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方兴未艾，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使其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备受关注。从肖山娜·佐伯芙（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到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的《人工智能地图集》，数据智能时代的平台垄断、隐私侵犯及其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中的资源消耗机制被淋漓尽致地披露于世人面前。在光鲜的、颠覆性的创新表面，有太多被资本和知识权力结构有意无意地隐藏的细节。《销声匿迹》（Ghost Work: How to Stop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一书，通过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给读者讲述了数字平台中幽灵工作的故事。透过这出深度智能化时代的“人间喜剧”，我们得以窥见身处自动化巨机器和智能聚合体之中普通人的角色与命运。在信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感受到其对智能生态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改变，并由此窥察到未来社会的建构方式，而人类及其智能所扮演的角色或许正处于亟待抉择的十字路口。

这本书所揭示的问题是，在人类走向深度智能化的过程中，幽灵工作如何重塑整个社会的智能生态，如何改变人们在科技时代的生存与相处方式。与以往不同的是，书中具体的叙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智能科技的效率和便捷引向思考那些作为智能化背景的人。一旦进行这种麦克卢汉式的形象（figure）和背景（ground）的格式塔转换，一些不被关注的人和过程就得以呈现：购物平台上的客服工作、算法之下的外卖配送、出行软件中订单的匹配工作、远程工作中的人脸认证等。它们作为不同种类、隐而不彰的人类工作，却都和智能系统息息相关。进一步而言，与其他没有软件和平台参与的工作相比，这些看似自动化的工作意味着什么、人们应该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审视这种自动化的劳动？如果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则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地关注与自动化系统相关的工作——不仅要关注软件，在与人类的协同配合过程中，首先要仔细审视看似自动化的幽灵工作本身。

在现代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将人类和软件联结起来，代码编写、指令输入、机器学习、社会计算等环节，在鼓吹科技创新神效的社会大环境中如同魔法被一一见证。当人们谈及人工智能时，往往只关注机器智能，要么崇拜其神效、对其深信不疑，要么质疑机器是否真的如此智能。究其实质是因为机器被看作先进技术力量的代表，拥有光鲜的形象，而相形见绌的人类智能的价值却被系统性地贬低。事实上，当简单的程序指令发出，“幽灵工作”被完成，人们总是将成果归功于机器智能程度的优化。然而，当技术的表现并非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万能时，借助人力的后台修补过程却又被偷偷藏匿。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纺织厂童工需要用双手清理掉线轴之间的棉絮和其他杂物，但这种人工劳动和机器劳动相比被认为是“非技术性的”。最终，微乎其微的人工非技术性劳动被工业生产的盛名所掩盖。

《销声匿迹》这本书让“幽灵工作”（ghost work）的概念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人类与软件的协同工作提供看似自动化的服务，但实际上这些都有赖于人类的参与和配合才能运行^[1]。与以往的认知不同，不仅机器智能源于对部分人类智能的学习、模拟和替代，机器智能一直都需要人类智能的协同才能顺畅地完成各种自动化的任务。例如，工程师和程序员作为调节者身处于系统之中，而计算员、快递员、审核员也被看作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前者完成着一些“高技术”的工作，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普遍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在自动化系统中完成协助工作的人往往被当作技术含量低和可替代的操作者。因此，从狭义上讲，幽灵工作是指藏匿在自动化过程中的人类劳动；但从广义上来说，幽灵工作指的是所有依赖临时劳动力的人机协作。在零工经济时代，当人工智能无法完成所有的任务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就会被汇集在数字流水线上帮助机器完成任务。如果这些工作过程不被人所知，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数字零工就真正沦为“幽灵”。《销声匿迹》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真相：机器学习的“最后一英里”往往需要人类认知弥补，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完全消除对人力的需求。从本质上讲，幽灵工作代表了人机协作中的一种普遍形式。今天所谓的“人机协同过程”不仅仅指的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完美配合”，更意味着人工劳动要根据机器在各种任务中的不足及时填补“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因此，在自动化决策环路中，操纵机器和人机系统的始终是人类，而不是机器本身。这里不仅包括系统的设计者和管理者，还有千千万万隐匿在机器背后的数字劳工。

