决定？^[3]79此案的判决肯定了生物体的可专利性，但是该问题本应置于政治领域（即国会）加以讨论。该判决同时“强化了对科学主权的极端自由的解释”，^[3]79认同了将尊重科学的自主性和不妨碍科学的发展放在第一顺位，这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当代的宪法秩序。

然而，法律在与科学的争斗中，也多次夺回了科学被赋予的权力。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02年做出的一项判决，拒绝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所谓的“肿瘤鼠”（oncomouse）申请专利的请求。肿瘤鼠是一种标准化的试验动物，其基因配置使其在实验室研究中更容易感染癌症。这项专利已经在美国获得了授权，但加拿大法院以5比4的投票否定了这项专利的正当性，认为鉴于法律中缺乏具体的指示，应由议会而不是法院来决定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形式，或者是经过基因改造的新的生命形式。此外，加拿大还否决了一项钉螺的专利申请。在贾萨诺夫看来，这对科学界定生命的权利施加了限制，既在生命界定不明确时，承认了民主授权的重要地位，这为生命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审议空间，否定了对于高级生命的简单的还原论解释。^[3]84-85和加拿大的两个判例一样，美国的查克拉巴蒂案其实也只是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权问题，但却有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之后通过对政治与科学决策边界的反思，进一步探讨了决策差异的背后机制。

其次，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对万基遗传（Myriad Genetics）案的判决。此案质疑了万基遗传公司拥有的BRCA 1号和BRCA 2号基因专利的有效性，这两个基因被用来诊断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易感性。万基遗传声称拥有这些基因的专利权，因为该公司已经将它们分离出来，从而使它们能够以自然界中没有的纯化形式被使用。而且此前，美国有承认基因的分离和纯化属于可申请专利的发明领域的先例。然而，此案的判决结果是人类基因不可以申请专利，但万基遗传仍旧可以申请cDNA专利，法院指出：“与基因本身不同，这些合成序列（即cDNA）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因为它们只由指导蛋白质形成的DNA编码区域组成”。^[3]86因此，通过持有cDNA专利便可对该基因的重要信息内容主张产权。美国的高等法院已裁定，“基因”（gene）和“遗传标志物”（genetic markers）等词汇不得申请专利，但是人工设计的DNA可以申请专利保护。^[8]对此，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称赞法院对自然发生的和人类产生的DNA片段进行了区分。他说，人造的基因结构已经运用于疫苗制造、生物燃料和营养产品，而保护这种知识产权的能力是一个强大的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必要组成部分。^[9]

最后是来自生命医学研究领域的案例。海里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妇女，1951年死于卵巢癌，年仅31岁。在其治疗期间，她的医生成功地从她垂死的身体中提取了癌细胞，并通过让它们在实验室中无限繁殖，创造了生物学中最广泛使用的研究工具之一HeLa细胞系。人们逐渐忘记HeLa细胞系的起源故事，直到2010年一位美国记者在其出版的书中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次揭露也引发了美国种族政治的震动。而此后在2013年，位于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EMBL）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对HeLa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准备将其公布。这些信息不仅与亨利埃塔·拉克斯本人有关，还与分享她的遗传特征的后人有关，然而EMBL的公布计划并没有咨询任何当事人。拉克斯家族被激怒并要求得到补救。最终NIH提出了解决方案，给予拉克斯家族永久决定权，用于决策未来任何涉及HeLa细胞系的研究资助。^[3]87-88

科学与法律的互动以及科学对生命话语权的抢占，并没有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被公众所警惕。经过反复的争斗，“强有力的叙述使科学成为社会最进步的力量，并将一切阻止科学的方式视为落后的以及抵抗解放和启蒙的事物”。^[3]89如果前两个案例展现了法律的退让，那么后三个案例可以看作是法律的回归。然而，不管是加拿大的肿瘤鼠案判决，还是美国的万基遗传案或HeLa细胞系之争，都是由于偶发的、局部的事件引起的，而不是出于对生物操纵目的的系统性探究需求。贾萨诺夫由此呼吁，社会应当从这种偶发的、利益驱动的行为转向对生物学主权的持续反思和监测。

