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人类学者的田野凝视（ethnographic gaze）目光从海外转向本土，同时将都市社会语境内的市场、资本、技术和消费文化作为民族志文本写作和理论探讨的专题，在行内已经蔚然成风。近年来年轻一代学者更是剑走偏锋，聚焦数码时代的计算机技术日常实践，以其中的行动者作为参与式观察和深度分析的对象，力图像学科奠基人马林诺斯基那样从当事人角度来知晓和感悟他（她）们如何看待其所处的地方道德世界及其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1]。可以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代码自由》^[2]就是这种大胆尝试的代表性成果。

《代码自由》一书的作者加布里埃拉·柯尔曼（E. Gabriella Coleman）本科毕业哥伦比亚大学，获宗教学专业学士学位。柯尔曼在大学时不仅沉浸于典籍书海，还对当时由Linux操作系统开发的免费软件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昂贵的微软和苹果相比，Linux提供的免费操作系统不受任何商品化软件限制，并且能使全世界计算机使用者拷贝、修改和分享源代码。此后柯尔曼在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并曾计划前往圭亚那进行与灵性治疗有关的博士课题研究。然而，一场大病使她无法如期前往海外的田野点展开先期调研。这一变故使在柯尔曼养病期间得以重拾本科阶段的爱好，另辟蹊径，以因特网、聊天室和BBS为新的田野场所进行探索，了解与免费软件有关的讯息。出于研究需要，她还特意选修了与版权法和系统管理有关的课程。与此同时，她开始结交旧金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极客（geek）和黑客（hacker），并且以义工身份进入电子前沿基金会（简称EFF），一个旨在保护因特网不受政府和企业控制的组织。在此基础之上，柯尔曼完成了以电脑黑客亚文化以及开源软件伦理为核心内容的博士论文。

在获得人类学博士之后，柯尔曼先后在美国罗格斯大学的文化分析中心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部进行博士后研究，随后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和麦吉尔大学从事跨学科教研工作。2013年柯尔曼基于博士论文的代表作《代码自由》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别出心裁的数码民族志中，作者的田野检视对象是一群网络技术最聪明的使用者。这群极具典型意义的“骇客”多为男性，其兴趣不只限于从事非法“黑客”活动。他们桀骜不驯，通过建立开源软件平台来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并且在日常实践中策略性地与知识产权法进行抗衡，同时扩展和重构自由主义的理想。

顾名思义，本书的标题《代码自由》（英语为Coding Freedom）不仅有编写代码的自由这一字面上的意义，还有将免费软件视作一场社会运动的意图，即有关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变为运用于黑客社区语言和文化实践的一种编码。同时标题的用词还暗指“语码变换”（code switching），即说话者在讲述过程中采用不断地在各种语言之间切换的讲述策略。而对于自由软件社区来说，在技术软件问题、法律问题、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之间进行的“语码转换”正是一种常态。柯尔曼通过开源软件、黑客和代码这三重维度，力求在书中展示出一幅体现数码时代黑客伦理价值和美学观的民族志图景。

二、开源软件

自由和开源软件（F/OSS）指的是非专有但有许可证的软件。这种免费软件并不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研发的，甚至没有对适销性的保证。使用者可以接收源代码，也可以自行编辑软件或副本。作为最著名的免费软件项目之一，Debian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来保护自由软件的发展。

虽然黑客并不是以“推进”自由主义理想为目标而产生的，但在作者看来，自由主义传统与黑客活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自由软件首先强调学习和获取知识的权利，虽然黑客有多种动机来生产他们的软件，但他们共同致力于生产自由。大多数黑客都相信知识的获取和共享有助于再生产，所以大多数类型的软件应该是开源的。以Linux为代表的开放式系统是一项卓越的技术，许多人把它比作一种理想的学习方法。但它正在受到滥用知识产权法公司的攻击，更糟的是，有些大学也开始以此来申请发明专利，这将有损教育公平。

自由软件的兴起同时也削弱了知识产权法。由于言论自由与知识产权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美国法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F/OSS的使用使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作为一名黑客，史泰尔曼曾依靠巧妙的技术策略来破解法律，他在1989年创造了一个清晰的自由软件法律框架GPL以防止争议。GPL是一个建立在版权法之上的许可证，它可以应对传统的版权原则，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依然能使其他用户实现软件的使用、共享、修改和分发，它是对强大约束系统进行讽刺的一个实例。史泰尔曼认为在编程方面，他的主要目标是自由：他力图设计一种保障自由的法律结构，通过给予用户自由，让他们可以使用免费的软件，不受别人的支配，在政治上抵制信息的日益私有化。史泰尔曼的个人癖好，坚定不移的激进主义，不断使用自由软件可能会向企业界传递反商业主义的信息—或者更糟的是，他们像是一些笃信乌托邦理念的变体。

自由软件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知识产权法也存在局限性和可替代性。自由软件法和知识产权法这两个独立的法律如今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中相互抗衡。如果法院改变了规定，把知识变成私有财产，他们也改变了言论自由法。但全球对知识产权法的监管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教育、信息和娱乐没有受到知识产权法的有效保护，创造者和其他知识产权所有将失去创新的动力，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实践矛盾的一个实例。

三、黑 客

人类学家经常关注于文化价值—伦理、美学和以及一个群体认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的政治属性，这有助于我们区分本群体与其他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黑客创造了“黑客”这个术语。从那时起，他们的负面形象就开始在媒体上出现。根据黑客术语，骇客指的是黑客为了不正当的、恶意的或非法的目的，而黑客仅仅是技术爱好者。黑客也倾向于崇拜电脑研究一些深奥的技术，主要是编程、系统或者网络管理、安全研究和硬件入侵。