其实，想要真正了解“幽灵工作”还需要关注这种人机协作活动的背景。从信息与控制的思想转化为信息与智能技术系统以来，系统不仅将人类与软件、机器相关联，也将人类和人类联结起来。换句话说，信息与智能系统不能简单地视为代码和指令在计算机中的运行。无处不在的人类介入表明，人工智能不是一个独立实体，而是存在于更大的技术社会控制系统之中。实际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信息和智能技术一直在力图构建一个庞大的控制论社会，其底层逻辑不仅仅包括着代码的运行运作，还规定着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算法协调、合作。因此，这种没有固定的人机边界的系统，或者说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机融合方式，正是幽灵工作的关键背景。

在智能机器所驱动的控制论社会中，对所有事物的控制逐渐走向日益抽象的数字化控制。其控制的对象和方式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对于包括人和各种智能体在内的一切对象和过程都可以进行观测、分析和控制。系统不仅成为了幽灵工作的开展环境，还不断重新框定它们的边界。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说，人体就是一个可以代表任意有界系统的模型，但其边界并不稳定，或者说随时可能被突破。例如，人的身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构，不仅是一种肉身性的生命存在，而且因其身处社会场域之中，成为由社会事实界定的存在和基于社会价值认同的具有象征性的符号。简言之，在大量技术社会控制系统中，人的角色任务可以看作社会权力结构的力量在身体上的再现^[2]。正因为如此，人类与软件的协同工作被界定为系统内的协作。尽管自动化的背后是推动系统运作的人类，但在机器自动化的发展过程中，凸显控制论系统形象的技术叙事所强调或默许的是，以各式的人类劳动力来满足机器的需求。

综上所述，在机器主导的控制论社会叙事中，我们正在见证智能生态演进的结构性悖谬。一方面，人类具有创造力，计算机能够反复执行相同或者相似的任务，软件能够同时整合这两种能力。人工智能系统中运行的计算就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的最好证明，这代表了人类智慧、创造力和机械代码的完美融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在人类配合的新世界中管理着人类，人类负责解决计算机做不到的工作，但系统中的任务执行像皮球一样被机器重新踢还给人类并通过“自动化的假象”来解决新的问题。

伴随着以机器为调度中枢的自动化系统对效率的追求，各种智能技术应用日益发展为看似运转顺畅的“无摩擦的技术”。这不仅带来了“技术无意识”，而且会导致人们在内心自然地接纳了高速运转的巨型技术社会系统。在人机协同的过程中，人类不断被要求配合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活动，因此，“零工经济”、“按需服务”和“数字化劳动”等概念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可以看到的是，人类负责设计代码和输入指令，机器负责运行指令再将任务派发给人类。在整个过程中，一些细节被自然而然地隐匿在系统和人类的互动中，生物、身体、社会和精神行为被整体编码和重新编程。要揭示幽灵工作的真相，就要打破这种技术无意识，关注数字劳动是如何运作的。具体而言，在数字劳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平台，它是幽灵工作发生的虚拟场所。而事实上，幽灵工作的产生和受到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平台模式的繁荣。因此，认识和理解平台的产生及其对数字化劳动和未来技术生态的影响是认识幽灵工作的前提。

简单来说，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兴商业模式。首先，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当今的生产活动，按需平台在技术的驱动下把买卖双方匹配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双边市场。因此，平台作为市场上的中介，它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财产关系的变化^[3]。其次，平台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为了方便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在生产活动中提取和控制着大量数据。在技术社会控制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系统决策或协调活动通过计算，而不是人的直接认知进行。最后，平台作为一个媒介，把人类、技术和机器联结起来，平台上的数据计算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系统中的计算不仅仅是一种设计的逻辑，也代表了一种文化的逻辑^[4]。由此，数字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社会连接，算法调节着人类与数据、电子设备以及其他人类之间的关系。