2. 灰色地带生命的界定

在对法律和科学的决策边界的反思中，科学展现了其强大叙事的主导地位。如果说法律和科学的拉扯是偶发的、局部的挑战，政策制定则是更具有普遍性的解决方案，政治与科学决策的边界更具有探讨和反思的必要性。

在工程野心的驱动下，生物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在道德和政治上不好下判断的生命对象，针对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工程生命，全球的监管方式产生了地域性和时间性差异。各国不同决策文化间的比较，以及科学界内部前后对妥协方案的不同态度，突出了“生物学从分析生命到重塑生命的转变中出现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3]93如此现状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科学的进步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突破先前社会思想的权力。

从国家来看，英国、德国和美国拥有共同的民主制度背景以及科学发展史，但“在不同的伦理原则和制度实践的支持下，各国对待试管婴儿胚胎和胚胎干细胞等衍生物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分歧”。^[3]100英国在某些方面证明了它对辅助生殖技术和干细胞研究最为宽容，同时也具有包括英国干细胞库等配套措施在内的最全面的规范。较之英国，德国对于胚胎道德地位的判断和胚胎干细胞的管理要保守很多。德国制定了全欧洲对试管婴儿道德和法律监督最严格的制度，堕胎属于犯罪行为，只允许在医疗监督下进行；但在实践中，医学批准相对容易获得，由此通过国家与医疗之间的责任分工形成了堕胎和反堕胎的平衡。美国社会对试管婴儿的道德价值存在严重分歧，但这种分歧的解决方案与德国不同，并不是靠精英主导形成共识，而是由一系列宪制不稳定事件构成。至于胚胎干细胞，美国和德国都禁止官方支持将体外胚胎用于干细胞衍生，但都允许干细胞研究，所以对干细胞的来源视而不见。在美国可以依靠私人资助获取干细胞，在德国则是可以通过进口干细胞来保证研究。

近年来，科学界也对先前的妥协方案—胚胎研究的“14天规则”，提出了重新评估的呼吁。政策学者亚伦·莱文（Aaron D. Levine）重申了该规则缺乏基础支持，声称它仅“代表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妥协，而不是优雅而令人信服的哲学论证”。^[10]这一论点暗示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已经成熟，它能够促成突破14天规则的新的妥协方案，这也恰恰说明，“现在是技术为科学提供了最重要的问题、目标和限制”。^[3]113但规则的最初提案者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本人指出，该规则并不是一个基于生命何时开始的务实的回答。沃诺克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的是，“生物技术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新实体，‘子宫外的活人类胚胎’，它的道德地位必须通过一种授权的审议形式为社会决定。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是一个立法问题，一个应该由社会来决定的问题”。^[3]114

上述案例展现了，如何表征新颖的生命形式（生命是什么）的判断与如何培育和治理生命（生命是为了什么）的社会理解之间，存在复杂的纠缠。这些斗争中产生的妥协点取决于不同形式的审议和推理，不同国家和文化下的决策也表现出了随生物学从分析生命到重塑生命的模棱两可和矛盾之处，它们之间的比较以详实的细节赋予了生命多种含义。显然，对于灰色地带的生命形式，如果只依靠科学的判断进行管理，那将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在科学的判断突破时，伦理和政治界限也被突破。然而，在生命意义的建构过程中，科学观点和世俗价值同样重要，科学不能独自决策，更不能决定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跨越边界的创造。

四、评述：走向科学与人文视角的融合

贾萨诺夫没有直接回答“科学能否解释生命？”这一问题，她从高更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出发，通过对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梳理出了一条人类生命意义的建构主义道路。

长期以来，生物学对于“生命起源”的不断追问和探究，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近代科学以来，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生命从原始生命进化而来。尽管宗教与科学围绕生物进化论的争议从未停止，但总体讲，科学的解释被大众所接受。科学的经验研究为生命的起源及其演化提供了实证的基础。然而“我们是谁？”和“我们往哪里去？”的答案却不再是只依靠科学所能解释回答的。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通过划分三个层次的生命形式指出，“生命2.0时代的人类，与生命1.0时代的生命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可以设计自己的目的，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DNA，因而，人类社会需要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的维护”。^[11]也即是说，生命的起源及其相当长时期里的演化过程，体现了一种自然主导的进化过程，但是，当生物技术使人类越来越有能力按照自我意志干预生命、改造生命、甚至创造生命时，就意味着人类将文化纳入了生命的进化过程。生命不再仅仅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逐步被人类文化所主导。