黑客的伦理包括美学、对信息自由的承诺，以及相信计算机可以成为美好世界的基础，他们的技术远征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3]。黑客体验的是自我技能实现带来的快乐，事实上，克服阻力和解决问题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成就感和自豪感的来源。并且，黑客经常会感受到一种更为痴迷和幸福的状态，这种快乐的形式近似于罗兰·巴特所描述的幸福—一种如此完整、全神贯注的愉悦，抹去了自我意识的感觉^[4]。

黑客也具有独特的幽默感。幽默不仅能表达黑客的乐趣所在，也展现了黑客创造力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电脑黑客就像精妙的代码一样，在公共场合变戏法地展示最有创造力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黑客也是一种表演性的行为。这种智慧的表达体现了黑客典型自我的形象：他们是有决心和理性的人，能使用自己发展良好的能力感知和理解“正式”世界—不管是技术性的还是非技术性的，他们都能以如此敏锐的洞察力进行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总是抱着开玩笑的态度面对任何事情。

实际上，黑客群体一直在社区民粹主义和个人精英主义之间交替。在F/OSS的理念下，黑客们坚持合作互惠和技术互助，民粹主义者的立场是给每一个努力做出贡献的人平等的价值，所以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互相交流分享。但他们也有一种精英主义立场，对自力更生的个人给予极高的重视，会用成绩和技术来评价个人才能。黑客们将花费数小时互相帮助，密切合作，但他们也会参与和同龄人在技术上的激烈竞争，这反过来又创造了等级制度。

四、代码即语言

从本质上讲，计算机代码只不过是文本，是一种语言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码也是能够控制行为的法律。黑客故意将源代码放在自由的领域，社区成员可以就此无拘无束地讨论一个计划的细节，而不用担心违反任何协议。当黑客阐述一种复杂的自由语言时，他们也阐述了在他们的国家中更集体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想定位—如合作、社区和团结。

F/OSS是一种理想的工具，而源代码则被赋予了新的自由含义。版权和文学创作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黑客在这场政治“战争”中取得了部分成功，由于多年的密集技术培训，他们不仅轻易地通过了法律，而且还对其进行了修改以适应他们需要。这种积极的和变革性的作法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政治和法律宣传现状的问题。自由软件背后的社会组织在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凝聚在一起，逐渐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权力机构，这也是F/OSS的概念的体现。在这场运动和社会政治辩论中—学生、律师、黑客以及其他活动家为了进一步创造和扩展公共资源，将一种资源汇集起来，形成共享资源池，然后以此作为土壤来进行文化生产和民主建设。在博客和会议上，许多黑客与律师和媒体活动家讨论一系列法律和技术问题，比如说网络中立的未来和数字公共区域。

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黑客的世界中得到两个启示。一方面，黑客世界是一个黑客平衡社会形式的领域。在黑客身上我们通常可以两种相互排斥力量的同存：个人主义和社会合作、功利与艺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组织与散乱、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黑客虽然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却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此来质疑个人主义，反而应该质疑个人主义会妨碍合作的假设。事实上，个人主义往往导致更多的合作。第二，是什么让这些黑客看起来如此有趣？他们形成的组织并没有产生很大民主影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他们在技术上的合作使得与他们建立起一个社会共同体，在那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学习。

五、结 语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外地给予马林诺斯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西太平洋上的孤岛完善了以参与式观察为特色的田野研究方法，同时发现和记录了库拉这一经济人类学的经典案例^[1]，那么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柯尔曼也因为变故而被迫改弦更张，将田野凝视的目光从异域投向黑客这一被传统人类学研究所忽略和遗忘的特殊群体。如同马林诺斯基着迷于高度仪式化的库拉交易，柯尔曼对免费开源软件开发者的幽默感、美学和伦理观也有着浓厚的兴趣。马林诺斯基强调立足于田野研究对象的看法和观点，柯尔曼则更进一步，将自己和黑客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完全拆除，游刃有余地行走于行动者和学者两个圈子之间。柯尔曼民族志文本书写有着明显的跨界效应。她聚焦黑客这一在人口中占极小比例却极具冲击力的群体，对创意生产自由进行深入讨论，深刻揭露了软件开发自身带来的技术局限。

上世纪9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罗庞帝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横空出世，为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学者发现新的研究热点和拓展思路，挑战田野工作者未曾涉及的场域（如虚拟空间）与解释范式和生存方式，提供不俗的观察坐标和视点^[5]。然而，对于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伦理思想动态，人类学者的研究比起其他专业领域如新闻传媒，显得滞后，甚至裹足不前。在后工业化社会语境中进行针对计算机信息技术日常实践的人类学探索，进行数码时代田野民族志创作并取得一定跨学科影响力的成功案例，仅有美国人类学者博勒斯托夫对于虚拟游戏世界的探索^[6]，以及英国人类学者米勒及其同事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进行的以因特网、手机和脸谱使用者为对象的具有实验意义的研究 ^[7][8][9]之外。因而，《代码自由》这部以北美社会极具震撼力的黑客边缘人为审视对象的民族志力作，不仅弥补了数码时代人类学研究题材方面的空白，也为引领21世纪田野研究方法的潮流，做出了弥足珍贵的探索和尝试。对于当今中国人类学者的数码民族志研究和实践，《代码自由》也是可资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