随着计算规模不断被扩大、计算模型不断被更新，基于计算的结构性变革也应运而生。为了避免就事论事地讨论隐形劳动现象，我们应该关注这种技术社会系统本身，对智能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展开更深入地辨析。那么，除了社会关系中的财产关系联结，还有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而这就必然要展开进一步追问：平台的基础结构究竟是什么？确切地说，平台中的计算不再单纯代表机器的内部活动，而意味着将整个世界和社会纳入数字化平台之中。当我们的地球变成了信息，编辑信息就成了治理地球。在此之前，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架构被整合进政治地理学的设计逻辑中。而现在，网络平台上的海量信息代表了地球规模的基础设施，这种行星级装置不仅改变了政府的治理方式，而且改变了政治的本意。对此，本杰明·H·布拉顿（Benjamin H.Bratton）在《堆栈：论软件和主权》一书中提出了“堆栈”（stack）的概念：一种计算机生成的、可以映射政治地理方式的计算模型。他认为，这种偶然生成的巨型结构可以作为构成平台的基础，在多层次和多维度上起作用。本杰明将堆栈分为六个相互依存的层次：地球、云、城市、地址、界面、用户。每一层都是在一个更大的架构中的附属层，并且每一层都是从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理和计算机器以及我们可能会制造的机器中的叠加图像中起草的^[5]。毋庸置疑，这种行星级的计算系统将影响我们划分现有的世界为新的主权空间的方式。换句话说，一旦数字信息通过平台汇集成了“云的国度”，新的政治空间便由领土转化为“领云”（cloud domain）^[6]。新的“云法”（nomos）成为在地球上规范技术、自然和人类的方式，也代表了数字技术中发展出的新兴秩序。因此，随着信息智能系统的推陈出新，为了把握堆栈在新型地缘政治学中的内涵，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平台主权与堆栈结构。

从宏观的层面讲，平台可以代表一种基于计算的或数字化政体的治理方式；但从微观层面来说，平台仅仅代表着用户之间展开活动的基础。在信息社会的进程中，平台成为一种将社会的基础结构与大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技术社会体系，并且作为一种无意识的“隐性文化”融入当代社会进程。在此进程中，技术通常被视为社会本身的支柱，“政治纲领”直接存在于机器和平台中，在控制论信息技术形式的影响下不断演进。更重要的是，系统的控制是通过平台在各方之间建立一个最佳程度的沟通来获得的，但沟通优先服务于整个技术社会系统的效率，而不是其中的人类参与者的感受，因而常常是以人的极限承受力为界限的。尽管在平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存在类似甚至更残酷的情形，但平台资源调度力量之大和影响范围之广，无疑是空前和普遍的。对此，在书中的第二部分，作者从几个不同方面描述了平台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从平台的设计和运行来看，平台提供了一套“骨架”，并通过不断诱导使过程和结果符合系统的预期。数字平台架构下，日常信息界面中的用户逐渐发觉自己受制于算法的力量。正如书中所提及的那样，数字零工的组织形式与劳动方式在数字技术的驱使下服务于系统的目标和效率，难免把人类联系和表达的力量变成了孤立和压制的力量^[7]。因为算法本身并不具备思考能力，所以当程序完成设定并开始运行，整个过程就不会再被思考。例如，滴滴等网约车平台为司机设置强制休息时间，但这项规定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中，许多司机在休息时间内因为身处拥堵的街道而不得不保持驾驶状态，待到休息时间结束后根本无法休息的司机们又会被重新派单。

第二，从运营成本来看，平台因不断压缩交易成本，甚至不惜以牺牲用户的利益为代价，这必然会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方面，平台把交易成本中的一部分转移到了用户身上^[1]103。一般来说，企业需要一些交易成本来协调自身的运营，主要包括管理生产、交换商品或服务。例如，平台为了避免把时间浪费在审核工人的过程中，只选用审核过的或者已经完成多次劳动的工人。因此，平台将审核工人的交易成本转移到了劳动者身上。另一方面，平台打着“科技创新”的旗号规避监管，在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逃避了应尽的企业责任。事实上，平台已经可以依靠现存的基础设施和低廉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作为一个带有利他目的的“共享平台”，它们并没有为工人提供应有的保障^[8]。例如，优步通过将自己标榜为“科技公司”而不是“出租车公司”，逃避了行业监管和法律责任。

