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科学在中国享有的高度道义价值，弘扬科学精神既具有普世价值，在中国情景下也有其特定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弘扬科学精神与中华民族走向科技强国联系在一起。^①

然而，尽管学界对科学精神进行了大量的辨析，但在如何传播与弘扬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精神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方面，却止步于宣示性的呼吁。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引领下，探讨科学精神的文章数量更是急剧增多，但能提出具有创新观点和可操作解决方案的却很少。我们甚至可以用研究的滞涨来形容这种现象。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跳出传统的科技哲学和科学史等领域的思辨研究路线，以更多元化的学科手段和更加实证的社会科学视角开启新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更加实证的社会科学视角不仅能有助于我们拓展科学精神或工匠精神等看似较为抽象的概念及其应用，也可以在更广泛的层次上为科学文化研究添加助力。

有关科学精神的探讨，一直是科技史和自然辩证法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中国语境下，对科学精神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五四革命时期。^②科学精神的探讨更多是从哲学和科学文化等思辨层面展开。彭炳忠从文化视角提出了科学精神的层次结构概念，认为科学精神是由认识论层次、社会关系层次和价值观层次等三个层次构成的逐步递进的有机整体，而每一层次有着相应的具体规范，并由此构成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③其他学者则特别强调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问题，认为科学与人文价值是不能分离的。科学工作需要人文关怀，而科学家需要进行广泛的人文训练。^④

相比大多数学者对科学精神内涵的辨析，吴国盛强调科学精神是一种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很值得关注。在吴国盛看来，科学精神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而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关注真理的内在推演，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的原则是内在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希腊理性科学开始于自然的发明。^⑤吴国盛对科学精神本源的讨论，呼应了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对科学规范的讨论。而往往为我国科技哲学领域学者所忽略的是，默顿式的科学规范的研究，恰恰是在继承西方理性传统基础上的对科学精神（规范）的社会学研究。尽管默顿本人并没有以严谨的实证范式探讨他所提出的每一个规范，但其后学者在这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直接导致了批判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诞生。

这一断言，并非意味着中国学者对于科学精神的探讨缺乏实质和实用性内容。大量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深化对科学精神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食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刘大椿一以贯之的观点，即科学精神的主要内涵包括理性信念、实证方法、批判态度和试错模式。^⑥⑦

然而，尽管这些学者已经对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大量总结，在学界和社会各方面如何践行这些精神，却没有得到学者关注。尽管李醒民和龚育之等学者都呼吁弘扬科学精神，^⑧⑨但重点在于探讨弘扬科学精神的意义。他们对全社会如何弘扬科学精神的学术和实务探讨都非常有限。其他学者也没有指出能够实践科学精神的路径，缺乏弘扬科学精神的可行性建议。

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分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学界尚未对科学精神的概念化层面进行可操作的辨析。这也就导致我们在对科学精神进行界定时缺乏扎实的理论支撑，进而无法确定何种情况能够体现科学精神，更无法准确地找到弘扬科学精神的有效途径。

除学理层面上的讨论不充分之外，在这一话题上的研究方法同样存在缺陷。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即实证研究的长期缺乏。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导致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科学精神在科学共同体等特定人群中的普及程度，让研究缺乏整体性的数据基础。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也让我们无从知晓科学精神具体能够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路径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

学理与方法层面的缺乏，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缺乏实证基础，这也就导致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应用于弘扬科学精神的具体工作时显得十分局限。现有研究既无法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也难以为相关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可靠的抓手。

结果，尽管随着国家政策对科学精神的强调，大量以弘扬科学精神为标题的文章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期刊目录上，但这些文章对科学精神本身的研究远大于对如何弘扬科学精神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科学精神可以更多通过思辨性手段和分析史料开展研究，但如何弘扬科学精神，则要通过各种实证手段，既探究科学精神的既有践行情况，也要将源于思辨研究的科学精神进行概念化和可操作化，进而探讨如何有效地通过宣传教育或是其他形式的行为干涉提升目标对象对科学精神的认同。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得到可供参考的实施路径和策略。

这其中，在前辈学者基础上开展的概念化工作将发挥第一步、也是最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作用。例如通过对科学精神概念的系统推演，我们可以开发出在统计上有意义的量表体系，从而让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一有关科学精神的量表将涵盖：（1）界定科学精神；（2）相关人群对科学精神的认可程度；（3）相关人群对科学精神的践行程度。这些方面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包容性和简约型的概念体系和一个高信度的衡量标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采用定向样本调查、随机抽样调查、文本分析、语义学分析、大数据分析、随机试验以及社会试验等方式在数据层面上丰富弘扬科学精神的研究。这些研究应该以对特定人群（如科研工作者群体）的随机调查为基本依托，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来克服问卷调研造成的一系列局限性。综合运用以上这些手段，我们才能对科学精神在相关群体和社会公众中的接受和践行程度有比较确切的了解。

通过这样的调研，我们也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是哪些具体的因素造成了当下相关群体和公众对科学精神的态度。同样，我们还需要采用深访、座谈、田野观察、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手段，不断深化我们对弘扬科学精神相关议题的理解，并及时修正量化研究追求标准化而造成的相关信息的缺失或对这些信息的误读。

对于弘扬科学精神这一目的而言，不论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手段。研究不断得以拓展，才能解决目前科学精神相关研究中存在的滞涨现象。

①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当代党员, 2019, (10): 4−7.

② 李醒民. 弘扬科学精神继承五四遗产. 民主与科学, 2011, (3): 5−6.

③ 彭炳忠. 论科学精神.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8, 14(10): 24−28.

④ 孟建伟. 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8, (1): 59−60.

⑤ 吴国盛. 科学精神的起源. 科学与社会, 2011, 1(1): 94−103.

⑥ 刘大椿. 论弘扬科学精神. 求是, 2001, (24): 51−54.

⑦ 刘大椿. 论科学精神. 工会信息, 2019(10): 4−7.

⑧ 李醒民.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科技导报, 1993, (4): 22−23.

⑨ 龚育之. 弘扬科学精神. 理论学习, 2000, (9): 7−10.