自从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基因重组技术被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基因时代，生命的形式也逐步多样化。然而，当生物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将人类的意愿纳入生命的进化过程，“我们是谁？”就不能只依靠科学的证据来回答，因为“生命”不仅具有实在性同时也具有了建构性。从古至今，科学家在解释生命的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隐喻，因此，凯勒认为“生命是什么”是一个历史问题，“只能用我们人类行为者当时选择遵循的范畴来回答”。^[3]174但是，这只局限在了科学家这一类人类行为者，科学家们虽然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却也无法完全界定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如前所述，古希腊语将生命分为“赤裸的生命”与“依附于身体的积极的生命”，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生命的本质。尽管科学对生命中的物质元素具有编辑能力，但它仍无法取代定义人类价值观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跨越千年，赋予生命以自主和完整，并不断界定人类生命在自然中的地位。因此，生命的意义应当在科学和社会两大体系的解释下才完整，这两大体系分别涵盖了生物学和法律，相互交织、相互支持，共同建构了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可能性、限制、权利和责任。^[12]

而第三个问题：“我们往哪里去”，则是需要通过科学与人文的共同决策来回答。贾萨诺夫基于反思立场，通过详实的历史事件，生动描述了生命的意义逐步被科学的解释所垄断的过程。近两个世纪新近获得权力的生命科学试图“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解释的生命，以符合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和能力，甚至是语言”。^[3]174首先需要承认的是，科学技术本身在关于“生命”的议题中至关重要，但是将科学进步放在规则制定之前的线性进步观念是不可取的，这种观念往往让辩论的条件被科学的“教会法庭”所定义，而不是与民主的和持不同意见的公众进行更复杂和长期的协商。^[3]176讽刺的是，顶尖生物学家害怕研究被无知的民粹主义暂停，而现今欧美政治的民粹主义风潮正是由于公众害怕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掌控正在远离他们。^[13]这是一种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断裂。科学把自己从各种物质激励和支持中脱离出来以获得更长期的话语权，将生命是什么从生命是为了什么这一思考中解构出来，把复杂的概念扁平化。除非这些想法得到集体意义的认可，否则科学界定下的生命可能不是我们认为最值得生活的生命。^[3]175因此，生命课题的未来决策应当从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的推动范式，转变到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制约范式，只有公共意志被充分表达的共同决策，才能为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方向。^[14]

本书延续了贾萨诺夫长期以来的研究兴趣，通过对历史争议事件的全面梳理，展示了科学知识如何嵌入法律、规范、制度和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的互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科学通过自身与社会脱离的策略来宣称自我监管的能力，而法律和民主也在反思自身权利的边界。贾萨诺夫强调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赋予任何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具体演绎以特权，而是要意识到，关于生命的知识是通过独特的想象力折射出来的，这些想象力塑造了社会对生命意义和应该如何促进生命繁荣的特定理解。^[15]通过让读者思考科学如何在对生命的解释中变得重要，来促进一种人文主义的反思，探讨科学应该如何成为一项全社会参与的交流活动。^[16]这也是本书除了反思科学对于生命的主权辩护以外的更重要的贡献—为围绕“生命”议题的未来进路提供了思路。贾萨诺夫本人在近期的研究中也提出，各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将如何被代表也是未来新兴技术治理中值得考虑的一环。^[17]而对于未来发展的轮廓，也应在更长久的开放讨论中逐步形成，科学与人文从嵌合走向共同决策才应当是这场反思的未来方向。

志谢：作者在本文写作期间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李真真研究员的帮助，特此感谢。

①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Pforzheimer 科学技术学教授，STS 领域先驱，对于生命科学发展过 程的社会问题持续关注，包括科学与民主，社会技术想象等主题。

② Margaret M. Heckler，时任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human Services，HHS）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