第三，从平台中的规则来看，平台中的规则控制着交互环节，决定谁先赚钱和谁能赚钱，而被控制者的自我主体被忽视。系统中的计算模式通过微妙的机制来促使人们遵守标准，个体被设想为“可以被引导的”身体，并可持续地对系统做出贡献。但这些个体是平台中弱势的一方，这些力量弱小的和没有表达权力的个体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平台的过度压榨，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作出妥协。例如，送餐平台中的外卖小哥暴露在算法丛生的技术生态中，他们的身体被占用，他们的时间被数字技术切割、规划、使用。在完成送餐业务的同时，他们必须承受数字平台的时间管理和任务管理给身心带来的紧张与压迫。为了更高的评分和更多的订单，他们必须更有效率地完成配送工作，甚至有时需要以忽视工作环境和自身安全作为代价。最终，配送用时短和配送数量多的小哥成为了平台中的优胜者，但平台却没有考虑数字零工为此付出的代价。正因如此，在享受数字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面对数字技术的无情甚至残酷的一面。

第四，从数字劳动的发展前景来看，我们不得不审视数字化生活中发生的系统性变化。回顾信息理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系统结构的优化能够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建构产生长期影响和深远的变革。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以认知为导向的、信息化和非物质化的知识经济体系中，技术主导的“霸权叙事”带来了新的管控危机。因此，我们需要回归到问题的本身，不能只看到表面形式的新颖性，而是要注意发展的长期规律。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摆脱单纯的技术进步叙事，从技术社会系统的视野打开技术的黑箱，关注今天的技术进步如何使得过去的问题凸显出来。

总的来说，零工经济下的幽灵工人广泛存在于高速的信息流通和庞大的关系网络中。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视角来看，从事幽灵工作的群体被视为生命政治的调制对象，是可以控制、掌握、规划和决定的个体，这使得信息与智能监控成为平台等技术社会系统内的活动，并沿着生命政治的谱系走向新型的软生命政治。正如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中所谈到的那样，对生命体征的监测和反馈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惯例。现代的生命政治不再将控制和约束身体作为重点任务，取而代之的是像幽灵工作一般，将劳动主体转换成二进制编码和信息，以便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因此，系统可以更好地对劳动主体进行更精细地分类、评价、预见和调控。从控制和治理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智能算法参与了信息社会自动化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自动化被视为一个吸收知识和技能到社会机器中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成为了可供提取和积累的财富。起初，算法和信息自动化的运作就好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负责调节和干预市场中的活动^[9]。但随着平台参与度的提高，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虚构，活跃在生产活动背后的有效原则逐渐被看见。换句话说，数字劳动代表了计算机程序在技术社会系统中的具体化，并且随着计算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

通过不断打开技术的黑箱，平台等信息系统作为累积的规范化技术的实质得以呈现。相关研究表明，它正在发展为社会的神经系统，代表着技术社会权力的来源和归宿。数据哲学家蒂齐亚娜·泰拉诺（Tiziana Terranova）进一步发展了本杰明的“堆栈”理论并提出“红色堆栈”（red stack）的概念。在未来的技术构想中，平台的基础结构——“堆栈”的颜色由不透明的黑色转变为带有后自治主义的、代表政治乐观的红色。未来的红色堆栈构成的基础设施将技术与主观思维联系到一起，这种新的社会技术组合旨在实现一种资源的聚合、整合^[10]。红色堆栈的发展昭示了数字技术参与社会创新的三个走向：虚拟货币、社交网络和生物超媒体。虚拟货币在劳动过程中交易，新型工作中的社交网络依托堆栈这种信息基础结构展开，平台嵌入我们的智能设备，而设备被人们装进口袋。因此，幽灵工作实际上把人类劳动和自动化结合起来，这揭示了自动化对于临时劳动力的依赖，这不仅揭露了人类免于劳动的假象，也预示了人类未来所面对的数字媒体生态。

幽灵工作的出现解答了人工智能如何塑造工作世界，以及在它的影响之下人们做着什么样的工作等问题。回顾幽灵工作的基本内涵，它常常被定义为简单乏味或者机械化的工作，从事幽灵工作的人也被认为是没有文化影响力的群体。但是，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视角仔细审视整个过程，关注未来的工作形态，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种技术的变革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甚至贯穿了整个工业时代。那么，关注幽灵工作这一现象将会给未来的社会建构带来哪些深度思考和前瞻性启迪呢？

在书中的第三部分，作者呼吁读者重点关注幽灵工作的工作过程、劳动关系以及它所建构的技术-社会体系。数字零工和新兴技术的结合比人工智能革命更能起到推动作用。具体来说，按需平台不仅为人类劳动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技术环境，而且创造了一个庞大且隐于无形的人力资源库。幽灵工作的前提是有人愿意并且随时能够回答或评估一些计算过程中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1]132。从事工作的临时劳动力们来去自由，没有严格的日程安排、固定的工作流程、以及固定的工作伙伴，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对于数字零工来说，幽灵工作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是这份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意义上时间固定的全职工作逐渐被按需的在线工作取代，这些任务在平台上被视作是需要多人参与的“宏任务”。大量的工人在平台上集结，并作为一个临时团队来处理项目，就像脚手架的组合一般。更重要的是，这种业务策略使得工人和知识在劳动中不断被重组^[1]188-189。新工人带来新疑问和新方法，引导问题的解决；而老工人通过传承来巩固整体的知识。可以说，幽灵工作看似提供了自由和灵活的按需任务，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劳动的未来形态。从事数字劳动的个体为了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彼此协作并时刻学习新的知识。因此，幽灵工作逐渐演变为一种以知识为导向的团队协作。

在自动化技术融入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作者对全新工作场所中的劳动关系做出了前瞻性思考。按需平台将自己定义为中立方，它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存在于智能设备中的软件。购买服务和提供服务的双方通过算法进行匹配，平台只作为“中间人”管理着所谓的“双边市场”^[1]67。但从劳动关系来看，平台不再以“老板”这一角色自居，自动化流程取代其称谓和职能，平台中用户也都从“员工”变成了“请求者”^[1]37。以优步公司为例，共享平台方不认为自己是公司的“老板”，司机是平台上的接单人，而不是公司的员工。除了劳动关系中角色变更，平台模式下的买卖双方变成了可供获取的资源或信息，工人的劳动成果成为了一种外包消费品。在资本诱导和技术滥用的双重弊端下，人性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被消解，工人的劳动成果也陷入了算法的劫数之中。此外，数字劳动的发展标志着我们如何在未来的工作体系中重新构想集体行动。作者指出，幽灵工作代表了一种先进的人类计算，现阶段仍然被视为必要的、能够及时弥补自动化不足的存在。当我们面对“半自动化”的未来时，我们能做的是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尊严、更加人性化。

幽灵工作不仅构建了一种新的技术体系，而且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体系^[1]178。这种创造性的新兴工作体系的意义在于建造了一个不同兴趣、价值多元、提供不同服务的人组成的社群。在这个体系下，所有人都被同等对待，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同等的价值。特别是，在没有固定时间、工作地点和专业人员把关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数字劳工更像身处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的在线社群^[1]132。平台上的数字劳动也更像是在自组织的公共场所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工厂中进行的传统劳动。按需平台中的工人可以决定自己何时工作、与谁工作和做何种工作。按需平台就像一个大型的社交网络，为工人提供相互支持的手段。从长期来看，它影响了人们生活中的排序和优先级：即什么类型的工作是重要的、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被取代，什么样的工人值得保护、什么样的产业值得被投资？谁的声音和关切将被听到？在平台经济的作用下个体的思想和价值观如何体现？平台上的信息、想法和意见的质量如何，谁能够获得这一信息？通过这些分析与追问，我们不仅能够观察基于数字平台的生产、意义制造和消费过程，而且可以发现平台这一巨型系统对产业发展的强大引导力量。可以预见的是，在人类未来的工作形态中，幽灵工作不仅存在，而且将长期存在。因此，作为未来工作趋势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人在技术中的定位，毕竟幽灵工作背后更有价值的是人类而非软件。

该书引发的思考和启迪，可以进一步促进我们从经济形态和社会分工等宏观层面思考人机关系的未来。数字经济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依靠数据、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幽灵工作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知识经济产物的新版本——当时提出的知识工人相当于现在科技公司中的工程师和程序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或“网络精英”，而不是如今从事幽灵工作的数字零工或“赛博流民”。从知识经济的早期构想来看，知识的划分带来了工作群体的变革，知识型工作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无形信息服务，拥有不可替代知识的知识工作者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具有专业技能甚至拥有生产资料的职场自由人。但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人机智能组合将软件工程师和管理者的专业知识输入到网络平台之中，并实现自动化运作，同时让普通劳动力成为巨大知识经济系统中运行的“人肉”伺服系统，为全社会提供规模化、自动化的在线销售和服务。

从现实意义来说，作者敏锐的思考不仅引发了必要的社会批判，还有助于人们对其机制作出相对客观的辨析。从积极的影响来说，幽灵工作的好处在于它不仅可以把从业者从长期的职业生涯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让那些曾经被边缘化的人群重新获得社会价值，例如：家庭妇女、社会边缘人群等。但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按需平台改变了劳动关系的性质：工人并不知道这些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也难以对他们作为工人的身份进行分类，而对这种新的工作形态，平台也不是很关心如何认清其本质并对其价值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估^[1]68。另外，对于这种新的工作和服务的内容与方式，数字零工很难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理想的选择。低门槛和“看似高收入”的工作使得劳动者纷至沓来，而具有选择权的平台往往根据技术效率、运营成本和买家任务与需求，对工作与服务的内容与方式进行二次的选择和安排。《幽灵工作》中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在走向深度智能化未来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高效工作的技术平台和智能机器等工具，也要重视劳动者的文化需求和工作的文化价值。时至今日，面对幽灵工作这一不应被忽视的工作形态，我们必须关注和理解幽灵工作如何影响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并与符号和物质资源的分配相联系，使人们能够在把握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前提下，更有尊严和更加自由地去理解、交流和在世界中行动。

但从学术价值来说，仅从实践层面提出解决的策略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政策的推行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当下困境的解决不仅要靠个人和行业的推动，还需要更大的组织和机构参与协作。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从宏观的层面推动理念或者共识的形成，在技术优化的同时完善劳动者的相关保障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今天，摆在人类面前最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是：人机共生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在系统优化的未来之路上，人类面临着随时被机器替换并需要不断适应机器的状况。我们的工作方式被革新了。人类在疲于奔命的情况下，自身的处境却缺乏保障。对此，媒介理论家洛西科夫（Rushkoff Douglas）指出，技术时代的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要从独自的个体走向更大的人类团队^[7]。在他看来，社交网络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纽带增强了群体的合作能力，也孕育了源源不断的机会。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始终都是由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需求所驱动的。人类是通过获得建立更多社会联系的能力而进化的，这种进化能力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也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尽管社会控制的基础是阻挠社会接触，先诱导迷失和绝望中的人类将自己视为问题本身，再用技术解决问题。在人类增强技术的未来愿景里，我们的眼睛、大脑、皮肤甚至是呼吸都将经过优化，因此，无论是人类自身乃至整个人类群体都将处于一个更复杂的世界系统中。就像《团队人类》一书中写到的那样：“我们是一个由反馈回路和相互联系组成的复杂系统的一部分，必须学会以更复杂、更有同情心、更有远见的方式对待我们的世界——不是作为短视的暴发户，而是作为有遗产的人类”^[7]215-216。

《销声匿迹》的作者之一玛丽·L·格蕾(Mary L.Gray)，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传媒学者，长期关注数字经济如何改变劳动、身份和人的权力。正如作者自己所表述的那样，如果我们永远不可能远离数字化，那么了解它的未来就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选择。总的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已经从知识经济向注意力经济转型。我们对于媒介的使用也从主动的选择变成了一种持续的状态。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更多的是由媒介产生的经验而不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直接经验构成的。在与技术的缠斗中，人类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才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彼此之间的协作会成为一种力量，将人类整体紧紧联系在一起。比起个体之间的斗争，真正的威胁是人类的价值被嵌套进机器的价值体系中，人类被简化成无足轻重的数据或者代码。即使人类的神经系统已延伸发展为一个超强的互联网络，每个人的大脑都被理解为巨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是当我们处于机器系统内与算法进行交流时，人类的工作并不是淘汰人类自身，而是要在与算法的相处中找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